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 06、競爭

我們在「導言」里已經看到，競爭怎樣在工業發展一開始的時候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由於布匹的需求增加，織工的工資提高了，兼做織工的農民拋棄了農業，以便在織機上賺到更多的錢。我們已經看到，競爭怎樣以大規模經營方式擠掉了小農，把他們降到無產者的地位，然後把他們一批一批地趕到城市裡面去。我們也看到，競爭怎樣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陷於破產，把他們也變為無產階級；競爭怎樣把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怎樣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裡面。在現代工業中獲得充分發展並能使自己的一切後果無限加深的競爭，就是通過這些途徑和方法創造了無產階級並擴大了它的隊伍。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競爭對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所發生的影響。在這裡我們應當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間的競爭所產生的後果。 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會中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個戰爭，這個為了活命、為了生存、為了一切而進行的戰爭，因而必要時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僅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而且也在這些階級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一個人擋著另一個人的路，因而每一個人都力圖擠掉其餘的人並占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彼此競爭，資產者也彼此競爭。機器織工和手工織工競爭；失業的或工資低的手工織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資高的織工競爭，並力圖把他們擠掉。工人彼此間的這種競爭對於工人來說是現代各種關係中最壞的一面；這是資產階級對付無產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會來消滅這種競爭，而資產階級則瘋狂地向這些工會進攻，工會每受到一次打擊他們都拍手稱快。 無產者是無助的。他們要是只靠自己，那連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資產階級壟斷了一切生活資料（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講）。無產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從這個資產階級（它的壟斷是受到國家政權保護的）那裡得到。所以，無產者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掌握著他們的生死大權。它給他們生活資料，但是取回「等價物」，即他們的勞動。它甚至使他們產生一種錯覺，似乎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的，似乎他們是作為一個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強制地和資產階級簽訂合同的。好一個自由！無產者除了接受資產階級向他們提出的條件或者餓死、凍死、赤身露體地到森林中的野獸那裡去找一個藏身之所，就再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了。好一個「等價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資產階級任意規定的。而如果有這麼一個無產者，竟愚蠢得寧願餓死，也不接受資產者——他的「天然的長上」［註：這是英國廠主的慣用語。——恩格斯原注］——的「公道的」條件，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為世界上無產者有的是，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寧願死而不願活下去。 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無產者都一致宣布，他們寧肯餓死也不給資產階級工作，那末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壟斷。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這樣的事情，這就是資產階級的事業到底還進行得不壞的原因。工人之間的這種競爭只有一個限度：沒有一個工人會為了少於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資而工作。如果他非餓死不可，那末他寧願懶懶散散地死去，也不願忙忙碌碌地死去。當然，這個限度是相對的，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別人更習慣於舒適的生活。在某些方面還算比較有點文化的英格蘭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豬圈的愛爾蘭人多一些。但是這並不妨礙愛爾蘭人去和英格蘭人競爭，也不妨礙把英格蘭工人的工資及其文化程度逐漸降低到愛爾蘭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幾乎包括工業中的一切工作在內，都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為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工資也必須達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這種水平。剛遷到英格蘭來的愛爾蘭人在隨便哪一個豬圈裡都可以住下來，他們每星期都會從稍稍像樣一點的住宅里被趕出來，因為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這樣的人到工廠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腳的。