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 · 第一章 遺傳
一個人只有失去了對未來的好奇心，才到了寫自傳的年紀。
我最近對多年前讀過的H·G·威爾斯的《時間機器》產生了興趣，又重新拾了起來再次閱讀。（順便提一下，我猜想現代的評論家若是沒頭沒腦地聽到我這句話，肯定會這樣評價作者：「銀吊燈里的白熾燈散發的柔和的光芒捕獲了我們杯中閃過的泡泡」。）這本書第一版的結尾，是十六頁關於1895年的當紅小說家的廣告。他們被各大報紙用奢侈的語言讚美，很少有人給予我的職業生涯那樣的評價，但是如今，他們都被人們徹底忘記了。似乎我在時間機器上輕輕一躍，便見識到我眼前時下所有的頌揚最後都將消失殆盡。
我渴望能借時間機器一用——就是那個有鞍有石英條的裝置，它僅僅是對自行車的一個平淡的讚美而已。像書中的主人公那樣用這種神奇的機器去窺視未來，實在是太浪費了，未來也會因此變得枯燥無味！如果我在這個鞍上面，我會向後行駛，穿過幾個（不超過三十個）世紀，靜靜地徘徊，這將是我能想像出的最大的滿足。甚至在我自己短暫的一生中，隨著記憶的衰退，那些日漸疏遠的起源和經歷使我越來越想擁有這樣一台裝置。
一
我父親在中年時逐漸喪失了左耳的聽力。他過去曾認為這種痛苦是由於他在很多年前與索美塞志願者們在營地里潮濕的地面上睡覺而造成的，而當我到了同樣的年紀，我左耳的聽力也在同樣地喪失。我把這歸咎於遺傳。
奧斯伯特·西特韋爾爵士用他的雙手給他的宏偉的自傳命名。其左手顯示了我們從出生就具有的特性，右手則給我們隨後的生活經驗和成就打分。童年時代，左手引領著我們；成年後我們似乎完全用右手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僅僅是虛弱，我們的一些小弱點和癖性也會使我們想起我們的父母。了解了自己是從何處起源的，我們就能夠更容易地對自己和我們的祖先進行類比。但是作為眾多不同影響因素的結合體，我們的任何特質都是可以用這些術語來解答的。就容貌來說，有六七種不同外形的鼻子、嘴唇，不同顏色的頭髮、眼睛，不同結構的頭蓋骨、顴骨或者下巴。臉龐不論美醜，都有著一些能從家族肖像中辨認出來的細微的成分，才能和性格亦是如此。從祖先那裡繼承下的東西逐漸變得含糊，他們的任何一點特徵都有可能成為我們身上重要的組成部分。
人類依然頑固地對家譜有著很強的好奇心，至少對一個人的過去很感興趣，而這正是傳記作家唯一關注的。
大多數上了年紀的人發現他們很難對年輕人感興趣，或者，如果不認識年輕人的父母，他們甚至連年輕人的名字都記不住。對生物學最新理論的無知使得我們依舊像祖先留心星宿一樣留心遺傳的問題，認為性格是遺傳而得來的。當一個年輕人行為不端的時候，我們會想，「她跟她可憐的叔叔多像」；當他顯露才華的時候，我們會問，「他的才華是從誰那裡遺傳到的？」直覺不斷支持著我們的推斷。
我的祖先們沒有一個傑出的人，因此如果我按照舊的觀念，以一些祖先的歷史來開始我自己的歷史，也能夠為自己開脫自負與虛榮的罪名。
我的八個高曾祖父中，有三個英國人，兩個蘇格蘭人，一個愛爾蘭人，一個威爾斯人，以及唯一一個有著異域情調的，胡格諾教派的人，歸入了漢普郡已經一個世紀了。他們中三個是律師，兩個軍人，一個牧師，一個數學家，一個畫家。這些人中，只有四個保存下來了公認的性格，其他的就只是留下了名字而已。S·P·畢曉普，在十九世紀前三十年的大多數局部戰爭中服過役，去世時是孟加拉軍隊的中校，留下了很多孩子；托馬斯·拉本在加爾各答當過律師；約翰·塞米斯在布里德波特當過律師。第四個，我猜他是軍人，但是不能確定。他英年早逝，大概是在印度。他在羅斯康芒郡斯特羅克鎮的馬洪家族有著較好的名聲。馬洪家族當時在整個聯邦里有著傑出的地位（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貴族死於精神病，而且沒有子女）。1847年，家族首領丹尼斯·馬洪被謀殺，馬洪家族也因此而聞名於世。我的高曾祖父屬於家族裡較早的一代，也許他就是丹尼斯的叔叔，但是1922年都柏林檔案的破壞，留下了很多關於他有著愛爾蘭血統的推測。我曾祖母的洗禮名是西奧多西婭，她是一世男爵的妹妹。據推測她年幼時被遺棄成為孤兒，很可能被她父親的老戰友，巴斯城的普萊斯將軍撫養長大。他在印度度過了一生，於是我的曾祖母被送到了印度成家。在那裡她和我的曾祖父結了婚。我的曾祖父是東印度公司軍隊的少校，在我祖父出生不久他就因霍亂去世了。
關於西奧多西婭，說起來就有一點小小的神秘了。她在家族裡面不經常被提起。我有一個她的微型畫像，是在她短暫的守寡日子裡畫的。她身著黑天鵝絨的露肩裝，帶著黑玉項鍊和黑網手套，有著深色的鬈髮和白皙的皮膚。她對丈夫的離去並沒有深感痛心，而是帶著自滿的微笑，誘人的慧眼，沒過多久她就有了第二任丈夫。
由於她和我的直系祖先都是天主教教徒，所以我對她比較感興趣。我也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但在一個英國愛爾蘭新教徒的家族中，這是非常少有的。她並不是近來狂熱地改變了信仰，也許她的第二任丈夫戴維尼斯是天主教教徒。也正是因為她改變了信仰，她的表妹在她再婚的時候將我的祖父接走撫養。我母親在給我講述天主教會的詭詐特點的時候，能夠清楚地記起她的這些姑姥姥們。據說我祖父被帶回英國很多年之後，人們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保留的念珠，他偷偷地藏起來並且在人們發現前他的念珠一直陪他入睡。這念珠也許並不是祈禱用的，而是被他當做一個紀念他失去母親的信物。西奧多西婭的第二次婚姻也有了另外的孩子，但我祖父卻不被允許與他天主教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們見面。
