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的特性 · 第一章 初訪英國

文學成就的前提就是對社會至高權威的打破，因為文學與自由結伴而行，道不同不相與謀。所以人們寧願跋山涉水去追尋那些久負盛名的作家，而不與身邊那些婦人見識、斤斤計較的酒店職員或農夫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達、知足常樂、平易近人，其本人更優於其作品。 英國人耽於幻想，這似乎彰顯了他們所標榜的自由。 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維是一種狹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國式思維，他是以一種大眾的平庸和順從來凸顯他可貴的高尚。當超出他熟悉的領域，他的觀點就毫無價值了。 我曾兩次到訪英國。第一次是在1833年，告別了在西西里島、義大利和法國的短暫旅行後，回國時我從布倫港（Boulogne）[1]橫渡海峽，在倫敦塔碼頭上岸，由此踏上了英國之旅。與英倫三島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令我喜不自勝，至今仍記憶猶新。那是一個陰暗的周日清晨，街上行人寥寥無幾，與我同行的還有一位美國藝術家[2]。我們從倫敦塔出發，穿越齊普塞德（Cheapside）和斯特蘭德大街（Strand），來到羅素廣場邊的一座大樓，那裡已為我們安排好了十分考究的房間。這裡的優雅和寧靜，讓我們不由得收斂起數月來在旅途中養成的喋喋不休的粗魯習慣，也不敢再在大街上旁若無人地大聲喧譁。這裡的商店招牌用的是我們的母語，門牌也用我們的鄉村名稱來標識，無論是公共建築還是私人樓宇也都給人一種似曾相識之感。 與當時的大多數年輕人相仿，我對愛丁堡人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的撰稿人[傑弗里（Jeffrey）、麥金托什（Mackintosh）、哈勒姆（Hallam）、司各特（Scott）、普萊費爾（Playfair）和德·昆西（De Quincey）]素懷敬仰之情。儘管他們的作品我涉獵不多而且頗為雜亂，但我卻迫不及待地想親眼目睹其中幾位的尊容，他們是柯勒律治、華茲華斯、蘭多（Landor）、德·昆西，以及最近在評論性雜誌上最具實力的撰稿人卡萊爾（Carlyle）[3]。其時我正生病在家休養，之所以接受了外出旅行的建議，並且最後選擇歐洲，我想正是受他們的魅力所吸引。假如歌德還健在，我一定還會去德國漫遊。除上面提到的這些人（司各特已過世）及後來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參加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4]葬禮時見到的惠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外，其他當代的英國作家我是不屑一顧的。年輕學者夢想著與那些洞察世事的學者比世而立，並以為幸運之至，殊不知他們其實已成為自己思想的囚徒，且冥頑不靈。文學成就的前提就是對社會至高權威的打破，因為文學與自由結伴而行，道不同不相與謀。所以人們寧願跋山涉水去追尋那些久負盛名的作家，而不與身邊那些婦人見識、斤斤計較的酒店職員或農夫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達、知足常樂、平易近人，其本人更優於其作品。這是我的一貫主張。 愛默生 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散文作家、思想家、詩人。林肯稱其為「美國精神的先知」、「美國的孔子」。「在十九世紀沒有任何散文比愛默生的散文影響更大。」（馬修·阿諾德語）愛默生的英國之行對他思想體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響。 重讀1833年的旅行日記，我覺得值得發表的東西寥若晨星。但我摘抄了僅有的幾篇拜訪英國名流的記錄，我的文字樸實無華，因為他們的聲名顯赫與備受尊崇足以讓他們光輝的人格流芳後世，而無需嬌柔粉飾。 在佛羅倫薩藝術界，我認識了一位美國籍雕刻家霍雷肖·格里諾（Horatio Greenough）[5]。他儀表堂堂，英俊瀟灑。如果我說，他有梅朵拉那樣漂亮的面孔、阿喀琉斯巨人般的體魄，絕非溢美。格里諾品格高尚、熱情洋溢且能言善辯，他博學多才、見識過人。