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詩箋證稿 · 第一章 長恨歌
《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云：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云：
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寅恪按：自來文人作品，其最能為他人所欣賞，最能於世間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負自誇者。若夫樂天之《長恨歌》，則據其自述之語，實系自許以為壓卷之傑構，而亦為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此無怪乎歷千歲之久至於今日，仍熟誦於赤縣神州及雞林海外「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中語）也。
雖然，古今中外之人讀此詩者眾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婦牛童馬走」固不足論，即所謂文人學士之倫，其詮釋此詩形諸著述者，以寅恪之淺陋，尚未見有切當之作。故姑試為妄說，別進一新解焉。
鄙意以為欲了解此詩，第一，須知當時文體之關係。第二，須知當時文人之關係。
何謂文體之關係？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云：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
寅恪按：趙氏所述唐代科舉士子風習，似與此詩絕無關涉。然一考當日史實，則不能不於此注意。蓋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德宗本為崇獎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後，尤欲以文治粉飾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當時藩鎮跋扈，武夫橫恣，固為紛亂之狀態。然就文章言，則其盛況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貞觀、開元之時代。此時之健者有韓、柳、元、白，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運動即發生於此時，殊非偶然也。又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於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關係，自來未有論及之者。寅恪嘗草一文略言之，題曰《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其要旨以為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於作小說者也。拙文所以得如斯之結論者，因見近年所發現唐代小說，如敦煌之俗文學，及日本遺存之《遊仙窟》等，與洛陽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誌等，其著者大致非當時高才文士（張文成例外），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體，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其低級駢體之敦煌俗文學及燕山外史式之《遊仙窟》等，皆世所習見，不復具引。茲節錄公式化之墓誌文二通以供例證如下。
《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三《安師墓誌》云：
君諱師，字文則，河南洛陽人也。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為屬國，乃以仰為并州刺史，因家洛陽焉。
又《康達墓誌》云：
君諱達，自（字？）文則，河南伊闕人也。
□以□
因家河□焉。
今觀兩志文因襲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則知非大事創革不可。是《韓昌黎集》《河東先生集》中碑誌、傳記之文所以多創造之傑作，而諛墓之金為應得之報酬也。夫當時敘寫人生之文衰弊至極，欲事改進，一應革去不適描寫人生之已腐化之駢文，二當改用便於創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則其初必須嘗試為之。然碑誌、傳記為敘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於嘗試之條件。而小說則可為駁雜無實之說，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此韓愈之所以為愛好小說之人，致為張籍所譏。觀於文昌遺書退之之事，如《唐摭言》卷五「切磋」條（參《韓昌黎集》卷一四《答張籍書注》《重答張籍書注》及《全唐文》卷六八四張籍《上韓昌黎書》《上韓昌黎第二書》）云：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其二曰，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
可知也。
是故唐代貞元、元和年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復更輾轉為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源起及體制也。唐代舉人之以備具眾體之小說之文求知於主司，即與以古文詩什投獻者無異。元稹、李紳撰《鶯鶯傳》及《鶯鶯歌》於貞元時，白居易與陳鴻撰《長恨歌》及《長恨歌傳》於元和時，雖非如趙氏所言是舉人投獻主司之作品，但實為貞元、元和年間新興之文體。此種文體之興起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其優點便在於創造，而其特徵則尤在備具眾體也。
既明乎此，則知陳氏之《長恨歌傳》與白氏之《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係，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趙氏所謂「文備眾體」中，「可以見詩筆」（趙氏所謂詩筆系與史才並舉者。史才指小說中敘事之散文言。詩筆即謂詩之筆法，指韻文而言。其筆字與六朝人之以無韻之文為筆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之部分，陳氏之傳當之。後人昧於此義，遂多妄說，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八選《長恨歌》評云：
迷離恍惚，不用收結，此正作法之妙。
又《唐宋詩醇》卷二二云：
結處點清長恨，為一詩結穴。戛然而止，全勢已足，不必另作收束。
初視之，其言似皆甚允當。詳繹之，則白氏此歌乃與傳文為一體者。其真正之收結，即議論與夫作詩之緣起，乃見於陳氏傳文中。傳文略云：
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節諸語正與元氏《鶯鶯傳》末結束一節所云：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適相符合。而李氏之《鶯鶯歌》，其詩最後數語亦為：
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語（語字從董解元西廂本，他本作路）。
然則《鶯鶯歌》雖不似《長恨歌》之迷離恍惚，但亦不用所謂收結者，其故何耶？蓋《鶯鶯傳》既可謂之《會真記》（見拙著《讀〈鶯鶯傳〉》，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一分。今附於第四章後），故《鶯鶯歌》亦可謂之《會真歌》。《鶯鶯歌》以「與郎相見」即會真結（會真之義與遇仙同，說詳拙著《讀〈鶯鶯傳〉》），與《長恨歌》以長恨結，正復相同。至於二詩之真正收結，則又各在其傳文之中也。二詩作者不同，價值亦異，而其體裁實無一不合。蓋二者同為具備眾體之小說中之歌詩部分也。後世評《長恨歌》者，如前所引二例，於此全未明了，宜乎其讚美樂天，而不得其道矣。
更取韓退之小說作品觀之（詳見拙著《韓愈與唐代小說》，載哈佛大學《亞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如《韓昌黎集》卷二一《石鼎聯句詩序》，即當時流行具備眾體之小說文也。其序略云：