關於上面提到的約翰·塞米斯有一段稀奇的經歷。一天夜晚，一個異常的召喚命令他道：「起床啦！你快去朗塞斯頓吧。」像通常遇到這種狀況一樣，他表示懷疑，直到命令再三才動身。布里德波特距朗塞斯頓大約有八十英里，但上帝卻準備了一個船夫，徹夜守候，擺渡過河。此外還有一輛停在客棧的馬車，嚮導早已坐進車內準備出發。他到達朗塞斯頓，正趕上巡迴法庭開庭，他認出了法庭上因謀殺罪而受審的囚犯，正是他在兇案發生的那天晚上在普利茅斯說過話的一名水手。正是如此，這名囚犯得以被宣告無罪。這是我的曾祖母，他的女兒曾經講過的一個故事。我的一個姑姑將這個故事寫了下來。不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抑或是虛構的，從中可以窺見出他朦朧模糊的性格。然而，它卻並沒有太多地預示出一些能夠傳遞下來的天賦或缺點。
塞米斯家族在前蘇丹總督斯圖爾特·塞米斯爵士去世後就漸漸滅絕了。他唯一的兒子在1944年的一次行動中被殺，因此他比兒子活得長。
另外的四個祖先們都受到了傳記作家和肖像畫家的關注。
亞歷山大·沃牧師（1754—1827），神學博士，是蘇格蘭分離教會的一名牧師。這個教會成立於1733年，大部分由分散在各地的自耕農和勞工組成。他們認為在1690年辛苦建立起來的長老制，由於鬆弛的教條以及接受了贊助商在教堂中的委任，背叛了約翰·諾克斯的變革意圖。
亞歷山大·沃的父親托馬斯加入了分離教會。他像他前面的四代或者四代以上的祖先一樣，一直固守在貝里克郡格林勞附近的東戈登的一塊相當荒涼的高地農場上。但是他是家族中最後一個這樣做的人了。因為他的長子小托馬斯在接管農場以後，就將其全部賣掉，並在梅爾羅斯附近的特威德河河畔買了一個更大的農場，這裡的氣候要比高地那邊好得多。小托馬斯的兒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亞。
我的高曾祖父所受的教育是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在愛丁堡和阿伯丁的牧師。1782年，當他二十八歲的時候，他被送到倫敦牛津大街另一側的威爾斯街小教堂，他在這兒一直待到去世，而這個教堂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非國教牧師，並且在其他公共活動中，他協助成立了倫敦傳教者協會以及坐落在米爾希爾的非國教徒文法學校。
他的傳記是由兩名同事編纂的，有著相當大的知名度。這是一部純粹為教誨而設計的作品，包含了從他的布道、書信和日記中摘錄的部分，以及許多仰慕者的證言。我無法想像當今社會如果不是受到孝道的驅使，有誰會去讀這本書。但是通過書中未加修飾的頌歌以及感情橫溢的布道辭，我還是能夠看出他那令人欽佩而又不失可愛的性格。
這個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沒有一點讓人覺得沉悶的。他很高很帥，年輕時非常強壯，但論年齡已是家長了。人們一說起他都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熱情好客、慷慨幽默、感情豐富、謹慎但卻寬厚的人。他拉小提琴，喜歡葡萄酒和太陽浴，在旅行中他是一個敏銳的遊客。他廣泛閱讀經典作品以及他自己所從事的神學領域的作品。在亞眠和約期間，他在巴黎待了幾周，在那裡他似乎可以毫不困難地用法語與人交流。他始終堅定不移地忠誠於自己教派的信條，毫無怨恨。他為自己的牧師工作嘔心瀝血，據估算他一共布道七千七百零六場，私人祈禱更是宵衣旰食、滿腔熱忱。
他的會眾來自倫敦的各個地方，大多數是那些處在簡陋環境下的新來移民。這些人由於工作的原因而無法在白天見到，他便定期地去他們家裡拜訪他們，在晚上踏過一條條的街道，從一家到另一家。他的布道和演講都是使用純正的英語，但私下裡他常樂於使用他年輕時候的方言，在他漫長的流放生活中一直保持著他熱情的蘇格蘭風格。幾乎每年他都會乘船重返故鄉。他在倫敦的住宅位於索爾茲伯里，這裡是外來移民的聚集中心。對於這些人來說，他不僅僅是他們的宗教導師，更擔當著銀行家、職業介紹人、施賑員以及東道主的角色。據傳記記錄，他的一個女兒在唯一一次帶有諷刺暗示的回憶中說道：「對我父親最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習慣於熱情好客了，有時候美德的施與既不必要也不方便。雖然他的住宅很小，幾乎還不夠滿足他自己家庭的需要，但對他的教友特別是那些來自蘇格蘭他自己教派的人們來說，他的房子是永遠敞開著的。尤其是他一獲悉這些人是專程來倫敦拜訪的時候，哪怕會與家裡之前已有的安排有衝突，（而且他對這一點並不怎麼講究，）他也會立即對他們發出一種絕對不會被誤會的真誠的邀請，在他家裡給他們提供住宿。雖然他奔忙的嗜好常常會在大白天把他叫出家門，可他自己卻很少能夠享受到教眾們的快樂，有時深夜歸家後也未能夠細心照料他們，但他好客的熱情絲毫不減。」
為了招待這些粗俗茫然的分離教會移民，他花費了多少單調乏味的日子，都能在這本小小的清晰的記錄中找到。
