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第一章　被捕

1934年的8月，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我和妻子[1]離開貴州鎮遠的家前往黔西。那裡是阿爾伯特夫婦的教區，當時他們在安順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決定在宗教節日裡，以學校的名義，邀請在貴州的外籍教會人員聚會。我們希望通過參加這次活動，在那裡同分離的朋友相聚[2]。 對這些活動，當時我們並沒有抱多大期望，不過，在我們返回時，它卻帶給了我們實實在在的「賜福」。臨行前，妻子祈禱時曾隱約預感「上帝將保佑我們走遍天涯海角……即使世界末日，也將與我們同在。」對此，我則認為：「他的愛，將使我們戰勝一切。」 在此之前，我曾收到德國朋友寄來的一本書，名為《在中國的綁票》，講的是瑞士巴塞爾的兩個教士，在廣東境內橫遭共產黨逮捕和監禁。這事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對妻子感嘆：「這真不可思議。」他們被綁架的時間長達18個月，因為這麼長的時間，單就中國的食物而言，對西方人已達忍受極限，更何況是那種非人的待遇。 當從安順準備返回鎮遠時，傳聞那邊出了「亂子」。我們不明白「亂子」是什麼，也不清楚當時政府軍隊（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軍隊，即國民黨軍）的動向。回家的路有大小兩條，我們選擇了小路。享有特權的我們根本未考慮安全問題，當時只想儘快趕到海曼[3]那裡過禮拜日[4]。半路上，我們遇見了德國牧師卡斯勞斯，他說：「紅軍正由前面開過來，不過到舊州的一段還安全（海曼夫婦的教區，距我們僅兩天半的路程），再遠就難說了。」我們感到還可以向前走，再說，到舊州（黃平境內）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聽到家那邊的消息。 到舊州後，我們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快樂而寧靜的禮拜日。在城外的小河邊，我們還舉行了洗禮。第二天晚飯時，我們告訴海曼夫婦，我們決定繼續前進。10月1日（是我們離開英格蘭12周年紀念日），我們離開了舊州，海曼先生把我們送出城，在城外小河邊分手。 在那裡，我們再次選擇前進路線，或者走大路，或者走小路。我們認為無論哪條路都是上帝的安排。隨行的廚師堅持走小路，城中政府軍士兵也說應走小路；小路除近之外，也同樣受到官方庇護。因此我們選擇了小路。當我們爬上一座距預定在那裡過夜的一個小村一英里遠的山頂時，突然，山頂灌木叢中衝出了一些人，他們像捕獵一樣抓住了我們。我妻子仍被放在她乘的滑竿上，不過手腳被捆在了旁邊。這時，她還鎮定地試圖挽救我那本掉在地上的《聖經》，她對其中一個商人打扮手持左輪槍的人講：「如果你們是搶東西，那就不要扔掉它。」顯然，這對那些操江西口音的江西老表來說，讓他們明白我們的意思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地區出現江西方言是很陌生的[5]。引人注目的是，這些人都戴著相同的帽子和佩帶著紅色標誌，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兒像西方賽馬騎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很雜亂，簡直一個人一個樣。他們來自山下的小村，衣服是隨手弄來的，根本不注意布料顏色，有藍、灰、紫、綠、黃、黑等顏色。我設法解釋自己的身份，並告訴他們，如果不趕快釋放我們，那麼幾天後，便必須為這些罪惡向上帝負責。 他們綁住我的一隻胳膊帶我下山，我妻子他們緊跟在後面。直到此時，我們仍不清楚這些人的身份。當看到山下小村裡有許多他們的人時，我第一個印象是，抓我們的人是強盜，我們被綁票了。不過，當看清那些人在牆上新寫的標語後，我才恍然大悟：他們就是共產黨[6]！標語是用醒目的白顏色寫的，字相當大，很遠都能看見。這時，其中一個，頗驕傲地問我們：「知不知道我們是誰？」這些人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穿戴相同，卻是剪著短髮的婦女。此時，我們受到了公正的對待，他們給我們鬆了綁，並將我們帶到一個大馬廄里，準備同一群士兵一起過夜。他們發還了我們的所有物品，一絲不苟，甚至連我們的銀角子都一文不少。 一個軍官來問我們的身份，並通知我們今後必須跟他們走。我再次以上帝的名義做證，我們是無辜的。他卻反問：「哪個上帝？讓你到我們這裡幹什麼？」我解釋說：「您該知道偉大的上帝，或許，正是為了證明上帝的無處不在，而使我們來到這裡……」這之後，我又被帶到另一間房中去見他們的主要「法官」[7]。這時，「法官」讓我們分別給我們的英國領事和吉布先生（英駐華教團主教）、魯賓孫先生（貴州教區管事）以及鎮遠教堂寫信，要求贖身，初步開價是每人10萬元。此後我們被帶回去睡覺，這時我們被更換到一個比馬廄好的住處。村子中到處都是紅軍士兵，估計有1500人左右。當然，村子每個角落都被住滿了。 帶去見「法官」時，「法官」的妻子[8]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為那個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證明她很和善，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當我告訴他們，我妻子不可能堅持跟他們走這麼多路時，「法官」的妻子寬慰我，「我也是一個女人，她將會像我一樣慢慢適應的。」當我對「法官」闡述基督教義時，他總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進一步解釋我的這些「鬼話」。 我妻子和隨行的那個中國女僕，勉強睡在幾塊破木板拼起來的破床上。我則在滑竿里睡。一些士兵在我們旁邊睡地鋪。天未亮，他們給我們送來一些大米飯和盛在洗臉盆里的炒捲心菜。這時，我們幾乎沒有一點兒食慾。天蒙蒙亮，隊伍出發了。我們夫婦、女僕、廚師和四個挑夫，組成了一支小隊跟著。兩個挑夫挑著我們的隨身物品，兩個抬滑竿。高抬的滑竿，使妻子免受紅軍士兵們好奇的注視。剛開始走，天就下起了雨，開始的幾英里走得很慢。這時，我辨別出隊伍正朝舊州海曼夫婦的駐地前進。我們不由地為他們的平安而祈禱。 不久，我們到達這個小城的邊緣，並停在城外的地方待命。這時可以清楚聽到前方的槍聲。上午9點，我們進入這座小城，被帶到一所房中休息。一會兒，海曼一家和格蕾絲·恩布倫小姐[9]也被帶到了這裡。我們在這裡見到了蕭克將軍。他、「法官」及其他兩個軍官（其中一個穿著海曼先生的雨衣）共同商量對這些新抓來的教會人員的處理辦法[10]。雖然先前每人的開價曾為10萬元，但現在牽扯有海曼夫婦的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法官」建議共60萬，即成年人各10萬，孩子各5萬。不過，紅六軍軍團指揮官蕭克將軍卻堅持要平等對待，這樣我們的贖金為70萬元。 軍團從江西出發，經由湖南、廣西到貴州。他們一直在試圖用電台與賀龍的紅二軍團取得聯繫[11]。 紅軍禁止私人在軍中使用民夫。他們指責我們使用「苦力」的行為是丟掉了基督的博愛精神，告訴我們今後應學會依靠自己走路，同時，不管多遠都得跟上。我的廚師曾徒勞地為其他人去尋找滑竿，但不久流著淚回來告訴我們，連海曼家中的那乘滑竿也被紅軍砸壞了。 第二天早上，天下起傾盆大雨，我們受命準備出發。