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橋 · 二

德里爾以南80公里，在靠近比利時邊境的城鎮和村莊裡，荷蘭人興奮得難以自制。一切都令人難以置信，就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在法國北部和比利時遭受重創的德軍殘部正川流不息地從窗外經過。崩潰似乎是種傳染病，除了軍隊之外，成千上萬的德國平民和荷蘭納粹分子也在撤離，而且對這些逃跑中的部隊來說，似乎任何一條公路都通向德國與荷蘭的邊境。 由於撤退伊始速度非常慢——起初只有指揮車和其他車輛組成的涓涓細流越過比利時邊境——因而基本上沒有荷蘭人能夠精確地說出撤退是從何時開始的。有些人認為撤退始於9月2日，還有人覺得是3日，但到4日的時候，德國人及其追隨者的行動就已經呈現出潰敗的跡象，瘋狂的集體大逃亡在9月5日達到了頂峰。在荷蘭歷史上，那一天後來被稱為「發瘋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驚恐和無序似乎是德國人逃跑的特色。每種交通工具都被派上了用場。從比利時邊境向北到阿納姆，以及阿納姆以北的公路上，擠滿了卡車、公共汽車、指揮車、半履帶車、裝甲車、馬拉的農用大車，還有以木炭等燃料為動力的民用汽車。在雜亂無序的車隊里，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疲憊不堪、灰頭土臉、騎著匆匆徵用的自行車的德軍士兵。 德國人甚至用上了更加別出心裁的運輸工具：在比利時與荷蘭邊境以北幾公里處的法爾肯斯瓦德（Valkenswaard），人們看見身負重荷的德國士兵吃力地蹬著兒童滑板車前行；在近百公里外的阿納姆，一群當地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視著2匹步履艱難的農用馬拖著一輛大型灰黑色靈車緩緩經過，靈車原先放置棺木的地方擠坐著20來個衣冠不整、疲憊異常的德國人。 來自各個單位的德軍士兵在這些可憐的車隊當中跋涉：有穿著黑色裝甲兵夾克卻失去了坦克的裝甲兵；有德國空軍的人員，應該是在法國或比利時遭受重創的德國空軍單位的殘部；有來自20多個師的德國國防軍官兵；還有武裝黨衛軍部隊，他們的髑髏和交叉的大腿骨標誌令人毛骨悚然。在聖烏登羅德（St. Oedenrode），年輕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著這些群龍無首、神情茫然的官兵在毫無目的地行進，心裡覺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自己身處何處，甚至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令旁觀的荷蘭人感到既心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德國兵甚至連方向都搞不清楚，還要詢問到荷蘭與德國的邊境怎麼走。 1232年建立的工業城市艾恩德霍芬（Eindhoven）是超級特大型企業飛利浦電器公司的所在地，當地市民聽聞從比利時傳來的低沉炮聲已經有好幾天時間了。現在，人們一邊看著吃了敗仗的德軍殘兵擠滿公路，一邊暗自思忖盟軍部隊可能用不了幾個小時就會到達這裡，而德國人也是這麼認為的。時年24歲的弗蘭斯·科爾蒂（Frans Kortie）是當地市政府財政局的雇員，在他眼裡這些部隊根本無意抵抗。附近的機場傳來陣陣爆炸聲，那是德軍工兵在對機場跑道、彈藥庫、燃料罐和機庫進行爆破。透過城市上空飄過的煙幕，科爾蒂看到幾支德軍小隊正在忙碌，把架設在飛利浦電器公司大樓屋頂上的重型高射炮拆卸下來。 從艾恩德霍芬向北一直到奈梅亨，整個地區的德國工兵都在奮力工作，把一切帶不走的東西統統毀掉。小學教師科內利斯·德菲瑟被看到的一幕嚇壞了：在流經費赫爾（Veghel）市南邊的南威廉斯運河（Zuid Willemsvaart）上，一艘滿載貨物的駁船被炸上了天，飛舞的航空發動機部件，四處飛散如同一陣致命的彈片雨。在不遠處的於登（Uden）市，45歲的汽車車身製造商約翰內斯·德赫羅特（Johannes de Groot）正和家人一起觀看著德軍撤退的場面，這時德國人放火焚燒了離他家不到300米的一座前荷蘭兵營。幾分鐘以後，存放在兵營里的重磅炸彈爆炸了，德赫羅特的4個孩子被四散的彈片波及，死於非命，最小的孩子才5歲，最大的也不過18歲。 