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 代譯序

薄復禮先生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了。作為當事人、老朋友，我應該講幾句話，介紹一些背景材料。而且，我覺得這對於不熟悉這段歷史的中國讀者會有益處。 （一） 我同薄復禮先生相識是在1934年10月初。 當時，我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軍團長。我同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一起，率部由湘贛根據地西征，經湖南和廣西東北部來到貴州的黃平境內。攻占舊州的前一天，我們在一個小山村內同薄復禮不期而遇。那時，我們正處在緊張的戰鬥行軍階段，碰上這位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輕易放過，於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舊州城內遇上的海曼牧師等人一併扣留。不過，我們很快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並立即把他們的家人釋放了。 坦率地講，這時我們仍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我們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我們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就這樣，薄復禮留了下來。就在這之後的一天，我們有了第一次接觸。 那天，我們在舊州教堂內找到一張近1平方米大的暈滃式（地圖上表示地形的一種方法）貴州地圖，但上面所標的地名不是中文。我聽拘留他的人說，薄復禮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文，就派人去把薄復禮請來。他一看地圖就說，這是法文。我請他幫忙翻譯。於是，他講我記，整整幹了大半夜，把地圖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註上了中文。在邊聊邊改過程中，我不僅知道了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當時，我對傳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為我們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財產要沒收，拘留要贖金。但薄復禮與我合作翻譯地圖，後來，我們接觸得多一些，一起談過許多問題，一起搞過娛樂活動，一起利用長征途中的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進一步了解。同時，我們對統一戰線的認識有進一步提高，雖然仍沒有改變他所處的地位，但對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點兒。1936年4月12日，我們在釋放他的時刻，不僅為他餞行，還給了他足夠的路費。 他在紅軍中整整生活了18個月，這18個月給我們都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他被釋放後，據說先是在昆明，後又回到英國。在英國居住的日子裡，他還是念念不忘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又回到中國，在貴州盤縣傳教，1952年才離開中國，到寮國的巴色小鎮居住。15年後，他的夫人在巴色去世了，他才告老還鄉，現僑居在英國的曼徹斯特。 然而，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50年後的今天，我們倆人又重新有了聯繫。 （二） 說到我們之間重新取得聯繫還有一段故事。 那是1984年，美國著名的老作家索爾茲伯里先生來中國採訪有關紅軍長征的素材，準備創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他寫信給我，詢問一位當年曾為我翻譯地圖的傳教士的情況。他一提及，我就立即想到了薄復禮，想到他與我合作翻譯地圖的上述情景。 時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為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當時，我們在貴州轉戰，用的是舊中國中學課本上的地圖，三十二開本，只能看看省會、縣城、大市鎮的大概位置，山脈河流的大體走向，沒有戰術上的價值。當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薄復禮幫助譯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決定部隊行動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嚮導」。 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想到這些，我馬上給索爾茲伯里先生回信，向他介紹了全部的過程，爾後，我請他在方便的時候，「如能見到這位友人（假如他還活著）或其家屬，請代致問候」！ 索爾茲伯里先生辦事很認真，回國後不久就給我寄來了薄復禮寫的那本書。後來他又跟蹤追尋到英國，在曼徹斯特找到了薄復禮本人。他們交談甚久，氣氛融洽。索爾茲伯里轉達了我的問候。 事後，索爾茲伯里給我寄來了他們交談時的合影，介紹了他們的交談情況，而且還帶來了薄復禮的問候。 從另一個途徑找到薄復禮的是我國的外交人員。 1984年秋，我出國訪問，途經法國。我就委託有關方面打聽這位牧師。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1985年初通過薄復禮在瑞士的親友比亞吉夫人的關係找到了薄復禮。薄給我國駐法使館工作人員回了信，在信中介紹了他本人的近況，還委託他們向我「轉達熱忱的問候」。 