他認為古希臘人是以學派或社團的方式來研究學問的——天才般的大師為他的朋友設計出偉大的藍圖，由此激發他們的研究激情。於是，在他才智枯竭之時，後繼有人。這樣，前赴後繼，激情洋溢，直到最後完成。這種一以貫之的作風在攻克一些堅如磐石的難關時顯得尤為重要；並且他還認為只有遠離孤僻和戒備，在藝術家的團結互助協作中，藝術才會繁榮昌盛。霍雷肖·格里諾是一位一絲不苟、涵養極深的紳士。他摒棄哥特派藝術，是古希臘文化的忠實擁躉者。他的思想處處閃爍著博大的光輝。1843年，他發表了一篇關於建築藝術的文章，該文把羅斯金（Ruskin）先生的建築道德觀念奉為未來建築藝術的圭臬，儘管他與他們關於藝術史的觀點大相徑庭。我曾收到他的一封親筆信——雖說是後來，但也就是在同一時期——在信中他粗略地勾畫出自己的理論輪廓：「我的建築架構觀點：房屋的空間和造型要據其功能和位置科學地設計；房屋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要根據外觀的比例有層次地彰顯。房屋的顏色和裝飾要根據建築的根本規則來決定、排列或改變，每個決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那些臨時的和虛假的設計應該立即徹底清除。」 倫敦俯瞰圖 泰晤士河畔的英國國會大廈和大本鐘，建於公元750年，占地八英畝，是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建築。國會大廈也象徵著英國歷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格里諾從一個朋友那裡給我帶來了一張家住聖多米尼加迪菲索爾（Domenica di Fiesole）的蘭多先生的請柬。5月15日，我有幸與蘭多先生共進午餐。他的高貴典雅和彬彬有禮讓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圖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別墅（Villa Gherardesca）里裝扮得詩情畫意，四周美景盡收眼底。從他的作品和一些趣聞軼事中，可捕捉到一種阿喀琉斯式的憤怒——一種桀驁不馴的粗獷。我不知傳聞中對他的詆毀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這天的蘭多先生絕對是位謙虛有禮、和藹可親、談吐高雅的紳士。他讚美在佛羅倫薩野地里遍地生長的仙客來，崇拜華盛頓，敬重華茲華斯、拜倫、馬辛傑（Massinger）、博蒙特（Beaumont）和弗萊契（Fletcher）。當然他固執己見，喜歡一語驚人，總是竭盡所能地以他那英國式的衝動暢談永恆的過去。他說，「自古英雄身後皆寂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當然菲利普和亞歷山大除外，對菲利普更是推崇。蘭多先生熱衷於希臘藝術，尤其鍾情於希臘雕塑。維納斯雕像是他的最愛，其次就是擺放在陳列館裡的亞歷山大頭像；他最喜歡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亞的約翰（John of Bologna），而不是米開朗基羅（Michael Angelo）；繪畫方面，他喜歡拉斐爾（Raffaelle），對佩魯基諾（Perugino）和其他早期的大師們的興趣也與日俱增。蘭多先生認為只有希臘的史書才是唯一的經典之作，伏爾泰的作品緊隨其後，稍稍遜之。他對馬金托什（Mackintosh）和我最近結交的這些朋友毫不賞識，卻對蒙田和沙朗[6]擊節讚賞，這似乎有點黑白不辨。他認為德熱蘭多（Degerando）得益於《盧卡論幸福》（Lucas on Happiness）和《盧卡論神聖》（Lucas on Holiness）！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談論騷塞，但見鬼，誰知道騷塞是誰呢！ 蘭多先生邀請我周五去吃早餐。我和格里諾一同如期而至。蘭多迫不及待地給我們背誦了五六行裘力斯·愷撒的六音部詩行以示款待——他告訴我們說，這首詩源自於《多納圖斯》（Donatus）[7]。他對切斯特菲爾德（Lord Chesterfield）勳爵讚美有加，但對伯克（Burke）和蘇格拉底（Socrates）頗有微詞。他把華盛頓、福西翁（Phocion）和提摩勒翁（Timoleon）稱為三大偉人；像果樹學家一樣，在其目錄表上選出三到六個最好的果種「來建立一個小果園」。他甚至不忘對他們名字相近的尾字母評論一番。