二子（侯喜劉師服）因起謝曰：「尊師（軒轅彌明）非世人也，其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
寅恪按：此八句四十字，即《石鼎聯句詩序》之末段。其詞云：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拯。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此篇結句「此物」二字，即「石鼎」之代稱。亦正與李公垂之《鶯鶯歌》，即《會真歌》之「與郎相見」，白樂天《長恨歌》之「此恨綿綿」，皆以結局之詞義為全篇之題名，結構全同。於此可以知當時此種文章之體制，而不妄事評贊矣。複次，洪氏《韓公年譜》云：
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詞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韓義考異》云：
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意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寅恪按：朱子說甚諦，其深識當時文章體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故不嫌駢贅，並附於此，以資參校。
何謂文人之關係？《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云：
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
元白二人作詩，相互之密切關係，此數語已足以盡之，不必更別引其他事實以為證明。然元白二人之作詩，亦各受他一人之影響，自無待論。如前引《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每被老元偷格律」句，樂天自注云：
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
又「苦教短李伏歌行」句，自注云：
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
蓋《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略云：
五年春，微之左轉為江陵士曹掾。仆職役不得去，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詩一軸致於執事，凡二十章，欲足下在途諷讀。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皆得作者風。豈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
又《元氏長慶集》卷二四《和李校書新題樂府二十首·序》云：
予友李公垂，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今《白氏長慶集》卷三卷四所載《新樂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詠而作也。其所以使李氏心伏者，乃由當時文士各出其所作互事觀摩，爭求超越，如《白氏長慶集》卷二《和答詩十首·序》云：
旬月來多乞病假，假中稍閒，且摘卷中尤者，繼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間所見，同者固不能自異，異者亦不能強同。同者謂之和，異者謂之答。
今並觀同時諸文人具有互相關係之作品，知其中於措辭（即文體）則非徒仿效，亦加改進。於立意（即意旨）則非徒沿襲，亦有增創。蓋仿效沿襲即所謂同，改進增創即所謂異。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
據上所論，則知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實受李、元之《鶯鶯歌》及《鶯鶯傳》之影響，而微之之《連昌宮詞》又受白、陳之《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影響。其間因革演化之跡，顯然可見。茲釋《長恨歌》，姑就《鶯鶯歌》及《鶯鶯傳》與《長恨歌》及《長恨歌傳》言之，暫置《連昌宮詞》不論焉。
據《鶯鶯傳》云：
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此節上已引）。
貞元何年，雖闕不具。但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改元永貞，是傳文之貞元歲，絕非貞元二十一年可知。
又《鶯鶯傳》有：
後歲余，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
之語。則據《才調集》卷五微之《夢遊春七十韻》云：
一夢何足雲，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韓昌黎集》卷二四《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志銘》云：
夫人於僕射為季女。愛之，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
及《白氏長慶集》卷六一《河南元公墓志銘》（《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同）云：
年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
是又必在貞元十八年微之婚於韋氏之後（微之此時年紀，即一十四），而《鶯鶯傳》復有：
自是絕不復知矣。
一言，則距微之婚期必不甚近，然則貞元二十年乃最可能者也。又據《長恨歌傳》略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游寺，話及此事。樂天因為《長恨歌》。
此則《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之作成在《鶯鶯歌》及《鶯鶯傳》作成之後。其傳文即相當於《鶯鶯傳》文，歌詞即相當於《鶯鶯歌》詞及會真等詩，是其因襲相同之點也。至其不同之點，不僅文句殊異，乃特在一為人世，一為仙山；一為生離，一為死別；一為生而負情，一為死而長恨。其意境宗旨，迥然分別，俱可稱為超妙之文。若其關於帝王、平民（鶯鶯非出高門，詳說拙著《讀〈鶯鶯傳〉》），貴賤高下所寫之各殊，要微末而不足論矣。複次，就文章體裁演進之點言之，則《長恨歌》者，雖從一完整機構之小說，即《長恨歌》及《長恨歌傳》中分出別行，為世人所習誦，久已忘其與傳文本屬一體。然其本身無真正收結，無作詩緣起，實不能脫離傳文而獨立也。至若元微之之《連昌宮詞》，則雖深受《長恨歌》之影響，然已更進一步，脫離備具眾體詩文合併之當日小說體裁，而成一新體，俾史才詩筆議論諸體皆匯集融貫於一詩之中（其詳俟於《論〈連昌宮詞〉》章述之），使之自成一獨立完整之機構矣。此固微之天才學力之所致，然實亦受樂天《新樂府》體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故樂天於「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之句及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吾《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之語，明白言之。世之治文學史者可無疑矣。
又宋人論詩，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之類，俱推崇杜少陵而貶斥白香山。謂樂天《長恨歌》詳寫燕昵之私，不曉文章體裁，造語蠢拙，無禮於君。喜舉老杜《北征》詩「未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一節，及《哀江頭》「昭陽殿里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一節，以為例證。殊不知《長恨歌》本為當時小說文中之歌詩部分，其史才議論已別見於陳鴻傳文之內，歌中自不涉及。而詳悉敘寫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說文體所應爾，而為元白所擅長者（見拙著《讀〈鶯鶯傳〉》）。如魏、張之妄論，真可謂「不曉文章體裁，造語蠢拙」也。又汪立名駁《隱居詩話》之言（見《汪本》卷一二）云：
此論為推尊少陵則可，若以此貶樂天則不可。論詩須相題，《長恨歌》本與陳鴻王質夫話楊妃始終而作，猶慮詩有未詳，陳鴻又作《長恨歌傳》，所謂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自與《北征》詩不同。若諱馬嵬事實，則長恨二字便無著落矣。