他的薪金很少，但他有一個無兒無女的表弟，名叫約翰·尼爾，也是蘇格蘭人。尼爾和他差不多同時來的倫敦，在斯特蘭德的薩里大街開了一家糧谷店，生意不錯。他的傳記作家曾描述過尼爾「常常無微不至地悉心照料，確保他生活的安逸」。對此，我的高曾祖父心存感激。尼爾對表侄子、侄女們像自己的孩子一樣信任，在去世的時候將他十五萬英鎊的資產全部留給了他們。在這之後的一百年時間裡，這項遺產又被多次劃分，直到分光為止。但是對於家族的第一代人來說，這些錢的確為「生活的安逸」做出了可觀的貢獻。
蘇格蘭的美景令沃博士痴迷不已。他幾乎在所有公開場合講話都要對這個話題大肆抒發一番情懷。除了一個兒子以外，其他的兒子都被他送到蘇格蘭的學校和大學去學習了，但他們全都沒有返回家鄉的農場，只有一個兒子做了牧師但卻早早地去世了，剩下的三個兒子都變得英國化了，而且都娶了英國女人為妻。本書稍後會提及的我的曾祖父，他成為了英國國教會的一名牧師，他的兄弟們進入了商界，非常成功。其中有一個受過醫學教育，看準了藥劑學能夠掙到更多的錢，於是在攝政街開了間大藥店。他在肯辛頓有一處寓所，在萊瑟黑德有一處鄉間別墅，那裡住著他三個漂亮的女兒，一個嫁給了雕塑家托馬斯·沃爾納，另兩個先後嫁給了霍爾曼·亨特，其中小女兒的婚姻因為重婚而違反英國法律。在黛安娜·霍爾曼·亨特也就是卡斯伯特夫人那本頗受歡迎的回憶錄《我和我的祖母》中對她守寡的事情有一些記載。我不知道曾祖父的另一個兄弟是做什麼生意的，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一個可靠的市民，因為他在1849年是裁縫公司的主管。
我只知道有關這位高曾祖父的一件事情，極不尋常且令人汗顏。年少時他曾經啟用過一枚徽章，很難想像這枚徽章的使用權和他有任何關係。它幾乎和沃科普家族的一樣，只是把鯔魚替換成了六角星。這枚徽章被他的後人多次非法展出，直到我父親那時候，經過細微的修改它的用途才被規範化。
托馬斯·卡萊爾於1824年第一次來到倫敦，那時我高曾祖父已經是年老體弱了。四十年後他在給祝賀托馬斯·伍爾納訂婚的信中寫道：「早先我經常聽到許多關於沃博士的事情，人們稱他是所有在陌生倫敦城裡的蘇格蘭人的神使，異教者經常談起他，稱他是一個優秀的、通情達理而又可靠的人。我至今仍這樣認為。」
我高曾祖父從沒想過要搬出他所在的社區；他是一個平凡世界裡非常顯要的人。那些對他的學識和教養作證的人也並不是虛偽的。然而與我的另兩位顯要的祖先相比，他就顯得不那麼出眾了。這兩位祖先是威廉·摩爾根和亨利·科伯恩。
早在沃博士來到倫敦前的十年，威廉·摩爾根，皇家學會會員（1750—1833）就在這裡定居了，並且在沃博士做牧師的歲月里一直居住在這裡。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倆從沒見過面，也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摩爾根是一位論派教徒，也許從心底是一個無神論者。亞歷山大·沃不歸屬於任何政治團體，但是他憎恨法國大革命，並且在他的日記中將羅伯斯庇爾描述成為「一個最可惡血腥的怪獸」；摩爾根對雅各賓派的同情使得他臭名昭著，並且在1794年險些被檢舉為叛國罪。他與弗朗西絲·伯迪脫以及湯姆·潘恩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將霍恩·圖克的雕有「改良俱樂部」的紐扣作為非常莊嚴的遺物留給了他的後人，這些紐扣現在被我收藏著。
他的腳是畸形足，但他卻很聰明。勞倫斯在畫他的全臉畫像時將他最好的容貌展現了出來，給他畫上了一種沉思的，甚至幾乎是詩人般的氣質。但是他的一個象牙雕側面像卻顯示出他有長鼻子，突出的下嘴唇，以及一張帶有輕蔑表情的臉。
他來自一個古老但貧窮的威爾斯上流家庭，有著戴徽章的資格，當年在布里真德附近有著幾處小的房地產，其中一個叫泰勒克的地方後來發現了煤，也因此使後面的兩代人能給他們的後代留下持久性的開採權。他的家譜擴展到了傳奇。順著家族的名冊往下看，出現了一位英雄，卡杜根·佛爾，他曾於1294年帶領一支部隊對抗吉爾伯特·德·克萊爾伯爵。在他們擊敗這些用武力侵略英國的人，並把他們的殘留勢力趕走後，他的同伴們紛紛安定下來慶祝勝利。但是卡杜根·佛爾沒有這樣，因為他已做好了更多的準備。他對自己的一個隨從命令道：「hoeg fy mywall」，英語的意思是「磨快我的斧子」。後來家族將這句話定為家族箴言。正如格拉摩根希爾郡的系譜專家喬治·克拉克所說，「威爾斯的家譜從不妄求細節的準確」，泰勒克的摩爾根家族的家譜跟大多數家族的差不多，但隨著他們家族在遙遠山谷里的逐漸衰敗，在卡杜根·佛爾之後的五個世紀裡，家譜確實起到了維持他們自尊的作用，直到威廉和他的兄弟喬治·摩爾根來到倫敦並且在高等學術圈中有了自己的地位。
喬治·卡多根·摩爾根也有著革命的觀點，摧毀巴士底獄的時候他就在巴黎。他通過電學講座得到廣泛關注，但後來由於在化學實驗中吸入了有毒氣體而早早地離世了。
威廉·摩爾根曾研究並從事醫學，後來轉向數學和物理學。他的第一篇皇家學會的論文描述了一個電學實驗《證明絕對真空的不傳導性》，但是他卻在五年後以一個數學家的身份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成為了公義保險公司的精算師並以此為生。
在摩爾根之前，保險如同賭博一樣，許多公司因此破產。摩爾根是最早將科學運用到偶然事件計算中的人之一。公義保險公司也因此在摩爾根指導下的五十六年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薪水在當時非常的高，每年兩千英鎊，並且在他退休後依然不變。比他小十三歲的詩人塞繆爾·羅傑斯進入上流社會之前一直是他的密友，他的兒子娶了羅傑斯的侄女瑪麗亞·托古德。托利黨的周報《約翰牛》特別對他們的結合表示慶祝，賀詞是這樣的：
