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大江東去——沈祖安人物論集》序

〔1〕 沈祖安同志準備自選一本關於人物評傳的集子，要我說幾句話。 我看到他這方面的文字並不多。有些是他認為需要給我看的，有些是偶然在報刊上翻到的，當然為數甚少，有的寫得很好，也可能還有更精彩的我沒有見到。但僅就我能看到的或者與我有關的幾個人與事，談談我的看法。 關於蓋叫天到北京拍攝《武松》這部藝術片的內容，我要補充幾點： 這是周恩來總理交下來的任務。據說是總理在杭州初步和蓋叫天議定的。請崔嵬當導演不是總理決定的，先是北京提出來，文化部電影局支持的。我在文化部分管電影（當時還沒有電視的機構），雖然不管電影卻與電影界熟悉的藝術局副局長馬彥祥同志曾提出過這個問題：兩位藝術家都有本事，但脾氣都比較大。但是蓋叫天已得到消息，表示很願意和崔嵬合作，於是就這樣定了。但是周總理說，要多做崔嵬的工作，他是老黨員，當過大區文化部門領導，應該有團結和尊重黨外藝術家的氣度。據說總理和崔嵬當面講過。我雖掛名管這件事，但是指導這方面工作的是齊燕銘同志，還有具體負責聯繫的馬彥祥同志。 後來雙方果然鬧僵了。文章中的敘述還是比較客觀的。雖然蓋叫天的脾氣是大了些，崔嵬也有脾氣。我是開機前出面請吃飯，在停拍時又出面請吃飯，當時只能藉口北方太冷，請蓋老回上海避寒。其實南方的冬天室內暖氣不足，比北方還冷。 後來在上海拍成這部片子。主要是陽翰笙同志提出請應雲衛當導演，由馬彥祥同志去落實的。應雲衛有辦法，把蓋叫天侍候得很好，其實他不少地方還是採取和崔嵬相近的手法，可是蓋叫天很高興地照辦了。後來周總理又說：應雲衛這種既能使老藝術家高興，又能讓他服從電影拍攝需要的經驗可以推廣，尤其戲曲界個性比較強的老藝術家不少，有的確是不容易侍候的，可以借鑑。但是後來考慮到可能引起的負面作用，這件事我們只在內部（黨組內）談了，沒有公開報道。應雲衛自己也提出不要宣傳，認為這對蓋叫天不好。 關於楊度遷葬到上海革命公墓這件事，是楊度的孫女楊友鴻、楊友鸞和孫子楊友龍讓沈祖安來轉告的。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並且先後寫了幾封信，給上海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張承宗等同志，但是我不同意由我寫墓碑。當時曾比較嚴肅地提出兩點：一是楊度思想的轉變和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周總理和潘漢年同志起的作用，我只是中間有一段時間做了單線聯繫和安全隱蔽的事，我不能居功自誇；二是我的毛筆字不好，最好請一位有影響的書法家寫。寫的那封信，並不是責備祖安同志，是向他講清這個道理和原委。因為他事先答應楊家後人請我寫墓碑，當然是好心，但沒想周全。提出請趙朴初同志，也是我建議的，因為他和趙老較熟悉。後來具體由祖安同志和楊度在上海的小女兒楊雲慧等著手去辦了。 關於李麗華和張愛玲的離開大陸，情況各有不同。祖安同志原來想把兩個人合成一篇文章的兩部分，我認為不妥，建議他另寫。因為張愛玲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她才華橫溢，二十多歲就在文壇上閃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來同志研究回上海後的文化工作，總理提醒：有幾個原不屬於進步文化陣營的文化名人要爭取把他們留下，其中就談到劉海粟和張愛玲。總理是在重慶就輾轉看過她的小說集《傳奇》，50年代初我又托柯靈同志找到一本轉送周總理。但是張愛玲後來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這是她自己要負責的。人活在世界上，客觀上確有各種影響和干擾，但是路還要自己走。我同意祖安在《遙祭張愛玲》一文中的論述。 李麗華並非是原先就研究要爭取留下的，但是對這樣一位中國40年代的大明星，我們還是歡迎她為新中國電影事業再創新的業績。後來她走了，有一點是和張愛玲一樣的，就是我們在解放後那幾年，開展文藝界整風中，對她們的團結和關心不夠，加上當時拍片子少，由於多種因素，當然輪不到她。