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談舊錄 · 國共兩黨和談中的孫科

孫科是孫中山先生的長子，也是國民黨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見面，他還請我在他家吃過飯。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和談時，我作為民盟代表參加，同孫科接觸很多。 國共兩黨談判中，孫科是國民黨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張群、邵力子等，軍事方面的代表是張治中先生。共產黨方面的代表，以周恩來為首，還有陸定一、王若飛、李維漢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個人，有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張君勱，還有我等。大家推我為秘書長，實際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當時，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數有多有少，但是不論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個表決權。 孫科是國民黨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國民黨蔣介石參加國共兩黨談判的，但是他在談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蔣介石國民黨的立場上進行談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場上。他有什麼私心呢？說起來是一個很可笑的私心，這就是他想奪國民黨的大權，出賣蔣介石。怎麼一個奪法呢？在制定憲法草案時，他想搞成一個英國式的憲政。英國憲法規定，英王是國家元首，但是是無權的；首相是政府首腦，掌握實權。英國憲法還規定，立法權在眾議院，內閣由眾議院產生，內閣是眾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行使行政權，內閣閣員不放棄眾議院議員的身份。眾議院對內閣不信任，可以推翻內閣；內閣可以解散眾議院，訴之於民意，舉行大選。孫科在制定憲法草案時，要完全套英國憲法，想把蔣介石擺在英王的地位——無權的地位，他當首相，掌握實權。 完全照搬英國憲法，不是孫科的發明，是張君勱的發明。張君勱設計的方案，表面上是孫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設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實際上內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國的眾議院、行政院，形成英國式內閣。總統相當英國女王，行政院長相當英國首相。 張君勱這個套英國憲法的策劃，得到孫科的支持。孫科私下安排，他將來是行政院長，當英國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蔣介石推尊為大總統，實際上是英王。美國代表馬歇爾認為，這種憲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覺得很好，完全贊成。中國共產黨方面，周恩來完全同意，因為中共方面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治獨裁和一黨制。參加政協的絕大多數人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都認為就像歐美這個樣子吧，沒有別的路可走。 我認為，這個辦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僅民盟方面，參加和談的所有人當中，也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認識。為什麼說行不通，要不得呢？歐美式的憲政，是多黨制，至少兩黨，互相承認，互相競爭，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黨獨霸的政治局面。我認為這不合中國的需要，絕對不合中國的需要。因為中國太落後，特別是物質文明和經濟建設方面，大大落後於歐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質建設，搞經濟建設，搞生產，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歐美。物質方面的這個不足，不補上不行，否則中國始終是一個軟弱的國家。這個任務是第一位的任務。這就需要一個穩定的政局，執行一個長期連續不變的方針政策。像英美那樣，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來倒去，政策變來變去，在中國不行。那種做法是沒有眼光的，可以說是不懂事的。這些話當時在兩黨和談時沒有說，因為大家都不會聽得進去。後來，我去延安說了。 國民黨代表團中，邵力子先生為人厚道，張群是蔣介石的人。孫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張群當時沒辦法，拗不過孫科。他們就把協議送給蔣介石，擺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想讓蔣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對。但是，那時蔣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協，沒把政協放在眼裡，政協通過的協議，他根本不看。蔣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孫科的意。孫科就按他的辦法進行。 