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 19、「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這篇序言是恩格斯為189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頁）德文第二版而寫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據該書1892年英國版序言（見本卷第311—325頁）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譯成的德譯文。恩格斯把英國版序言中所錄「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國」一文亦按1885年「新時代」雜誌第6期上的德文照錄於本序言中。序言結尾部分是恩格斯專為德文版寫的。] 現在重新呈獻給德國讀者的這本書，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這本書無論在優點方面或缺點方面都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痕跡。那時我是二十四歲。現在我的年紀比那時大了兩倍，但是當我重讀這本青年時期的著作時，發現它並沒有什麼使我臉紅的地方。因此，本書中的這種青年時期的痕跡我一點也不打算抹去。我現在原封不動地把它重新獻給讀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確些，並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簡短的腳註，這些腳註都標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關於這本書的命運，我只想談一點：它的英譯本於1887年在紐約出版（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譯），1892年由斯萬·容涅先公司在倫敦再版。英國版序言[註：見本卷第311—325頁。——編者注]是根據美國版序言寫成的，而現在德文版的這篇序言又是根據英國版序言寫成的。現代大工業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現了這種工業的國家的經濟關係趨於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國讀者說的和要向美、英兩國讀者說的幾乎沒有什麼兩樣了。 這本書里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雖然通行的教科書里沒有明確提出）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它就愈不能採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徵的那些瑣細的哄騙和欺詐手段。波蘭猶太人即歐洲商業發展最低階段的代表的那些瑣細的騙人伎倆，那些使他們在本國獲得很多好處並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漢堡或柏林，就會使他們陷入困境。同樣，一個經紀人，猶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從柏林或漢堡來到曼徹斯特交易所，他就會發現（至少在不久以前還是這樣），要想廉價購入棉紗或布匹，最好還是放棄那一套固然已經稍加改進但到底還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雖然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國對一個生意人來說被看做智慧的頂峰。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德國的許多情況似乎也改變了，特別是當德國人在費拉得爾菲亞打了一次工業上的耶拿戰役[1876年5月10日，為紀念美利堅合眾國建國一百年，第六屆世界工業博覽會在費拉得爾菲亞開幕。在參加博覽會的四十個國家中也有德國。可是，德國政府任命的德國評判小組主席，柏林工業學院院長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認，德國工業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德國工業遵循的原則是「價廉質劣」。此言一出，報界譁然。「人民國家報」在7月至9月也專門就這件出醜的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這個事件叫做工業上的耶拿戰役，是借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10月耶拿戰役中被拿破崙法國擊潰一事來作比喻。]以後，連那條規規矩矩的德國老原則也聲譽掃地了，那條原則就是：先給人們送上一些好的樣品，然後再把蹩腳的貨物送去，他們只會感到稱心滿意！的確，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裡時間就是金錢，那裡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出於倫理的熱狂，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勞動。在英國，在工廠主對待工人的關係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1847年危機以後的工商業復甦，是新的工業時代的開端。穀物法的廢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進一步的財政改革，給英國工商業提供了它們發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盤。此後，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殖民地市場吸收英國工業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長起來。郎卡郡的動力織機使千百萬印度手工織工陷於徹底的滅亡。中國的門戶日益被打開。但發展最快的還是美國，其速度甚至對這個進展神速的國家講來也是空前的；而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當時只是一個殖民地市場（固然是一個最大的殖民地市場），即輸出原料和輸入工業品（當時是英國的工業品）的國家。 此外，前一時期末出現的新的交通工具——鐵路和海船——現在已經在國際範圍內應用起來；它們事實上創造了以前只是潛在著的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當時還是由一些以農業為主或純粹從事農業的國家所組成的，這些國家都圍繞著一個巨大的工業中心——英國。英國消費它們的大部分過剩原料，同時又滿足它們對工業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無怪乎英國工業獲得了這樣巨大的和空前的發展，以致1844年的狀況同它比起來現在都顯得微不足道，幾乎可以說是原始的了。 與這樣的發展同時，大工業看起來也有了某些道德準則。工廠主靠著對工人進行瑣細偷竊的辦法來互相競爭已經不合算了。事業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再使用這些低劣的謀取金錢的手段；擁資百萬的工廠主有比在這些小算盤上浪費時間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這些小算盤只對那些為了免於在競爭中毀滅而必須抓住每一文錢的急需錢財的小生意人還有用處。這樣，工廠區內的實物工資制被取消了，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並且實行了一大串比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直接矛盾，但是卻十分有利於同條件較差的同行競爭的大資本家。 此外，企業規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發生衝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困難也就愈多。