遠方之鏡 · 前言：時期，主要人物，危害

本書緣起於一種渴望：發現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災難對社會的影響——此災難即1348—1350年的黑死病（Black Death）。據估計，它使生活在印度與冰島之間的1/3人口命赴黃泉。鑒於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諸多可能性，我對此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答案被證明是難以捉摸的，因為14世紀飽受如此多「奇怪而巨大的危險和災禍」（用時人的話來說）的折磨，因而它的混亂無法追溯至任何單一起因：留下蹄印的不只是聖約翰（St. John）想像中的四位騎士，而是七個災禍——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打家劫舍、腐敗政府、叛亂暴動和教會分裂。除了瘟疫本身外，所有這一切都源於黑死病爆發前就已存在的狀況，並在疫期結束後依舊持續。 儘管我最初問題的答案已不可尋，但這個時期本身——一個暴力橫生、苦不堪言、迷惑茫然、多災多難且分崩離析的時代，一個眾所周知的撒旦獲勝的時代——似乎令人難以抗拒，並且在我看來，在一個類似的混亂時期中，它還頗令人慰藉。我們過去的一二十年一直處於傲慢自大的瓦解之中，如果這是個異乎尋常地令人不適的時期的話，那麼知道人類在以前經歷過更惡劣的情景，就會令人頗感寬慰。 令人好奇的是，這種「可感知的相似性」已為另一位歷史學家運用於20世紀初期。詹姆斯·韋斯特福爾·湯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在將黑死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進行了對比之後，發現了完全相同的抱怨：經濟混亂，社會動盪，物價飛漲，人人利字當頭，道德淪喪，產品奇缺，工業萎靡不振，大眾恣意狂歡，揮霍無度，貪圖奢侈享受，沉湎酒色，社會和宗教都陷於歇斯底里，人心貪得無厭，視錢如命，營私舞弊，世風日下。伏爾泰說過：「歷史從不重蹈覆轍，但人總在這樣做。」當然，修昔底德將此原則當作了對自己著作的辯護理由。 瑞士歷史學家J·C·L·S·德西斯蒙迪（J. C. L. S. de Sismondi）將14世紀簡單地總結為「對人類而言的惡劣時代」。直到最近，歷史學家們還傾向於厭惡並繞過這個世紀，因為無法將它融入一種人類進步的模式。在經歷了可怕的20世紀之後，我們對一個喪心病狂的時代（它在敵對的、暴力事件的重壓下打破了自己的所有規則）產生了更大的同感。我們懷著苦不堪言的劇痛，意識到了「一個令人完全感受不到未來有保障的痛苦時期」的種種跡象。 600年的間隔期使在人類特性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那部分凸顯而出。中世紀人所處的精神、道德和物理環境都與我們自己的環境迥然不同，簡直構成了一種域外文明。因此，我們在這些異樣環境中覺得熟悉的行為特質便顯示為永恆的人類本質。如果你堅持要從歷史中學習經驗教訓，那麼它就位於此處，正如法國中古史學家愛德華·佩魯瓦（Édouard Perroy）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面躲避蓋世太保，一面撰寫有關「百年戰爭」的著作時所發現的那樣。他寫道：「某些行為方式，某些抗拒命運的反應，相互闡明了彼此。」 大約從1300年至1450年（包括此後數年）這一時期，在我看來是個連貫一致的歷史時期，1348—1350年黑死病之後的50年是其核心階段。為了將焦點縮小至一個可控的區域，我選擇了一個特殊人物的生活作為敘事載體。除了人情味之外，這也有利於強制自己遵從真實性。我不得不追蹤一種真實的中世紀生活境遇和事件，抵達事情自然抵達之處。我認為，相較於我強制推行自己的計劃，這樣做會讓人看到有關那個時期的更加真實的版本。 