政協就要閉幕了，蔣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對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國民黨里的親蔣派谷正綱、張道藩等人大哭大鬧，說我們黨完了，被孫科出賣了。蔣介石安撫說：「我自有道理！」孫科這個人糊塗，蔣介石哪裡會受他的騙。 孫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蔣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鬧，他沒法兒了，就拉著邵力子去見周恩來。他哀求說，通過的協議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來對張君勱說：「看來要改！」因為當時是政治協商，一切協議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過，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張君勱說：「國共兩黨為主，我們沒有什麼，你看著辦。」後來，把憲法草案十二條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條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憲的規定，改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規。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讓步。各省得制定省憲，這是中共方面的意見。因為當時中共方面認為，中共要奪取全國政權不容易，但是可以奪得幾個省。省可以制憲，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制定在自己奪取的省的省憲中。 三、修改了關於國民大會的一些規定。張君勱原來的辦法是，通過公民投票的辦法，公民行使創製權、複決權、否決權等四權，不必召開有形的國民大會。他這個辦法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大意是人民有四權，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權。修改後規定，要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產生國家行政人員。 還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動，記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協閉幕了。閉幕那天，蔣介石出席了，五項協議正式簽字。閉幕以後，蔣介石還宴請了出席會議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協閉幕以前，周恩來到國府路三百號民盟總部來看望我們。他對我們說：「看現在的情況，買賣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說，同國民黨的協議可以達成了。我們表示，主要是國共兩大黨，國共兩黨認為可以成交，就可沒有問題了。 當時，周恩來準備離重慶回延安匯報。從延安返重慶後，參加閉幕式，在協議上簽字。這天，我交給周恩來一封信，信沒有封口，我讓他把信帶給毛澤東。周沒有看信，把信裝進大衣口袋裡。我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看樣子政治協商完成了，取得了協議。會議成功了，要組織聯合政府，在聯合政府籌備下，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根據憲法建設國家。我說，我不參加聯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發表我的言論。我認為，根據協議搞的憲法草案在中國行不通。我這個想法當時沒有人同意，都聽不進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領導人面談，闡述我的見解。 就在這年的3月間，我到延安去了。我對毛澤東說，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方案，組織政府，制定憲法等這一套，頂多一年，再多兩年，甚至三年，最終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對毛澤東說，不要只是我們兩個人談，請你邀請中共方面十個要人一起來談。第二天，毛澤東請來了十個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都參加了。我向大家談了我的看法，我說，政協的結論，按外國憲法一套在中國行不通，不合中國的需要。我也談了前面說過的，為什麼在中國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認真地聽，沒有人插話。毛澤東聽得也很認真，不過他不是老坐著，經常是一邊走一邊聽。任弼時聽出我說的意思，他說：「你是說蔣介石下台或蔣介石死以後嗎？」我點點頭。當時，蔣介石兵多裝備好，掌握著全國政權，又有美國支持，誰也沒有料到蔣介石那麼快就會被趕出大陸。在那時看，蔣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現旁的局面。 再說孫科，孫科在政協時搞了一個小陰謀，想當中國的首相，沒有當成。還都以後，即首都由重慶遷回南京以後，孫科當了立法院院長。孫科經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個立法委員，名叫孫書元，江蘇人，也住在上海。我們民盟的許多人也常住上海。孫科派孫書元去見張君勱，孫書元對張君勱說：「孫先生讓我對你們講，他同你們實在是一個立場。」所謂一個立場，就是說都不滿意蔣介石的政治獨裁，可以裡應外合，他（孫科）在裡面，我們在外面，一塊抵制蔣介石。這時，民主黨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孫科裡應外合的話。 