因此，給工廠工人的工錢應該夠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們的子女習慣於正規的勞動；但是，為了使他們沒有孩子的工資就不能過活，使他們只能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為其他的人，工資也決不能太多。在這種情況下工資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對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員都在工作，那末每一個人就可以相應地少領一些工資，於是資產階級就廣泛地利用機器勞動所提供的有利條件（採用了機器勞動，雇用女工和童工進行生產就很合算）來降低工資。當然，有的家庭並不是每個成員都能工作；這樣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掙到根據全家都能工作的情況而定出來的最低工資，那日子一定過得很苦。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一種平均工資，在這種工資標準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當好，而能工作的成員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當壞。但是，在最壞的情況下每個工人都情願放棄他已經習慣了的那一點點舒適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強強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豬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爛爛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體；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餓。工人情願只拿一半工資，等待著好日子到來，但是不願像很多失業者那樣餓死在街頭。這一點點東西，這一點聊勝於無的東西，就是最低工資。如果工人比資產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競爭鬥爭結束時還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們就只好餓死。要知道，資產者要是不能從出賣他們的勞動產品得到利益，當然就不會給他們工作。 從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看到什麼是最低工資。而最高工資則決定於資產者之間的競爭，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也是在競爭著的。資產者只能靠商業或工業來擴大自己的資本，在這兩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資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間接地需要工人，因為，假若沒有商業和工業，誰也不會付給他利息，誰也不能使用他的資本。可見資產者總是需要無產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們，並不是直接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資本），而是為了發財，就像做買賣需要貨物，馱東西需要牲口一樣。無產者給資產者製造商品，資產者把它賣掉就可以賺錢。因此，當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競爭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許甚至還不大夠的時候，工人間的競爭就會停止，資產者之間的競爭就開始了。尋找工人的資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於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漲的價格可以使他獲得巨大的利潤。因此，他寧願稍稍增加一些工資，也不願放過全部利潤。他為了贏得火腿，可以給工人香腸。這樣，資本家互相爭奪工人，工資就上升起來。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經增加的需求所容許的程度。資本家可以犧牲一些非常的利潤，但是當他必須犧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潤即平均利潤的時候，他就會想辦法不付那超過平均工資的工資了。 從這裡就可以確定什麼是平均工資。在平常的情況下，即在工人和資本家都沒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間展開特別激烈的競爭的時候，在現有的工人人數和製造社會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數恰好相等的時候，工資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資稍稍高一點的水平上。至於比最低工資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習慣於每星期吃幾次肉，資本家就只好付給工人足夠的工資，使他能吃到肉。這種工資不能再少，因為工人之間沒有競爭，他們沒有理由滿足於較少的工資；這種工資也不會再多，因為在資本家之間沒有競爭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來拉攏工人。 由於現代英國工業很複雜，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難確定，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不同種類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業中的大多數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規性，而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能夠鼓勵工人去獲得這種技能並在工作中服從這種常規性。正因為如此，產業工人的工資平均高於普通的搬運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資，特別是高於農業工人的工資，而後一種情況當然還說明了城市中食品價格的高昂。 