我提到的這個人不是國王或王后，因為有關這類人物的一切事實上都屬例外，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被過度利用之嫌；此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多數情況下都達不到我想要的廣度；此人也不是神職人員或聖徒，因為他們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此人也不是女人，因為任何生活得到充分記錄的中世紀婦女都不典型。 於是選擇縮小至第二等級（the Second Estate）——即貴族——的一位男性成員，落在昂蓋朗·德·庫西七世（Enguerrand de Coucy VII）身上。他是一個偉大王朝最後的貴族，是「所有法國騎士中最富經驗、最出類拔萃的人」。他生活於1340年至1397年間，恰巧與我意欲涉及的時間段相吻合。而且，從他母親在大瘟疫中的死亡，至他本人在該世紀達於徹底慘敗時的絕佳死亡時間，都似乎是為了我的目的而設。 通過娶英格蘭國王的長女為妻，他效忠於兩個國家，在戰爭中起到了橋樑作用，這擴展了他的事業範圍，豐富了他的閱歷志趣；他在自己所處的時間和地點中的每個公開戲劇性事件中都發揮了作用，通常是主要的作用。他極富判斷力，成了當時最偉大的編年史作者讓·傅華薩（Jean Froissart）的資助人，若非如此，人們對他的了解會少得多。他有個嚴重的不完美之處——沒有可靠的肖像留存於世。然而，對我而言，他有個可加彌補的優勢：除了僅有的一篇於1939年發表的簡短文章外，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英文論著，而且除了1890年的一篇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博士論文外，也沒有任何有關他的正式的、可靠的法文傳記。我喜歡自辟蹊徑。 我必須懇請讀者在熟悉庫西的過程中保持耐心，因為只有在了解他生活的時代背景與事件的情況下，才可對他有所了解，而這些時代背景與事件要用前六章的內容來講述。昂蓋朗（Enguerrand中「g」的發音要很用力）在1358年，也就是他18歲時，在歷史上初留印跡，這要到第七章時才會出現。 我現在要談談此項事業的艱辛之處。首先是在涉及日期、數字和鐵一般的事實時不確定的、相互矛盾的資料。在某些人眼中，日期也許是枯燥乏味、迂腐難耐的東西，但它們卻是基礎性的，因為它們確立了序列——何者在先，何者繼後——從而導致了對因果關係的理解。不幸的是，中世紀年表極難確定。中世紀的一年被認為始於復活節，既然這有可能落在3月22日至4月22日之間的任何一天上，人們便普遍傾向於將日期固定在3月25日。向新曆法的轉變發生在16世紀，但直到18世紀，它才被普遍接受，這使得1月、2月和3月發生的事件究竟屬於14世紀的哪一年成了難解之謎——14世紀英格蘭官方記錄中即位紀元（從國王即位時算起）的使用，以及某些其他事例中羅馬教皇紀元的使用，都使情況變得更加錯綜複雜。更有甚者，紀年者不是使用年月日來記錄事件的日期，而是使用宗教曆法來記錄——例如，說事件發生於聖母誕辰的前兩日，或主顯節後的星期一，或施洗者聖約翰節，或四旬齋的第三個星期日。 結果，這樣的日期不但令歷史學家們大感困惑，也讓14世紀的居民自己感到茫然無措，他們極少在任何一個事件的日期上達成共識。 數字的重要性一點也不遜色，因為它們標明了在一個特定局勢中涉及的人口比例。中世紀數字——如軍隊的數字——在編年史中的誇大被當作事實接受下來時，便導致了人們過去對中世紀戰爭的誤解，以為它與現代戰爭相類似，而實際上，現代戰爭在手段、方法或目的方面都與中世紀戰爭大相徑庭。我們應當假設，中世紀有關軍事力量、戰爭傷亡、瘟疫致死人口、革命人群、遊行隊伍或任何整體團隊的數字都被普遍誇大了幾百個百分點。這是因為，編年史作者沒有把數字當作數據資料來用，而是把它當作文學藝術的手段，以取悅或恐嚇讀者。羅馬數字的使用也造成了精確性的缺乏和對整數的偏好。一代代歷史學家不加批評地接受並重複著這些數字。直到19世紀末，才有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歷史記錄，例如，他們從出納員的記錄中發現了一支遠征軍的真實力量。