在艾恩德霍芬等地，學校大樓燒成了一片火海，由於德軍不允許消防隊前去救火，致使成片的街區被連續焚毀。不過，與在公路上逃跑的隊列截然相反的是，有證據表明德軍工兵是在按照某個明確的破壞計劃行事。 在逃亡者當中，最驚恐和混亂的莫過於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的平民納粹黨徒了。荷蘭人對他們毫無憐憫之心。在聖烏登羅德的農民約翰內斯·許爾森眼裡，這些人顯然是被「嚇壞了」，而且他充滿快意地想到，他們有理由被嚇得半死，因為盟軍「就在他們的屁股後面窮追猛打，這些賣國賊知道，清算日（Bijltjesdag）[1]來臨了」。 荷蘭納粹分子和德國平民之所以驚恐萬狀地逃跑，主要是由荷蘭那位臭名昭彰的帝國特派占領區委員長（Reichskommissar）、時年52歲的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以及野心勃勃而又殘暴不仁的荷蘭納粹黨領袖安東·阿德里安·米塞特（Anton Adriaan Mussert）引發的。賽斯―英夸特焦慮不安地關注著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德國人的命運，他在9月1日命令德國平民疏散到距離帝國邊境更近一些的荷蘭東部，50歲的米塞特亦步亦趨，向荷蘭納粹黨員發出了警報。賽斯―英夸特和米塞特本人就在首先撤離的人群之中：他們從海牙向東撤到阿納姆以北24公里處的阿珀爾多倫（Apeldoorn），[2]米塞特匆忙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國的地方，安置在附近上艾瑟爾省的特文特（Twente）邊境地區。起初，大多數德國與荷蘭平民在搬家時還顯得從容不迫，隨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卻引發了歇斯底里的混亂。9月3日，英軍攻占了布魯塞爾，第二天安特衛普也落入了他們的手中，眼下，英國人的坦克和步兵離荷蘭邊境只有幾公里路程。 在取得這些令人震驚的勝利之後，年邁的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很快就在倫敦發表了廣播講話，向她的人民宣告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親王已經被任命為荷蘭武裝部隊總司令，他還將領導所有的地下抵抗組織。這些組織包括3個迥然相異的派別，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極右派，但現在他們將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還成立了被官方稱為荷蘭「國內軍」（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的聯合武裝力量。33歲的伯恩哈德親王是王位繼承人朱麗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講話之後也發表了自己的廣播講話，他要求地下抵抗組織準備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Orange』一詞」，但「沒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們。他告誡說：「在當下的熱情中要保持克制，切勿不聽號令草率行事，因為這些行動將會讓你們自己以及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陷入困境。」 接下來，盟軍最高統帥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將軍發表了一個特別的廣播演說，證實荷蘭自由在即。「荷蘭人民期待已久的解放時刻，現在已經非常接近了。」他許諾道。這些廣播發表後沒過幾個小時，荷蘭流亡政府首相彼得·舒爾茨·海布蘭迪（Pieter Sjoerds Gerbrandy）就帶來了最為樂觀的聲明，他告訴聽眾：「現在勢不可當的盟軍已經越過了荷蘭邊境……我要求你們所有人竭誠歡迎盟軍來到我們的祖國。」 荷蘭老百姓欣喜若狂，但荷蘭的納粹分子則要亡命天涯了。