我們去找「法官」，請求讓婦女和孩子留下，但他卻對我們這幾個分別屬於紐西蘭、加拿大、瑞士等三個國家的教士的請求孰視無睹。雖然最後海曼夫人和孩子以及我的妻子可以釋放，但格蕾絲·恩布倫小姐卻必須跟著走。而且，70萬贖金不交足，將來剩下的人誰也別想走。 他們給了我一點兒時間來告別，我們走到窗簾後面。我對妻子說：「這樣還好，讓人們為我祈禱吧。」當時，誰也未曾想到，這一別竟是那麼漫長。妻子在城外小河邊最後舉手向我告別時，我突然感到這條小河就是我們此生的永別之界。 我妻子的那乘滑竿暗中給了格蕾絲·恩布倫，我們走了大約五英里後追上她。我和廚師想幫助抬滑竿，但被衛兵拒絕了。這一天，我們只走了十五英里。紅軍正對這次攻克舊州的勝利十分得意。小城很富裕，從海帶到雞蛋什麼都不缺。在吃的方面，每人都還分得了一些鮮豬肉。有的人戴上了毛織女帽，有的換上了新鞋，有些人則有了新雨傘，有的甚至將教堂的祭袍像披風一樣披在身上。新衣服、舊衣服、雜色服裝和床單，以及沿途丟棄的那些帶不走的東西，在這裡形成了一幅混亂而奇特的行軍場面。 到一個小山村後，我們被帶到宣傳隊前，當時，他們正在一切可寫的地方用紅、藍、白色書寫標語。有的內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蘇維埃是中國的希望！」「不交租不還債！」有的則摘自馬克思的著作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許多是反蔣的，如「打倒蔣介石！」還有部分內容是反日的。他們到處散發傳單，並反覆宣傳他們是紅軍。這之後，他們給我拿來很稠的熱奶和米飯，而且還加了糖。飯後，讓我們坐在面對街的木椅上，身上別著「這是英國人」「這是瑞士人」等區別身份的紅紙條。格蕾絲·恩布倫小姐一開始就在後面，過了一個多小時後才到，她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人們圍著我們，像看展覽似的，又好奇、又新鮮地注視著這三個外國「罪犯」，真像一幅在他們土地上耐心等待外國間諜自我交待的漫畫。這時有人態度激昂地進行演講，而那些圍觀的人則像在地球上看到三腳貓一樣評論著我們的大鼻子、黃頭髮和灰眼珠，但又總不明白。於是，我們便得到了「大鼻子」「勾鼻子」「外國鬼子」或「帝國主義分子」等許多奇特的稱號。有些一直稱呼到釋放。衛兵則參照對「外僑」的稱呼，當與我們熟悉後，也友好地稱我們為「外國人」，甚至稱「外國教士」什麼的。後來他們似乎發現了最現實的稱呼，即「成先生」或「薄先生」，甚至還親昵地稱作「老成」或「老薄」。名稱的變化是非常有趣的。當他們聽到有人使用侮辱性的名字稱呼我們時，會馬上制止這些人。的確，聽到那些侮辱人格的名稱是令人氣憤的。不過，上帝使我們戰勝了一切。當被人嘲弄時，我則正視著他，心中默誦「上帝愛你並與你同在」。這樣禱告後，我反能可憐他，任憑怎樣，我都能超然釋之。 宣傳隊在對那些面無表情的村民演講時，把抓獲我們稱之為紅軍的一個重大「勝利」。因為「他們那個社會和宗教必須為此支付一大筆贖款」。這之後，他們就讓人們聽留聲機，同時過來看看這些「外國間諜」。這樣「休息」了兩三個小時後，他們將我們帶到一個堆滿糧食的倉房，作為我們三個人和兩個中國僕人過夜的地方，那是他們找到的最好的一間房子。一個盛滿豬油放著用破布搓成燈芯的小碗，作為晚上照明的燈。當然，還有一個衛兵和我們睡在一起。 第二天，紅軍向前方一個集鎮進發。他們經過考慮後，將格蕾絲·恩布倫小姐放在隊伍後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當晚，我們宿營在一個破廟中，我們被指定在後大殿的地上過夜。房子裡已生起一堆炭火，這時年僅25歲的蕭克將軍把我叫去，請我為他翻譯一張法文版的貴州地圖[12]。他相當熱情、開朗，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那時，我們也首次感受到那些有趣的女共產黨員的鋒芒。當我們從街上經過她們時，聽她們說：「看，這些帝國主義派來的外國奸細。」很明顯，如此偏激，證明了共產主義宣傳的簡單教條。由此我也得到一個教益：「一知半解，等於無知。」 一天晚上宿營時，一個參謀來看我們。當時，我手中拿著中文版《聖經》，他似乎很感興趣。我乘機背起讚美詩，直率地向他指出，反對上帝多麼愚蠢，因為「他將在天堂上為之大笑……」那個參謀要過《聖經》，認真地看了我背誦的那一段。 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生活狀態。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而且，行軍時總待在隊伍的特定位置（「法官」夫婦、衛兵及所有犯人，通常排在隊伍中部）。天天晚上分配住處，又總把我們與其他犯人隔開。我們心中充滿憂傷，幾乎天天在行軍途中看到對某某的起訴和執法。有時，被處死者臉朝上地躺在路邊水田中。在路邊有時把人捆起來用竹竿打，或者簡單地按倒就打。我們同是犯人，不過需要交錢「贖票」而已。我們經常被綁起來趕著走。他們中最講人道的是那些婦女。 這時，格蕾絲·恩布倫小姐跟著隊伍走，晚上大家在指定的房內過夜。後來，我們開始連續地夜行軍。前方有亮光或聲響時，就繞道迂迴；天黑看不見路時，則隨地在山坳內過夜。在那沒有一點兒平地的崎嶇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不過，我們學會了邊走邊睡，而有時天剛亮，我們又得出發。 一天夜晚，我們靠近一個小村莊宿營，可那裡沒有糧食，每人只分得一些白水煮土豆。兩個小時後，又傳令繼續前進。可憐的格蕾絲·恩布倫小姐總在後面追，往往好像剛追上，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 使我們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實的廚師蘇思林（音譯）跟著她，如果她不行了，蘇會幫助她的。路越走越難，但我們一直前進到天亮。這時，格蕾絲·恩布倫小姐的衛兵從後面追上來，用過去常用的處決某某時的那種口吻平淡地告訴我，格蕾絲·恩布倫小姐已被釋放。我們對這種「釋放」的意思，疑竇叢生。幾個月後，當收到一封有她獲釋確切證明的信後，我們方敢相信衛兵的話。 一次，我們離開了一個小村，連續一禮拜的夜行軍後，結果又返回了那裡，並適當接近了政府軍。 在小村住了11天後，紅軍再一次提出關於釋放我們的條件，他們打算放走海曼的那個中國女僕，讓她捎一封信。信中提到，紅軍「現在寧願將贖金折換成一張所需彈藥、電台、電池及藥品的貨單」。我們獲准可在旁附上私人信件，交由那個叫李國珍（音譯）的中國姑娘一起送出去。 這一段生活，把李姑娘簡直嚇壞了，一天到晚的走路使她昏頭脹腦不說，還不斷遭到一些蠻橫衛兵的呵斥。我們從未奢望她能像基督徒那樣堅定，但現在這危險關頭她卻表現出對上帝的虔誠。她給那些家庭婦女做出了只要皈依上帝就會出現奇蹟的證明，並推動她本人更堅信上帝。我們堅持讓她考慮，此行她可能挨打甚至遭遇不測，她完全有權利拒絕。可她毫無顧慮，決心儘快送到。這樣，最起碼李姑娘能獲得自由，並能將我們私人的信交給家人。 一天早上，我們看到一個掉隊的挑夫，他衰弱得就像從沙漠中爬出來一樣。當初，紅軍曾反對我們讓自己的「苦力」挑滿擔。在紅軍那邊，為了方便行軍，挑夫只挑半擔，因此我們只得按紅軍的要求辦。後來，我們發現在「苦力」擔子空出的地方，漸漸地被他們的物資占滿了。因為氣候潮濕、多雨，我們提出要塊油布，結果費了半天勁兒才給了一條床單。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給了。 一次夜行軍中，突然命令不準點火和出聲。