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人和沒錢人 · 第二章
我走進明珠餐館，在桌子旁坐下。那塊被子彈打爛的櫥窗玻璃已經配好了；玻璃陳列櫃也修好了。許多加利西亞人[古巴曾淪為西班牙殖民地，故西班牙加利西亞人後裔在古巴甚多。]坐在酒吧櫃前喝酒，有幾個在吃東西。一張桌子旁，已經有人在玩多米諾骨牌。我花一毛五分錢，要了黑豆湯和燉牛肉加煮土豆。要了一瓶阿圖埃[阿圖埃（Hatuey）：古巴東北部卡馬圭省一城市。]牌啤酒，付的錢增加到兩毛五分。我跟那個服務員談起那場槍戰的時候，他什麼都不願說。他們都嚇壞了。
我吃罷飯，背靠在椅子上，點上一支菸捲，愁得快要發瘋了。接著，我看到弗蘭基從門外走進來，背後跟著一個人。黃種人，我暗自在想。原來是黃種人。
「這位是辛先生，」弗蘭基說，微笑著。他確實辦事很利索；他自己也知道。
「你好！」辛先生說。
辛先生可以算是我見到過的最圓滑的人了。他是個十足地道的中國佬，可是他講起英語來像個英國人；他穿一套白西服和絲襯衫，繫著一條黑領帶，戴著一頂一百二十五塊美元一頂的巴拿馬草帽。
「你來杯咖啡嗎？」他問我。
「你要的話，也來一杯。」
「謝謝，」辛先生說。「咱們在這兒沒有別人了嗎？」
「要是把泡在這酒館裡的人除外的話，」我跟他說。
「這不相干，」辛先生說。「你有一艘船？」
「三十八英尺長，」我說。「一百匹馬力，克爾馬思造船公司造的。」
「啊，」辛先生說。「我原來想，船要大些。」
「空船的話，可以裝兩百六十五個貨箱。」
「你願意把它租給我嗎？」
「什麼條件？」
「你用不著去。我會配備船長和船員的。」
「不，」我說。「它去哪兒，我去哪兒。」
「我明白了，」辛先生說。「請你走開一下，好不好？」他跟弗蘭基說。弗蘭基仍然顯出一副注意的模樣，對他微笑。
「他耳背，」我說。「他英語懂得不多。」
「我明白了，」辛先生說。「你會說西班牙語。告訴他待一會兒再來見我們。」
我伸出大拇指對他搖了搖。他站起身來，向酒吧櫃走去。
「你不會說西班牙話？」我說。
「啊，會，」辛先生說。「唔，是什麼情況會——使你考慮……」
「我一個子兒都沒有了。」
「我明白了，」辛先生說。「那艘船欠什麼人錢嗎？它可能被控告嗎？」
「不。」
「原來是這樣，」辛先生說。「你的船容得下多少我的不幸的同胞？」
「你的意思是說運送？」
「正是這個意思。」
「去多遠？」
「一天航程。」
「我不知道，」我說。「要是沒有一點行李的話，能運十一二個人。」
「他們沒有行李。」
「你要把他們運到哪兒？」
「我會讓你看著辦的，」辛先生說。
「你的意思是，讓他們在哪兒上岸由我定？」
「你要把他們往托爾圖加斯[托爾圖加斯（Tortugas）：在墨西哥海灣內，美國佛羅里達州沿海的小群島，其中最大的一個小島就是下文提到的蠵龜礁。]運，那兒有一艘縱帆船把他們接走。」
「聽著，」我說。「托爾圖加斯小群島的蠵龜礁上有座燈塔，那兒有無線電設備，為兩國[指美國和古巴。]工作。」
「說得對，」辛先生說。「把他們運到那兒上岸當然很蠢。」
「那怎麼辦？」
「我剛才說的是，你要把他們往那個地方運去。這是他們的航程規定了的。」
「行，」我說。
「按照你的判斷，他們哪兒上岸最好，就運到哪兒。」
「那艘縱帆船會到托爾圖加斯去接他們嗎？」
「當然不會，」辛先生說。「真蠢。」
「運一口多少錢？」
「五十塊，」辛先生說。
「不行。」
「七十五怎麼樣？」
「你一口人拿多少？」
「啊，你這話說到哪兒去了。你知道，我還有許許多多方方面面，或者你會說是渠道吧，要去通路子。事情不是在那兒就結束了嘛。」
「可不是，」我說。「那憑什麼我又被認為幹這事兒用不著付出代價呢，哦？」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辛先生說。「咱們說一百塊一口人，怎麼樣？」
「聽著，」我說。「你知道要是他們發現這事兒是我乾的話，我在牢里要蹲多久嗎？」
「十年，」辛先生說。「至少十年。可是沒有理由去蹲牢嘛，我親愛的船長。你只冒一個險——你運那些乘客的時候。其他的一切就憑你的謹慎了。」
「要是他們回來找你呢？」
「那挺簡單。我要向他們把話說清楚，是你出賣了我。我會退還一部分錢，把他們再送出去。不用說，他們懂得偷渡入境是挺艱難的。」