山姆喊道，「人的生命是脆弱的，
即使我的也不會長久。
為了避免突然失去生命，
我要趕快投保。」
山姆來到摩爾根的辦公室；
想都沒想就自作主張；
「走吧！」害怕的摩爾根叫道，
「鬼我可不能給上保險。」（暗指羅傑斯那張極其慘白的臉）
「咄！是我的詩，又不是我的臉；
我來念，你來寫。」
摩爾根答道：「你還是去別的地方找，
我可沒法給你保。」
威廉·摩爾根擔任著皇家學會理事會的理事，發表過大量財政方面的論文。他在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很出名，但卻因為性格的刻薄疏遠了許多人。直到生命的最後他都記得住自己的方言，有一次晚飯後他即興地把一首威爾斯民謠翻譯成了所謂的「優美的英國詩句」。
科伯恩勳爵（1779—1854）來自邊境的一個家族，是蘭頓的科伯恩家族中較小的一個分支。沒有凱爾特人，但卻有著撒克遜-諾曼人的起源。雷伯恩為他所畫的中年肖像被看作是他民族的典型，後來被用在了蘇格蘭商業銀行發行的紙幣上面。他寫的《紀念我的時代》對有著「北方雅典」之稱的愛丁堡社會的描寫堪稱經典，但卻避開了個人啟示。
他的父親是中洛錫安郡的治安官，也是蘇格蘭財務法庭的男爵，一個堅定的托利黨人。我的高曾祖父轉而加入了輝格黨，這一變節使他年輕時失去了從他叔叔亨利·鄧達斯和托利黨的獨裁者梅爾維爾勳爵那裡獲得升遷的機會。他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並且憑藉自己雄辯的口才登上了法官的位置，在刑事法庭獲得成功。1837年他被任命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他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都發表意見。他是長老會教徒，但並不特別虔誠，是少數的持異議的法官中的一個，堅持國家掌控教會的意見，也因此退出了後來的蘇格蘭自由教會的組建，但他並不依附於長老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被送到愛丁堡郊外一個漂亮的仿造城堡里去學習連長課程。在那裡我注意到彩色玻璃窗上科伯恩的徽章。我了解到這就是博納利塔，是科伯恩勳爵效仿阿伯茨福德建造的。
1857年1月的《愛丁堡評論》將他描述為「有些低於中等高度，結實，強壯有力，習慣於各類運動，游泳健將，滑冰高手，強烈地喜愛天堂的清勁風。他的面容英俊，充滿智慧；禿頂使得他寬闊的額頭更加明顯，更有光澤；寧靜而非憂鬱的眼睛，當被活力或者智慧喚起的時候會像鷹眼一樣閃爍」。
「他的性格是怪癖與獨創的結合。謹慎細緻的穿著，有教養的人，他卻蔑視時裝的優雅。他總是戴最差的帽子，穿他自己修補的鞋子，這鞋子可謂是愛丁堡最不得體的鞋子了。」
關於他鞋襪的怪癖穿法是從他的孫女也就是我的姥姥口中得到證實的。八歲的時候她正住在博納利，當時沃森·戈登正在創作科伯恩的肖像，這幅肖像現在陳列在蘇格蘭國家肖像館。當畫家向她詢問對畫像的意見的時候，她經過漫長而嚴肅的思考後說：「嗯，這真是太像他的靴子了。」
卡萊爾形容他是個小而結實，真誠，比威爾遜更加健康的「產品」，威爾遜（布萊克伍德雜誌里的「克里斯多佛·諾斯」）差不多和他同時去世；一個聰明的、有著令人愉快聲音和紅褐色眼睛的人；講著富有邏輯和洞察力的蘇格蘭方言；同時也非常真誠。應該說他是一個完美的蘇格蘭式的紳士，這樣的人非常獨特，而他也許是最後一個這樣的人了。
他的藏書室在1854年的一次五日拍賣中被弄得散亂了，但裡面除了一些普通的古典集合，依然珍藏有一套珍貴的有關蘇格蘭歷史、古蹟的著作，十個從斯特靈城堡宴會廳上取下的十六世紀的橡木雕塑。對於他獲得這些皇室財產的方式人們無從知曉。
托馬斯·戈斯（1765—1844）是另一個我能夠勾勒出較為清晰印象的高曾祖父，他是一位流動的肖像畫家。他的家族是在廢除南特敕令時從法國來的，在一個世紀以內靠著在漢普郡靈伍德鎮的服裝生意一直保持著家族的興旺。但後來隨著經濟重心的北移，南部的紡織商紛紛破產。當時家裡的第十一個兒子托馬斯正在倫敦的皇家藝術院學習繪畫，他也受到了這次財運轉變所帶來的影響，在舒適環境中長大的他也突然需要靠雕刻自食其力。但是在1790年7月22日這天，他在由彰思禮道向艦隊街拐彎時，腦子裡一直在思索著自己生意的艱難，就在這時他眼前浮現出一幅耶穌復活的畫面，耶穌向他保證他的正直已經被接收到天堂了。
他回到自己的住所，深受這次經歷的感動，沉思許久。在他之後的生命里一直都顯示著對自己最終救贖的信心，也因此使得他對自己以及之後對自己家人世俗的成功漠不關心。他沒有加入任何教派，而是更願意信賴自己直接的靈感。在他的旅途中，每逢周日只要他覺得合宜他都會當眾禮拜。他的兒子菲利普·亨利是一個自然主義者，他成了普利茅斯弟兄會的修士，並且回憶自己的父親在老年時經常帶著「碎麵包」去教堂。他的這個兒子就是埃德蒙·戈斯所著的《父與子》一書中的主人公。
托馬斯·戈斯總是不斷地四處奔波遷移，通常是徒步在各家各個城鎮間遊走，給別人畫肖像。一般是用水彩顏料在象牙上作畫，但偶爾一兩次也會用油畫顏料，每幅畫能掙幾個幾尼。一次給一個牙醫畫了幅小畫像，得到的報酬是一副假牙。