軍團在漆黑的夜中無聲無息地前進，每走一步都十分艱難，隊伍走得很慢。為摸黑前進，人們只好抓著前者的肩走。這是因為我們正通過一個危險的山口，而旁邊就有政府軍把守。走出危險區時，燈籠、竹子火把允許點了，但誰冒冒失失先點亮，人們將罵他混蛋。因為，慣例是一個人手持火種站在路邊，然後逐一點亮經過者的燈籠和火把。在寂寞的黑夜中出現這長長的火龍，往往給人以無窮的遐思。 有時，我們認為快走到了，但爬上山頂後，前邊的隊伍又爬上了另一座山。我們累得疲乏不堪時，往往乞求衛兵讓我們在路邊小房旁歇歇腳，不過，被俘的前一段中，我們的要求從未獲准，必須和他們寸步不離。 宿營的村莊，常常又遠又小，大都是那種由孤零零幾座房子組成的小村。分給我們的房子，大都既靠外，地面又坑凹不平。幸好稻草和竹子是大量的，可以鋪成比較舒服的地鋪；再說，極度的疲勞使睡覺比吃飯更重要，往往頭一著地馬上就能呼呼入睡。我們整天想的就是吃飯和睡覺，而且，一覺醒來，就能馬上吃上早飯。我常為那些做飯的人是如何睡覺的而感嘆。不過有的人就不再需要這樣。一天早飯後，太陽剛升起，我們正待命出發，這時，三個衛兵從類似我們住的那種房內，帶出一個捆著的犯人，經過我們不遠，一個衛兵喝令犯人跪下，我們的臉全都轉了過去。後來，衛兵走回來時不斷地擦他的大刀。在這裡，沒有時間讓這些可憐的靈魂祈禱，而那三個衛兵中有一個僅十七歲，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那次兩個行刑者之一。 有一次在黃昏時，突然與政府軍隊遭遇，我們不得不退回到山邊的小村里隱蔽，政府軍這次距紅軍太遠，而且兵力也太少，紅軍隱蔽起來準備戰鬥。我們則被關在一間房中，房中有張床，可床板卻被「法官」拿走了。他總是這樣占先，我們只好在床頭前的髒地上睡。早上，槍聲和火光把我們驚醒，我們火速出發，很快衝出能聽到槍聲的範圍。儘管如此，突圍中一個人的腳還是被流彈擊傷。快到下一站宿營時，天突然變黑，暴雨驟下，我們和衛兵一樣沒有傘，渾身淋得像落湯雞。休息時，他們點著一大塊枯木，邀請我們一道脫下濕衣服烘烤。 那天晚上，我們宰了一頭牛。第二天早上出發前，一個衛兵給我們滿滿一大碗切成片的牛肉，我高興地把它收藏起來。晚上當行軍到一所房子外待命時，為了禦寒，衛兵又像昨天那樣生起了火。這時傳來命令，黎明前還要繼續前進，而且沒有晚飯供應。大家餓壞了，我自然想起牛肉，我把它穿起來放在火上烤，牛肉發出誘人的香味，一些衛兵也湊過來和我們共享美味。第二天，那個給肉的衛兵來找我「研究」那牛肉的加工方法，顯然，他是打算讓我為他單獨弄一點兒吃，令人失望的是牛肉吃光了，不過，他並未為此生氣。 牛肉盛餐後，我的一隻鞋「走」到了頭，憑另一隻鞋我幾乎走了五英里。我告訴衛兵再走就必須找雙鞋，結果他給忘了。第二天行軍時，我的右腳只好用布纏著走。後來「法官」告訴我沒有鞋，不過，他要求大家找找。的確，對同樣缺鞋的同志們來說，這是個大難題。幾個禮拜來日夜行軍作戰，根本沒有時間打草鞋，一些人經常哭的原因就是因為腳和鞋的問題。後來，他們給我找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來的[13]。 我行軍時喜歡哼一些讚美詩，最愛唱的是《一會就一會，我對他的愛》和《得到賜福》。儘管我們很多權利被剝奪，但困苦中我們得到並將繼續得到上帝的愛。每個夜晚，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對上帝的祈禱，這樣我就能驚奇地振作起來去「忍耐」。每當打開《聖經》，我們就能獲得巨大的安慰，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這種思維的樂趣。每天祈禱時，箴言就從我們心中湧現，偉大的信念會安慰和支持我們，光明和黑暗就相剋相消；當我們呼喚上帝時，眼前就陽光燦爛，精神的桎梏煙消雲散，跳出「紅海」的岸就躍然眼前。我們知道，只有堅信上帝，才能最終獲釋，我們雖身陷囹圄，但卻是上帝照耀下的精神主人。儘管我們肉眼凡胎看不見上帝，但大家都是他的臣僕。 我每日這樣祈禱： 10月5日 「對患難中的求告，我將拯救你，並以此而感榮耀。」（《舊約·詩篇》第15篇第15節） 10月6日 「主，我們的神，萬王之王。」（《新約·啟示錄》第19章第6節） 「我知道你無所不能。」（《舊約·約伯記》第42章第2節） 「我不會丟棄你，我將永不離開你，……不要害怕，不要驚慌，我與你同在，我是你們的神，我將給你幫助，給你力量，使你堅強，我仁慈萬能之手將給你指引方向。」（《舊約·以賽亞書》第41章第1節） 「人所不能之處，上帝萬能。」（《新約·路加福音》第18章第27節） 連續走了27天後，紅軍得到了一次休息，也就是在晚上行軍、白天睡覺規律中再加一個白天而已。這是在四川境內。我注意到，現在我們吃的，已能保證一日三餐。他們又殺了一頭牛，大家又重享了一頓烤牛肉。我們住在一家餅鋪里，在那裡我用一塊半銀圓能買50多張麵餅。第一天休息時，我從路過的一個農民那裡買了近兩碗蜂蜜。第二天我首先洗衣服，然後設法洗了個澡。做完這些清潔後，我開始悠然自得地捕捉身上的那些「中國的千千萬萬」（虱子）。 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偉大日子，會場上萬人攢動，紅旗招展。我們與先到這裡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併，賀龍軍隊衣著更破爛，但軍帽和紅色標誌卻十分明顯。他們的目的是合併起來組成一支更強大的力量。不過，這對我們可能意味著獲釋的希望更加渺茫[14]。 紅軍的下一個目的是占領四川酉陽並在那裡休整，後來，當來到這個城鎮時，卻令人失望地以急行軍的速度穿城而過[15]。這是因為政府軍正在逼近。使我失望的原因是，這段行軍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覺出來了，她答應將為海曼和我找匹馬。三天後，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內時，給了我們一頭騾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騎它走三分之一的路，但這招致了騾子主人的不滿。 到那時，我們才發現他們的一切補給都是靠奪取。有一次，我們來到一個地主（土豪）家宿營。這裡的一切，馬上成了紅軍的財富，他們拿走了一切用得著的東西，然後熟練而有條理地召集窮人將穀倉的糧食分光。「那麼按什麼區分農民和地主呢？」他們回答我說：「按自食其力，如果他僱傭別人為自己種地，那他就是壓迫者。」此後，在停留的一天中，紅軍就用這個「壓迫者」的雞、鴨、豬舉行了一次盛宴。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被認為是「奸細」也被關到這裡，同時罰他打草鞋，一有機會他就流著淚懇求放他回家。寒冷的天氣中，他不停地打著草鞋，身上卻因一些衣服被人拿走而穿得很單薄。當我們離開這裡後，再也看不到他打草鞋，因為他被處決了。十一月，經過特別考慮後，我們被移交給紅二軍團，並同另外五個列入名單的中國犯人關押在一起。其中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被捕自彭水。他是在紅軍開進霍華德史密斯先生的教區時被抓獲的，罪名是作為伴童經常參加學徒鋪子對面小教堂的宗教活動。他的贖價1000元。 雖然，早先紅六軍團衛兵曾允諾會師後再給我們一匹馬，可後來卻只給了幾雙布料的草鞋。不過，這對現在狀況下的我們，畢竟也是件好事。 夜行軍開始了。新的衛兵對待我們像對待其他犯人一樣，行軍中用繩子捆住我們的手。在一處田間小屋過夜時，他們又抓來一個很富有的中年逃犯。從後來幾個月相處中看，他為人處事很受人尊敬。