「拿我怎麼辦呢？」
「我想我該寫封信給領事。」
「我明白了。」
「一千兩百塊，船長，眼下可不是一筆無足輕重的錢。」
「我什麼時候能拿到錢？」
「你一同意，馬上拿兩百；人上了你的船，拿一千。」
「要是我拿了兩百塊溜掉呢？」
「當然啦，我一點辦法都沒有，」他微笑了。「不過，我知道你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船長。」
「你把兩百塊帶來了嗎？」
「那當然。」
「把錢放在盤子下。」他照辦。
「好吧，」我說。「我會在早晨去結關；天黑後把船開出來。哦，咱們在哪兒上人呢？」
「在巴庫拉那奧[巴庫拉那奧（Bacuranao）：古巴西部一城市，離哈瓦那市7公里。]怎麼樣？」
「好吧，你安排定當了嗎？」
「當然啦。」
「嗨，談談上人的辦法吧，」我說。「你在當地用兩個電筒亮兩次，一道光在另一道上方。我看到電筒光以後，就會把船開進來。你坐一艘小船出來，用小船駁人。你親自來，帶上錢。我收不到錢，不會讓一口人上船的。」
「不行，」他說；「你開始放人上船後，拿一半；另一半人上罷了拿。」
「好吧，」我說。「這合情合理。」
「這麼說，一切都談妥了？」
「我想是這樣，」我說。「不帶行李，也不帶武器。不帶槍，不帶刀，或者剃刀；什麼都不帶。這我得先弄清楚，不能含糊。」
「船長，」辛先生說，「你對我不信任嗎？難道你沒有看到咱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嗎？」
「你能打包票嗎？」
「請別叫我難堪，」他說，「難道你沒有看到咱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嗎？」
「好吧，」我跟他說。「你什麼時候在那兒？」
「午夜以前。」
「好吧，」我說。「我想就這麼辦吧。」
「你要哪種鈔票？」
「要一百塊一張的。」
他站起身來；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過的時候，弗蘭基對他微笑。辛先生沒有看他。他確實是個長相圓滑的中國佬。真是個好樣的中國佬。
弗蘭基來到桌子旁。「怎麼樣？」他說。
「你在哪兒認識辛先生的？」
「他運送中國人，」弗蘭基說。「大買賣。」
「你認識他多久了？」
「他在這兒約摸兩年光景了，」弗蘭基說。「他來以前，另一個人運送中國人。有人殺了他。」
「也有人會殺了辛先生的。」
「沒錯兒，」弗蘭基說。「幹嗎不會呢？很大很大的買賣哩。」
「好買賣，」我說。
「大買賣，」弗蘭基說。「運送走的中國人從來不回來。別的中國人寫信說，一切都好。」
「真精彩，」我說。
「這種中國人不會寫字。會寫字的中國人都是有錢人。他們什麼都吃不起。靠吃大米過活。這兒有十來萬中國人。只有三個中國女人。」
「為什麼？」
「政府不允許。」
「這情況真糟糕，」我說。
「你跟他干成買賣了？」
「也許干成了。」
「好買賣，」弗蘭基說。「比干政治強。錢多。很大的買賣。」
「來一瓶啤酒，」我跟他說。
「你不再擔心了吧？」
「去他媽的，不了，」我說。「很大的買賣。非常感謝。」
「好，」弗蘭基說，拍拍我的脊背。「沒有比這更叫我高興的了。我只是要你高興。中國人的好買賣，哦？」
「好極了。」
「也叫我高興，」弗蘭基說。我看到他快要哭出來了，因為他是為一切都順利而那麼開心，所以我拍拍他的脊背。真是好樣的弗蘭基。
早晨第一件事情是，我找到了那個代理人，告訴他給我們結關。他要船員的名單；我跟他說一個沒有。
「你要獨自個兒渡海，船長？」
「對。」
「你的助手怎麼了？」
「他喝得醉麼咕咚，」我跟他說。
「獨自個兒渡海很危險的。」
「只有九十英里嘛，」我說。「你認為有一個醉鬼在船上會有什麼兩樣嗎？」
我把船開到海港對面美孚石油公司的碼頭，在兩個油櫃裡都加滿了油。我加了幾乎兩百加侖，才把兩個油櫃都加滿。我不願意一加侖汽油要付兩毛八分，可是我不知道我們可能上哪兒去。
自從我見到那個中國佬，收下錢以來，我一直擔心這樁買賣。我想，我整整一宿沒有睡著過。我把船開回舊金山碼頭去；埃迪在碼頭上等我哩。
「喂，哈里，」他跟我說，招招手。我把船尾的纜繩扔給他，他系好纜繩，然後登船；比往常個子高了一些，眼神模糊了一些，醉得厲害一些。我一句話也不跟他說。