換句話說，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有產階級即資產階級的奴隸。他們竟可以像商品一樣地被賣掉，像商品一樣地漲價跌價。如果對工人的需求增加，他們的價格也就上漲；如果需求減少，價格也就下跌；如果對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數目的工人找不到買主因而「成了存貨」，那末他們就只好閒著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們只好餓死。用政治經濟學上的話來說，用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的費用不會「再生產出來」了，只會白白花掉，所以誰也不會在這上面投下自己的資本。在這一點上馬爾薩斯先生及其人口論是完全對的。這種奴隸制和舊式的公開的奴隸制之間的全部差別僅僅在於現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為他不是一次就永遠賣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賣掉的，因為不是一個主人把他賣給另一個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這樣出賣自己，因為他不是某一個人的奴隸，而是整個有產階級的奴隸。對於他，事情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這種表面的自由一方面雖然也一定會給他帶來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壞處，即沒有人保障他的生計。他的主人（資產階級）如果對他的工作、對他的生存不再感到興趣，就隨時可以把他趕出去，讓他去餓死。可是，對資產階級來說，現在的情況比起舊的奴隸制來卻是無比地有利：他們可以隨便在什麼時候辭退自己的工人，同時並不因此使投下的資本受到損失，工人勞動的代價無論如何要比奴隸勞動的代價便宜得多，這是亞當斯密為了安慰他們而給他們算清了的［註：「人們說，奴隸體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補償的，而自由工人體力的消耗則由自己花錢來補償。實際上自由工人體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補償的。短工和僕人等等的工資應當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讓他們能夠按照社會方面日益增長、保持穩定、或不斷降低的需求來延續短工和僕人的後代。但是，如果說自由工人體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補償的，那末這種消耗比起奴隸體力的消耗來要主人花的錢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來恢復或補償奴隸體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懶散的主人和漫不經心的監工來管理的」，如此等等（A．Smith．《Wealth　of　Nations》［亞當斯密「原富」］麥克庫洛赫4卷版第1卷第8節第134頁）。——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說，亞當斯密在另外一個地方所做的論斷是完全對的，他說： 「對工人的需求正如對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它調節工人的生產，調節所生產出來的人的數量，如果生產進行得太慢，需求就會使它加快，如果生產進行得太快，需求就會使它緩慢下來。」 這種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樣：如果工人不夠，他們的價格（即他們的工資）就上漲，他們就生活得比較好些，結婚的人多起來，出生率逐漸提高，養活的孩子也多起來，直到有了足夠的工人為止；如果工人太多，價格就下跌，失業、貧困、飢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現了，而疾病就會消滅「過剩人口」。發展了亞當斯密上述論點的馬爾薩斯在斷定總有「過剩人口」存在，斷定世界上的人總是太多的時候，也是能自圓其說的；只是當他斷定世界上的人多於現有生活資料所能養活的人的時候，他就錯了。「過剩人口」的產生不如說是由於工人彼此間的競爭，由於迫使每個工人每天都竭盡全力去工作的競爭。假定某個廠主每天可以雇十個工人做九小時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那末他只要雇九個工人就夠了，而第十個人就要沒飯吃。在對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時候，廠主就可以乘機用解僱的威脅來迫使九個工人拿同樣的工資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時，即工作十小時，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把第十個工人解僱，並把他的工資省下來。在這裡小規模地發生的事情，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重演著。由於工人彼此競爭而使每一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最大限度，由於分工，由於機器的應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許多工人就沒有工作做。市場失去了一批顧客，因為這些失業工人已經什麼都買不起了。他們過去所需要的那麼多的商品已經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著再製造了。過去製造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業，市場又失去了一批顧客，事情就這樣循環不斷地繼續下去，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假若沒有其他情況插進來的話，事情就會這樣繼續下去。工業中採用了上面說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產的手段，這就逐漸使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降低，從而使這些商品的消費量增加，因此，相當大的一部分失業工人終於又在新的勞動部門找到了工作，自然這是經過了長期痛苦的。