因此，工廠主們，尤其是大的工廠主們，就漸漸感染了一種新的精神。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最後甚至把罷工——發生得適時的罷工——看做是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過去帶頭同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最大的工廠主們，現在卻首先起來鼓吹和平和協調了。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使資本加速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和消滅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不能維持下去的小競爭者的一種手段。對於這少數人說來早年的那種小器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規模的事業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是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遠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欺壓現象。這樣一來，下面這件重大的基本事實就愈來愈明顯了：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欺壓現象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為取得每天的一定數目的報酬而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在不多的幾小時工作之後，他就把這筆工資的價值再生產出來了。但是，根據合同的條件，工人必須再工作好幾小時，以便完成一個工作日。工人用這個附加的幾小時剩餘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就是剩餘價值。這個剩餘價值不破費資本家一文錢，但仍然落入資本家的腰包。這就是這樣一個制度的基礎，這個制度使文明社會愈來愈分裂成兩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爾德們和萬德比爾特們，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僱傭工人群眾，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產生這個結果的，並不是某些小的欺壓現象而是制度本身，——這個事實現在已從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十分鮮明地顯示出來。 其次，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疾病的犧牲者，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因此，這本書里所描寫的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樣明顯。下水道已經修築起來或改善了；在最壞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了，「七日規」跟著也將被清除。但是這有什麼意義呢？1844年時，我還能用幾乎是田園詩的筆調來描寫的地區，現在，隨著城市的發展，已經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樣破落、荒涼和窮困的境地。只是豬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資產階級掩飾工人階級災難的手法又進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善，這一點從1885年皇家委員會「關於窮人的居住條件」的報告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這樣。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樣，但它們只能把工人的窮困狀況包藏起來，而不能把這種狀況消除。 但是，如果說英國現在已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那末其他國家則剛剛踏進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一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和英國工人很不相同，但是，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是屬於同一性質的。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工作日、爭取從立法上限制工作時間特別是限制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老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乃爾斯威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的關於1844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描寫一樣。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公司的房屋來粉碎礦工們的抵抗。 不論在本版或兩個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書的敘述繼續到目前，即詳細地一一列舉1844年以來發生的一切變化。我不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要這樣做，就得把本書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已經極為詳細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國的工業繁榮達到了頂點時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這樣，我就得重複馬克思已經講過的話。 幾乎用不著指出，本書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絕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從那時起，首先是並且幾乎完全是由於馬克思的功績，它才徹底發展成為科學。我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髮展的一個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特別是在末尾，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是無益的，甚至還要更壞。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鬥爭的火焰中煙消雲散了。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在本書中我把工業大危機的周期算成了五年。這個關於周期的長短的結論，顯然是從1825年到1842年間的事變進程中得出來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業歷史表明，這種周期實際上是十年，中間的危機只具有次要的性質，而且在1842年以後日趨消失。從1868年起情況又改變了，這在下面再談。 我有意地不刪去本書中的許多預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熱情使我大膽做出的英國即將發生社會革命的預言。我決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寫得比當時高明些。值得驚奇的並不是這些預言中有那麼多沒有言中，倒是竟然有這樣多已經實現了，而且當時我就已經預見到的（的確，我把時間估計得過分早了一些）大陸、特別是美國的競爭將引起的英國工業的危急狀態，現在已經真正到來了。