在四十二歲的時候他迎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孩，名叫漢納·百斯特。托馬斯在伍斯特鎮受僱給人作畫，漢納在家中的地位比女傭略高，卻要比「伴侶」的地位略低。他習慣於將自己的老婆孩子留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而自己則在農村到處漂泊，尋找不同的風俗。六十多歲時他從布里斯托爾徒步走到了利物浦。他有時穿著怪異，有一次旅行完回家時穿著黃頂靴子，淡黃色小衣服，皮褲子，鼻煙色的燕尾服式的外套，戴著棕色的假髮。老婆斥責他時他回答道：「哼！裁縫告訴我這樣穿最適合我了。」但是他在老年時小心翼翼地給自己畫了一幅油畫肖像，這幅肖像里他衣著嚴肅，頗有牧師風範，而並沒有他慣有的放蕩不羈。他有著長而瘦削的臉，濃密卻很短的白髮，他的眼睛裡帶有一種超然的神態，掃視著觀眾，完全沒有自畫像里英勇迷人的眼神。他曾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既端正又瘋狂。
在休息的時候他寫了一些寓言般的史詩，比如其中的一篇名為《諾斯替巨人再征服天堂的嘗試》，但這些詩都沒有出版。他的女兒安妮嫁給了上文提到的威廉·摩爾根的兒子，安妮也就是我祖母的母親。雖然在全國各地都有收藏戈斯所作的肖像畫的人，但戈斯這個名字他們並不熟知，收藏家和經銷商也對他的畫不感興趣。
在這四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的腦海里都有一種幻想的特質，雖然彼此之間並不知曉，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合夥遺傳給了我和我的哥哥。我們倆除了共同賦有講故事的天賦外，是完全對立的，但彼此並不反感。
二
拋開這八位祖先，其中四個僅僅是一張面具而已，我來到了我父親的這段記憶，三十年前他已經將這些寫在了他的自傳《一個人的路》中。這是一本很有魅力的書，由於他的晚年生活平靜無事，因而只有書的後半部分才缺少了一些普遍感興趣的東西。他對童年的記述非常生動，尤其是他對他祖父的回憶，但是過多對細節的複述顯得不那麼必要。
詹姆斯·海·沃牧師給他的孫兒女們留下的印象是一個家長權威的化身，隨著他們的成長仍然無法超越他。我父親十九歲的時候他的祖父去世了。雖然他一直對祖父的一些荒謬舉止保有清醒的認識，他和兄弟姐妹們卻以此為樂，而且沒有嘲笑的意思，他們將這些荒謬的舉止看作是他年輕時生動的殘存。
詹姆斯·海·沃的手因病而總是發抖，他說這是他年輕時過多地吸鼻煙造成的。他雇用了一位書記員，來記錄他口述的大量值得後代記住的知識、教誨和啟迪，但卻沒有記下他剛剛成年的時候是在哪裡、怎樣度過的。不過似乎直到他四十歲之前，他都在和他的某一個兄弟一起經營倫敦的生意。他也沒有對他想成為一名英國國教牧師時的情況有任何的描述。他有沒有抵擋住敵對教派的要求？他漫不經心般審視鏡頭的姿態絲毫沒有暴露出任何精神苦惱的跡象。他有沒有收到一聲呼喚，一個啟示？他沒有像托馬斯·戈斯一樣記錄這些。不管他經歷了什麼，這些都會被稱作「前一任職業」。在他父親和叔叔約翰·尼爾去世之前，他自己從沒做過決定。在他之後的人生里也一直對父親的記憶有著深深的敬畏。但他的確做了一些明顯違背父親戒律的事情，而且在他那平和的額頭上也沒有內疚的皺紋。
亞歷山大·沃博士也並非會對他教派的改變而嚴厲地反對。在他那一代英國國教徒和長老會教徒的關係相比後面的一代要近一些。他有一個兒子小亞歷山大成為了父親教堂的一名牧師，但後來英年早逝了。當小亞歷山大對英國國教表現出興趣的時候，父親顯露出親切的溫和，寫道：「對於英國國教，你理應對其體系中的方針政策表示出完全的贊同。據說在那個教派中有許多人既不堅信她的條款，也不堅信她有《聖經》依據的權威命令，而且年輕人也不必為這些麻煩而顧慮。但是簽名同意卻是一件極為嚴肅充滿敬畏的事，因此絕對不能輕視。研讀其經文，向坦率正直的導師請教，欣賞他的教誨；讓你的目光變得單純，你探究出的結論應當引領你發展出與我不同的觀點。我非常樂意在不減少對你尊重的基礎上盡己力所能給予你幫助與支持。」
但是這裡意思卻有了一些模稜兩可。他的意思是他在補充說明關於選擇坦率正直的導師的這一論點，並且幫助兒子建立更好的性格？還是他會非常高興地支持兒子加入英國國教？他似乎毫不含糊地認為他的兒子們不能接受主教制度以及三十九條條款。關於約翰·尼爾的脾氣我們一無所知。一般信徒比他們的牧師更加固執己見是很常見的。詹姆斯·海對那個目標有著很大的期望，而且到頭來全都實現了。照片裡面的面孔不僅僅是一個有著堅定不移信念的人，而且是一個從未因錢而焦慮困擾的人。如果他放棄自己的信仰，他還會對自己留下的精神財富堅信不疑嗎？
當他向莎拉·塞姆斯求婚時，布里波特鎮的檢察官指出，一個有著私人收入的英國國教牧師，要比一個非國教牧師或者倫敦商人更能讓他的女兒享受舒適的位置。這樣推測是否值得？
詹姆斯·海·沃結婚時身為英國國教教徒，婚後他去了牛津，去了莫德林學堂。他在布羅德街居住，與那些比他小二十歲的大學生沒有什麼交往。他成長的時期正值牛津運動的高峰，雖然他為教堂朗讀，但他卻沒有受到他們直接的影響。他比紐曼或者蒲賽年紀都大。他可能聽過他們的布道，但他自己的布道風格卻是從早期的散文式朗誦式的風格發展來的。在宗教方面他卻分享了約翰遜博士所具有的強大托利黨的高尚教士品質。
在十九世紀初，我大部分的祖先都從不同的地方聚集到了英格蘭的西南部。詹姆斯·海·沃不經意間隨著他們來到了這裡。他首先在沃明斯特短暫地擔任了一段時期副牧師職務，在那裡生下了我的祖父。之後索爾茲伯里的主教又給他提供了兩份待遇豐厚的工作，但是都被他拒絕了。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在晚年才得到了較高的聖職職位，並有了些私房錢。他絕不會給那些比自己供職時間長的人機會說三道四，污衊自己私吞了教堂的財物」。這些話是從他的訃告中摘錄出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他是多麼地高尚、無私。如果這些趣聞軼事不是從他自己這裡傳出來，並且他對他的牧師同僚們是真誠地慷慨，而不是只關心自己的聲譽的話，這些恭維的話也許聽起會來更讓人覺得愜意。但是似乎是一種自我克制的心理使得他接受了在多西特郡塞爾納亞巴斯村的生活。