如果這裡再加上英國近六十年來對國外市場的侵占，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工業品的需求的不斷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對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來，而人口也以同樣的比例隨之增加起來。這樣，大不列顛的人口並沒有減少，而是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並且還繼續在增加。雖然工業不斷在發展，雖然對工人的需求大體上是在增加，但根據官方各政黨（托利黨、輝格黨和激進黨）的供認，英國經常有過剩的無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間的競爭一般總是勝過爭奪工人的競爭的。 這個矛盾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工業和競爭的性質本身以及這種性質所造成的商業危機來的。在目前這種不以直接滿足需要為目的而以賺錢為目的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混亂制度下，當每一個人自己冒著風險去工作並使自己發財的時候，停滯現象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例如英國供給許多國家各種各樣的商品。即使某個廠主知道某種貨物在每一個國家裡每年要消費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這種商品在每一個時間內在那裡有多少存貨，更不知道他的競爭者往那裡運去多少。他只能根據經常波動的價格對現有的存貨和需要的情況做出不可靠的推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運氣。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機會的。只要好消息從某個市場傳來，每個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東西都送到那裡去。不久，這個市場就充滿了商品，銷售逐漸停止，現金收不回來，價格日益下降，英國的工業也沒有什麼工作給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業發展的初期，這種停滯現象只限於個別的工業部門或個別的市場。但是，由於競爭的集中作用，在一個工業部門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學會工作的部門中去，而在一個市場上賣不出去的商品就轉運到其他市場去；結果，個別的小危機一天天地匯合起來，逐漸形成一連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機。這種危機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個短短的繁榮和普遍興旺的時期之後發生。國內市場和一切國外市場都充斥著英國貨，這些東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費。工業活動幾乎在所有的部門中都逐漸停止下來。小的廠主和商人無力克服資本收不回來的困難，破產了，較大的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也停止了營業，把自己的機器停下來，或者只是「短時間地」開工，就是說，大約只做半天工作。工資由於失業者彼此競爭，由於工作時間縮短，由於出售商品不能獲利而日益下降。貧窮在工人中到處蔓延開來，如果某個人還有些積蓄的話，這些積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機關被圍得水泄不通，濟貧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夠，挨餓的人不斷地增加，數目驚人的「過剩人口」突然出現了。這樣繼續了一個時候：「多餘的人」勉勉強強地掙扎著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掙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業和濟貧法幫助許多人勉勉強強地延長自己的生存；其餘的人在那些競爭不大顯著、離開大工業較遠的勞動部門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殘喘地活下去。一個人為了馬馬虎虎地維持一個時候所需要的東西是多麼少呵！——情況又漸漸地好轉起來：積存的商品逐漸消費掉，商人和工業家的普遍的頹喪情緒使這些存貨不會很快地得到補充，直到最後，高漲的價格和各方面傳來的好消息又使他們重新加緊活動起來。但是市場大部分都在很遠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達那裡以前，需求總是在增加，價格也隨著上漲。第一批運來的貨物人們都爭先恐後地購買，第一批成交的買賣使市場更加活躍起來，以後運來的貨物還要看漲。人們懷著這種還會漲價的希望把商品買了囤積起來，這樣，本來是供消費用的商品卻在最需要的時候從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機更加抬高了市價，因為它鼓勵其他的人去購買新到的商品，並把剛運到的商品從流通中奪去。這一切漸漸地傳到了英國，廠主又重新開始加緊工作，開辦新的工廠，盡一切力量來利用這個有利的時機。於是這裡也開始了投機，它的後果也和國外市場上完全一樣：物價上漲，商品從流通中被抽出去。這兩件事情使生產緊張到極點，於是出現了「根基不穩的」投機家，他們運用虛擬資本，靠信貸來維持，而如果他們不能把買進的商品迅速地轉賣出去，那就得宣告破產。他們大於這種普遍地漫無秩序地追逐利潤的勾當，由於自己的貪得無厭，更加加強了混亂和奔忙，這種貪得無厭使他們發瘋似地哄抬物價和擴大生產。一種瘋狂的競賽開始了，連最穩重最有經驗的人都給迷住了。鐵、紗、布匹開始大量生產，好像要把整個人類重新裝備起來，好像在月球上的某個地方發現了有幾十億消費者的新市場。忽然有一天，國外的一些根基不穩的投機家由於要錢用就開始出售貨物——自然是低於市場價格，因為他們是迫不及待的。一個人一賣，其他人也跟著賣，物價開始波動起來，大吃一驚的投機家們把自己的貨物拋到市場上去。市場混亂起來了，信貸動搖了，商店一家跟著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著一家宣告破產。原來當地的和運輸途中的商品已經比消費所需要的多了2倍。這個消息傳到了當時還在開足馬力進行生產的英國。這裡的人們也驚慌起來，國外的破產引起了英國國內的破產，商業停頓又使許多商店倒閉了。