「一個偉人，」他說，「一個偉人應該享以厚祭，宰殺一百頭牛，別管它們是被上帝和英雄們享用或是被蒼蠅美餐一頓。」在此之前，我拜訪過阿米奇（Amici）教授，他讓我參觀他的顯微鏡，（據說）可放大兩千倍，我向蘭多談及那些顯微鏡的用途。蘭多蔑視昆蟲學，但他卻喜歡說：「細微之處見精神。」這和昆蟲學精髓倒是英雄所見略同。我試圖談起最近風頭正健的作家赫歇爾（Herschel）以示揶揄，可他卻聲稱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甚至連這個名字也是頭次耳聞。蘭多先生有一間掛滿了各種圖片的房子。他喜歡向人展示他的圖片，尤其是其中一幅，他站在那幅畫前，說：「如果有人能證明這幅畫是多梅尼奇諾（Domenichino）的真跡，我就賞他五十幾尼。」其實我對蘭多先生的圖書室更為好奇，但據霍雷肖先生說，蘭多先生喜歡把書送人，因此房間裡的書為數不多。 柯勒律治像 薩繆爾·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英國湖畔詩人之一，著名評論家，浪漫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古舟子詠》和《忽必烈汗》等。愛默生認為柯勒律治的真正價值不在於他是一個哲學家和詩人，而在於他是一個評論家，尤其推崇他的文學評論。 英國人耽於幻想，這似乎彰顯了他們所標榜的自由。而蘭多先生把這種幻想推崇到了極致。他有一顆神奇的頭腦，專橫、狂暴，且永不枯竭。本來是塊當兵的料，可造化捉弄人，讓他成了一個文人。雖然他縱橫馳騁於文學界，但他仍對英雄及其所為素懷一種英國式的喜好。事在人為，空談誤國。創新的思維和前進的腳步，遠比那無謂的譴責更有意義。遺憾的是，蘭多先生的價值在英國被埋沒了，他被人們忽略，又常常在《評論》雜誌上受到猛烈抨擊。這些批評也許見仁見智，但很快就會被人們遺忘；而年復一年，學者們卻一直在拜讀蘭多先生的文章，以期在他那優雅的字句中找尋那令人回味的智慧、聰穎和憤慨[8]。 8月5日，我從倫敦來到海格特（Highgate），給柯勒律治先生寫了個便條，希望能有幸造訪他[9]。快到中午了，他捎來口信告知他正在午睡，要我在一點鐘以後拜訪他，他樂意見我。一點時，我再次回來，見到了這位老人。他身材矮小結實，一雙明亮的藍眼睛，面容和藹，氣色不錯，拄著一根拐棍。他滿不在乎地吸著鼻煙，領帶和整潔的黑色西裝很快就弄髒了。柯勒律治先生問我是否認識奧爾斯頓（Allston），並熱情洋溢地談起他們在羅馬相識後所知道的奧爾斯頓先生的優點和事跡，以及奧爾斯頓是個提香式的大師等等。隨後柯勒律治先生又談及錢寧博士（Dr.Channing）。叫人難以啟齒的是，柯勒律治先生竟然炮轟一神論者。提及這點，他突然滔滔不絕地談論一神論的愚蠢無知，——真是豈有此理，他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本沃特蘭（Waterland）主教的書，並充滿激情地朗讀了自己在扉頁上寫下的幾段感想，——我相信這些段落收集在《思維的助手》中。趁他停下來喘口氣時，我插言道：「儘管我高度讚賞他所有的辯解，我還是不得不告訴他，本人天生就是一個一神論者，而且是一個一神論者養育了我。」「不錯，」他說，「我想是這樣。」並照舊滔滔不絕。人們都在毫不遲疑地默許了聖保羅（St.Paul）的教義——三位一體的教義，根據菲洛·朱迪厄斯的說法，同樣也是基督以前的猶太人的教義——這麼多年後，這一小撮教士竟還挺身而出加以否認，這真是不可思議，等等。柯勒律治先生的確為錢寧博士——一個他所敬仰的人——不，說敬重未免欠妥，不如說他這麼關注的人——竟然信仰那種觀點而感到非常惋惜。柯勒律治先生見到錢寧博士時，曾暗示過他，但他可能是因為基督教那些可愛而美好的內涵而愛上它的。也就是說他愛的是基督教的善，而不是它的真。「先生，請聽我說，據我所知，十人崇尚基督教的善，而只有一人愛它的真。但愛其真卻是比崇其善更為偉大的一種美德。」柯勒律治先生熟知一神論，因為他曾是一神論的信徒，知道它只不過是一種騙人的行徑罷了。他曾被人稱為「正在升起的一神教之星」。他繼續界定或者說是重新定義一神論：「三位一體教義是現實主義，上帝的觀念不是本質的，而是超本質的。」接著他又大談特談起「三位一體論」和「四位一體論」來，而我只領會了其中一點，即「意志就是一個人賴以成為一個人的東西。因為，在街上如果有人推了我一下，而我卻把身邊的另一個人擠進了陰溝時，我會立即驚叫道，『先生我並沒有擠你。』也就是說『我不是故意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同樣，在英國，如果你我各執己見，各自主張，那我的主張會更受歡迎」。 