在這一點上我有責任使本書和英國當前的情況相符合。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轉載於此，這篇文章曾經用英文發表在1885年3月1日倫敦「公益」雜誌上，後來用德文發表在同年6月的「新時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國面臨著一場按一切跡象看來只有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危機。工業的巨大而迅速的發展遠遠地超過了國外市場的擴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產的進程就被普遍的商業危機強制地打斷一次，隨後，經過一個長久的經常停滯時期，就是短短的繁榮年份，這種繁榮年份總是又以熱病似的生產過剩和最後再度破產而結束。資本家階級大聲疾呼地要求實行穀物自由貿易，並且威脅說，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要把城市的饑民送回原來居住的農業地區去，而且，如約翰·布萊特所說，『讓這些饑民不是作為乞求麵包的窮人，而是作為駐紮在敵區的一支軍隊』去湧入這些地區。城市工人群眾要求參預政權——實行人民憲章；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支持他們，二者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於是應當用暴力還是用合法手段來實現憲章。這時1847年的商業危機和愛爾蘭的饑荒到來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時出現了。 1848年的法國革命拯救了英國資產階級。勝利的法國工人的社會主義口號嚇倒了英國小資產階級，引起了比較狹小然而比較實際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瓦解。憲章運動正當它應當顯示全部力量的時候，卻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潰到來以前，就從內部崩潰了。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被推到了後台。資本家階級獲得了全線的勝利。 1831年的議會改革是整個資本家階級對土地貴族的勝利。穀物稅的廢除不只是工業資本家對土地貴族的勝利，而且也是對那些同地產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關係的資本家的勝利，即對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食利者等等的勝利。自由貿易意味著改革英國全部對內對外的貿易和財政政策，以適應工業資本家即現在代表著國家的階級的利益。而這個階級也就努力地做起這些事來。工業生產上的每一個障礙都被毫不容情地掃除。關稅率和整個稅收制度實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從於一個目的，然而對工業資本家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目的：減低各種原料特別是工人階級的一切生活資料的價格，減少原料費用，壓住（即使還不能壓低）工資。英國應當成為『世界工廠』；其他一切國家對於英國應當同愛爾蘭一樣，成為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同時又供給它原料和糧食。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穀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著它運轉。多麼燦爛的前景啊！ 工業資本家在著手實現自己的這個偉大目的時，具有堅強的健全的理智，並且蔑視傳統的原則，這是他們一向和大陸上沾染庸人習氣較深的競爭者不同的地方。憲章運動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機過去之後自然而然地、幾乎是當然地重新出現的工商業繁榮，被人說成完全是自由貿易的功勞。由於這兩種情況，英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成了『偉大的自由黨』即工廠主領導的政黨的尾巴。這種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須永遠保持下去。憲章派所激烈反對的不是自由貿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貿易變成有關國家存亡的唯一問題，工廠主從這種反對立場中了解到，並且越來越了解到：沒有工人階級的幫助，資產階級永遠不能取得對國家的完全的社會統治和政治統治。這樣，兩個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就逐漸改變了。從前被所有的工廠主視為可畏之物的工廠法，現在他們不但自願地遵守，甚至還容許把它推廣到所有部門中去。以前被看做惡魔現形的工聯，現在被工廠主們當做完全合法的機構，當做在工人中間傳播健康的經濟觀點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寵愛和保護。甚至直到1848年還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的罷工，現在也被認為有時很有用處，特別是當工廠主老爺們在需要時主動挑起罷工的時候。在那些剝奪了工人同僱主平等的權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經廢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憲章，實際上已經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還在反對它的工廠主們自己的政治綱領。取消財產資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現在已經成為本國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議會改革已經大大接近於普選權，至少是像德國現存的那種普選權；目前正在議會中討論的關於重新分配各選區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規定了平等的選區，總的說來不會比法國或德國的更不平等。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即使還不能每年改選議會——顯然不久定會實現；儘管這樣，還是有人說憲章運動已經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著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崙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義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使人民憲章生效。 對英國來說，工業資本家的這種統治的結果一開始是驚人的。工商業重新活躍起來，並且飛快地發展，其速度甚至對這個現代工業的搖籃來說也是空前的。所有過去應用蒸汽和機器獲得的驚人成果，和1850—1870這二十年間的巨大產量比起來，和輸出與輸入的巨大數字、和積聚在資本家手中的財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裡的勞動力的巨大數字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誠然，這個進步和以前一樣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機所中斷：1857年有一次危機，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這些大變動現在已被看成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這種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後總是又走上正軌。 這個時期工人階級的狀況怎樣呢？有時也有改善，甚至對於廣大群眾來說也是如此。