現在，他們仍不同意J·C·拉塞爾（J. C. Russell）將法國疫前人口數定為2100萬，以及費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定的1500萬至1600萬，或愛德華·佩魯瓦定的區區1000萬至1100萬。人口的規模影響到了其他方方面面的研究——稅收、壽命、商業和農業、饑荒或豐收——而有些現代權威提供的數字百分百的不同。編年史作者們似乎明顯失真的數字會加引號出現在我的文本中。 人們信以為真的事實之所以存在出入，通常是口頭傳播中的錯誤或對一個抄本資料的後期誤讀造成的、例如，當一出國際醜聞的主角庫西夫人（Dame de Courcy）被一位本該小心謹慎的19世紀歷史學家錯誤地當成了庫西的第二任妻子時，其代價是，有那麼一陣子，筆者陷入了無以復加的困惑之中。普瓦捷戰役（the Battle of Poitiers）中的奧塞爾伯爵（Comte d』Auxerre）被英格蘭編年史作者各不相同地譯為Aunser、Aussure、Soussiere、Usur、Waucerre，而法國《大編年史》（Grandes Chroniques）則將之寫作Sancerre，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昂蓋朗在英格蘭被寫作英傑拉姆（Ingelram）。這也就難怪，我曾把Canolles這個名字當成了聲名狼藉的海盜船長阿爾諾·德塞沃利（Arnaut de Cervole）名字的變體。當情況對不上號時，我才發現，它原來是另一位同樣臭名昭著的英國船長諾爾斯（Knowles）或諾利斯（Knollys）之名的變體。儘管微不足道，但此類困難可能是令人沮喪的。 法蘭西王后巴伐利亞的伊薩博（Isabeau of Bavaria）被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金髮碧眼的高個子，而被另一位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黝黑、活潑的小個子女人」。土耳其蘇丹巴雅澤（Sultan Bajazet）被他的同時代人稱為大膽冒進、雄心勃勃、渴望戰爭的人，並因攻擊迅速而得了「霹靂火」（Thunderbolt）的諢名，卻被一位現代匈牙利歷史學家描述為「女里女氣、淫蕩多欲、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之人。 有關中世紀的任何言論都可能（而且極有可能會）遭遇相反的或不同的敘述版本，這也許可被視為公理。女人在數量上多於男人，因為男人在戰爭中遭到了殺戮；男人在數量上多於女人，因為女人在生育時命赴黃泉。普通老百姓對《聖經》耳熟能詳，普通老百姓對《聖經》一無所知。貴族免繳賦稅；不，他們的賦稅未被免去。法國農民污穢骯髒，臭氣熏天，靠麵包和洋蔥為生；法國農民吃豬肉、禽肉和野味，常在村子裡的浴室中享受洗浴之樂。這個清單可以被無限地羅列下去。 不過，矛盾是生活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相互衝突的證據問題。我要請求讀者準備發現矛盾，而非一致性。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習慣、風俗、運動、發展都有其相反趨勢。陋屋中忍飢挨餓的農民與吃香喝辣的富裕農民比肩而生。兒童有的被忽視，有的被關愛。談論榮譽的騎士，也會變成盜賊。人口減少、天災人禍與奢侈浪費、輝煌壯麗之間絕非勢不兩立。沒有哪個年代是整齊劃一或無中生有的，也沒有哪個年代是比中世紀更加經緯繁複的紡織物。 你必須還得記住，中世紀會因看待它的人不同而發生色彩上的變化。歷史學家的偏見和視角——以及他們由此做出的對材料的選擇——在600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14世紀之後的3個世紀中，歷史實際上是貴族的家譜，致力於追蹤王朝脈絡和家族關聯，充斥著貴族是上等人的理念。