趁柯勒律治先生稍作停頓時，我告訴他說，他的宗教觀在美國深受讀者歡迎，然後我接著問他，在《朋友》第三期上的「摘錄」是否源自獨立派小冊子裡的真實引用。他回答說，的確是從他的一本題名為《一個獨立者的抗議》小冊上摘抄的，至少是受其影響的。我告訴他那段文字美妙絕倫，很期望能一睹原書。他說道：「是的，人類模糊了許多真理的概念，卻不知上帝其實就是自然法則的創造者。不可否認你看到的文字比原文中的引言更能打動你，因為我已對原文進行了解析。」 當我起身告辭時，柯勒律治先生說道：「不知道你對詩歌是否感興趣，我想給你背誦幾首在今年的洗禮紀念日那天作的詩歌。」說罷，他站在那裡，開始鄭重其事地背誦了一二十行詩，開頭是： 「上帝生了基督——」 柯勒律治先生還詢問我曾游訪過哪些地方，我告訴他曾到過馬耳他和西西里，他便把這兩個島作了一番比較，並複述了他從這兩個地方回來時對倫敦主教所說的話：西西里是一所優秀的政治經濟學校，因為那裡的每一個城鎮只需問政府頒布希麼政策，然後把它顛倒過來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因為那些法規完全與任何道德和智慧水火不容。政府只帶給那個所謂的快樂花園三樣東西：疥癬、梅毒和饑荒。然而在馬耳他，法律和意志的力量是顯而易見，它正在把那半阿拉伯居民的不毛之地變成人口密集、物產豐富的人間樂土。走出房間後，在另一房間他給我看了一幅奧斯頓的畫，並告訴我，曾有一位名叫蒙塔古（Montague）的畫商拜訪他時看到這幅畫，情不自禁地說道：「太棒了，你可弄到了一幅好畫！」並認為這是一位古老的藝術大師的傑作。接著，背對著畫布說話的蒙塔古用他的手指摸了摸這幅畫，驚呼：「天啊！這幅畫還不到十年。」——他的觸覺可真靈敏。 我與柯勒律治先生聊了大約一個小時，但他說過的話絕大部分我都記不起來了，因為他的話經常就像他書中的段落，——也許就是照搬來的——很容易落入某種老生常談的俗套。柯勒律治先生年事已高且心事重重，他聽不進我的話，也不會接受我的觀點。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那次訪問與其說是一次談話，倒不如說是開了一次眼界，卻沒有滿足我的好奇心，了無生趣。 從愛丁堡出發，我又去了蘇格蘭高地。在回來時，途經格拉斯哥，去了鄧弗里斯（Dumfries）。因急於轉交一封從羅馬帶來的信件，我又參觀了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那是尼思河谷（Nithsdale）的一個農莊，屬於鄧斯科爾教區管轄區，距鄧弗里斯16英里。由於沒有前往此處的公共馬車，我從客棧租了一輛私人馬車。到了那裡，我才發現農莊的房子坐落在荒山野嶺之中，那位孤寂的學者托馬斯·卡萊爾原來在此滋養著他博大的胸襟。卡萊爾少年成名，是位敢於直抒胸臆的作家，他見多識廣，雖隱退山林而不為人知，但他對倫敦的優劣有著自己獨到的認識。他高而瘦，眉毛高聳，沉著冷靜，能言善辯，操一口濃濃的北方口音，言談之間總不乏生動的逸聞趣事，而且口若懸河，妙語連珠，一語中的[10]。他說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些話題，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思想和性格，我暗自竊喜，知道有一個美麗的神話將出現。話少人孤單，「除了鄧斯科爾（Dunscore）牧師外，方圓十六英里內找不到第二個可以談話之人」，因此書籍不可避免地成為他談話的主題。 卡萊爾在談話中所提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他自己給它們取的名。《布萊克伍德月刊》是「沙子雜誌」，與生活前景密切相關的《弗雷澤月刊》是「泥巴雜誌」，用來表明某家破產企業的一條近道卻是「最後六便士的墳墓」。當人們對某位天才人物的溢美之詞把他激怒了，他便大聲宣稱他讚美他那隻豬身上所展示的才華。他說他花費了不少時間千方百計想把那個可憐的畜生關在圈內的一個圍欄里，可豬有非凡的判斷力，知道如何拱掉一塊木板並逃之夭夭。儘管如此，他仍認為人是地球上最富有創造力的動物。在所有歷史之中，他最喜歡尼祿之死，「看我這個藝術家是怎樣死的！」（「Qualis artifex pereo！」）他尊敬每一位手執真理之人。他曾一度研習了美國問題並閱讀了大量有關美國問題的作品。蘭多的原則只是叛逆，他擔心的也是美國人的原則。據他所知，在美國最好的事情就是人們有了工作就有肉吃。他在斯圖爾特（Stewart）的書中曾讀到這樣的事：他在紐約一家旅館打聽哪裡可買靴子時，服務員給他指著街對面，結果他看見芒戈（Mungo）正在家裡吃烤火雞。 