是以陳鴻作傳為補《長恨歌》之所未詳，即補充史才議論之部分，則不知此等部分，為詩中所不應及，不必詳者。然則汪氏不解當日小說體裁之為何物，猶有強作解事之嫌也。歌云：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容齋續筆》卷二「唐詩無諱避」條略云：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隱避。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等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寅恪按：洪氏之說是也。唐人竟以《太真遺事》為一通常練習詩文之題目，此觀於唐人詩文集即可瞭然。但文人賦詠，本非史家紀述，故有意無意間逐漸附會修飾，歷時既久，益復曼衍滋繁，遂成極富興趣之物語小說，如樂史所編著之《楊太真外傳》是也。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時代，一考此種故事之長成，在白歌、陳傳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於人世，而不及於靈界，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係，似以《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為創始。此故事既不限現實之人世，遂更延長而優美。然則增加太真死後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陳諸人，洵為富於天才之文士矣。雖然此節物語之增加，亦極自然容易，即從漢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陳傳所云「如漢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證也。故「人世」上半段開宗明義之「漢皇重色思傾國」一句，已暗啟「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貫澈鉤結，如是精妙。特為標出，以供讀者之參考。寅恪於此，雖不免有金人瑞（即金聖歎）以八股文法評《西廂記》之嫌疑，然不敢辭也（可參《新樂府》章《李夫人》篇）。
趙與時《賓退錄》卷九云：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末詳矣，殊不為魯諱。然太真本壽王妃，顧雲楊家有女云云。蓋燕昵之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又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一云：
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台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則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答陳司敗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寅恪按：關於太真入宮始末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來考證之作亦已多矣。清代論茲事之文，如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二「楊氏入宮並竊笛」條，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三《丙辰札記》等，似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朱氏之文為最有根據。蓋竹垞得見當時不甚習見之材料，如《開元禮》及《唐大詔令集》諸書，大宗實齋不過承用竹垞之說，而推衍之耳。今止就朱氏所論辨證其誤，雖於白氏之文學無大關涉，然可藉以了卻此一重考據公案也。
《曝書亭集》卷五五《書〈楊太真外傳〉後》略云：
《楊太真外傳》，宋樂史所撰。稱妃以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於壽邸，度為女道士，住內太真宮。此傳聞之謬也。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李林甫，副以黃門侍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玄璬長女為壽王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降而親王，禮儀有殺，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徵，而請期，然後親迎，同牢。備禮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壽邸之禮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為女道士。敕曰，壽王瑁妃楊氏，素以端毅（寅恪按：「毅章」氏引作「愨」），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清修。屬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用敦弘道之風，特遂由衷之請，宜度為女道士。蓋帝先注意於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嬪藩國者，據妃曾受冊云然。其日太后忌辰者，昭成竇後以長壽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則天后以建子月為歲首，中宗雖復舊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廢務，直至順宗永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為忌辰。開元中猶循中宗行香之舊，是妃入道之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見，號曰太真。史稱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然則妃由道院入宮，不由壽邸。陳鴻《長恨傳》謂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妃於壽邸，與《外傳》同其謬。張俞《驪山記》謂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詠妃入道，一詠妃未歸壽邸，一詠帝與妃定情系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
寅恪按：朱氏考證之文，似極可信賴。然一取其他有關史料核之，其誤即見。其致誤之由，在不加詳考，遽信《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玄宗楊貴妃傳》所云：
二十四年惠妃薨。
一語，但同書同卷與《玄宗楊貴妃傳》連接之《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傳》云：
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
而竹垞所以未及注意此二傳紀載之衝突者，殆由《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玄宗楊貴妃》亦承用舊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文。朱氏當日僅參取《新唐書·楊貴妃傳》，而未別考他傳及他書。不知《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於《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傳》，特刪去舊傳「開元二十五年薨」之語。豈宋子京亦覺其矛盾耶？夫武惠妃薨年為開元二十五年，非二十四年，可以兩點證明。第一，《舊唐書·武惠妃傳》薨於開元二十四年之紀載與其他史料俱不合。第二，武惠妃薨於開元二十四年於當時情事為不可能。先就第一點言之，如：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諡為貞順皇后。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薨，丁巳追冊為皇后。