儘管他的頭和手在逃跑時均被槍打傷，但他仍要受罰，他輕蔑地忍受著鞭打。另一個犯人，即家中穀倉被分的那個地主，在他家，我們用他的床睡過一夜。 行軍中，我們被一個犯人和一個衛兵夾成單行，位於隊伍的中部，緊跟在旗手的後面。軍旗為紅布鋪底，中間鑲有一顆星和代表勞動階級的鐮刀和錘子。它只是在特殊場合使用。平常，它被放置在一個用油畫布改制的袋中。殘留的畫面上，隱約可看到羊、牧人和星。我猜想它可能來自彭水教堂大廳。這幅宗教油畫和軍旗放在一起真是有趣。看著畫面上那顆代表基督精神象徵光明之星，使我在跋涉中得到了寬慰。為此，我有50次以上違反行軍規定。我向他們解釋，在我困苦之中，正是這顆基督精神的星照亮了我的眼睛。 路，中國的路與英國的路不同。這裡只是勉強能走土質或石質的崎嶇小道而已，雨天更是一片泥濘。行軍中，爬山尚可，最難的是下山，山高路滑，危險萬分。在陰雨天中，小路經前面幾千人馬走過後，泥濘路滑得簡直寸步難行。紅軍很體貼人，凡遇到危險路段，總會有人走出隊列幫我們一把。我們也沒少栽跟頭，往往總是泥漿滿身。 我們被迫一點點地去認識那些多麼空虛抽象的共產主義，並且這種認識隨著事件的發展而日益加深。一些衛兵使我們感慨萬分，對他們就像在路旁看到一塊璞玉混珠，我們只能用中國話發出「唉」的嘆息。有些衛兵能流利地閱讀，常就一些人性、品質等哲理詢問我們。他們的書中，對此難得有合乎實際的表述。我們開始教這些對基督精神一無所知的朋友們去認識，那，就是他們要學的第一門學問。 幾天後，我們來到湖南永順，那是一個重要城鎮。美國天主教會在這裡有座大型建築。這裡的基督教徒以芬蘭教士為代表[16]，所有的外國人早已撤離。一天，一個同志令人高興地送給我們一些英文印刷品，這是美國世俗和教團的雜誌及一些教會的啟蒙讀物。它使我們得到幾小時的消遣，後來每當痛苦難忍時，我們就以此解脫。 在這停留的八天時間裡，我們過了一段舒適的生活。我有了一張桌和床。夜晚，睡在床上（與睡在地鋪上相比），是相當舒服的。不過，由於和其他犯人同居，我們仍難免受打擾。那五名犯人都已被關押了很長時間，除那個被捕時受傷的逃犯和那個小男孩外，還有個來自富家姓廖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一歲，被蔑稱為「廖胖子」。他因為抗拒紅軍，已被關押了一年多，這對我們來說，已是相當長的時間概念。在永順休息時，中間人前來談判廖獲釋一事，廖家已準備交付7000元的贖金，誰想紅軍要價更高。我對如此無情地對待「廖胖子」而驚呆了。我們的中間人還未出現，我認為，一旦朋友們決定，他們會很快出現的。後來我們知道廖已意識到自己無希望了，從而對談判也就漠然置之。中間人給廖帶來了家中消息和第一個孩子出生的喜訊，可這位父親再也看不到他們了。 一次行軍中，一個臉上長滿黑鬍子，大約四十五歲，頗有風度的騎馬人從我們跟前經過。他回過頭來對廖說：「廖胖子，最好快點兒交錢，否則我們就要砍你的腦殼了。」他就是前面提到過的賀龍將軍[17]。 幾個月後，廖被處決了。這樣的規則，適用於任何人。犯人中還有一個女教師和兩個十幾歲的女孩。當犯人被帶到我們隔壁時，我們常能聽到審問、拷打及數錢的聲音。 永順城的教會未免其難。我們也從同志們那裡分到一些東西，由此我們希望那裡的教士能原諒我。這些物品中有不加糖的煉乳罐頭、黃油和番茄牛肉汁罐頭。我們還從這裡買了些水果、雞蛋和麵製品。一個同志發現了我腳上的水泡後，非常善良地治好了它。我們再次看到那些紅軍士兵是多麼勤奮。在這裡，他們除了忙著打草鞋縫衣服外，還抓緊時間武裝思想，一邊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一邊努力學習文化知識。紅軍希望長期留在這裡，不過因為政府軍的再次逼近，我們不得不繼續轉移。出永順城門時，那裡的一個同志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小包白糖（約兩磅[18]）。 後來幾天的行軍變化不定，有時半夜出發，有時剛走一二英里就原地待命，然後等半天或更長的時間。我們簡直累壞了，總想停下來睡一夜，哪怕沒有床。有次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叫醒繼續前進，可走了幾英里後，又突然傳令在漆黑的夜中原地待命，我們被再一次關進一間屋中。那是一個緊張的時刻，我們不知道紅軍在幹什麼，更不清楚將會發生什麼。事後才知道，政府軍在山谷里中了紅軍的埋伏，結果紅軍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並俘虜了大批政府軍。幾天後，我們再次凱旋永順。 按例，紅軍每次作戰後，都要打掃戰場掩埋死者，然而這次卻因追趕政府軍，處理得十分草率。在返回途中，我們再次來到上次出城時曾住過的農戶家休息。上次，那家女主人出來為我們生火，並提供了很多方便。而現在，人去房空，沒有煙火，很明顯她已逃走。這淒涼的景象，證明了我們走後發生的一切[19]。 準備吃飯時，天已經很晚，晚飯必須起床去吃。我想起身邊還有個煉乳罐頭以及黃油和白糖，於是，我把這些奢侈品調到一起，代替了晚飯，並自稱為「冰激凌」。這次在永順只待了一天，然後走了很長一段路才轉移到大庸。禮拜六黃昏，我們到達城中，晚上剛倒下想睡，就忽然被叫醒出發。天黑得可怕，剛一上路，又下起了雨。隊伍走得很慢，到半夜只走出城幾英里。人人累得精疲力盡。後來傳令原地休息，總算讓人緩了口氣。第二天是禮拜天，我們再次重返大庸。當擺渡過河時，紅軍為防止我們逃跑，再次捆住我們，結果一直這樣令人羞辱地來到了城中。在大庸的幾天裡，我們仍同那一夥犯人關押在一起。一個是八十歲左右的老私塾先生，一個是典型的地方小官吏。我們做證，天知道他們幹了什麼壞事，可兩個月後便被處決了。 在這裡，紅軍發給我幾件衣服，其中一件是類似西方人寒冬穿的大衣式的長袍（沒收於富豪）。這件長袍白天是我的禦寒衣，晚上則成了褥子。一天，突然命令「準備出發」，後來又傳說僅紅二軍團行動，而我們這些犯人卻要更換地方。半夜，我們被遷往紅六軍團衛兵住房的走廊上，並指定在那裡過夜。那裡地面很硬，沒有鋪草，像流浪漢的床一樣，只鋪了兩張紙。冷風從過道中吹來，對面那個因受捆綁刑罰而不能動的犯人在第二天早上死了，為這次遷移留下了陰沉的記憶。次日早上和中午都沒供應飯，直到晚上才給。接近中午時，我們再次被綁，同所有犯人一道押往城外兩英里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次令人傷感的「行軍」。那個屬於富人的逃犯試圖跳城牆自殺，結果反把腳摔壞了。此後，他只得自作自受。我們同老人、婦女、孩子、姑娘約五六十人被帶到城外一處房前，一直等到天黑才允許我們進去。那是一間大約50平方英尺[20]的倉房，裡面一根木樑橫在當中。分配給我們四個人的地方非常擁擠，使我們很難安排睡覺的位置。在睡覺的夥伴中，有一位已80歲的老翁。這裡誰發善心，誰就別想睡覺，沒有人尊老，後來他就像被扔到地獄一樣地給擠了出去。另一個就是腳摔殘的犯人，他似乎很粗野，但很友好，人們都怕他，後來也被處決了。那時我才知道，在分開的房中那些犯人的命運是多麼的不幸。他們的手被捆在身後，乞求和叫罵，換來的只是挨揍，不准活動和說話，一天兩次少量的冷飯，不讓洗臉，有時挨打後流出的血跡整天地留在臉上，眼看著他們一天天的消瘦。開始幾天，我們因為鄰近房中發出的那些悲哀的呻吟而輾轉難眠。一天，一個人衝進來緊張地說，營地上空發現了敵機，我真感到一陣陣興奮。 現在，紅軍再次讓我們給官方政府寫信，他們同我們使用同一本字典來斟酌詞句，當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幾句指責。在幾個不同的時間內，我們被要求一遍遍地複寫那些信。結果每寫一次後，飛機就要出現一次，而我們則要遷移一次。