這完全就是一個意外收穫。那裡缺少一名牧師，薪金只有八十一英鎊，而且他的前輩們從沒有在此定居過。塞爾納亞巴斯村現在已經大部分修復過並裝飾過了，鵝卵石路兩旁種滿了園藝植物，粉刷得熠熠生輝的村舍門兩旁也放著一盆盆植物。在1841年，當我曾祖父到那裡的時候，那還是一個偏遠貧窮破舊的村落。那裡的人由於長期被忽視而非常地倔強。臭名昭彰的史前巨人站立在特倫德爾山的地盤上，在修道院的廢墟上面揮舞著他的棍棒，似乎在慶祝異教的勝利。這是種有時能激勵年輕聖徒勇氣的機會。我的曾祖父帶著一股傳教士的幹勁開始在這裡工作。他自己花錢建造了現在的牧師住宅，維修了高壇，並且為鄉村學校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並不是聖人，並且已經人到中年。三年後他放棄了對這裡改造的努力，接受了巴斯侯爵提供的一份在科斯利的營生。他到科斯利時已經四十七歲了，在那裡居住了四十一年，從沒有過要搬走的意思。
那裡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一個令人愜意的地方。巴斯夫人對他的偏愛讓他很開心，後來這些年裡這種偏愛發展成了他們間的友誼。不知道他有沒有和她談論過她最為人牢記的、為了討好家庭女教師而購買了一幅羅塞蒂的畫的事。純樸的村民對他的尊敬，隨著歲月的流逝成為了敬畏，這讓他心裡很高興。他統治著他的小社區，步入歧途的少女被改造成誠實的婦女，生病的村民有肉湯和波特酒。
他不像我們前面所見過的他的父親那樣，渴望將不信教的法國人和迷信的愛爾蘭人轉化成蘇格蘭分離教會的信徒，因為他從沒想過要將自己的影響延伸到自己教區之外。1854年他應邀到聖瑪麗牛津為大學布道，但他並不是因為是傳道者而大受歡迎，或者說即使受歡迎他也經常不同意。他總是在他自己坐滿人的教堂里講出他的要旨，最後的結束部分總是預示著他即將去世，即使在他早期布道也是這樣。
他為這種情況制訂了許多細緻的計劃。在我最後一個姑姑去世的時候，我繼承到了一個鐵盒子，裡面裝著一些家庭文件，大多數都不太讓人感興趣。在其中有一張顯著但卻缺乏幽默的備忘錄，是我曾祖父用自己顫抖的手寫下來的，日期是1876年5月：
我親愛的孩子們：
我已經簡略記下了自己的願望，希望它能夠鐫刻於教堂牆壁的銅器上。我相信它代表了真相。
神聖的
為了紀念詹姆斯·海·沃
本教區牧師，工作××年，教民們的調解員，朋友，以及教父。
他於××年離開這個世界，享年××歲。
「你會向我展示人生之路。」
這座紀念碑由他的教子們安放，不去頌揚他的記憶，不去描繪他的性格，只是為了記錄下他們對教父的愛，感激以及崇敬之情。
這些直到他去世九年後才被使用，但是同年7月的命令卻被遵守了：
我希望我的葬禮能夠像我擔任科斯利教區牧師一樣簡單樸素，並且希望最虔誠的教友能把我帶到我生前死後都愛著的她的枕邊。
很顯然不用說這裡指的是我曾祖母，她在他發出這一命令後的一年就去世了。他真誠地為她服喪。他將她端莊的首飾打碎，分別裝在高腳杯和酒壺中，和一雙木鞋一起給了教堂。
在她葬禮後的星期天，他覺得應該繼續隱居，但他口述了一段頌詞，由一個書記員的女婿宣讀，這段頌詞非常好地展現出他獨自的權威和責任的思想。其中一部分是這樣的：
「你不需要用我的鉛筆去勾勒出她生命的寫照；呈現在你的眼前……她的虔誠：謙順而安靜精神的裝飾，在上帝的眼中有著極高的價值；這樣的裝飾只是戴在她穿的服飾上；對人生中任何一種情況都為你們做出了榜樣，這榜樣永遠值得效仿，但是特別是在當下，人們在穿著上不合宜地花費了太多。我懇求你們能通過在這些細節上面對她的效仿來表示對她回憶的愛。」
結尾處是：
「正是由於上帝的恩典，使得我能在她一生的陪伴下將自己大部分的有用之處投到了教區居民身上，而她不久前才離開了我們。
「而如今，為我祈禱，祈禱她的離世能讓我更多地工作，而你們則會更多地聽到這樣的命令：『聽從那些能夠統治你們並且你們自己願意服從的人們的話。』……恕我向你們保證，我是多麼重視你們對我和我家庭的同情，向你們保證這種重視就像你們對聖母以及教會的順從一樣，而你們心靈之花的種子會撒遍大地，並且會繼續在神的天國開放。這些花被一雙雙充滿愛的手慷慨地放在她的墓前，隨著世間萬物會逐漸消失。」
我記得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為荒誕離奇。他做了一個箱子，從裡到外都用黑天鵝絨包了一遍。裡面不僅裝有她的微型肖像，年輕年老時的頭髮各一縷，一個她以前戴的金十字架，以及類似的一些信物，而且還有一些她棺材襯裡的樣本，這是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想。
從丈夫到父親再到祖父，在他大家庭的範圍內，他寬厚的統治發揮到了最大的餘地。他所有的孫子女都被送到科斯利由他親自洗禮。父母去度假的時候，孩子們也都被送到科斯利待上幾周。家裡人不論年輕年長，要想離開家，哪怕是坐車出去簡短地拜訪他人，也都要跪拜求得他的祝福才算得到許可。