安東·米塞特一直吹噓他的黨有5萬多人，不過在荷蘭人看來，如果此話當真，那麼他們幾乎都在同一時間開始奪路而逃了。在荷蘭各地的幾十個城鎮和村莊裡，納粹任命的鎮長和官員們突然拔腿開溜——不過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資再跑路。艾恩德霍芬市市長以及一些官員堅持要拿到工資，市政府辦事員赫拉爾杜斯·萊吉厄斯認為他們的姿態荒唐可笑，不過對於在他們走人之前先發工資的要求並沒有感到不舒服。眼看著他們「把所有的東西打包裝車」匆匆出城，他心中納悶，他們能走多遠？他們又能逃到哪裡去？銀行也發生了擠兌。24歲的尼古拉斯·范德韋爾德是一名銀行職員，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寧恩（Wageningen）上班的時候，看見成群的荷蘭納粹分子在銀行外面排隊等候。銀行一開門，他們便匆匆取款註銷賬戶，同時把保險柜裡面的東西全部取走。 火車站裡到處是極度驚恐的平民，開往德國的每列火車都擠得滿滿當當。年輕的弗蘭斯·維辛走下抵達阿納姆的火車時，被爭先恐後想要上車的人海吞沒了。人們行色匆匆，在火車離開之後，維辛看見站台上的行李丟得到處都是。在奈梅亨西邊的澤滕（Zetten），學生保羅·范韋利看見荷蘭納粹們擠在火車站裡，整天等待著開往德國的火車，可是火車永遠不會來了。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韋利眼中，「候車室就像一個擠滿遊民的舊貨店」。每座城鎮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荷蘭通敵者們正用任何能夠移動的工具逃跑。市政建築師威廉·蒂曼斯透過位於阿納姆大橋附近的辦公室窗戶看到，荷蘭納粹們「瘋狂地爬上」一條駁船，沿著萊茵河向帝國駛去。 逃亡隊伍每個小時都在增長，甚至在天黑以後也沒有停下來。德國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抵達安全地帶，甚至在9月3日和4日夜晚，士兵完全不顧盟軍的空襲威脅，在一些十字路口架起了探照燈，打著令人目眩的強光，為許多緩慢通過的超載車輛照亮道路。德國軍官似乎已經失去了控制力，阿納姆的全科醫生安東·拉特費爾博士看見士兵們扔掉步槍——有些士兵甚至試圖把手中的武器賣給荷蘭人。當時只有十幾歲的約普·穆塞拉斯看見一名中尉試圖攔截一輛幾乎空載的軍車，但司機卻對停車命令視而不見，徑直衝了過去，氣得那名軍官拔出手槍，胡亂地朝著鵝卵石路面開火。 到處都有士兵試圖開小差。在埃爾德（Eerde），18歲的辦事員阿德里亞努斯·L.馬里納斯（Adrianus L. Marinus）注意到有個德軍士兵從卡車上跳了下來，朝一座農場跑去，然後消失在那裡。後來馬里納斯才得知，那名士兵是被征入德國國防軍的蘇聯戰俘。在瓦爾河北岸距離奈梅亨3公里的倫特（Lent）村，弗蘭斯·惠更醫生在例行巡診的時候，看見士兵討要老百姓的衣服，而荷蘭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在奈梅亨，逃兵們卻沒有那麼客氣，很多時候他們用槍逼著對方把衣服交出來。威廉默斯·彼得斯牧師是一名40歲的加爾默羅會（Carmelites）[3]修士，他看見士兵們匆匆脫掉軍裝，換上了平民服飾，然後徒步向德國邊境走去。「德國人對戰爭完全厭倦了，」阿納姆的林業督察長加里特·梅姆林克回憶道，「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躲避憲兵隊。」 隨著軍官逐漸失去對部隊的控制，軍紀自然就蕩然無存了。無法無天的德軍士兵什麼都偷，馬匹、馬車、汽車和自行車等交通工具是重點目標，有的士兵甚至用槍威逼農民，讓他們用馬車把自己拉到德國去。荷蘭人發現車隊中的卡車、馬車、手推車——甚至還有逃兵推著的嬰兒車——上面，高高地堆放著從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劫掠來的贓物，從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內衣褲，無奇不有、無所不包。在奈梅亨，士兵們試圖兜售縫紉機、成卷的衣料、油畫和打字機，有個德國士兵甚至還在販賣一隻裝在大籠子裡的鸚鵡。 撤退的德國人手上自然也少不了酒。在離德國邊境不到8公里的赫魯斯貝克（Groesbeek）鎮，赫爾曼·胡克神父注意到，一些馬拉大車被大量葡萄酒和烈性酒壓得不堪重負。