卡萊爾像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散文家和歷史學家，英國19世紀著名史學家、文壇怪傑。主要作品：《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等。 我們談到書籍。卡萊爾不讀柏拉圖，且蔑視蘇格拉底，但他奉米拉波（Mirabeau）為英雄，稱吉朋（Gibbon）是「連接新舊世界的輝煌之橋」。他讀的書可謂五花八門。《魯濱遜漂流記》是最早的讀物，之後《項狄傳》（Tristram Shandy）也是他早期讀過的作品之一，而羅伯斯頓的《美國史》是他早期的最愛，盧梭的《懺悔錄》（Confessions）讓他知道了自己並非愚鈍之人。一個友人告訴他說他能在德語裡找到他要找的東西，所以十年來他一直堅持學習德語。 此時此刻的卡萊爾對文學感到絕望並大加諷刺；他數落了大書商們在一年內所花費的不可思議的各種廣告費數額。由此得出，現在報紙不可信了，書也沒有人買了，書商們正瀕臨破產。 卡萊爾接著將話題轉到英國的貧民，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國度里，公職人員自私自利，玩忽職守。他說：「貧窮的愛爾蘭人正在這些荒原上流浪，政府應對窮人進行適當引導。他們都是上帝的子民，我的愛人習慣把麵包分給他們，並接濟鄰里鄉親。其實這裡有成千上萬畝良田供他們耕種，足以讓他們過上好生活，在他們走上荒原四處流浪之前，是沒有人迫使他們這麼做的。但是他們燒毀一個個草堆，然後想方設法迫使富人照料他們。」 我們走到戶外，沿著長長的山路漫步，看到了克里費（Criffel）。然後摘下帽子，朝著華茲華斯家走去。極目遠眺華茲華斯的村落。我們坐在那裡，探討靈魂的不朽。我們討論這個話題並不是卡萊爾的錯，因為他天生排斥那種咄咄逼人的思想，也不願意置自己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但他誠懇而真摯，深諳維繫各個時代的微妙關係，並能預測現在的每一事件對未來產生的深遠影響。「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那裡修建了鄧斯科爾教堂；教堂把你我聯繫在一起。時間只是一種相對的存在。」 卡萊爾先生一直以學者的眼光審視著倫敦，他說，倫敦是世界的中心，僅僅從其稠密的人口就能體現它的卓越。他喜歡倫敦的大機器，它們組成自動流水線，在每天固定的時間，麵包房的夥計會準時把鬆餅送到窗台，這就是這個倫敦佬所知道並想知道的倫敦。卡萊爾先生真是一個善良的人。卡萊爾提及了一些人的名字，特別是他的一個倫敦備受優待的文友[11]，他說是他所認識的最具有思想的人。 華茲華斯 華茲華斯（Wordsworth William，1770—1850），英國湖畔詩人之一，英國浪漫主義運動中最偉大和最有影響的詩人，也是英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抒情歌謠集》、《序曲》、《遠遊》等。 8月28日，我去賴德爾山（Rydal Mount）拜訪了華茲華斯先生。他的女兒們把他叫了過來，華茲華斯先生是一個相貌平平、年近古稀的白髮老人，並不怎麼引人注目，又戴著一副難看的墨鏡。他坐下來，話語十分簡潔。他剛剛旅行回來，可見他有一副健康的體魄，只是有一次與兩位律師散步時，摔了一跤，跌掉了一顆牙齒。華茲華斯先生開玩笑說這事幸好不是發生在四十年前，否則可就慘了，這種達觀的態度讓兩位律師佩服不已。 說到美國他就精神十足，這是他更感興趣的話題——社會因人們的教化而進步，但常常跟道德文化對它的制約不協調。他認為學校教育乏善可陳，環境教育其實更見成效。法律明文禁止的犯罪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未經法律條款描述的犯罪行為。罪惡是華茲華斯先生所畏懼的東西，而社會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這種罪惡而不受到嚴重的傷害呢？他甚至說過這麼一句似乎有悖常理的話：「美國需要一場內戰，才能加強社會的凝聚力。」「或許，」他說，「或許美國人的舉止是有些粗俗，但這並不可怕，他們只是體任自然而已。我擔心的是恐怕他們拜金勝過關注政治。他們視政治榮譽為目的，而非手段。我認為他們缺少一個悠閒的階層，——簡言之，就是缺乏一個紳士階層，——為社會增添一絲正直的風氣。