兩三天後，我們來到了下一個根據地——塔臥[21]。在這裡我們停留了幾個月。我們第一次走進關押我們那個大院門口時，我對海曼說：「如果能再次進這『門』，那我一點兒也不驚奇。」因為在根據地這種四合院式的建築很少見。這裡不易逃跑，四合院中有足以容得下衛兵出操和休息的大房子。我們與其他犯人分住在六間房子裡。我和海曼分住一間，這間房中僅有的物品就是一張床。這是一張用細繩編織的棕床。當我們鋪上一層稻草時，我們睡覺時就能離開地面。對現在的我們，它就是一張相當奢侈的「彈簧床」。 * * * [1]　薄復禮之妻羅斯·波斯哈特，原名Rose Piaget，中文名薄羨萬美，瑞士籍，時在鎮遠從事教會醫療工作。1952年與薄復禮一起返回歐洲。羅斯·波斯哈特的父母在瑞士從事手錶業，所產手錶為法文品牌。羅斯的姓氏Piaget，即今天瑞士產的手錶可譯為「伯爵」，因此羅斯應為瑞士法語區人，薄復禮此後又將其隨紅軍長征的經歷出了法文版也與此有關。離開中國的15年後，羅斯隨薄復禮在寮國巴色傳教時去世，夫婦兩人一生無子。薄復禮退休後定居英國，由羅斯的弟媳比吉亞夫人照顧直至1993年11月去世。 [2]　當年西方教會在中國貴州一帶的勢力，基本上分為天主教和基督教兩大系統。以意、法為主的天主教會來華最早，而由英、美為代表的基督教會則來華較晚。由於先期進入的天主教會在華勢力盤根錯節，教堂、教區等早已布點鞏固，因此後來的基督教會在傳教方式上多以醫院、學校、青年會、博物堂等新形式與天主教會競爭。 英基督教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1865年6月27日由英國約克郡人、英基督教中華傳道會原宣教士戴德生在上海創辦，總部設在中國鎮江，只在英國倫敦留辦事處。中華內地會主張只有深入到中國內地邊遠地區宣教，才能使基督教傳遍中國。中華內地會創辦之初，為避免影響其他教會的收入而引起教派間的衝突，定下不主動募款、不借貸的原則，主張祈禱上帝的幫助，並以在中國邊遠地區為傳道布教勤奮無私工作的精神，來取得人們對內地會的支持和奉獻。戴德生有句名言：「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而是基督。」內地會這些全新的理念，吸引了一批有志改革宗教陋習的青年教士。1877年，英國傳教士祝名楊由湖南將內地會帶入貴州，在貴陽設立「貴州省基督教內地會總會」。1884年，英國傳教士白德禮進入黔西重鎮安順傳教；1888年安順建立禮拜堂後成為貴州中華內地會活動的中心。內地會在雲貴邊遠地區傳教的同時，開辦學制3至5年，每年學習3至5個月，課程有國文、算術、聖經、苗文、樂理等，建立了如福音診所、郵政代辦所，能免費借閱教會參考書籍和部分中國書報的福音書房等的一批公共慈善事業，在湘鄂雲貴川各民族雜居的邊遠窮困地區，吸引了大批信徒。特別是1900年義和團事件中，內地會在人員和財產方面雖也遭受了極大的損失，但戴德生的內地會卻帶頭決定拒絕接受由西方列強向中國政府要求的賠償，這使內地會贏得了中國統治階層的好感。內地會很快遍及了中國的內陸，其教派勢力在快速膨脹的同時也開始受到了其他教派的排擠和滲透。對此自1931年起，貴州內地會在安順平壩開始舉辦每年為期一個月的聖經學習班，以提高本教派的組織布道的水平，薄復禮這裡所稱「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即指該活動。 新中國成立後，在華的外國教會團體撤離中國，1953年7月20日內地會在華的最後兩名教士自青海撤到香港，由此其自1865年開始的中國內地傳教活動宣告結束。此後內地會將傳教活動的重點轉向了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東南亞一帶，在新加坡重設總部，同時將英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更名為「海外基督使團」。 [3]　A·海曼（Hayman），自取中文名為陳國榮，紐西蘭籍英內地會舊州教會牧師（一說為澳大利亞人），1934年10月2日在紅六軍團攻克舊州後與薄復禮一起被扣押，1935年11月18日被紅軍湘鄂川黔省肅反委員會釋放。紅軍釋放文件上他的名字為成邦慶，估計應是陳國榮的諧音。 [4]　基督教舉行宗教禮儀的日子。該教認為，上帝用六天創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歇息，因而這一天教徒應向上帝行禮。 [5]　薄復禮這裡所見的，即為任弼時、蕭克、王震等人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紅六軍團。該軍團於1933年6月由紅八軍（組建後改為紅十七師）、紅十八師組建。1934年8月7日，軍團所轄第十七師、十八師、紅軍學校等共9700餘人，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命令撤離湘贛蘇區，作為此後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突圍西征。8月12日，紅六軍團在湖南寨前圩誓師西進，宣布成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團指揮機構，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王震分任軍團長和政委。9月底，軍團轉戰至湘桂黔邊一帶。 [6]　薄復禮等人遇到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1934年9月在貴州施秉、餘慶、石阡間與國民黨軍周旋月余，舊州（黃平縣的一個區所在地）即在此區域內。 [7]　這並不是紅軍內部職務的稱呼，顯然薄復禮並不了解紅軍的組織機構；當時負責處理間諜案件的應是紅六軍團肅反委員會和政治部保衛局，吳德峰時任保衛局局長，這裡可能指他。 [8]　應是吳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時隨吳德峰在紅六軍團保衛局做機關工作。薄復禮這裡所見的「法官」及其妻子，根據其後書中的記載看，應為我黨卓越的情報工作專家，在周恩來領導下曾長期戰鬥在敵人心臟，建國後被後人稱為「虎穴伉儷」的吳德峰、戚元德夫婦。 吳德峰（1896—1976年），又名士崇，湖北襄樊保康縣石板嶺人。出身官宦之家，幼讀私塾。13歲隨父到武漢，入湖北省官立高等小學堂。1914年考入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1924年春，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時受我黨指派曾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等職。歷任中共湖北省執行委員會委員兼軍事部長、武漢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長、湖北省軍事委員會主席、湖北省工農革命軍總司令兼中共鄂南特委書記、贛西南特委書記、贛北特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 1929年4月，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為加強與各地的交通聯繫，調吳德峰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外部交通科科長，重建了北方、南方和長江線等三條主要地下交通線，形成了環環相扣的上下通暢的交通網，為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奠定了紮實的基礎。