不久，我們得到一個消息，給我們透露這個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後來活了九十八歲，是老國民黨黨員。他告訴我們說，你們不要相信孫科，他已被蔣介石收買了，蔣介石把副總統許給了孫科，孫科不需要你們了。我們一了解，果然是這樣，蔣介石推選孫科當副總統。後來，只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李宗仁當上了副總統。孫科沒有當成副總統，當了一個短時期的行政院院長。 [1]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檢討我的立場、觀點和過去一切行事」，並註明為「試作自我檢討之二」，蓋對首次自我檢討文字《我的努力與反省》而言。這兩篇文字均寫於1952年。令人遺憾的是此「試作自我檢討之二」於「文革」抄家時被收繳，後雖幸得尋回，但文字後一部分卻丟失而不可復得。因此，作者於1976年複閱後有批註：「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後附有該檢討文之寫作提綱草稿，可互相參閱。——編者（後此之注釋，除著者自注註明為「漱注」外，其餘均為編者所加，不再一一標明。） [2]即《我的努力與反省》一文。 [3]《年譜》已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一。《我的自學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4]著者已於1974年將此節補寫出，只是較原計劃為簡略。 [5]「學佛又學醫」一節已於1974年補寫完，並已收入《我的自學小史》一長文中。 [6]時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鎔西）先生邀其任秘書，而張為其舅父，故說為「幫忙關係」。 [7]1917年7月初，張勳擁廢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北洋軍閥中的皖系軍閥）以「討逆」之名率兵入京，後又自任國務院總理。孫中山指出段為假共和真復辟，正式發出「護法」號召（維護《臨時約法》與國會）。8月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推為軍政府大元帥。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緝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師剿滅」南方護法軍，派遣直系軍隊（北軍）入湖南，於是南北戰爭開始。 [8]作者本人有文字記載說，此小冊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員休息室內，任人取閱。辜先生即在此處見之，並發感嘆。 [9]在作者《寄曉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寫有這樣的話：「我這裡雖不能無人情，卻不許有俗腸。像小資產階級的向上爬心理，可說自幼沒有。」 [10]作者曾有更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於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而我亦沒有把中國問題只作中國問題看。不過作為一個中國人要對世界人類盡其責任，就不能不從解決中國問題入手。」（見《寄曉青甥》） [11]此寫作提綱稿原寫於作者一小記事本中，現特附錄於此，供參閱。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鴻一。山東鄆城縣人。清末秀才。山東高等學堂畢業後公費留日，於此時參加同盟會。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同時參與反滿革命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曾任山東省副議長。主張「村治」救國。梁漱溟先生懷有「鄉治」思想，王即介紹梁主編《村治月刊》，並推薦出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 [13]「第一舞台」與「真光電影院」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級劇院與影院。 [14]這四個小黨是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漱注 [15]1912年2月以袁世凱使清帝溥儀退位為條件，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而由袁出任此職。 [16]據著者晚年談話，此秘密機關所在地為今日北京東單二條。 [17]以我所知，廣東伍庸伯先生（觀淇）、蘇北江問漁先生（恆源）在當時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聽課的。伍先生聽課達一年之久。江先生在當時是一位農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職，一面聽課，竟然取得正式畢業資格。——漱注 [18]據章行嚴先生談，清末革命，他與蔡先生同搞「愛國學社」，與陳同辦《國民日報》，多年相熟友好。蔡、陳於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經函電邀聘，立即應聘到校。但次年廣東護法方面七總裁擁岑春煊為主，發表他為秘書長，事前並未徵求他同意。在南北對抗局中，使他不得安於北大，遂爾離去雲。—漱注 [19]毛主席在長沙師範求學之時，最受知於教師楊懷中先生（昌濟），情誼極深。1917年間，楊任北大哲學系教授，講西洋倫理學史等課，住家地安門鼓樓東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來，即投住其家，一面經楊介紹為圖書館職員，一面繳費做旁聽生聽課。正值五四運動之時，毛主席卻未在北京。