有人告訴我說美國社會的中等階層把許多事情吹得天花亂墜，而上帝明白——這種事情在英國每天都在發生，人們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我對美國有多少教堂或多少學校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有些什麼報紙。我的朋友漢密爾頓上校（Colonel Hamilton），曾在美國呆過一年，在山腳下鄭重其事地告訴我說美國的報紙非常厲害，竟敢指控國會議員們偷湯勺！」他反對英國對報紙免稅，——因為改革者們把對報紙收稅說成是對知識收稅——正因為此，導致低劣的報紙泛濫成災。華茲華斯先生說，他之所以談論政治問題是因他想給我和所有優秀的美國人留個好印象，即我們應該修身養性、處亂不驚等等，而並不是像剛剛在英國選舉法改革案（Reform Bill）中所做的那樣，——恰如德洛爾姆（Delolme）所預言的，以武力壓服一切。華茲華斯先生還多次提及與最近拜訪過他的學者錢寧博士的談話（同時把手放在錢寧博士曾坐過的一把特殊的椅子上）。 華茲華斯故居——花園小路 這條幽靜的小路曾給過詩人無限的靈感。 我們轉而將話題轉向書本。比起維吉爾（Virgil），他更尊重盧克萊修（Lucretius），這並不是因為盧克萊修那無可挑剔的理論體系，而在於他那無人能及的實證能力。信仰對於世事解讀以及協調上帝的預知與人類的罪惡都是必不可少的。關於庫辛（Cousin）（我們一直在波士頓聽他的演講），華茲華斯先生說他只聽說過他的名字而已。 我問華茲華斯先生是否拜讀過卡萊爾的評論文章或其譯作，他說他認為卡萊爾有時是個蠢蛋。接著他又開始痛罵歌德的《威廉·邁斯特》，說書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通姦，就像空中亂飛的蒼蠅在交媾。他看了第一部分就看不下去了，討厭至極，隨手把它扔到房間的某個角落裡了。我勸他不必如此動怒，並說此書有些章節其實可堪一讀，於是他禮貌地表示以後再讀讀此書。他說卡萊爾是個頭腦聰明、思想深邃的傢伙，但他公然蔑視公眾的稱讚，他的作品晦澀難懂，甚至不及柯勒律治先生清楚明了，儘管他經常批評柯勒律治先生的文章不夠深入淺出。華茲華斯先生還領我來到他的花園，並參觀了他曾在上面賦詩千句的砂礫小路。來到這，華茲華斯先生的眼睛變得神采飛揚。我的拜訪除了讓華茲華斯先生少讀幾頁書之外，並未頗多打擾。因為他從不寫散文，而要說寫詩，他也是腦海里構思好了才開始下筆。他剛從斯塔法島（Staffa）參觀回來的時候，三天內就寫了三首芬戈爾洞（Fingal’s Cave）的十四行詩。我來造訪時，華茲華斯先生正構思第四首呢。他說：「如果你對我的詩感興趣，你也許會願意聽聽這些詩句。」我欣然贊同。於是他沉思了幾分鐘，然後朝前站立，一首接著一首，興致盎然地把這三首十四行詩全部朗誦了一遍。我覺得第二首和第三首尤為優美，勝於他的平日所作。他說第三首是歌頌鮮花的，特別是繁盛於岩石上的牛眼菊；第二首暗指洞名，即「音樂洞」；第一首寫輪船上熙熙攘攘的同伴遊覽那個岩洞時的情景。 給我背誦詩歌是我始料未及的，——年邁的華茲華斯先生，站在花園小徑上為我朗誦，活像一位背誦課文的小學生，——起初我忍俊不禁，但我轉而想到自己不遠千里來拜訪這位詩人，現在他為我朗誦他的詩歌，不正適得其所嗎？我才意識到他是對的，而我錯了，於是滿心喜悅洗耳恭聽起來。我告訴他說由於他的詩歌出版尚少，人們正迫切希望拜讀他尚未發表的詩篇。他說他從不急於將新近創作的詩歌馬上發表，因為他常要做大量的修改，而一旦出版，任何的改動讀者都很難接受。但他承諾不論是生前死後，他的作品總有一天會出版問世的。我說他的《丁登寺》在大眾中備受歡迎，但那些思想深刻的讀者卻更喜歡他的長詩《遠遊》的前幾卷和《十四行詩集》。華茲華斯先生說：「是的，那些詩的確堪稱佳作。」華茲華斯先生更喜歡自己那些能感人肺腑的詩歌。因為那些說教的文字——譬如社會理論之類的，會很快被人遺忘；當然，能將真理和感情相結合起來的文字是最好的，才能流芳百世（ktema es aei）[12]。他挑選了他最喜歡的十四行詩《一個高尚的西班牙人的情感世界》（我是這麼理解他的）和《兩個聲音》；並且愉快地挑選了《致雲雀》這首詩。在這方面，他說牛頓的理論也許有一天會被取代，或被遺忘，正如道爾頓的原子理論。 華茲華斯故居——室內 這間房子是詩人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大量優秀的詩篇即在此誕生。 我準備和他辭別時，他說他想順便帶我看看一個普通人在英國有何作為。於是我跟他來到他的文書——一位年輕人的圍場裡。他把這塊地給了這位小伙子，小伙子盡顯才智，饒有興致地把它設計了一番。然後他說帶我走一條便捷的路回客棧，並陪我步行了大半英里，我們邊走邊聊，華茲華斯先生還不時引經據典，直到最後不得不分手。他非常友好地與我道別，然後橫穿田野回家去了。 