這些古物研究者汗牛充棟的研究著作中並非只有關於王朝利益的信息，如安塞爾姆（Anselm）就講述了加斯科涅（Gascon）領主的事跡，他將100里弗遺贈給被他剝奪了童貞的窮家女子當嫁妝。 法國大革命標誌著大逆轉的到來，在那之後，歷史學家將平民當作英雄，將窮人當作事實上的有德之士，而把貴族和國王視為邪惡的怪物。西梅翁·呂斯（Siméon Luce）便是其中之一，在有關扎克雷農民起義的歷史著作中，褒貶有所傾斜，但其研究則獨一無二，他的記錄都是無價之寶。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泰斗們發掘、發表史料，修撰編年史並為其做注，收集文學作品，閱讀、摘錄大段的布道文、論文、書信和其他第一手材料，為我們這些後來者鋪平了道路。他們的著作現在得到了後馬克·布洛赫（post-Marc Bloch）時代的現代中古史學家們的補充和平衡。後者採取了一種更具社會學性質的方法，找尋有關日常生活的詳盡細緻、難以否認的事實——例如，在一個特定的主教教區中出售的聖餐餅的數量，它充當了宗教儀式的指示器。 本書要感謝所有這些群體，首先要感謝重要的編年史作者。我意識到，在當今的中古史學家中，依賴編年史作者不是什麼時髦之舉，但就對這個時期的感覺及態度而言，我發現它們是不可或缺的。進一步而言，它們的形式是敘事性的，而這也是我所採用的形式。 雖說資料如此豐富，但空白依舊存在。在那裡，問題不在於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在於根本沒有信息。為了在溝壑上架起橋樑，就必須利用似乎可能而又自然的闡述，這解釋了在我的著作中「可能」和「大概」層出不窮的原因——它令人著惱，但在缺乏記錄在案的確定性的情況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存在於有記錄可尋之歷史的本質中的更大障礙，是超出負荷的消極事物：壞的方面——邪惡、悲慘、衝突和傷害——不成比例的存留。這種情況在歷史上與在每日發行的報紙上如出一轍。常態不會製造新聞。歷史是依照倖存的記錄所編著，而這些記錄都極大地側重於危機和災難、犯罪和惡行，因為它們是法律訴訟、論文著述、道德家的譴責、諷刺文學、羅馬教皇的訓令等記錄過程的主題。沒有哪位教皇曾發表訓令以嘉許某事。消極事物的超載可見於宗教改革家尼古拉·德·克拉芒熱（Nicolas de Clamanges）的著作中，他在揭發1401年不合格的、世俗的高級教士時說，出於對改革的擔憂，他將不去討論行為良善的教士們，因為「與墮落之人相比，他們無關緊要」。 災難極少像在記錄中描述的那樣看似普遍存在。存於記錄使它顯得持續不斷普遍存在，而實際上它更有可能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零星突發的。除此之外，常態的持續性通常也要大於騷亂的影響，正如我們從自己的時代所了解到的那樣。在看過今日新聞之後，你預期會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它完全由罷工、犯罪、停電、破裂的輸水管、被圍困的火車、關閉的學校、強盜、癮君子、新納粹和強姦犯構成。事實上，你有可能晚上回到家中——在幸運的一天——卻不曾遇到一兩個此類現象。這使得我提出了如下的塔奇曼定律（Tuchman’s Law）：「被報道的事實是任何可悲進展之表面程度的5至10倍」（或讀者有心提供的任一數字）。 移情的困難、真正進入中世紀精神和情感價值觀中的困難，是最後一道障礙。我相信，主要的障礙是當時情況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這一中世紀生活的搖籃和法律，它無處不在，確實具有強制性。其持之以恆的原則是：精神生活和後世生活要優先於此時此地，要優先於地球上的物質生活。無論某些現如今的基督徒如何虔誠熱衷，這一原則都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則與其替代物——信奉個體價值，信奉一種未必注重上帝的積極生活的價值——之間的割裂，在事實上創造了現代世界，終止了中世紀。 