這裡的人們在驚恐之餘也把所有的存貨都拋到市場上去，這又引起了更大的驚慌。危機就這樣開始了，以後它就和前一次危機大致一樣地進行下去，過了一些時候又重新被一個繁榮時期所代替。事情就這樣不斷地繼續下去，繁榮之後是危機，危機之後是繁榮，然後又是新的危機。英國工業所處的這個永久的循環，如上面已經說過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開始一次。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這種後備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還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雖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時候，農業區、愛爾蘭以及受普遍繁榮的影響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時也能供給工廠一定數量的工人，但是這些工人的數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樣屬於後備軍之列，唯一的區別只在於：正是迅速的繁榮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這個後備軍的。在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裡面去的時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為了稍微補一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時間，雇用婦女和少年，而當危機到來，這些工人被解僱了又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據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餘的人」。這個後備軍就構成英國的「過剩人口」，它在危機時期人數激增，而在繁榮和危機之間的時期人數也相當多。這些人靠行乞和偷竊，靠打掃街道、拾馬糞、用手推車或毛驢運送東西、擺小攤或者靠各種零碎的偶然的工作來維持自己可憐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許多這樣的人，他們就靠偶然賺得的一點點錢，如英國人所說的，「不讓靈魂和軀體告別」。令人驚異的是這種「過剩人口」還有哪一行不去干！倫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聞名的。以前，不僅一切大城市的廣場，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濟貧所或市政管理機關雇用的失業者來打掃_的。現在卻用機器來做這種工作了，機器每天隆隆地穿過大街，奪取了失業者的飯碗。在馬車往來頻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許多人推著小車，時刻冒著被往來奔馳的轎車和公共馬車車輪輾死的危險，拾取新鮮的馬糞去出賣。為此，他們常常還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潔管理處繳納幾個先令，而在許多地方這種營生是根本禁止的，因為要不禁止，收集起來的垃圾裡面所含的馬糞就會太少，不能當做肥料賣出去。這些「多餘的人」當中，誰能夠弄到一輛手推車去搬運東西，那他要算是幸運的，如果除小車外還弄到錢買一頭毛驢，那就更幸運了；毛驢要自己找東西吃，或者只得到一點人們扔掉的東西，但是仍然能夠給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餘的人」大多數都去做小販。特別是在星期六晚上，當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頭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以此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爭先恐後地叫賣鞋帶、背帶、帶子、橘子、餅乾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就是在其餘的時候，也隨時都可以碰到這種叫賣橘子、餅乾、薑啤酒和蕁麻啤酒［註：工人，特別是不喝酒的人喜歡喝的兩種起泡沫的清涼飲料。前一種由水、糖和姜製成，後一種由水、糖和蕁麻製成。——恩格斯原注］的小販在街上站著或徘徊著。這些人賣的東西也有火柴以及類似的東西，如火漆、有專賣權的引火用的混合劑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謂jobbers〔零工〕則在街頭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點零活，但是能碰上這種好運氣的人並不多。 倫敦東頭的牧師威岑卜尼斯說：「冬天裡，在倫敦一切船塢的大門口，每天早晨還在破曉以前，就已經有成百的窮人等著開門，希望找到一點零活，而當最年輕力壯的、和船塢的行政人員最熟識的人們都已經被雇用的時候，其餘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餘便垂頭喪氣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師關於倫敦碼頭工人狀況的報道。這篇報道起初載於「每周快訊」，後來又轉載於1844年5月4日「北極星報」第338號。] 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願起來反抗這個社會，那末除了去討飯，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斷加以驅趕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應當感到奇怪了。但是這些人的乞討方式是特別的。他們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來走去，時而停在這裡，時而停在那裡，唱一支訴苦的歌或者說一段可以喚起過路人同情的話。而奇怪的是，這種乞丐幾乎只是在工人區裡面才會遇到，並且他們幾乎專門靠工人的施捨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有時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條熱鬧的街上，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自己那種窮苦無告的樣子來感動人。