華茲華斯以他對真理的無限忠誠而著稱，他並不希望以此炫耀；他思想的嚴重局限性使人吃驚。單從這一次談話來看，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維是一種狹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國式思維，他是以一種大眾的平庸和順從來凸顯他可貴的高尚。當超出他熟悉的領域，他的觀點就毫無價值了。我們不難找到那些既富有同情心又喜好安逸之人，他們通過在其他方面都循規蹈矩，來緩和自己在某一方面對常理的背離[13]。 * * * [1] 布倫港，Boulogne，法國北部一港口。——譯者注 [2] 華爾（Wall）先生，新貝德福德（New Bedford）的一名年輕藝術家，愛默生先生曾和他一起從辛普朗山口（Simplon）穿越義大利。愛默生一直在研究的《麥可·安奇洛的命運》（Michacl Angelo’s Fates）的手稿就是由他印刷的。 [3] 愛默生曾說：「卡萊爾真是一個好朋友，也是一個好幫手……他積極向上，鍥而不捨，處事沉著。」也多虧卡萊爾在《曼徹斯特考察者報》上的熱情擁護和宣傳，愛默生才有幸在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宣傳演講，也才有幸到英國中部和北部巡迴演講。在卡萊爾那裡他找到了思想的動力和勇往直前的勇氣。關於他們之間交往的話題以下會有更多的記述。 這本書於1856年首次出版。卡萊爾如此稱讚道：「我在英格蘭高地收到了你寄來大作，那一天仿佛有一處美麗的瀑布，奇蹟地出現在我的生命中。我沒有看到這樣的作品已有七年多的時間了。它的作者是個獨具慧眼、不同凡響之士。他的心裡充滿了高貴、智慧、幽默和許多其他品質。這樣的書在未來的十年甚至上百年里都難得一見。實際上，我相信它抵得上新舊英國歷史上所有的作品。富蘭克林（Franklin）可能從事過這方面的他作（以他自己的方式），但除他之外，別無他人。這本書對英國的認識非常深刻，其中在英國人的智慧部分論述得最精闢。」 [4] 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匹特（Pitt）的朋友和助手，從赫爾（Hull）時期起就擔任國會議員，他極力推薦廢除奴隸貿易的法案，多年來他採取措施反對種植園主和批發商，直到最後取得勝利。 [5] 霍雷肖·格里諾（Horatio Greenough），1805年出生於波士頓，美國國會大夏前華盛頓雕像的設計者，還設計了邦克·希爾紀念碑（Bunker Hin Monument）。他和愛默生在義大利相識，在他短暫的一生里，他那高尚的人格和超前的思想引起了愛默生的極大興趣。 [6] 皮埃爾·沙朗（Pierre Charron，1514—1603），法國先驗哲學家和羅馬天主教神學家。著有Traite des Trois Verites和Traite de la Sagesse。在1830年愛默生先生的記事中表明他一直在德·傑蘭多（De Gérando）的《哲學系統的比較歷史》（Histoire Comparée des Systèmes de Philosophie）一書中查找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色諾芬尼（Xenophane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和其他古代哲學家的信仰問題。 [7] 這是我們現存的惟一一首愷撒大帝的詩作，後人在綏通紐斯（Suetonius）創作的泰倫西烏斯（Terentius）的一生的一節摘錄里找到了它，並在多納圖斯（Donatus）對這篇詩歌所作的評論的序言裡保存下來。（Deperditorum Librorum Reliquioe） Tu quoque，tu in summis，o dimidiate Menander， Poneris，et merito，puri sermonis amator. Lenibus atque utinam scriptis adjuncta foret vis， Comica，ut æquato virtus polleret homore. Cum Græcis，neve hac despectus parte jaceres！ Unum hoc mæror ac doleo tibi deesse，Terenti. 