我在當年與楊先生曾彼此互有過從，顧未及結識毛主席。——漱注 [20]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40頁。—漱注 [21]袁解散國會時，杭辛齋先生是國民黨議員，曾為陸建章的軍政執法處捕去，幾遭殺害。其事即在《京話日報》二次被封的同時或前後，兩件事有無多少關聯則不詳。——漱注 [22]1922年春我曾為接辦《京話日報》奔走，訪梁任公先生於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後對李大釗、張難先兩位先生談過，希望得到人力幫助，兩位先生亦各曾親自來過報社。——漱注 [23]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33頁。——漱注 [24]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38—40頁。——漱注 [25]民國元年南京留守黃興倡辦愛國捐與此相類似，其運動亦曾發展到北京，但不論從北京看從全國看皆不及國民捐的聲勢。——漱注 [26]據郝壽臣先生說，當時戲劇界同人的組織名為「正樂育化會」，會長是譚鑫培，而副會長即田際雲。——漱注 [27]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32頁。——漱注 [28]見《彭翼仲五十年歷史》第37頁。——漱注 [29]清末官府制度複雜而又變更頻繁，現在難以記憶。練勇俗呼「看街兵」，似屬於五城巡防局，它與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後來不久皆以改制裁撤。—漱注 [30]當時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轎以至八人大轎或一種特製的大鞍車，其隨從則乘馬。轎夫馬夫往往橫暴欺人。戈著報學史所傳瞿鴻禨衛兵搶掠者，實為其馬夫橫行街道鬧事之誤，其事見七一五號報，恰在報紙被封前不甚久。—漱注 [31]當時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闆、夥友、小販、手工人、家庭婦女、少年學生、蒙師、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時較上層的人士。更有當時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無，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許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職」（世襲職位者）、「書吏」（各部衙門世傳掌檔案者，品位低而勢力大）、「家臣」（王公府第護衛）、「家人」或「家丁」（府宅雜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買來的）以及當兵吃糧餉的。又彭先生一演說中，有「梨園」（伶人）、「勾欄」（妓女）的函稿皆曾登過的話。—漱注 [32]《彭翼仲五十年歷史》一書為陳干出資印行。書中有彭撰「弟子陳幹事略」一篇，並附有八年前陳對《京話日報》投稿兩篇。當年陳正是一個兵丁，是以投稿而認彭先生為師者之一人。——漱注 [33]西太后曾遣內侍到報館傳諭說每天要看。當時報上刊出了「進呈兩宮御覽」字樣，兩宮指太后和皇帝。——漱注 [34]見五三九號報，陳即陳天華，惠即惠興女士，馮、潘二烈士待查。—漱注 [35]關於任文毅的事情和後來加重彭先生刑罰的事情，在《彭翼仲五十年歷史》一書中記述甚詳，並附錄一些有關文件，今本文一切從略。——漱注 [36]《北京報》後來在北京出了很久，從光緒末年到宣統年間以至民國初年。——漱注 [37]張耀曾先生（1885—1938年）是近代著名法學家、政治活動家，早年參加同盟會，系《臨時約法》與「天壇憲草」主要起草人，為國民黨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因蔣介石個人獨裁，實行一黨專政，與先生所懷憲政治國、多黨議會政治理念不合，拒不參加政府，遂淡出政界，又因不幸早逝，遂多為世人所不知曉。 [38]原信函中「現存親屬」與「遺稿文物保存情況」兩節均略去。 [39]作於1942年。 [40]寫於1943年。 [41]此文約寫成於1985年。 [42]著者口述，曹月堂、丁介輝筆錄整理，後經著者閱過。 [43]此悼念文章附於全文之後，可供參閱。 [44]此記述文字之摘錄附於本文之後，可供參閱。 [45]蔣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寧人。我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將近代先進軍事理論系統介紹至中國的第一人。曾學習軍事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01）與德國（1905）。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1912）、國民政府軍委會顧問（1935），及代理陸軍大學校長（1938）等職。著作有《國防論》等。又，此文據著者口述，由編者筆錄，整理而成；時在1985年。 [46]胡氏到香港前，曾從海外有一極長電文致國內各方面，大談其五權憲法，謂全國今既統一，當奉行總理遺志。愚先於任潮處見之，深覺其一味逞書生虛見，對於大局前途之艱難全無認識，而滿紙驕盈自得之色實屬可鄙。然素聞任潮少時嘗一度受業於胡，彼此有師生之誼；真如亦一向盲目崇拜胡氏。當時局方陷於僵持，而報載蔣忽飛奉化不出，愚深恐李、陳擁胡以代蔣，於大局實無好處，因趕赴京、滬阻其事也。—漱注 [47]系因民革中央秘書處向我徵求意見而寫。—漱注 [48]汪精衛此文在十九年擴大會議前，愚當時曾於《村治月刊》引用之，試檢《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一一四頁可得。原文指出第一種模型心理即清末革命派之於十八世紀自由主義之制度，如法國美國者。第二種模型心理則民國十五六年最盛，不是法美式而是蘇聯式了。言之未嘗不明白，顧未自承兩度革命運動領導者同在此模型心理中，而第諉歸於青年無識。