但是，由於大量的失業後備軍洶湧而來，由於工人不斷被新機器排擠，由於現在同樣日益受機器排擠的農業工人的移來，這種改善每次都又化為烏有。 我們發現，工人階級中只有兩種受到保護的人的狀況得到了長期的改善。第一種是工廠工人。法律把他們的通常工作日規定在較為合理的限度內，這使他們的體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並且給了他們一種精神上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又因他們集中在一定地區而加強了。他們的狀況無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證明是：在他們舉行的罷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廠主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作為保證縮減生產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遠也不能說服工廠主同意縮短工作時間，即使他們的工業品根本找不到銷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罷工，資本家們就會毫無例外地關閉自己的工廠。 第二種是巨大的工聯。這是那些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勞動的生產部門的組織。無論是女工和童工的競爭，或者是機器的競爭，迄今為止都不能削弱它們的有組織的力量。機械工、粗細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組成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甚至強大到能夠成功地抵制採用機器，例如泥瓦工就是這樣。從1848年以來，他們的狀況無疑有了顯著的改善；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時期中，不但僱主非常滿意他們，而且他們也非常滿意僱主。他們形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他們為自己爭到了比較舒適的地位，於是就認為萬事大吉了。他們是萊昂·里維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約·布倫坦諾先生）的模範工人，對每個懂事的資本家和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他們確實都是些非常可愛、非常隨和的人。 但是，談到廣大工人群眾，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況，現在至少和過去一樣嚴重。倫敦的東頭是一個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時期那裡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飢餓，在有工作做的時候又到處是肉體和精神的墮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裡也是一樣，只有享有特權的少數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中情況也是這樣。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上。這兩條規律以自動機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對工人起著作用，用它們的輪子壓軋著工人。 這就是1847年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工業資本家二十年的統治所造成的狀況。但是以後就發生了變化。的確，在1866年的破產之後，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暫的復甦，但這次復甦並沒有延續下去。的確，完全的危機並沒有在它應當到來的時候即1877年或1878年發生，但是從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處於經常停滯的狀態。既沒有完全的破產，也沒有人們所盼望的、在破產以前和破產以後慣常被人指望的繁榮時期。死氣沉沉的蕭條，所有部門的所有市場上都出現經常的過飽和現象，——這就是我們在其中生活了將近十年的狀況。這是怎樣產生的呢？ 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國應當成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而事實表明，這種假設是一個純粹的妄想。現代工業存在的條件——蒸汽力和機器，凡是有燃料、特別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創造出來，而煤不僅英國有，其他國家，如法國、比利時、德國、美國、甚至俄國也都有。這些國家的居民看不出，僅僅為了讓英國資本家獲得更大的財富和光榮而使自己淪為飢餓的愛爾蘭佃農有什麼好處。他們就動手來進行製造，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也是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結果，英國享有了將近一百年的工業壟斷，現在無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國的工業壟斷是英國現存社會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著這種壟斷的時期，市場也跟不上英國工業的日益增長的生產率；結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機。而現在新的市場一天比一天少起來，連剛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徹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屬製品這種形式的文明了。當大陸上的特別是美國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湧來的時候，當現在仍然掌握在英國工廠主手中的那個最大份額將一年年減少的時候，結果會怎樣呢？讓自由貿易這個萬應靈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這一點的第一個人。早在1883年不列顛協會南港會議上，該協會的經濟組主席英格利斯·鮑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當地說： 『英國獲得巨額利潤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有些大工業部門的發展停頓了。幾乎可以說，英國正進入停滯狀態。』 但是結果會怎樣呢？資本主義生產是不能停下來的：它必須繼續增長和擴大，否則必定死亡。即使現在，僅僅縮減一下英國在世界市場供應方面所占的那個最大份額，就意味著停滯、貧窮，一方面資本過剩，另方面失業工人過剩。要是每年的生產完全停止增長，情形又將怎樣呢？這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易受傷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須經常擴大是資本主義生產存在的基礎，而這種經常的擴大現在越來越不可能了。資本主義生產正陷入絕境。英國一年比一年緊迫地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要麼是民族滅亡，要麼是資本主義生產滅亡；必然滅亡的究竟是哪一個？ 而工人階級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業和工業空前高漲的情況下他們還得遭受這樣的窮困，既然那時工人階級廣大群眾的狀況至多也不過得到暫時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權和『受到保護的』區區少數才獲得了長期的利益，那末，當這個耀眼的時期最終結束時，當目前這種慘澹的停滯不但加劇起來，而且這種加劇了的狀態變成英國工商業的經常的和正常的狀態時，情形又將怎樣呢？ 