用英語解釋為： Thou also art placed，and rightly，among the highest，O halved Menander，*lover of clear language，and oh that the comic gift had been added to thy graceful writing，so that thy power might be held in honor equal to the Greek，nor thou lie neglected on this account.This one thing I regret，and mourn thy lack in it，O Terence. （詩的大意為：人們公正地把你奉為最高領袖，啊，你是米南德的化身，你的話語娓娓動聽，你的天賦就是喜劇，你的作品優美動人，因此你也不會反對我們把你的才智和古希臘智者相媲美。這是我感到遺憾的一件事，為你的逝去而傷心，啊，泰倫斯。） [8] 1841年愛默生先生在寫給卡萊爾的一封信中說他是這麼評價蘭多的：「……我記得他的演講不如他的作品吸引人。我喜歡他豐富多變的思想、廣泛的興趣、深邃的洞察力和富有詩意的高尚情操。在我看來，這些品質使他正朝著創作的最高境界飛騰，像天際的流星，也更像飛行的火箭，直到終點才會突然隕落。」 在此我們摘錄出蘭多在《公開信》里對愛默生的敘述所作的校正和評論。—— 尊敬的愛默生先生： 你的《英國人的特性》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快樂；英國人本來就是這麼做的，即使你並不怎麼賞識我。我們在托斯卡納別墅（Tuscan Villa）的短短交談不足以全面評價我的性格和觀點。我對其中的一些片斷作了小小的改動。他們在你的書本中出現時，我就能夠一目了然。23年的時間不能抹去我的記憶，這裡有你當年訪問時留下的蹤跡。著名的博學多才的雕刻家有豎立雕塑的權利，它的目的在於維護美國的知識分子。 我對沙朗（Charron）的評判肯定有偏見嗎？我從來都沒有把他和蒙田（Montaigne）相提並論。但他十分聰明。早期的法國作家有多優秀，他就有多真誠。 我曾用騷塞（Southey）「騷擾」了你們，並使你們對「誰是騷塞？」這一問題感到不安，為此我深感抱歉。還是讓我自己來回答這一問題吧。騷塞是當代英國或歐洲創作過最有想像力的詩章《柯哈邁的詛咒》（Curse of Kehama）的詩人。他還擅長散文，也是一位評論家，但他的評論中誠懇多於怨恨。讓我看看其他沒有刁難、自大或是誹謗的東西吧。 …… [9] 愛默生23歲時就非常喜歡柯勒律治，並在柯勒律治的影響下，對德國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1829年，愛默生在寫給他姑媽瑪麗·愛默生的一封信中說，他對柯勒律治的「友情」深感快慰，「他（柯勒律治）的聲音雖不那麼洪亮，可他卻魅力四射，學貫古今」，並稱讚他是「哲學思想可與其他哲學思想相媲美，就如天文學可與其他自然學科相媲美一樣；其立足點高，正如登峰望遠，周圍景色，一覽無餘」。 愛默生曾評論柯勒律治的真正價值「不在於他是一個哲學家和詩人，而在於他是一個評論家」。愛默生讚揚柯勒律治那「超過了所有一絲不苟的鑑賞家的敏銳細緻的鑑別力」，並且「他對道德、才智和社會各方面進行了最廣泛的研究，他的《傳記文學》是所有用英語寫成的最精闢的文學評論；不，我哪知道現代學者受惠於他的有多到什麼程度？我最感興趣的就是他的作品」。 [10] 愛默生曾對友人說卡萊爾的外貌使得「任何詭計在他面前都會被一一揭穿」。 [11] 指的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萊爾贊他為「他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思想純正，能力非凡，對邊沁主義有清醒的認識」。 [12] 原意是，永遠的收穫。 [13] 愛默生曾在致艾爾蘭德先生的信中提到他的阿伯塞德（Ambleside）之行：「在我和華茲華斯度過了一個多小時的寶貴時光中，我看到，雖然已77高齡的華茲華斯身體硬朗，並且十分健談，他甚至要和我步行去拜訪瑪蒂諾（Martineau）女士，可因天開始下著小雨，我不想淋雨，未去。」 1836年瑪蒂諾女士在美國邂逅愛默生後寫道：「美國有個不同凡響的人，可以說，不了解他就不能完全了解美國。我的意思是：他不僅魅力無窮，而且身為國家的一分子，他奉獻了一份無限的價值，但是他的智力與性格卻與那些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時代英雄相反。偉大的事業在期盼著他，正向他揮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