蓋不只自諱其失，並為孫總理留顏面也。—漱注 [49]二十三年立法院公布憲法草案時，愚有《我們尚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一文，猶是此意，可資參照。原文見天津《大公報》，收入《鄉村建設論文集》。—漱注 [50]見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一八〇頁曾引用之。—漱注 [51]1939年初，著者自重慶出發，往山東敵後考察，途經西安時，利用滯留西安時的間隙，而有宜川秋林鎮之行，走訪閻錫山。時在1939年2月17日至26日。 [52]此文由《河南文史資料》編輯部據訪問記錄整理成文後，曾經作者審閱。 [53]摘自《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1941年首次發表於香港《光明報》）。 [54]關於這些教育（或稱訓練），我本囑隨行的友人考察記錄，不過材料不在手邊，只好從略。但我為使上面的話不落空，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見，我特指出那些學生生活的苦況。吃飯總是吃小米飯，沒有掉換，菜只一樣，蘿蔔湯，有點鹽，沒有油，滋養二字不能談。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濕，又是人與人擠攏一起，鋪位分不開，跳蚤、虱子縱橫無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沒有洗臉水，因為擔水上山來不易，水都凍冰，要柴來燒，而柴是貴的。所以一盆水，第一個人洗過，第二人洗，第二人洗過，第三人洗，第三人洗過，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個人才算完。這種情形，衛生二字向誰講？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隨我去的鄒君參加到他們學生隊，故知之詳且確，沒有虛假，奇怪的是身體並不見差（面色不見黃瘦難看），興趣都很好！這不是一種成功嗎？——漱注 [55]一九四二年首次發表時為港英當局新聞檢查機關所檢扣者。 [56]作於1978年。 [57]商震（1886—1978年），浙江紹興人，字啟宇。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歷任旅長、陝軍第一旅旅長、師長，晉軍前敵總指揮、山西省府主席。1927年加入國民革命軍，任三集團軍左路總指揮。1928年起，歷任河北省府主席、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河南省府主席等職。同情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抗日戰爭勝利後，對蔣介石反人民的內戰政策不滿，辭去駐日代表團團長職務，留居日本。 [58]摘自《我努力的是什麼——抗戰以來自述》，標題為編者所加。 [59]此為1941年在香港《光明報》首次發表時，為港英當局新聞檢查機關所檢扣者。 [60]1957年9月編次。 [61]1941年作，同年發表於香港《光明報》。文中空格□處為當年港英當局新聞檢查機關所檢扣者。 [62]1942年作於桂林。當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尚未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63]著者1962年重閱此文時於此處加以下批註：「其實蓋為青年黨之左自以為黨勢大過張之民社黨，不肯以主席地位讓於張。」 [64]當時十大綱領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經陳友仁、陳翰笙二君親自譯成英文，即由二君擔保此事之屬實，而後各外國記者乃拍出電報，引起世界各國注意。——漱補記 [65]追記於1984年。 [66]寫於1952年。文中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67]1949年1月在重慶召開了國共和各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與建國後的政治協商會議非一事，故稱前者為舊政協。舊政協的主要目標與任務是通過黨派協商，最終組成由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掌握國權，管理國家，以取代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行憲政。 [68]作於1949年。 [69]作於1948年末，發表於1949年初。 [70]1952年作者寫有《我的努力與反省》一文，其中三、四兩節內容正是回顧了創建民盟及其前後的個人的言行，現選錄於此。標題為編者所擬。 [71]聞之於葉篤義同志。—漱注 [72]即山東鄒平縣鄉村建設研究院附設試驗農場；時為1932年。 [73]《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報告》（1933年） [74]《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75]《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76]《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77]《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78]《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 [79]同上 [80]同上 [81]《中國文化要義》（1949年） [82]《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 [83]《人心與人生》（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