「哈里，那個傢伙約翰遜這樣溜掉了，你有什麼打算呢？」他問我。「你對這事兒了解到什麼情況嗎？」
「從這兒滾開，」我跟他說。「你叫我噁心。」
「老兄，我不是跟你一樣感到不好受嗎？」
「滾下船去，」我跟他說。
他乾脆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背往後一靠，伸直兩條腿。「我聽說咱們今天要橫渡海峽，」他說。「嘿，我想待在這一帶也沒有一點兒用處。」
「你不去。」
「怎麼啦，哈里？跟我發火可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滾下船去。」
「啊，消消氣。」
我在他臉上揍了一下；他站起身來，接著向碼頭上爬上去。
「我不會對你幹這樣的事兒的，哈里，」他說。
「你說得他媽的完全對，你不會幹的，」我跟他說。「我不會帶你出海的。就是這麼回事。」
「那麼，你幹嗎非揍我不可呢？」
「這樣干，你才會相信。」
「你要我幹什麼？待在這兒挨餓？」
「挨餓，見鬼去吧，」我說。「你可以搭渡船回去。你可以靠幹活兒回去。」
「你待我不公平，」他說。
「你到底待誰公平過，你這酒鬼，」我跟他說。「你會出賣你的親媽。」
這也是實話。可是我為揍了他覺得不好受。你知道，你揍了一個醉鬼，心裡是什麼滋味。可是眼下既然是這樣的情況，我是不可能帶他去的，哪怕我想帶也不行。
他開始在碼頭上一路走去，看起來好像不止一天沒吃早餐了。後來，他轉過身子，走回來了。
「給我幾塊錢怎麼樣，哈里？」
我給他一張那個中國佬給的五塊的鈔票。
「我一向知道，你是我的鐵哥兒們。哈里，你幹嗎不帶我去？」
「你運氣差。」
「你只是在發火罷了，」他說。「不要緊，鐵哥兒們。你還會高興看到我的。」
他既然有錢了，走起來快得多了，可是我可以肯定地說，哪怕看他走路，都叫我噁心。他走路的時候，好像關節都向後扭。
我登上岸，到明珠餐館去，會見那個結關代理人；他把結關文件給我，我請他喝了一杯。接下來，我吃午飯；弗蘭基走進來了。
「有人把這交給我，讓我轉交給你，」他說，遞過來一個卷著的、有點像管子形狀的東西，外面裹著紙，用紅繩繫著。我解開裹著的紙，攤開來的時候，從形狀看，它好像是一張相片；我以為也許是一張碼頭附近哪一個拍的我那艘船的相片。
好啊。原來是一張一個死黑人的腦袋和胸膛的特寫相片，他的脖子上利索地開了一個口子，從這一邊耳朵到另一邊，然後整齊地縫起來了；胸前的一張卡紙上用西班牙語寫著：「這是我們處置Lenguas largas的辦法。」
「誰給你的？」我問弗蘭基。
他指指外面一個在碼頭一帶干雜活兒的西班牙小男孩，那個小男孩害著癆病，眼看活不長了。他站在用便餐的長條桌旁。
「叫他過來。」
那孩子走過來。他說是兩個年輕人在約摸十一點光景把那東西交給他的。他們問他，他是不是認識我；他說，認識。後來，他把那東西交給弗蘭基，讓他轉交給我。他們給他一塊錢，要他一定要讓我收到。他們穿的衣服很講究，他說。
「耍手段，」弗蘭基說。
「啊，可不是，」我說。
「他們認為，你把那天早晨你在這兒跟那幾個小伙子見面的事兒報告警察了。」
「啊，可不是。」
「耍手段真糟糕，」弗蘭基說。「你走掉是好事情。」
「他們留下什麼話嗎？」我問那個西班牙小男孩。
「沒有，」他說。「就是要把那東西給你。」
「我現在要離開了，」我跟弗蘭基說。
「耍手段真糟糕，」弗蘭基說。「政治很糟糕。」
我把結關代理人交給我的所有文件扎在一起，付了賬，走出那家餐館，穿過廣場，走進那扇大門；我很高興穿過了倉庫，終於走到了外面碼頭上。那些年輕人確實把我嚇壞了。他們真是夠蠢的，竟然認為我向另一伙人暗中通風報信。那些年輕人像潘喬。他們一心驚肉跳，就心情激動，而他們的心情一激動，就要殺人。
我來到船上，預熱了發動機。弗蘭基站在碼頭上望著。他流露出聾子才顯露的古怪的微笑。我走回到他身旁。
「聽著，」我說。「你別陷這件事兒內，省得惹什麼麻煩。」
他沒法聽清我的話。我不得不把話向他大叫著說一遍。
「我耍起手段來挺在行，」弗蘭基說。他解開了纜繩，扔上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