真實的事情是：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的。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的群眾有時也能沾到一點。正因為如此，所以從歐文主義滅絕以後，英國再也沒有過社會主義了。當英國工業壟斷一旦破產時，英國工人階級就要失掉這種特權地位，整個英國工人階級，連享有特權和占居領導地位的少數在內，將跟其他各國工人處於同一水平上。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將重新在英國出現。」 我在1885年是這樣寫的。在1892年1月11日寫的英國版序言中我繼續寫道： 「對於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況的這種敘述，我只需要做少許補充。不用說，現在的確『社會主義重新在英國出現了』，而且是大規模地出現了。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都有：自覺的社會主義和不自覺的社會主義，散文的社會主義和詩歌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這個一切可怕的東西中最可怕的東西，這個社會主義，不僅變成非常體面的東西，而且已經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樣地躺在沙龍里的沙發上了。這再一次表明『好社會』的可怕暴君——資產階級輿論——的不可救藥的反覆無常，而且再一次證明，我們老一代的社會主義者始終輕視這種輿論是有道理的。然而，對這個新的徵兆，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意。 但是，我認為，比資產階級圈子裡這種賣弄摻了水的社會主義的短暫的時髦風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會主義在英國一般獲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倫敦東頭的覺醒。這個巨大的貧窮淵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樣的死水潭了。倫敦東頭抖掉了絕望的冷漠；它復活了，並且成了『新工聯』，即廣大的『沒有技術的』工人群眾的組織的發源地。雖然這種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採用了『有技術的』工人的舊工聯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質說來，仍然和舊工聯有本質上的區別。舊工聯保存著它們產生的那一時代的傳統；它們把僱傭勞動制度看做永恆的、一成不變的制度，它們至多只能使它變得稍微溫和一些，以利於它們的會員。新工聯則是在僱傭勞動制度萬古長存這一信念已經大大動搖的時候成立的。它們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都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或本能的社會主義者；趨向於新工聯並構成其力量的群眾，都是被工人貴族輕視和藐視的粗人。但他們擁有一個無比的優點：他們的心理還是一塊處女地，絲毫沒有沾染上傳統的『體面的』資產階級偏見，而那些處境較好的『舊工聯主義者』卻被這種偏見弄得昏頭昏腦。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些新工聯如何爭取領導整個工人運動並日益牽著富有而傲慢的『舊』工聯一起走。 毫無疑問，倫敦東頭的活動家們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錯誤；但是他們的前輩也有過同樣的情形，瞧不起他們的那些空論社會主義者現在還有同樣的情形。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雖然過去和現在他們犯過各種各樣的錯誤，而且將來還會犯錯誤，但是倫敦東頭的覺醒仍然是這個fin　de　siècle〔世紀末〕的最偉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現在，親眼看到它，實在感到高興和驕傲。」 自從半年前我寫了這些話以來，英國工人運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幾天以前結束的議會選舉向兩個官方的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清楚地表明，今後他們對第三個政黨即工人政黨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這個工人政黨還只是剛剛在形成：它的個別分子還須擺脫種種傳統的偏見——資產階級的、舊工聯主義者的、甚至空論社會主義的偏見，以便他們最後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但是那種把他們團結起來的本能現在已經這樣強烈，以致在英國導致了前所未聞的選舉結果。在倫敦有兩個工人[註：詹·凱·哈第和約·白恩士。——編者注]提出了自己的候選資格，並且公開宣布他們是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來反對他們，這兩個社會主義者以出乎意外的極大多數當選了。在密德爾斯布羅，一個工人候選人[註：約·哈·威爾遜。——編者注]出來同一個自由黨人和一個保守黨人競選，並且戰勝了這兩個人；而那些和自由黨人締結了聯盟的新的工人候選人，除一個人外，卻都遭到了無可挽救的失敗。在以前的所謂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願把他們屬於工人階級這種性質淹沒在他們的自由主義海洋里，因而使他們的這種性質得到寬恕的人們當中，舊工聯主義的一個最顯赫的代表亨利·布羅德赫斯特可恥地落選了，因為他宣布反對八小時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兩個選區里，在索爾福的一個選區里，以及在其他許多選區里，都有獨立的工人候選人出來同兩個舊政黨的候選人競選；工人候選人失敗了，但是自由黨的候選人也失敗了。總之，在大城市和工業地區的許多選區里，工人都堅決拒絕和兩個舊政党進行任何協商，並因此獲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選舉中都不曾有過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成績。工人為此所表露的歡欣鼓舞是無法形容的。他們第一次看到和感覺到，如果他們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選舉權，就能獲得什麼東西。對「偉大的自由黨」的迷信——在英國工人中間統治了幾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們從令人信服的實例中看到：當他們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們要求的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在英國就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選舉已經在這方面開了一個頭。其餘的事情，大陸上的工人運動是會管的；那些在議會和市鎮參議會中已經有那麼多代表的德國人和法國人，將以自己的進一步的成績來大大鼓舞英國人的競賽精神。不久的將來將會發現，有格萊斯頓先生執政，新議會就不能開始工作，有新議會在，格萊斯頓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時英國的工人政黨就會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統治永存而輪班執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遊戲。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於倫敦 載於189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英國工人階級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