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與劇論 · 故事連累了導演的一個實證

〔1〕 ——寫在《鬥牛艷事》觀後 很明顯的是因為對於故事的不滿，所以各報對於《鬥牛艷事》的批判都很嚴格，但是我以為這片子的失敗，責任是在故事，而不全在導演，這一點是值得分清楚的。 熱心的觀眾大概不會忘記《六一三之夜》（The Night of June 13）和《良緣巧合》（One Sunday Afternoon）這兩部作品，清新，質樸和靜謐的作風。導演Stephen Roberts 〔2〕 特有的那種真實的迫力和淡淡的小市民性的傷感，這一切到現在還深刻地留在我們的記憶裡面，可是，經過半年的時日，竟使我們看到了這樣一部建築在一連串的誤會上的《鬥牛艷事》。 Stephen Roberts不是所謂「電影出身」，也不是從舞台或文字的領域中移植過來的知識分子，據說，他的前身是一個飛行士，他沒有纖細的神經，但是他卻有過一些以體力和生命換取生活資料的體驗，在他發表的作品裡面，他描寫了和他同一類型的人物，再現了30年代的美國小市民日常反覆著的極普遍的生活。《六一三之夜》的莫洛家族，《良緣巧合》的啤夫和愛米，這些都是現代社會常有的典型，而決不是概念的存在，Roberts的作品所以感動我們的原因，是由於他所處理題材的「真實」。這是他的特長，也就是他的作品的力量，形成他作品的底流的不是絢爛的技巧，不是出奇的情節，這，只是極度平凡而樸素的描寫，能否把握「真實」，這是藝術家能否成功的分歧。所以，Stephen Roberts放棄了他的特長，繳除了描寫真實的武器，這就表示了他已經停止了他的個性的展開，而不自覺地走上了危險的境界。 《鬥牛艷事》描寫了一個和我們的生活離得很遠的世界，在這兒登場的人物，並沒有社會的和經濟的背影，換句話講，他所處理的雖則不是高貴的人們而還是些俠盜和鬥牛士之類，但是，這兒早已經看不到Roberts初期作品的那種滲入心靈的「實感」，墨西哥已經不是鬥牛和龍舌蘭的樂土，墨西哥人同樣地受著二重和三重的剝削，不論怎樣的矯揉，不論怎樣的粉飾，在偉大的現實前面，這種沒有血肉的人物和從經濟關係游離了的浮薄的戀愛衝突，是再也不能使廣泛的觀眾感動和興奮了吧。 離開了「實感」的Roberts的姿勢是悲慘的，他已經失掉那種強烈的迫力的全體。在對於地主夫婦的漫畫化，在描寫那侍女的失戀的悲哀，多少地還留存著一點Roberts的面影，可是和《良緣巧合》比擬起來，真使我們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這是商業主義下的電影導演的悲哀，這是故事連累了導演的一個最好的實證。 反之，作品對於現實的歪曲與粉飾是有害的，我們便該反對。 假使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影片以文化侵略的姿態在市場上出現，起的是麻醉、欺騙、說教、誘惑的作用，我們影評人便應該負擔起電影文化領域內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向帝國主義的影片堂堂地進攻（同樣的，影評人也負擔著反封建反宗教迷信的任務）。 但是這並不就是說，帝國主義國家的影片一律都要加以反對。 往往，一部作品在客觀上含著豐富的真實性，這生動的真實的描寫，是違反著作者的主觀世界而達到了藝術上的正確的有教益的結論。 最好的例子便是《亡命者》。《亡命者》里暴露了他們的國家機關的黑暗而超越了人道主義的說教，使觀眾抑制不住對於資本體制的憤怒，是違反著作者的世界觀的，但客觀的真實性的勝利在這裡證明了它自己的不可戰勝的力量。 同樣的，我們對於「民族精神」的改良主義、個人主義要做無情的打擊，而不能不推薦那裡邊這麼生動真實的殖民地奴隸命運的描寫。 軟性論者便是對於這些完全沒有理解，把我對於影評人在電影文化領域內反帝任務的提文視為「文不對題」！ 尤可笑者，一般淺見者流看到我們推薦作品，誤認我們把華納女婿視為了不起的導演人。然而無論如何，馬文·萊洛、柏勃斯德既有此勞績，當遠較優於一般庸俗之徒，我們的加以注意，為什麼便不應該了呢？ 到現在為止，他們在「軟性論」的衣裳下掩蓋著真實，然而時間與歷史將殘酷地裁判他們，暴露其面目。在這裡，我們保留著最後的結論的一章，讓軟性論者用他們自己的行舉來寫上去吧。 6月24日於盛暑之夜 注　釋 〔1〕 　原載上海《晨報》1934年6月27日「每日電影」副刊，署名羅浮。 《鬥牛艷事》，直譯為《號角吹響了》，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巴萊特·科馬克編劇，史蒂芬·羅伯茨導演，喬治·拉夫特、阿道夫·孟郁主演。 〔2〕 　Stephen Roberts，史蒂芬·羅伯茨，美國電影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