1931年4月，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後，時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長的吳德峰克服重重困難，將急需轉移的羅明、鄧小平、李克農、錢壯飛、劉少文、毛澤民、李富春、周恩來、何叔衡等數十名幹部先後安全護送去蘇區，在緊急情況下為黨做出了重要貢獻。9月，吳德峰撤回中央蘇區，先後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保衛局江西分局、湘鄂省分局局長。在處理薄復禮事件時任紅六軍團和紅二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二方面軍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安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獲取了大量的國民黨重要機密情報。毛澤東說：「黨的情報工作，西安是最好的，要發勳章，該先發給你們。」其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此後歷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書記、漢口第九小組顧問、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白軍工作部部長、鄭州市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武漢市委第一副書記、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國務院第一辦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第一副書記，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會長，全國政法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並當選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全國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76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 戚元德（1905-1974），湖北漢口人，自幼父母雙親被害，由舅舅收養。1921年考入湖北女子師範，1927年參加革命，1928年入黨。與吳德峰結婚後隨吳調到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任內部交通員，成為在周恩來領導下長期戰鬥在敵人心臟里的我黨卓越的情報工作專家。在紅二六軍團長征時，為紅軍保衛局機關幹部，曾任紅軍四分校、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黨校教員等職。全國解放後，歷任武漢市婦聯主任，全國婦聯執委，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成員兼全總女工部部長。在薄復禮事件中，戚元德以長征中紅軍女知識分子的智慧理性的光輝形象，感化並教育了原本傲慢反動的薄復禮。 [9]　格蕾絲·恩布倫（Grace Emblen），紐西蘭籍英內地會思南教會神職人員，1934年10月2日在紅六軍團攻克舊州後與薄復禮、A·海曼一起被扣押，同月在紅六軍團轉戰途中被釋放。 [10]　這裡薄復禮所見的應是當時紅六軍團主要領導任弼時、蕭克、王震等人。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電令湘贛蘇區的任、蕭、王組成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王震分別兼任軍團長和政委。 任弼時（1904—1950），湖南湘陰縣塾塘鄉唐家橋（今屬汨羅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於鄉村教師家庭。就讀長沙明德中學、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2年底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24年秋回國，任教於上海大學。1925年1月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主任。積極領導青年參加「五卅」愛國運動。同年7月任團中央總書記。 1928年和1929年先後兩次被捕，受嚴刑折磨，堅貞不屈，後經組織營救出獄。1930年任湖北省委書記，1931年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3月赴江西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 1933年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湘贛軍區政治委員，1934年8月奉命率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隨軍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底，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合（紅二軍團），共同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1935年11月與賀龍等率紅二、紅六軍團突圍長征，1936年7月任紅二方面軍政委，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45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6年後，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陝北，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1949年，指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被推選為團中央名譽主席。1950年10月27日因病逝於北京。 蕭克（1907—2008），1907年7月出生於湖南嘉禾縣一個清貧的書香門第。1923年考入嘉禾甲種師範學校。畢業後投筆從戎，考進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憲兵教練所，參加北伐。1927年初，轉到葉挺部任連指導員，同年6月入黨。南昌起義時任連長。起義軍南征失利後，他歷經艱險回到湖南臨武縣找到黨組織，在嘉禾縣組織了中共南區支部。後率宜章農軍參加湘南起義進入井岡山根據地，歷任紅四軍連長、營長、營黨代表、第一縱隊參謀長、第十二師師長、紅八軍軍長、紅六軍團軍團長等職，率部馳騁於閩山贛水，是當年紅軍中最年輕的軍團長之一。