使問題加重的是，中世紀社會儘管聲稱信奉對感官生活的摒棄，但並沒有在實踐中否認它，社會如此，教會更是如此。許多人嘗試擯棄感官生活，有少許獲得了成功，但人類不是普遍為摒棄而生的。沒有哪個時代比14世紀更在意金錢和財產的了，它對肉體的關注也與其他任何時代如出一轍。沉湎於金錢、縱情於聲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紀基督教的首要原則與日常生活間的鴻溝是中世紀的巨大隱患。這正是遍布于吉本（Gibbon）的歷史著作中的問題，他懷著一種既有意又惡意的輕率去對待這一隱患，每每將在他看來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偽善都斥責為對人類自然功能的違忤。無論我對這位大師如何崇敬，我並不認為吉本的方法能解決這一問題。人類本身是不可實現的基督教理想的構想者，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他們若不是在實踐它，也是在努力維護它。因此，它一定代表著某種需要，某種比吉本18世紀的啟蒙所能提供的或他優雅的反諷所能解決的更加基礎的東西。雖然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認同它，需要的是更甚於我的宗教情懷。 騎士精神，這一在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留下了絲毫不亞於宗教的巨大鴻溝。理想是對由武士階層所維持、在圓桌構想中得以闡述的秩序的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亞瑟王（King Arthur）的騎士為正義鋌而走險，對抗毒龍、妖孽和邪惡之徒，在一個荒蠻之地建立秩序。於是，他們現實的對應者在理論上被假定為要充當信仰的捍衛者、正義的支持者、被迫害者的守護者。但實際上，他們自身即是壓迫者。到14世紀，劍客的暴力行為和無法無天已經變成了混亂的主因。當理想與現實間的鴻溝變得太寬時，體系便會被打破。傳奇故事一直在反映這一點：在亞瑟王的傳奇故事中，圓桌被從內部粉碎。寶劍重返湖底，努力重新來過。人有可能充滿暴力，富於破壞性，貪婪無度，易犯錯誤，卻始終保留著對秩序的幻想，並重新開始其尋找。 關於貨幣的說明 中世紀貨幣最初起源於純銀鑄造的libra（里弗或鎊），它等於240個銀便士，後來確定下來的是，12便士等於1先令或蘇（sous），20先令或蘇等於1鎊（pound）或1里弗。弗羅林（florin）、達克特（ducat）、法郎（franc）、里弗、埃居（écu）、馬克（mark）以及英鎊（English pound），在理論上都多少等同於最初的鎊，儘管不久後，它們的重量和含金量便都發生了變化。最接近標準的是13世紀中葉由佛羅倫薩（弗羅林）和威尼斯（達克特）鑄造的含3.5克黃金的硬幣。與硬幣名稱相聯繫的「金」字，如金法郎、金埃居或金羊毛，都標誌著真正的硬幣。當僅以貨幣之名相稱時，或如法國那樣，以里弗的其中某種形式——parisis、tournois、bordelaise，每種都在價值上略有差別——相稱時，上述貨幣所代表的錢的數量只是理論上的。 鑒於看到了問題的這種複雜性，我會竭力建議非專業讀者別對此感到擔憂，因為硬幣和貨幣的名稱除了購買力之外，可謂毫無意義。時不時地，在提及士兵的報酬、勞工的薪水、馬或犁的價格、資產階級家庭的生活費用、灶台稅和銷售稅的數量時，我都試圖將貨幣的數字與實際價值聯繫起來。我並不試圖將各種貨幣轉化為某一貨幣的對等物，如里弗或法郎，因為等值始終在變，就像造幣中的金銀含量始終在不斷變化那樣；更有甚者，記錄中的貨幣，雖與真實的貨幣名稱相同，但價值不同。所以，在每個案例中，我都會簡單地採納文獻或編年史中的貨幣名稱，並督促讀者將任何既定的錢數都簡單地想像為如此多的貨幣。 資料的參考 資料來源可在「參考文獻」中找到，至於特殊條目，則見於書後的「注釋」，可依頁碼和文本中可識別的句子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