其中也確實有不符合黨的統戰政策的做法，所以後來使她們待不下去。至於關於陶金和孫景璐、章曼萍等的牽涉，多半是傳聞。既是傳聞，我建議祖安同志都應捨棄而不錄，以免傳訛。但建議保留和發揮對李麗華的懷念和期望這一段，它可以動人以心弦，但不要憑傳聞作論斷。當時有些人說話、寫文章不及其餘，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那時分管上海文化宣傳工作，我也有責任。至於其他人的做法，那又當別論。 李麗華80年代初回北京，我曾接見她。當時她在台灣有許多關係，見到我，她很坦率地說：「大陸上消息一發表，我在那邊（台灣）就有點麻煩。」我問她：「是否你覺得是得不償失？」她說：「不是。能和您見面，我很榮幸，如果再能給我一點面子，那就不管那邊（台灣）怎麼說了。」第二天，鄧穎超同志接見了她，報紙上連續發表了兩個接見的消息，並且由中國劇協和影協出面，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與她相聚，暢敘友情。李麗華說：「這也值得了。」 可見李麗華對內地還是有感情的。至於張愛玲曾在1979年前後托人提出想回來，我們也表示歡迎，但是她在美國一直沒有改變反共的口氣，這就難辦了。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張愛玲能回來，尤其希望用她那支生花妙筆寫出讓祖國人民再度欣賞的新的小說來。這也許有可能吧？這當然是我的想法而已。 關於錢昌照先生1949年3月在香港和我談到他當時保管的國民黨政府一部分物資和財產，希望上海解放後，去他隱藏的地方接收這批物資，我立即建議潘漢年等同志用秘密電台向黨中央報告，潘也很快報告了周恩來同志。誰知我在1949年4月輾轉到北京時，在街上碰見了錢昌照，據說是黨中央很快派專人把他接到解放區，說明當時為安全起見，中央調用了另一條秘密通道，並未使用我們原先的聯絡點和電台。 上述幾點，也可說是對祖安同志文章的一些補充。 我雖然和沈祖安同志是同鄉和同姓，但是並無直系親屬關係，過去他和陽翰老相識很早，和我接觸並不多。只是在「文革」後的1977年開始，往來較多。他為人熱心，筆頭也勤，他自己從不提出什麼要求，但因為好管閒事，愛抱不平，常會要我替別人辦事。譬如蓋叫天、劉海粟、吳似鴻、趙清閣的事情，以及影星劉曉慶的事，尤其是劉在拍《火燒圓明園》以前遇到一些困難，沈祖安拿著劉曉慶給他的信，要我為李翰祥作點支持。我可以辦到的，儘可能支持他。但有時也批評他閒事管得多了些，影響他自己的研究和創作，但是他寫了《閒事非閒》和《閒書不閒》的兩篇文章，似乎是間接地回答了我。文章是不錯的，穿針引線和烘雲托月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做，沒有前輩給我們架橋鋪路，我們自己也走不到文藝的彼岸，何況當人梯和當墊腳石，也是提攜後進的看不見的壯舉，作點犧牲也應該。何況沈祖安並非都犧牲，他寫出過許多有內容的作品和人物評傳，也往往是不期的收穫。 然而，他還是應該集中點精力，年逾花甲的人，該多寫點東西了。在他花甲初度時我曾破例用毛筆給他寫了一張字， 〔2〕 希望他多寫好作品，少浪費已不多的時光。 我想讀者會喜歡看這部書的。希望祖安同志從中走出一條新路來：可評可贊，但不要捧，該議該論，決不是貶。我認為這類文章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歷史和文史方面，在於我們和我們以後的幾代人都能堅持這一點： 不能忘卻過去。 因為現在許多不該忘卻的已經遺忘得太多了。 1993年於杭州汪莊 注　釋 〔1〕 　原載浙江《聯誼報》2004年6月26日，收入《大江東去——沈祖安人物論集（2）》，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出版。 沈祖安，浙江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 〔2〕 　夏衍給沈祖安的題詞為：「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