在這裡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為工人根據切身的體驗知道飢餓是什麼滋味，而且他們自己也隨時都會陷入同樣的境地。實際上，這種無言的但非常動人的呼籲幾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並且是在工人經過的時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當工人區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資產階級儘量避開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時候，這種情形比什麼時候都多。這些「多餘的人」當中誰要是有足夠的勇氣和憤怒來公開反抗這個社會，對資產階級進行公開的戰爭以回答資產階級對他們進行的隱蔽的戰爭，那他就去偷竊、搶劫、殺人。 根據濟貧法委員會委員們的報告，這種「多餘的人」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平均有150萬。在蘇格蘭，因為沒有濟貧法，這些人的數目無從確定。至於愛爾蘭我們將單獨地來談。而這150萬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濟貧所請求過救濟的，大批勉勉強強可以活下去而不採取這種最後的非常令人討厭的辦法的人並未包括在內。同時，這個數字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屬於農業區的，因而在這裡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機時期這個數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來，而貧窮也達到最高限度。例如拿1842年的危機來說，這次危機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機每重複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強一次，也許不遲於1847年就會到來的下一次危機，根據所有的徵象來判斷，將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1842年的這次危機時期，濟貧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爾特，每收1英鎊房租，就要付出8先令濟貧捐，因而僅僅是這一項捐稅就占了全城房租總額的40％；此外，整條整條的街都空了起來，以致這個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減少了20000人，而在空房子的門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字條：Stockport　to　let——斯托克波爾特出租。在波爾頓，抽濟貧捐的房租平時每年平均是86000英鎊，這時降低到36000英鎊。可是需要救濟的窮人的人數卻增加到14000，即達全部人口的20％以上。在利茲，濟貧所擁有10000英鎊的準備金，可是這一筆錢和募集來的7000英鎊在危機還沒有達到頂點的時候就用光了。到處都是這樣。反穀物法同盟的一個委員會根據廠主提供的詳細材料於1843年1月寫了一份關於1842年工業區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裡說：濟貧捐比1839年平均高1倍，而需要救濟的人數卻增加了2倍，甚至4倍；許多申請人是過去從來沒有請求過救濟的，如此等等。這個報告又說：工人階級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費量大為減少——有些地方減少了20％，有些地方減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壞的時期還能找到足夠的工作的手工業者，即鐵匠、泥瓦匠等等，也因為沒有工作和工資降低而吃了不少苦頭；甚至在現在，在1843年1月，工資還在不斷降低。而且所有這些都是廠主們的報告裡面所說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飢餓的工人站著（由於他們的老闆關閉了自己的工廠，不能給他們工作了），一個一個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討，成群結隊地守在人行道旁，向過路的人請求幫助，但是他們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樣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們的人數、以他們的態度和言語來威脅人。一切工業區，從萊斯特到利茲，從曼徹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這樣。騷動時而在這裡發生，時而在那裡發生，例如7月間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廠里發生過；工人中瀰漫著可怕的憤激心情，終於在8月間爆發了各工廠區的總起義。當我在1842年11月底到達曼徹斯特的時候，在十字街頭還到處碰到一群一群的失業者，許多工廠還關著門。在以後幾個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頭的人才逐漸減少，工廠也重新開了工。 在這種危機時期失業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說了。濟貧捐是不夠用的，是遠不夠用的。闊佬們的慈善救濟不過是杯水車薪，它的作用一瞬間就完了，因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捨物只能幫助很少的人。假若在這種時候小商店的老闆們不儘可能地賒東西給工人，——自然，他們將來在結算的時候是會因此得到可觀的報酬的，假若工人們不儘量互相幫助，那末每一次危機都會使大批「多餘的人」餓死。但是，因為最嚴重的時期究竟不太長——一年，最多是兩年或兩年半，大部分人到底還能熬過艱難困苦保住生命。至於每一次危機通過疾病等等間接地吞噬了許多人的生命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談到。暫時我們先來看看使英國工人陷入困苦狀況的另一個原因，這個原因現在還使整個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不斷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