阿納姆的賴因霍爾德·戴克爾牧師發現，德國國防軍官兵坐在一輛卡車上，鬧哄哄地喝著一個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顯然是他們大老遠從法國拉來的。16歲的阿加莎·舒爾特（Agatha Schulte）是阿納姆市醫院總藥劑師的女兒，她確信自己看見的德軍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他們對著小孩子一把把地拋撒著硬幣——既有法國的，也有比利時的，還試圖向成年人兜售葡萄酒、香檳和法國干邑白蘭地。她的母親亨德麗娜·舒爾特生動地回憶說，她看見一輛德國卡車裝載著另一種贓物，那是一張大雙人床——而且床上還有一個女人。[4] 除了來自南方的掉隊者以外，從荷蘭西部和沿海地區也湧來大量德國人和平民。行人車輛像泛濫的洪水一樣橫穿阿納姆，向東流往德國。位於阿納姆郊外的奧斯特貝克（Oosterbeek，又譯東貝克）是一個富饒的小鎮，38歲的化學工程師揚·福斯凱爾（Jan Voskuil）正躲藏在岳父家裡。德國人打算把他抓起來並扣為荷蘭人質，在得知自己上了即將被逮捕的黑名單後，他便帶著妻子貝爾莎（Bertha）和9歲的兒子亨利從32公里外的海爾德馬爾森（Geldermalsen）的家裡逃了出來。當他來到奧斯特貝克的時候，正趕上這場大撤退，揚的岳父告訴他不要「再擔心德國人了，現在你不必『躲躲藏藏』了」。福斯凱爾俯瞰著奧斯特貝克的大街，只見「一片混亂」，幾十輛裝滿德國人的卡車首尾相連，「全都屬於危險超載」。他看見士兵們「騎著自行車，拚命踩著踏腳板，車把手上掛著手提箱和旅行袋」。福斯凱爾確信，要不了幾天戰爭就將結束了。 在阿納姆，氣勢恢宏的聖歐西比尤斯（St. Eusebius）教堂格外引人注目，它建於15世紀，以高達93米的塔樓而聞名。揚·邁恩哈特（Jan Mijnhart）是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見「德國佬」（Moffen，這是荷蘭人給德國人起的綽號，相當於英語中的「Jerry」）魚貫而行穿過市區，「四人並排朝德國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國佬」看上去年老體衰。在附近的埃德（Ede），一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懇求年輕的魯道夫·范德阿，希望他能幫自己通知遠在德國的家人，就說他們見過面。「我有心臟病，」他繼續說道，「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十多歲的阿納姆少年盧西亞努斯·保盧斯·弗魯曼注意到德國人筋疲力盡了，「戰鬥精神或榮譽感蕩然無存」。他看見軍官們試圖在一片混亂的士兵之中恢復秩序，但這樣的努力收效甚微。有些荷蘭人衝著他們叫喊道：「滾回去！英國人和美國人幾個小時以後就要來了。」已經完全麻木的德國兵對此毫無反應。 44歲的外科醫生彼得·德赫拉夫注視著德國人從阿納姆向東邊行軍，他確信自己正在目睹「德國軍隊的末日，看見德軍就在眼前崩潰」。中學數學教師蘇珊·范茨韋登有一個特殊的理由記住這個日子。她的丈夫約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由於藏匿荷蘭猶太人在1942年被關進了達豪集中營[5]。現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釋放了，因為戰爭顯然就快結束了。蘇珊決心要目睹德國人狼狽而逃和盟軍解放者到達的歷史性時刻。她的兒子羅伯特年紀太小，難以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但她決定帶9歲的女兒索尼婭進城。蘇珊一邊給索尼婭穿衣服一邊對她說：「這是你非看不可的事情，你必須銘記終生。」 荷蘭全國上下一片歡騰。荷蘭國旗被掛了出來。富於創業精神的商人把橙色徽章和儲量豐富的緞帶賣給急切的民眾。在倫克姆（Renkum），人們湧進當地布店裡搶購，店經理約翰內斯·斯努克忙著裁剪橘色緞帶，他剪得多快就能賣得多快。令他感到驚訝的是，居民們當即就把緞帶打成蝴蝶結，驕傲地用別針別在衣服上。約翰內斯是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他認為「這有點過頭」。