《唐會要》卷三「皇后」門略云：
玄宗皇后武氏。後幼入宮，賜號惠妃。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贈皇后，諡曰貞順。
《通鑑》卷二一四《唐紀》卷三〇《玄宗紀》云：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皇后。
《大唐新語》卷一一《懲戒》篇云：
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以十二月斃。（薨？）
可知武惠妃開元二十五年薨說，幾為全部史料之所同，而《舊唐書·楊貴妃傳》武惠妃開元二十四年薨說，雖為《新唐書·楊貴妃傳》所沿襲誤用，實仍是孤文單紀也（今本樂史《楊太真外傳·上》云：「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乃數字傳寫訛誤，可不置辨。又可參劉文典先生《群書校補》）。
再就第二點言之，《舊唐書》卷一〇七《廢太子瑛傳》敘玄宗之殺三庶人，即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事略云：
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漸疏薄。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構異謀。玄宗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為庶人，俄賜死於城東驛。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
傳文之神話附會姑不論，但若武惠妃早薨於開元二十四年，則三庶人將不致死於二十五年四月矣。此武惠妃薨於開元二十四年，所以於當時情事，為不可能。而依朱氏所考，楊妃於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即已入宮，實則其時武惠妃尚在人間。豈不成為尹邢覿面？是朱氏所謂：
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為女道士。
即謂楊貴妃為武惠妃之替身者，亦絕對不可能矣。
又朱氏所根據之材料，今見《適園叢書》本《唐大詔令集》卷四〇，其《冊壽王楊妃文》年月為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冊壽王韋妃文》為天寶四載歲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至度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敕文，則不載年月。《全唐文》卷三五及三八均同。《通鑑》卷二一四《唐紀》亦著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此條《資治通鑑·考異》云：「《實錄》載冊文雲楊玄璬長女。」蓋《唐大詔令集》之所載，乃宋次道采自《唐實錄》也。又《通鑑》卷二一五《唐紀》天寶四載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其《資治通鑑·考異》云：
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本紀甲辰。唐歷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為貴妃。今從之。
寅恪按：楊氏之度為女道士入宮與冊為貴妃本為先後兩事。其度為女道士，實無詳確年月可尋。而章實齋考此事文中「天寶四載乙酉有度壽王妃楊氏入道冊文」云云，豈司馬君實、朱錫鬯所不能見之史料，而章氏尚能知之耶？實誤會臆斷所致，轉以「朱竹垞所考入宮亦未確」為言，恐不足以服朱氏之心。至杭大宗之文，亦不過得見錢會《讀書敏求記》卷四「集」部《唐大詔令集》提要，及《曝書亭集》敷衍而為之說，未必真見第一等材料而詳考之也。
複次，朱氏唐代典禮制度之說，似極有根據，且依第一等材料《開元禮》為說。在當時，《開元禮》尚非甚習見之書，或者使人不易辨別其言之當否。獨不思世人最習見之《通典》，其第一百零六卷至第一百四十卷為《開元禮纂類》，其五《禮》篇目下注云：
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續有變改，並具沿革篇。為是國家修纂，今則悉依舊文，敢輒有刪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冀尋閱易周，覽之者幸察焉。
足征杜氏悉依《開元禮》舊文，節目並無更改。其書卷一二九《禮典》、卷八九《開元禮纂類》、卷二四《嘉禮》、卷八「親王納妃」條所列典禮先後次第，為（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冊妃。（七）親迎。（八）同牢。（九）妃朝見。（一〇）婚會。（一一）婦人禮會。（一二）饗丈夫送者。（一三）饗婦人送者。其冊妃之前為請期，其後即接親迎，同牢。是此三種典禮之間，雖或有短期間之距離，然必不致太久。即如朱氏所考楊氏之受冊為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為女道士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則其間相隔已逾一歲，頗已有舉行親迎，同牢之危險矣。何況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間，其薨年實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朱氏所考竇氏忌辰為正月二日，乃依據《唐會要》卷二三「忌日」門永貞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之奏，及冊壽王妃楊氏為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乃依《唐大詔令集》。皆甚精確）。是楊氏入宮，至早亦必在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間相隔至少已越兩歲，豈有距離如是長久，既已請期而不親迎，同牢者乎？由此觀之，朱氏「妃以處子入宮似得其實」之論，殊不可信從也。
至楊氏究以何時入宮，則《度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敕文》雖無年月，然必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後，天寶四載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冊楊太真為貴妃以前。《新唐書》卷五《玄宗紀》云：
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溫泉宮。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
《南部新書》辛捲雲：
楊妃本壽王妃，二十八年，度為道士入內。
《楊太真外傳·上》云：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
正史小說中諸紀載何所依據，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記似最為可信。姑假定楊氏以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為玄宗所選取，其度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開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竇後之忌日。雖不中，不遠矣。又《資治通鑑》記「度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入宮事」於天寶三載之末，亦有說焉。《通鑑》紀事之例，無確定時間可稽者，則依約推測，置於某月，或某年，或某帝紀之末，或與某事有關者之後。司馬君實蓋以次年即天寶四載有「冊壽王妃韋氏及立太真妃楊氏為貴妃事」，因追書楊氏入道於前一歲，即天寶三載「裴敦復賂楊太真姊致裴寬貶官事」之後耳，其實非有確定年月可據也。
但讀者若以楊氏入宮即在天寶三載，則其時上距武惠妃之薨已逾六歲，於事理不合。至「冊韋昭訓女為壽王妃事」，竟遲至天寶四載者，則以其與「冊楊太真為貴妃事」，互為關聯。喜劇之一幕，至此始公開揭露耳。宮闈隱秘，史家固難深悉，而《通鑑》編撰時，此《度壽王妃楊氏為女道士敕文》已無年月日可考，亦可因而推知也。
歌云：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關於玄宗臨幸溫泉之時節，俟於下文考釋「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句時詳辨之，姑不贅言。