1934年8月，作為中央紅軍長征的先遣部隊，與王震、任弼時率紅六軍團9000餘人從江西永新突圍出發，突破湘、桂、黔三省敵人近40個團的圍追堵截，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穿越2500餘公里，於同年10月與賀龍紅二軍團會合，創建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合編為紅二方面軍，任方面軍副總指揮。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第一二〇師副師長，東渡黃河開展晉西北的游擊戰爭。1939年2月，任冀熱察挺進軍司令員兼冀熱察軍政委員會書記，指揮平西、熱河和冀東地區的游擊戰爭。在粉碎日偽軍「掃蕩」的數百次戰鬥中，他指揮部隊殲敵5500餘人，鞏固了平西根據地，開闢平北根據地，發展了冀東根據地，並向熱河南部、遼寧西部地區發展，為以後東北的解放創造了條件。解放戰爭期間，歷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等職，先後率部參加和參與指揮了張家口、保南、石家莊、衡寶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他精心部署的兩次石家莊保衛戰，運用虛虛實實的戰法，以少量兵力戰勝了來犯之敵，在我軍戰史上創造了兩次在同一地點對同一敵人設「空城計」並戰而勝之的範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過中央軍委軍訓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軍政大學校長、軍事學院院長兼第一政治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領導職務。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蕭克將軍，好讀書，善思索，即便在沙場運籌帷幄、指揮鏖戰間隙，仍手不釋卷。在其戎馬生涯中，曾發表過大量文章和詩作，主編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朱毛紅軍側記》等書，出版了《肖克詩稿》以及長篇小說《浴血羅霄》，並獲過茅盾文學獎的榮譽獎。斯諾夫人在《中國老一輩革命家》中評價他：「像周恩來、徐向前和毛澤東一樣，蕭克是中國人所稱的『軍人學者』……」 王震（1908-1993），湖南省瀏陽縣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粵漢鐵路長岳段工會糾察隊中隊長，湘鄂贛邊區赤衛隊支隊長兼政治委員，湘東獨立一師團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紅八軍代政治委員，湘贛軍區代司令員，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紅二軍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副旅長、旅長兼政治委員，兼中共延安地委書記、延安軍分區司令員、衛戍區司令員，八路軍南下支隊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鐵道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務院農墾部部長、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八五年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11]　據載：「時紅二軍團電台已失，與中央聯繫中斷，當與紅六軍團會師後，始才利用紅六軍團電台恢復聯繫。」這裡即印證此事。見《回憶賀龍》第361頁。 [12]　蕭克將軍請薄復禮翻譯法文地圖一事，已多見於史料記載。據湖南日報2006年吳文峰《軍中學者肖克》一文，當年紅六軍團的老紅軍回憶此事還有一段軼事。1934年10月，紅六軍團攻克舊州時，不但遭遇瑞士傳教士薄復禮，還在當地發現一張約1平方米大的法文貴州地圖。是時，有人謂薄復禮為「帝國主義分子」，該殺；謂地圖為「帝國主義文件」，該燒。肖克將軍見之則大喜，曰：「吾獲二寶也！」時人不解，問將軍：「鳥人鳥語，鳥圖鳥文，何為二寶？」將軍對曰：「薄是瑞士人，瑞士不屬於帝國主義國家。其次，瑞士與法國同屬歐洲，應通法語，當為大用。」是日晚，將軍禮待薄復禮，持馬燈，請薄翻譯地圖，將軍以中文記之，夜半畢。陶漢章將軍告余曰，後此地圖在紅六軍團行軍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陶將軍言此贊曰：「肖克將軍文化高，有水平，處事深謀遠慮，非一般幹部所能比啊！」 [13]　這裡實際上記述了紅六軍團甘溪戰鬥前後的那段驚險的經歷。攻克舊州後，紅六軍團原擬繼續向西衝破相對薄弱的黔軍防線，但卻被李德、博古屢次的電令只得回頭折返國民黨湘桂追兵靡集的湘西。10月7日，紅六軍團東進至貴州石阡甘溪時陷敵重圍，部隊被打散，截為三段，行李輜重丟失，紅十八師師長龍雲被俘犧牲。部隊被迫在人煙稀少的黔東一帶高山密林中游擊轉移，形勢萬分危急。多年後蕭克回憶「這一地區，山勢險峻，人煙稀少，物資奇缺。部隊常常是在懸崖峭壁上攀行，馬匹、行李不得不丟掉，一些部隊有時一天一頓稀飯，餓著肚子走路打仗。指戰員沒有鞋子穿，赤著腳在深山密林中行軍，歷盡艱辛……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薄復禮關於紅軍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為他找鞋的記述，佐證了這段史實。 [14]　1934年10月26日，紅二、紅六軍團在四川酉陽南腰界的貓洞大田召開慶祝勝利會師大會。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賀電和紅三軍團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任弼時分任軍團長和政委、關向英任副政委、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轄第四、第六師，約4400餘人。蕭克、王震仍為紅六軍團軍團長與政委、譚家述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團，約3300餘人。兩軍團共同行動時，由紅二軍團指揮部統一指揮。 [15]　攻克川東酉陽，是紅二、紅六軍團會師後，在違背李德、博古電令的情況下，兩軍團審時度勢向湘西北挺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紅軍以攻克酉陽虛晃一槍，調動湘西的國民黨軍北移，隨後紅軍9天行走350公里，經湖北南下，攻克湘西北重鎮永順。11月16日紅軍設伏於永順城北龍家寨十萬坪，一舉打垮長期盤踞湘西的地方軍閥陳渠珍，此後乘勝再克永順、桑植、大庸，建立了以塔臥（今湖南永順縣境內）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 [16]　天主教、基督教對信奉最高的神——天主教稱天主，基督教稱上帝，因此分稱天主教和基督教。