這些家庭集會不是簡單地走形式，人人都熱衷於此。他並不像清教徒那般因循守舊。個人業餘演出、打牌在除了周日外的日子裡都受到鼓勵。他過著維多利亞中期式的生活，每頓飯都很豐富，並且要吃很久，家裡有許多僕人、馬匹。他從不在郡里刻意顯得儀表堂堂，家庭就是他全部的社交範圍。亞歷山大·沃博士的肖像掛在餐廳的牆上，並且在家庭禱告時經常被當作榜樣提出來。肖像的旁邊掛著一幅可以發光的牌匾，上面寫著：
Quisquis amat dictis absentem rodere vitam
Hanc mensam indignam noverit esse sui
（這張桌子不歡迎背後誹謗的人）
這是對那些我所了解的他的後人的訓令，事實證明並未對他們產生顯著的影響。
他很少給人留下輕鬆幽默的印象，有時他會對人加以叱責，更多的是他非常慷慨和慈愛。讀者也許會覺察出他與塞繆爾·巴特勒筆下的老年教皇有些相似之處，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他似乎在他的時代也非常特殊，要求他自己的尊嚴，但不論他的做法多麼過分，他都是個慈善的人，而我祖父就不仁慈。我父親的回憶錄中對祖父沒有做到不偏不倚。我的姑姑們對他們的童年已記不得太多的細節，而且不加鑑別地對父親有著敬重的記憶，出於對她們的尊敬，我父親的記錄有很大的保留。我母親則毫不顧忌自己對公公的討厭。
他是名醫生。在布里斯托爾和從男爵家裡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年輕人，獲得過許多獎章和獎勵。如果他曾想過，他一定能在倫敦有份工作，但他卻愛好體育、喜歡農村生活，並且和他的許多家人一樣，有一股渴望穩定的願望，而且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二十四歲的時候他在巴思附近的米德爾威奇諾頓定居下來。那裡當時是一個又大又美的村莊，但現在只是一個小而難看的小鎮。他在那裡一直住了四十二年，直到去世。
據大家講，我祖母是一個溫柔羞澀的女人，她的水彩畫、刺繡、製作假蠅魚餌的技藝都非常嫻熟。我和祖母都從沒聽說過祖父是個完全受他自己心情和願望支配的人。
他從事的事業非常廣，馬能馱著他走到哪裡，他就能把事業發展到哪裡。像當時許多普通醫師一樣，他保有著一套自己的福利體系。向世代居於一郡的望族們收取几几尼，向佃農們收取幾先令，但他經常將這些費用全部免去了。他是唐賽德修道院和學院的博士。年長的修道士們都說他是個受歡迎的人物，衣著整潔時髦，總是留有一個扣孔，打招呼的語言也很令人愉快。他是第一個被選入唐賽德同學會格利高里社團的新教徒，擔任著當地保守黨協會會長、板球俱樂部部長以及合唱團團長，他還是無數委員會的成員。他是個一流的射手，後來他從阿默當租來一些樹叢，自己養鳥。他每年都到蘇格蘭釣魚。業餘愛好是戲劇。他早在四十歲時就被選為巴思和布里斯托爾醫學會的主席，在職期間他在威爾斯的天鵝賓館以豪華晚宴招待他的同事們，當時宴客的菜單保留了下來。他令人感覺愉快熱忱，但卻好鬥。曾有一次起訴一個政治對手誹謗自己的性格，但沒有勝訴。人們卻因此更加喜歡他了。毫無疑問他在這一地區非常受歡迎。那是他陽光四射的公眾表演。但是夜幕下他穿梭在樹林中的馬車輪響卻帶有一種憂懼的感覺。他在門廊的拉毛粉飾柱子前下車，進入了一個冬日裡被紅色哥德式六角鐵燈照亮的大廳（那種燈現在掛在我家的廁所里），站在瓷磚地上專橫地高喊一聲，告訴家人他回來了，他要求家裡人在他回家時不論在做什麼都要停下去迎接他。他今天是愜意還是煩惱呢？他的病人有沒有聽他的話呢？他今天打鳥打得多嗎？所有人開心與否都要看他的脾氣。
他愛開玩笑嗎？大家會喜歡他那種喜怒形於色的虛張聲勢嗎？他會生氣嗎？生氣的時候他會用撥火棍四處亂戳客廳的裝飾物。而他是很容易生氣的。我母親記得一個災難性的雨天的下午，那時她剛和我父親訂婚。家裡人都對我祖父的提前返回感到驚喜，用他的紙牌吧嗒吧嗒地摔畫片玩兒。一陣狂怒突然爆發了，這是我母親在她家裡所沒有見過的。他的怒氣不是由於紙牌被弄壞而引起的，而是因為他相信一副用來打惠斯特的紙牌如果用於任何其他的玩法就會失靈，此後就再也不能被好手們用來打惠斯特了，這是一種多麼奇怪的想法。
他不單單是一個缺乏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在他性格里有一種現如今被認為是「虐待狂」的傾向。事實上當我父親第一次向他解釋這個陌生的詞組時，他說：「我覺得我父親一定就是這樣的。」據說有一次當他和我祖母面對面地坐在馬車裡，一隻黃蜂落在了她的額頭上。他向前探頭過去，用他手杖的象牙頭小心地把黃蜂在祖母的額頭上壓碎了，結果她被蜇到了。他狠狠地用鞭子打我的阿利克叔叔；故意嚇唬我身體很嬌弱的父親，把他那麼一個小孩獨自放在漆黑的屋子裡面，或是掛在高高的大門上晃來晃去，說是為了培養他的性格。他在飯桌上不是嘮叨就是恐嚇，因此我的那些姑姑們雖然都快是成人了，但依然時常會哭著離開飯桌。
他那廣為人知的慷慨大方並不是從家裡面傳出來的。他為我父親和叔叔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但是對我的姑姑們卻不是這樣。我叔叔是一名海軍，他娶了一個塔斯馬尼亞女孩，並把她帶回了米德爾威奇諾頓一個村子的家中，我叔叔在海上時那裡就是她的家了。叔叔年輕時就去世了，留下妻子和還在襁褓中的孩子在那陌生的島嶼上。我祖父不僅留心照顧嬸嬸收拾好東西回到了澳大利亞，還給了她一張支票，算是分別的禮物，讓她用於叔叔葬禮的開銷以及償還他在認識我嬸嬸之前在裁縫那裡未還完的賬單。我祖父在去世時也只是到了勉強不賠本的地步。
三