茲止論賜浴華清池事。按《唐六典》卷一九《溫湯監（一人）正七品·下》注略云：
辛氏三秦紀雲，驪山西有溫湯，漢魏以來相傳能盪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皇朝置溫泉宮，常所臨幸。又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殖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
《又丞（一人）從八品·下》注云：
凡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湯泉館室有差，別其貴賤而禁其逾越。凡近湯之地，潤黷（澤？）所及，瓜果之屬，先時而育者，必為之園畦，而課其樹藝。成熟，則苞簋而進之，以薦陵廟。
寅恪按：溫泉之浴，其旨在治療疾病，除寒祛風。非若今世習俗，以為消夏逭暑之用者也。此旨即玄宗亦嘗自言之，如《全唐詩》第一函《明皇帝詩》中有：
唯此溫泉，是稱愈疾。豈予獨受其福，思與兆人共之。乘暇巡遊，乃言其志。
桂殿與山連，蘭湯涌自然。陰崖含秀色，溫谷吐潺湲。績為蠲邪著，功因養正宣。願言將億兆，同此共昌延（此條失之眉睫，友朋中夏承燾先生首舉以見告，甚感愧也）。
及《幸鳳泉湯》五言排律云：
益齡仙井合，愈疾醴源通。
皆可為例證也。中唐以後以至宋代之文人，似已不盡了解斯義。故有荔枝香曲名起原故事之創造，及七夕長生殿私誓等物語之增飾。今不得不略為辨正。蓋漢代宮中即有溫室，如《漢書·孔光傳》所謂，「不言溫室樹」者是也。《倭名類聚抄·佛塔具》之部云：
溫室，內典有《溫室經》。今按溫室，即浴室也，俗名由夜。溫泉一名湯泉，百病久病人入此水多愈矣。
寅恪按：今存內典中有北周惠遠撰《溫室經義記》一卷（《大正藏》一千七百九十三號），又近歲發現《敦煌石室寫本》中亦有唐惠淨撰《溫室經疏》一卷（倫敦博物院藏斯坦因號二千四百九十七），此經為東漢中亞佛教徒安世高所譯（即使出自訛托，亦必六朝舊本）。其書托之天竺神醫耆域，廣張溫湯療疾之功用，乃中亞所傳天竺之醫方明也。頗疑中亞溫湯療疾之理論及方法，尚有更早於世高之時者，而今不可詳知矣。由北周惠遠為此經作疏及同時庾信、王褒為溫湯作碑文事等（《庾子山集》卷一三、《藝文類聚》卷九、《初學集》卷七）觀之，固可窺知其時溫湯療疾之風氣。但子山之文作於北周明帝世任弘農太守時，實在「武帝天和三年三月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見《周書》卷五《武帝紀》）以前，故此風氣亦不必待締婚突厥方始輸入。考之北朝史籍如《魏書》卷四一《源賀傳》（《北史》卷二八《源賀傳》同）云：
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
《北齊書》卷三四《楊愔傳》（《北史》卷四一《楊播傳附愔傳》同）云：
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
《魏書》卷八四《儒林傳·常爽傳》（《北史》卷四二《常爽傳》同）云：
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
《水經注》卷一三《㶟水》篇引《魏土地記》云：
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
可知溫湯療疾之風氣，本盛行於北朝貴族間。唐世溫泉宮之建置，不過承襲北朝習俗之一而已。歷代宮殿中如漢代之溫室、唐代紫宸殿東之浴堂殿（可參考《通鑑》卷二三七《唐紀》「元和二年上召李絳對於浴堂」條胡注），雖不必供洗浴之用，但其名號疑皆從溫湯療疾之胡風輾轉嬗蛻而來。今北京故宮武英殿之浴室，世所妄傳為香妃置者，殆亦明清因沿前代宮殿建築之舊稱耶？又今之日本所謂風呂者，原由中國古代輸入，或與今歐洲所謂土耳其浴者，同為中亞故俗之遺。寅恪淺陋，姑妄言之，以俟當世博識學人之教正焉。
總而言之，溫湯為療疾之用之主旨既明，然後玄宗之臨幸華清，必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始可無疑。而長生殿七夕私誓之為後來增飾之物語，並非當時真確之事實一點，亦易證明矣。
歌云：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楊太真外傳·上》云：
上（玄宗）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妝閣，親與插鬢上。
寅恪按：樂史所載，未詳其最初所出。或者即受《長恨歌》之影響，而演成此物語，亦未可知。但依《安祿山事跡·下》及《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所述，天寶初婦人時世妝有步搖釵（見下《新樂府》章《上陽白髮人》篇）。楊妃本以開元季年入宮，其時間與姚歐所言者連接。然則樂天此句不僅為詞人藻飾之韻語，亦是史家記事之實錄也。
歌云：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寅恪按：《唐黃先生文集》卷七《答陳磻隱論詩書》云：
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零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
寅恪按：黃氏所言，亦常談耳。但唐人評詩，殊異於宋賢苛酷迂腐之論，於此可見，故附錄之。
歌云：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寅恪按：《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二一《霓裳羽衣（原註：一有「舞」字。寅恪按：有「舞」字者是）歌（原註：和微之）》云：
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
樂天自注云：
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態。
此可供慢舞義之參考。又《白氏長慶集》卷五四《早發赴洞庭舟中作》云：
出郭已行十五里，唯銷一曲慢霓裳。
寅恪按：此亦可與緩歌之義相證發，故並附錄之。但有可疑者，《霓裳羽衣舞歌》云：
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
則謂中序以後至終曲十二遍皆繁音急節，似與緩歌慢舞不合。豈樂天作《長恨歌》時在入翰林之前，非如後來作《霓裳羽衣舞歌》所云：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
者，乃依據在翰林時親見親聞之經驗。致有斯歧異耶？姑記此疑，以俟更考。
又「看不足」別本有作「聽不足」者，非是。蓋白公《霓裳羽衣舞歌》云：
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累累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
皆形容舞者，既著重於舞，故以作「看」為允。
自來考證《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其中宋王灼《碧雞漫志》所論頗精。近日遠藤實夫《長恨歌之研究》一書，徵引甚繁。總而言之，其重要材料有二，一為《唐會要》，一為《全唐詩》第一六函《白居易》卷二一《霓裳羽衣舞歌》。茲請據此兩者略論之。《唐會要》卷三三「諸樂」條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黃鐘商時號越調下有：
婆羅門改為霓裳羽衣。
之記載。是此霓裳羽衣本名婆羅門，可與樂天《霓裳羽衣舞歌》「楊氏創聲君造譜」句自注所言：
開元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
者相印證。又《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上》、《新唐書》卷五《玄宗紀》卷二一五《突厥傳·上》、《通鑑》卷二一二《唐紀》卷二八《玄宗紀》「開元八年十一月九年正月」等條略同）云：
秋九月，突厥欲谷寇甘源（「源」《通鑑》作「涼」）等州。涼州都督楊敬述為所敗，掠契苾部落而歸。
其所記時代，姓名，官職與白氏所言均相符同，足證白氏此說必有根據。然則此曲本出天竺，經由中亞，開元時始輸入中國（遠藤氏取印度祀神，舞於香案鉤欄前者，以相比擬。或不致甚謬，而劉禹錫《望女幾山詩序》，鄭嵎《津陽門詩注》及《逸史》《龍城錄》，諸書所述神話之不可信，固無待辨）。據歐陽修《六一詩話》云：
霓裳羽衣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