據《聖經·新約》載，耶穌基督是上帝（天主）的兒子，為救贖人類，公元零年生於猶太伯利恆，後召十二門徒，在猶太各地傳教，招致猶太貴族和羅馬統治者的敵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此後復活升天，成為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 「基督」出自希臘語Christos音譯，意同猶太教名詞彌賽亞，彌賽亞為猶太教創造的上帝派來救贖猶太人的復國救主。基督教借用成為救贖人間眾生的救世主，因此在基督教中耶穌基督常並用。 [17]　賀龍（1896-1969），1896年3月22日賀龍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念私塾五年後輟學務農。1914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桑植、石門、沅陵等縣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裝鬥爭。曾三度入獄，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兩把菜刀鬧革命，奪取了反動派的武器，組織起一支農民革命武裝。在討袁護國和護法戰爭中屢建戰功。 大革命時期，賀龍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率部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6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賀龍率部參加並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後，賀龍根據黨的指示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領導發動湘西起義，與周逸群、段德昌等創建了紅二軍團和湘鄂西革命根據地。 1934年10月，率部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等帶領的紅六軍團在黔川邊境會師，開闢了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1935年11月，賀龍、任弼時領導紅二、紅六軍團長征，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追堵截，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促進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開始後，賀龍任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師長。1937年9月，率師主力東渡黃河，挺進敵後，配合國民黨軍隊對日軍發起忻口戰役，取得了雁門關伏擊戰等勝利。後轉入晉西北管涔山區，開闢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40年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和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晉西北軍民粉碎了日軍多次「掃蕩」，使晉綏根據地不斷擴大和鞏固。1942年6月，任陝甘寧和晉綏聯防軍司令員。 解放戰爭中，賀龍率領晉綏部隊主力揮師北上，與聶榮臻指揮的晉察冀部隊一起進行了綏遠戰役、晉北戰役，協同晉冀魯豫部隊發起了呂梁、汾孝戰役。賀龍協助彭德懷組織指揮西北戰場部隊，並主持後方根據地的建設，為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12月，賀龍率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等部，由陝入川，配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殲敵數十萬人於成都地區。西南各省解放後，賀龍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和西南軍區司令員、中共西南局第三書記。1954年調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9年，兼任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1964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有力地推動了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建國初期開始，兼任國家體委主任，是中國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8]　1磅＝0.4536千克。 [19]　這裡薄復禮以隱晦的語言，記述了紅軍與國民黨軍在湘西邊遠地區對待當地窮苦百姓的明顯區別。據史料載，當年雲貴川黔湘的邊遠地區民眾，常年受到當地官僚政權、土豪劣紳、土著軍閥和一部分教會惡勢力的重重壓榨，民不聊生。 [20]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 [21]　1934年11月，紅二、紅六軍團相繼攻克永順、桑植、大庸，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在大庸宣告成立。12月10日，任弼時率湘鄂川黔邊根據地領導機關進駐永順境內的塔臥。塔臥位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東北部，平均海撥380米，面積約350平方公里。湘鄂川黔邊根據地以塔臥為紅色中心，相繼建立了十幾個縣（或帶地區性）的黨委、9個縣革委（或蘇維埃），近70個區、330多個鄉蘇維埃政權，其根據地和游擊區共達30餘縣，縱橫千里，總人口約200多萬人。根據地先後粉碎了國民黨80多個團的六路圍攻，殲敵萬餘人，繳槍萬餘條。在戰略上牽制了敵軍，有力地策應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和其他革命根據地鬥爭。 湘鄂川黔邊作為紅軍長征轉戰途中建立的根據地，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35年4月12日紅軍一度自塔臥撤離，在根據地內外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周旋。1935年9月，國民黨調集130個團的兵力，再次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1935年11月19日，紅二、紅六軍團決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中心區域，部隊從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開始戰略突圍，拉開了此後與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長征會師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