我母親的家族名叫拉本，這是一個不常見的姓氏，直到1914年他們才相信自己的起源在德國。在那一年比利時入侵的暴行使他們省悟了。後來一個對家譜很感興趣的親戚將他們的歷史追溯到了斯塔福德郡的佩恩，據已有的記錄顯示，身為自耕農的他們在那裡居住了五代，直到1706年，之後的兩代人去倫敦從商了。直到十八世紀末他們進入這一行業，但主要是在印度，有四代人在那裡，首先是在東印度公司，之後又在帝國公司的部隊服役或者在政府部門工作。他們在薩默塞特的哈奇比徹姆建了一棟寬敞的前端為弓形的房子，那裡現在是一所私人療養院。由於氣候原因，他們將家裡的女人孩子還有老人都送到了那個療養院，以及另外一個叫希爾漢普頓小修道院的老房子裡。那些挺過來的人過後就能回家了。事實上，我的男性祖先里無一人生還。哈奇比徹姆的教堂里有紀念他們寡婦、兄弟、堂兄弟們的牌位和彩色玻璃，但我拉本姓的三代祖先的遺體都留在了印度。我的高曾外祖父托馬斯·拉本1811年在加爾各答的一場車禍中去世了。亨利·蒂爾曼·拉本娶了西奧多西婭·馬洪，死於霍亂，去世時軍銜為少校。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亨利·比達爾夫·克頓是個帶著念珠的孤獨的小孩兒。他從劍橋三一學院來到了新成立的孟加拉文職機構，那裡通過提供給監護人史無前例的保障來招募一些有潛力的年輕人。他在奧里薩邦當時一個叫做布里的地方做主神聖地的行政長官。那種臭名昭著的節日時的極端鋪張浪費在不僅僅一代人的身上被嚴厲禁止。在我外祖父那時候，對於朝聖者最首要的危險就是霍亂。外祖父對城郊地區極不衛生的狀況比較熟悉，一位監察官員在報告裡對此表示吃驚和欽佩。結婚後他搬到了衛生條件稍微好一些的吉大港，但他卻在我母親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死於了一種地方病。使家譜產生混亂的是在他死後，他的寡婦妻子伊麗莎白·科伯恩嫁給了他的一個做牧師的表弟，又組建了第二個家庭，同樣也姓拉本。我的這對後阿姨後叔叔，像我家許多人一樣，跟隨著西南的召喚去了索美塞定居下來，那裡離我現在的家很近，我的繼外祖父在那兒靠推薦受俸牧師生活。
拉本家族與印度的關係於1917年終止了，那時我的後叔叔巴吉度不幸陣亡。他在孟加拉槍騎兵團服役，終生未婚。他休長假回家時經常和我們待在一起，因為他是我母親的親戚，而且我父親對他也特別喜愛。我對他的記憶並不是很清楚，但是卻非常光榮，因為他參加了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儀式。
親愛的讀者們，除了在電影院那種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地方，你們有沒有見過全副武裝的孟加拉槍騎兵？如果沒有的話可以想像一下某位喜歡鬧著玩的穆斯林神靈將王室騎兵的短號變成一個莫臥兒皇帝，而他又在這變化的半途中被分了神。雖然我父親的性格有些反覆無常，甚至有些矯揉造作，但他卻一直都是一身深暗色的衣著。從屋門到大門口的一段短短的鋪砌好的路上，經常留下他灰色的身影。父親不苟言笑，卻披掛著具有美妙東方特色的盔甲。雖然我也看過父親穿衣服，但關於細節我了解得不是很多。他全身穿亮紅色、金黃色以及淺黃色，戴有腰帶、肩章和踢馬刺、劍、大鹿皮手套，還戴著一頂聳立著的穆斯林大頭巾。後來我了解到，他體型纖細瘦小，但在我當時還是孩子的視線里他的體型卻是非常龐大的。
他1911年在土邦宮廷做英王兼印度皇帝特派副官，1914年考進基達參謀學院。他原本可以出色地完成課程的學習，獲得一個穩定而又不錯的職位，但是在法國和佛蘭德斯的傷亡人數增加了，他立即志願跟隨英國軍隊去了，後來在皇室一個營部的戰壕里犧牲了。
這些是我所做的關於遺傳的物質資料。身體包括精神和神經，是一連串各式各樣的混雜連接；而靈魂則是一種單獨的創造。
我和哥哥是由完全相同的成分構成的。我們身高相同（沃家人的身高十九世紀一直都在降低，這也許是因為這樣能滿足他們選擇嬌小妻子的專權感）。如果說我父親家族的性格有一個相同點的話，那就是建房子然後住在那裡，而我也遺傳了這一種癖好。我哥哥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流浪者，也許可以說是從托馬斯·戈斯，一個我年輕時獲得成為畫家願望的那個人身上所遺傳的。我父親家裡的大部分人都很虔誠，也都有些奢侈。我對神學、基督教感興趣，而我哥哥卻對宗教漠不關心，威廉·摩爾根也是這樣的嗎？我所記述的大部分祖先們都非常好客，很愛交際。我哥哥具有所有的這些特點，六十多歲的時候還保持著對生活不變的熱情，對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都很喜愛。我對獨居非常喜愛，但卻很容易感到厭倦。我哥哥年輕時非常強壯，但我不是；科伯恩以對滑冰的精通而著稱，那摩根的畸形腳呢？就像我在這一章開頭提到的，各種特殊癖性在許多代人里都有先例。我看到報紙開始更多地使用「基因」這個詞來表達以前「血緣」的意義。一個更令人快樂的隱喻或許是撲克遊戲。一個人摸到的一手牌，其價值取決於它的組成部分所結合的關係，並不取決於其數字的總和。一個人只能「依靠」發到手裡或是抽到的牌，還有對手已經打出的牌，即使如此也並不總能改善自己的牌。每張牌，不論大小，都是一副遺傳。沒有兩手牌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對其是否切實有用有所懷疑，所以，我結束了這一部分關於我的遺傳的描述，正式開始對我自己的經歷的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