則北宋時，其舞久已不傳，今日自不易考知也。又《冊府元龜》卷五六九《掌禮部·作樂·五》（參看同書同卷「大和三年九月庚辰」條，「大和九年五月丁巳」條，《舊唐書》卷一六八、《新唐書》卷一七七《馮定傳》、《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等）云：
開成元年七月，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十五以下者三百人。帝絕畋游馳騁之事，思玉帛鐘鼓之本。語及音律，每謂絲竹自有正聲，人但趣於鄭衛。乃造雲韶等法曲，遇內宴奏之。顧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耽味，不圖為樂至於斯。十月，太常奏成雲韶樂。
《唐闕史·下》「李可及戲三教」條（參《雲溪友議·上》「古制興」條）略云：
參寥子曰，開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經典，好古博雅。嘗欲黜鄭衛之樂，復正始之音。有太常寺樂官尉遲璋者，善習古樂為法曲。笙磬琴瑟，戛擊鏗拊，鹹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中書門下及諸司三品以上，具朝服班坐以聽。因以曲名宣賜貢院，充試進士賦題（寅恪按：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以前詩題為賦。見《唐摭言》卷一五「雜記」條。今《雲溪友議》所載李肱之詩，是其於開成二年舉進士所作也。《文苑英華》卷七四所載沈朗陳嘏及闕名之《霓裳羽衣曲賦》三篇，則開成三年進士之文之留存於今日者也）。
《文苑英華》卷七四陳嘏《霓裳羽衣曲賦》云：
爾其絳節回互，霞袂飄揚。
《唐語林》卷七《補遺》略云：
宣宗妙於音律。每賜宴前，必制新曲。其曲有霓裳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
是文宗宣宗之世，並有《霓裳羽衣曲》之名。然《唐闕史》以為開成時之《霓裳羽衣曲》乃尉遲璋所創，《唐語林》亦目大中時之《霓裳》為新曲。又二者於舞時皆執「節」，亦為樂天詩中所未及。或後來所制者，已非復玄宗時之舊觀耶？今就樂天《霓裳羽衣舞歌》所言此曲《散序》云：
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擪彈吹聲邐迤。
自注云：
凡法曲之初，眾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
又云：
散序六曲未動衣，陽台宿雲慵不飛。
自注云：
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也。
又《白氏長慶集》卷五八《王子晉廟詩》云：
鸞吟鳳唱聽無拍，多似霓裳散序聲。
可以窺見霓裳散序之大概。今日本樂曲有所謂《清海波》者，據云即霓裳散序之遺音，未知然否也。樂天又敘寫霓裳中序云：
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
自注云：
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
又敘寫中後十二遍云：
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
自注云：
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終。
寅恪按：他本有作《霓裳曲》者，但《全唐詩》第一六函作「霓裳破凡十二遍而終」是。蓋全曲共十八遍，非十二遍。《白氏長慶集》卷五六《臥聽法曲霓裳詩》所謂：
宛轉柔聲入破時。
者是也。至樂天於：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句中特取一「破」字者，蓋「破」字不僅含有破散或破壞之意，且又為樂舞術語，用之更覺渾成耳。
又霓裳羽衣「入破時」，本奏以緩歌柔聲之絲竹。今以驚天動地急迫之鞞鼓，與之對舉。相映成趣，乃愈見造語之妙矣。
樂天又述終曲云：
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
自注云：
凡曲將畢，皆聲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
據上所引，可以約略窺見此曲之大概矣。
又《國史補·上》「王維畫品妙絕」條（《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文苑傳·下》、《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傳·中·王維傳》俱有相同之紀載。）有「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之語，與樂天在元和年間為翰林學士時所親見親聞者不合。《國史補》作者李肇，為樂天同時人，且會為翰林學士（見《翰苑群書·重修承旨學士壁記·附錄》翰林學士題名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史部》「雜史」類），何以有此誤，豈肇未嘗親見此舞耶，或雖親見此舞，錄此條時曾未注意耶？殊不可解，姑記此疑，以俟詳考。
又樂天平生頗以《長恨歌》之描寫《霓裳羽衣舞曲》自詡，即如此詩云：
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不見我歌雲，驚破霓裳羽衣曲。
自注云：
《長恨歌》雲。
是也。
歌云：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寅恪按：唐人類以玄宗避羯胡入蜀為南幸。《元和郡縣誌》卷二「關內道京兆府興平縣」條云：
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
又：
興平縣東至府九十里。
即此詩所謂「千乘萬騎西南行」「西出都門百餘里」者也。
岑建功《舊唐書校勘記》卷三二（卷五一）《玄宗楊貴妃傳》「既而四軍不散」條略云：
《太平御覽》卷一四一作六軍，按張氏宗泰雲，以新書《兵志》考之，大抵以左右龍武左右羽林軍合成四軍。及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是至德以前有四軍無六軍明矣。白居易《長恨歌》曰，六軍徘徊。歌曰，六軍不發無奈何。蓋詩人沿天子六軍舊說，未考盛唐之制耳。此作四軍，是。因附辨於此。
寅恪按：張氏說是也。不僅詩人有此誤，即唐李繁《鄴侯家傳》（《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云：
後以左右神武軍與龍武羽林備六軍之數。
又云：
玄宗幸蜀，六軍扈從者千人而已。
宋史家司馬君實之《通鑑》卷二一八《唐紀》云：
即天寶十五載，司馬君實用後元，於此等處殊不便（即初十日）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
亦俱不免於六軍建置之年月有所疏誤。考《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云：
六月壬寅，次散關，分部下為六軍。穎王璬先行，壽王瑁等分統六軍，前後左右相次。
是天寶十五載六月二十日以後，似亦可雲六軍。而在此以前即唐玄宗與楊貴妃在馬嵬頓時，自以作四軍為是。但《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亦云：
丁酉，至馬嵬頓，六軍不進。
是李唐本朝實錄尚且若此，則詩人沿襲天子六軍舊說，未考盛唐之制，又何足病哉？
又《劉夢得文集》卷八《馬嵬行》云：
貴人飲金屑，倏忽蕣英暮。
則以楊貴妃為吞金而非縊死，斯則傳聞異詞，或可資參考者也。
歌云：
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夢溪筆談》卷二三《譏謔》附「謬誤」類云：
白樂天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眉山在嘉州，與幸蜀路並無交涉。
寅恪按：《元氏長慶集》卷一七《使東川·好時節》絕句云：
身騎驄馬峨眉下，面帶霜威卓氏前。虛度東川好時節，酒樓元被蜀兒眠。
按微之以元和四年三月以監察御史使東川，按故東川節度使嚴礪罪狀（詳見《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白氏長慶集》卷六一《元稹墓志銘》、《元氏長慶集》卷一七及卷三七等）。考東川所領州，屢有變易。至元和四年時為梓，遂，綿，劍，龍，普，陵，瀘，榮，資，簡，昌，合，渝，十四州。是年又割資簡二州隸西川（見《新唐書》卷六八《方鎮表·東川表》及《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東川節度使」條）。微之固無緣騎馬經過峨眉山下也。夫微之親到東川，尚復如此，何況樂天之泛用典故乎？故此亦不足為樂天深病。