此後，英國白城電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先生來中國訪問，薄復禮又委託他倆帶給我一盤有關他近況的錄像帶和他出版的兩本書。現在所譯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有鑒於此，我於1986年5月，曾通過外交部門，向薄復禮去信，表達問候。前不久，我托人轉送給他一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周年的畫冊。我轉告他，50年前，他接觸過的中國工農紅軍如今已大變樣了，雖然他已經不可能來中國看看，但從這本畫冊中也可知其概貌。 就這樣，我們在50年之後，又重新取得了聯繫。 我要感謝索爾茲伯里先生，他為我們重新取得聯繫做了許多工作。我還要感謝其他許多熱心人士，他們或提供線索，或幫助尋找。對於他們這種肯於助人的精神我深感敬佩。 （三） 也許有人會問，一個是外國牧師，一個是共產黨人，有必要聯繫麼？ 或者說，這件事本身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有意義，聯繫也有必要。 中國革命勝利了。在中國革命通向勝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國際友人作過貢獻，他們無疑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同時，也還有一些外國人士直接或間接地做了有利於我們的事業，我們對他們同樣不應該忘記。比如薄復禮先生及其一類的傳教士，他們到中國來宣傳教義的同時還辦學校，翻譯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傳播文化，開展慈善事業等，客觀上起過好作用。當然，薄復禮先生不是主動來為紅軍服務的，但他為我提供了地圖的譯名，翻譯了一些英文資料，購買了一些藥品，等等。這無疑有利於我們，這樣，就成了我長期記著他的基礎。細心的讀者也許還記得，早在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上所發表的一篇回憶錄中，就提到了薄復禮的這段事。我是這樣寫的： 「我們打到黃平，在法國教堂里，找到一張近1平方米大的法文貴州地圖，但看不懂。好在那裡有個法國牧師能講些中國話，不能寫，發音也不准，但還能夠聽得懂，我們就指著地圖，他講我寫，迅速譯成中文。有了這張地圖，才稍微詳細地看清楚貴州的山川城鄉的大路，行動才開始方便了一些。」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種悠然快意的懷念之情。階級社會中，從生產方式理論與性質出發，階級是對立的，但作為具體的個人來對待時，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並不影響相互間的交往，甚至互相影響，發展友誼，成為朋友。這種例子並非少見。歷史還證明，人的社會意識有很大差異，對事物的看法不同，但總有一些共同點，有共同關心的問題。19世紀後期南丁格爾的人道主義，紅十字會的迅速推廣，就是作為人類救死扶傷的社會意識的共同點。孟夫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類共同的社會意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絕大多數人都要求和平共處，也是如此。過去我們曾存在「左」的觀點，非革即反，非反即革，根本否定各國各階級各種社會集團的共同點，不懂得尋找共同點，用共同語言交換意見，求得一致，不知吃了多少虧。現在人類普遍關心的是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朋友，來認識中國，了解中國，並進而幫助中國，中國應該充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值得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 （四） 現在，再談談他的書。 據他本人講，關於記述他在中國的事，他先後寫過兩本書。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抑制的手》，一本是1978年寫的《導手》。兩本書的基本內容一樣，只不過後一本增加了他從來中國到離開的全過程。 作為傳教士，他所寫的當然是宣傳上帝，書名《導手》就是指上帝，上帝指引他前進。書的序言也說明他之所以沒死，就是因為上帝救了他。 顯然，在這些觀點上我們是不同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 那麼，我們欣賞書中的什麼內容呢？ 有人說是他作為外國人第一個向國外客觀報道了中國紅軍的長征。還有人曾做過這樣的考證：他記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這本書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要早一年時間。 這是一個方面，但不是主要的。 也有人說是他在書中反駁了官方報紙和某些新聞界稱紅軍為「土匪」或「強盜」的說法。在那時，蔣介石處處稱紅軍為「匪」，親蔣的西方人士也稱紅軍為「匪」，幾乎沒有例外，而薄復禮先生則認為「這些人實際上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形式的蘇維埃」。他認為紅軍不是「土匪」和「強盜」。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但仍不是主要的。 其主要方面我認為是他記錄了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的一個側面。歷史是多方面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自然也不例外，也是多側面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研究者，往往喜歡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側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特別是在那動亂的年代，許多書都屬在禁之列，更不用說出版這類的書了，我覺得這是不好的。