歌云：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寅恪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據《守山閣叢書》本，又可參《教坊記》「曲名」條）云：
雨霖鈴
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回至駱谷，聞雨淋鑾鈴，因令張野狐撰為曲名（依《太平御覽》補）。
《全唐詩》第一九函《張祜》卷二《雨霖鈴》七絕云：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見」一作「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據《守山閣叢書》本又可參《楊太真外傳·下》）略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子弟善吹篳篥者，張野狐為第一。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上於望京樓中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若依樂天詩意，玄宗夜雨聞鈴，制曲寄恨，其事在天寶十五載赴蜀途中，與鄭書合，而與張詩及段書之以此事屬之至德二載由蜀返長安途中者，殊不相同。但據《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略云：
九月郭子儀收復兩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都，十一月丙申次鳳翔郡，十二月丙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丁未至京師。
是玄宗由蜀返長安，其行程全部在冬季，與制曲本事之氣候情狀不相符應。故樂天取此事屬之赴蜀途中者，實較合史實。非僅以「見月」「聞鈴」兩事相對為文也。
歌云：
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高彥休《唐闕史·上》「鄭相國題馬嵬詩」條云：
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馬嵬詩」條載台文此詩，「肅宗」作「明皇」，「聖明」作「聖朝」。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六亦載此詩，唯改「肅」字為「玄」字（又聖明作聖朝），今通行坊本選錄台文此詩，則並改「雖亡」為「難忘」，此後人逐漸改易，尚留痕跡者也。但台文所謂「肅宗回馬」者，據《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略云：
於是玄宗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上（肅宗）在後宣諭百姓。眾泣而言曰，請從太子收復長安。玄宗聞之，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上（肅宗）回至渭北，時從上唯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寅恪按：此言四軍，可與《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楊貴妃傳》參證）將士才二千人，自奉天而北。
蓋肅宗回馬及楊貴妃死，乃啟唐室中興之二大事，自宜大書特書，此所謂史筆卓識也。「雲雨」指楊貴妃而言，謂貴妃雖死而日月重光，王室再造。其意義本至明顯平易，今世俗習誦之本易作：
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
固亦甚妙而可通，但此種改易，必受《長恨歌》此節及玄宗難忘楊妃令方士尋覓一節之暗示所致，殊與台文元詩之本旨絕異，斯則不得不為之辨正者也。又李義山《馬嵬》七律首二句，「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實為絕唱，然必系受《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一節之暗示無疑，否則義山雖才思過人，恐亦不能構想及此，故寅恪嘗謂此詩乃《長恨歌》最佳之縮本也。
歌云：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邵博《聞見後錄》卷一九云：
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帝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
寅恪按：《南史》卷三七《沈慶之傳附沈攸之傳》云：
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燃燭達旦。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參考《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及陸游「燭淚成堆又一時」之句）云：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雲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溷廁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夫富貴人燒蠟燭而不點油燈，自昔已然。北宋時又有寇平仲一段故事，宜乎邵氏以此笑樂天也。考樂天之作《長恨歌》在其任翰林學士以前，宮禁夜間情狀，自有所未悉，固不必為之諱辨。唯《白氏長慶集》卷一四《禁中夜作書與元九》云：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五聲鐘漏初鳴後，一點窗燈欲滅時。
此詩實作於元和五年樂天適任翰林學士之時，而禁中乃點油燈，殆文學侍從之臣止宿之室，亦稍從朴儉耶（參劉文典先生《群書校補》）？至上皇夜起，獨自挑燈，則玄宗雖幽禁極淒涼之景境，諒或不至於是。文人描寫，每易過情，斯固無足怪也。
歌云：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寅恪按：《太平廣記》卷二五一「詼諧」類「張祜」條（參孟棨《本事詩》「嘲戲」類）云：
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蓮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蓮變何邪？（出《唐摭言》）
此雖一時文人戲謔之語，無關典據，以其涉及此詩，因並附錄之，借供好事者之談助，且可取與敦煌發現之目蓮變文寫本印證也。
歌云：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楊太真外傳·上》云：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
寅恪按：此有二問題，即長安禁中是否實有太真宮，及「太真」二字本由何得名，是也。考《唐會要》卷一九「儀坤廟」條略云：
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於儀坤廟（廟在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於太廟。至八月九日敕，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於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敕，儀坤廟隸入太廟，不宜頓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於太廟，其儀坤廟為肅明觀。
又同書卷五〇「觀」條云：
咸宜觀，親仁坊，本是睿宗藩國地。開元初置昭成肅明皇后廟，號儀坤，後昭成遷入太廟。開元四年八月九日敕，肅明皇后前於儀坤廟安置。二十一年五月六日肅明皇后祔入太廟，遂為道士觀。寶曆元年（據宋敏求《長安志別引》，應作寶應元年）五月，以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
太真觀，道德坊，本隋秦王浩宅。
夫長安城中於宮禁之外，實有祀昭成太后之太真宮，可無論矣。而禁中亦或有別祀昭成竇後之處，與後來帝王於宮中別建祠廟以祠其先世者相類（梁武帝亦於宮內起至敬殿以祀其親。見《廣弘明集》卷二九上《梁武帝孝思賦·序》及《梁書》卷三《高祖紀·下》、《南史》卷七《梁本紀·中·武帝·下》），即所謂內太真宮。否則楊妃入宮，無從以竇後忌辰追福為詞，且無因以太真為號。恐未可以傳世。《唐代宮殿圖本》中無太真宮之名，而遽疑之也。
又據《舊唐書》卷七、《新唐書》卷五《睿宗紀》，睿宗之諡為大聖真皇帝。肅明、昭成，皆睿宗之后妃，玄宗之嫡母、生母俱號太后，故世俗之稱祀兩太后處為太真宮者，殆以此故。不僅「真」字在道家與仙字同義也。
歌云：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寅恪按：《舊唐書》卷五一《玄宗楊貴妃傳》云：
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
則楊妃親舞霓裳亦是可能之事。歌中所詠或亦有事實之依據，非純屬詞人回映前文之妙筆也。
又《楊太真外傳·上》云：
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
寅恪按：太真親舞霓裳，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樂天《新樂府·胡旋舞》篇云：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疑有所本。胡旋舞雖與霓裳羽衣舞不同，然俱由中亞傳入中國，同出一源，乃當時最流行之舞蹈。太真既善胡旋舞，則其親自獨舞霓裳，亦為極可能之事。所謂「盡日君王看不足」者，殆以此故歟？
歌云：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寅恪按：此節有二問題，一時間，二空間。關於時間之問題，則前論溫湯療疾之本旨時已略言之矣。夫溫泉祛寒祛風之旨既明，則玄宗臨幸溫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今詳檢兩唐書《玄宗紀》無一次於夏日炎暑時幸驪山，而其駐蹕溫泉，常在冬季春初，可以證明者也（參劉文典先生《群書校補》）。夫君舉必書，唐代史實，武宗以前大抵完具。若玄宗果有夏季臨幸驪山之事，斷不致漏而不書。然則絕無如《長恨歌》所云，天寶十載七月七日玄宗與楊妃在華清宮之理，可以無疑矣。此時間之問題也。
若以空間之問題言，則《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略云：
天寶元年冬十月丁酉，幸溫泉宮。辛丑，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台，以祀天神。
《唐會要》卷三〇「華清宮」條云：
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台，以祀神。
《唐詩紀事》卷六二（《全唐詩》第二十一函）鄭嵎《津陽門詩注》云：
飛霜殿即寢殿，而白傳《長恨歌》以長生殿為寢殿，殊誤矣。
又云：
有長生殿，乃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御長生殿以沐浴也。
據此，則李三郎與楊玉環乃於祀神沐浴之齋宮，夜半曲敘兒女私情。揆之事理，豈不可笑？推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因唐代寢殿習稱長生殿，如《通鑑》卷二〇七「長安四年太后寢疾居長生院」條胡梅磵注云：
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系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寅恪按：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樂天未入翰林，猶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未及詳察，遂致失言。胡氏史學顓家，亦混雜徵引，轉以為證，疏矣。
複次，涵芬樓本《說郛》卷三二《范正敏遁齋閒覽》論杜牧「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句云：
據《唐紀》，明皇常以十月幸華清，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失事實。
但程大昌《考古編》駁之云：
說者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涉春即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作《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曲曰，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是貴妃誕辰，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天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游宴。而白香山《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牧之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大不可也。
寅恪按：據唐代可信之第一等資料，時間空間，皆不容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杜牧、袁郊之說，皆承訛因俗而來，何可信從？而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之句，更不可據為典要。歐陽永叔博學通識，乃於《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卷一云：
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樂，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是亦采《甘澤謠》之謬說，殊為可惜。故特徵引而略辨之如此，庶幾世之治文史者不致為所惑焉。又《全唐詩》第十函顧況《宿昭應》七絕云：
武帝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似比之樂天詩語病較少，故附寫於此，以供參讀。
翁方綱《石州詩話》卷二云：
白公之為《長恨歌》《霓裳羽衣舞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瀏漓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為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真強作解事。
寅恪按：覃溪之論，雖未解當時文章體制，不知《長恨歌》乃唐代「駁雜無實」「文備眾體」之小說中之歌詩部分，尚未免未達一間，但較趙宋以來尊杜抑白強作解事之批評，猶勝一籌。因附錄於此。論《長恨歌》既竟，茲於《長恨歌傳》，略綴一言。今所傳陳氏傳文凡二本，其一即載於《白氏長慶集》卷一二《長恨歌》前之通行本，他一為《文苑英華》卷七九四附錄《麗情集》中別本。而《麗情集》本與通行本差異頗多，其文句往往溢出於通行本之外。所最可注意者，通行本傳末雖有「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一節小說體中不可少之議論文字，但據與此傳及歌極有關係之作品，如《鶯鶯傳》者觀之，終覺分量較少。至《麗情集》本傳文，則論議殊繁於通行本，如：
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別者也。故聖人節其欲，制其情，防人之亂者也。生惑其志，死溺其情，又如之何？
又如通行本只有「如漢武帝李夫人」一語，而《麗情集》本則於敘貴妃死後別有：
叔向母雲，其（其當作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
皆是其例。而觀麗情本詳及李夫人故事，亦可旁證鄙說「漢皇重色思傾國」一句，實暗啟此歌下半段故事之非妄。又取兩本傳文讀之，即覺通行本之文較佳於麗情本。頗疑麗情本為陳氏原文，通行本乃經樂天所刪易。議論逐漸減少，此亦文章體裁演進之跡象。其後卒至有如《連昌宮詞》一種，包括議論於詩中之文體，而為微之天才之所表現者也。寅恪嘗以為《搜神後記》中之《桃花源記》，乃淵明集中《桃花源記》之初本（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拙著《桃花源記旁證》）。此傳或亦其比歟？儻承當世博識通人，並垂教正，則幸甚矣。
綜括論之，《長恨歌》為具備眾體體裁之唐代小說中歌詩部分，與《長恨歌傳》為不可分離獨立之作品。故必須合併讀之，賞之，評之。明皇與楊妃之關係，雖為唐世文人公開共同習作詩文之題目，而增入漢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陳之所特創。詩句傳文之佳勝，實職是之故。此論《長恨歌》者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