薄復禮從傳教士的角度來觀察紅軍、理解紅軍，記下了他的所見所聞以及他的感想，的確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對於我們研究紅軍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當然，研究歷史問題，還得有自己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薄復禮先生在書中所講的有些是不準確的。比如說紅軍為什麼能放他，他說是因為上帝在救他，其實這是我們的思想政策水平在逐漸提高的緣故。過去，我們做過一些蠢事，在一貫優待俘虜政策之下卻排除高級軍官，像張輝瓚這樣的知名人物就殺了。隨著世界和中國形勢的發展變化，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步步進逼，我們的認識起了變化，後來這一類人我們就不殺了。薄復禮書中寫到的國民黨41師的中將師長張振漢我們就沒有殺，不僅沒有殺，還讓他做了我們湘鄂川黔邊紅軍學校高級班的戰術教員。書中還提到一個老先生是周素園，曾是北洋政府時期的高級官員，同我們一起在貴州西北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一直長徵到陝北。之所以發生了這個變化，因為這時期，我們在共產國際的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及中央抗日反蔣的總方針下，從思想上認識要團結更多一些人，要搞統一戰線，尤其是中央發出「八一宣言」後，我們就執行得更自覺了。因此，對薄復禮的態度，我們也逐漸改變，到昆明附近，就無條件讓他回去了。 由此看來，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必須注意當時的歷史背景，持分析態度。 （五） 借這個機會，順便談幾句研究歷史的態度問題。 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了井岡山，正遇上兩個縣的同志在爭論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在何時、何地任命林彪當團長。甲說在甲縣，乙說在乙縣。雙方爭論不休，雖然沒有說明爭論的目的，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大概不外是爭點兒「光」吧。 同是這個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說他是南昌起義的正確代表，說他是湘南起義部隊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的代表人，而摔死後，則連他在南昌起義時的連長職務也「貶值」了，改成了見習排長。 這很不好。歷史就是歷史，不能片面去「為政治服務」而加以歪曲。真理只有一個，是不能以「政治上需要」來改變的。現在雖然沒有人那樣說了，但有些同志，喜歡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製造材料，否定事實。當然，這裡是指那些「始作俑者」，至於有些人云亦云，任意傳抄者，雖非有意，但也不好，都不是唯物主義態度。 還有一種人，對有爭議的歷史問題，喜歡引用權威的話來論證歷史，以大人物之勢來壓人，把一些比較清楚的歷史問題搞複雜化了。我曾經說過，什麼是權威？歷史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我們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威、不唯定論。搞歷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而不能因人而異。 要搞清歷史事實首先就應該廣泛地搜集前人記述的歷史資料，講好話的要收集，講我們壞話的也要參考。有些人總喜歡聽好話，歌功頌德，不亦樂乎？但是，一聽到說我們有哪處不好的就不自在。其實，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好話不一定就好，壞話不一定都壞，關鍵是我們如何看待好話和壞話。我們哪能事事都做得好呢？從中國共產黨創立起，我們的錯誤還少嗎？有了錯誤，自己不願講，也不讓人家講，這是不正確的。講壞話的人當然也有立場問題或者說角度問題，但我們不僅要注意講話人的立場而且更要看他的講話是否言之有據。薄復禮的這本書他不可能講我們更多的好話，但只要他講的東西是真實的，有史料價值，揭了我們的短處又有什麼關係呢？逝者不可追，但來者可鑑。 總之，在研究歷史過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史實，對於前人記述的歷史資料，要廣泛搜集。在搞清楚史實的基礎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地理解事實，鑑別事實的價值，尋繹其相互間的關係，從分析到綜合，從中尋出歷史進步的規律。 一句話，「求實存真」。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一個原則。同時，我想，這也可以作為出版這類書的一個理由吧。 * * * [1]　摘自張國琦《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征》（崑崙出版社，1990），標題為收入本書時所擬。 出版前言[1] 1934年10月的第一、二兩天，中國內地的5名外國教士及兩個孩子在貴州突遭紅軍扣留。他們是薄復禮夫婦、A·海曼夫婦及兩個孩子和格蕾絲·恩布倫小姐，雖然每人被要求支付10萬元贖金，但已婚婦女和孩子幾乎當場釋放。一星期後，格蕾絲·恩布倫小姐在途中因昏迷也被紅軍釋放。1935年11月，海曼在被關押413天後獲釋；5個月後，在東方的春季，瀕臨死亡的薄復禮亦在被關押560天後，最終獲得了自由。本書由薄復禮撰寫，同時增補了海曼·貝克爾先生關於營救他們和獲釋經過的簡述。 倫敦哈德爾&斯托頓公司 * * * [1]　原載於1936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