為了避免居民行為過激惹禍上身，他停止了售賣緞帶。他的妹妹瑪麗亞受到興奮情緒的感染，在日記里歡快地寫道：「街道上的氣氛仿佛在過女王節（Koninginnedag，即荷蘭女王生日）一般。」歡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高喊「女王萬歲」，人們唱起了荷蘭國歌《威廉頌》（Het Wilhelmus）和歌曲《奧蘭治至高無上！》（Oranje Boven）。修女安東尼婭·斯特蘭茨基和克里斯蒂娜·范戴伊克供職於阿納姆市聖伊麗莎白醫院，她倆騎著自行車來到市內的主廣場費爾佩普萊恩（Velperplein）廣場，一路上長袍飄揚。廣場上的露天咖啡館人頭攢動，她們也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喝著咖啡，吃著土豆餅，與此同時德國人和荷蘭納粹分子正絡繹不絕地從旁邊經過。 在奈梅亨的聖卡尼修斯（St. Canisius）[6]醫院，修女M. 多塞特·西蒙斯看見護士們在修女院的走廊里跳起了歡快的舞蹈。人們把藏了很久的收音機拿了出來，一邊注視著窗外潮水般撤退的人流，一邊公開收聽來自倫敦的廣播，這是多個月以來的第一次，大家聽的是英國廣播公司橙色電台的荷蘭語特別節目。聖烏登羅德的果農約翰內斯·阿洛伊修斯·胡爾克斯聽了廣播後激動萬分，竟然沒有發現在他家後面的一群德國人，把家中的幾輛自行車偷走了。 許多地方學校停課，工人停工。在法爾肯斯瓦德，雪茄廠的工人們立刻從流水線上跑開，蜂擁到街道上。政府所在地海牙的電車停運。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氣氛既緊張，又顯得那麼不真實。辦公室都關了門，股票交易停止，主幹道上的軍隊突然沒有了蹤影，而德國和荷蘭的納粹分子則圍住了中央車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人們舉著旗幟，捧著鮮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公路邊——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最先看到英軍坦克從南方駛來的人。 謠傳每個小時都在瘋狂擴散。在阿姆斯特丹，許多人認為英軍已經解放了海牙，後者位於阿姆斯特丹西南約48公里的海岸附近。而在海牙，人們則認為24公里外的龐大的鹿特丹港已經被解放了。每次火車一停下，列車上的旅客就能聽到一個不同的故事。25歲的抵抗組織領導人亨利·約安·派恩堡（Henri Joan Peijnenburg）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正從海牙趕回奈梅亨的家，這是一段不到130公里的路程。旅行開始的時候，他便聽說英國人已經進入古老的邊境城市馬斯垂克（Maastricht）；途徑烏得勒支（Utrecht）時，有人告訴他英國人已經到了魯爾蒙德（Roermond）；抵達阿納姆時，人們又向他保證英國人已經攻占了芬洛（Venlo），那裡離荷德邊境只有幾公里路。「當我終於到家的時候，」他回憶說，「本來以為會在大街上看見盟軍，但我眼前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國人。」派恩堡感到困惑不安。 還有人和他一樣關注形勢——尤其是在海牙秘密召開會議的地下抵抗組織最高指揮部。他們緊張地關注著局勢發展，認為荷蘭似乎已經站在自由的門檻上，盟軍的坦克能夠輕而易舉地迅速穿越國土，從比利時邊境直達須得海[7]。地下抵抗組織確信，那條穿過荷蘭跨越萊茵河進入德國的「通道」已經敞開了。 抵抗組織的領導人知道，德國人實際上已經無力阻止盟軍決定性的進攻了。他們對荷蘭國土上那個虛弱而又缺額嚴重的德國守備師不屑一顧，該師由老年人組成，守衛著沿海的防禦工事（自1940年以來他們就一直坐在混凝土地堡里，一槍未放）。他們對於其他不入流的敵軍部隊同樣瞧不上眼，那些部隊的戰鬥力十分令人懷疑，其中包括荷蘭的黨衛隊、匆忙組建的守備部隊、由康復期病人和體檢不合格者組成的部隊，後者被恰如其分地冠上「胃營」和「耳朵營」的稱謂，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是患有胃潰瘍就是耳背。 在荷蘭人看來，盟軍的行動意圖似乎很明顯，進攻隨時都會發動。但盟軍的勝利卻有賴於英軍從南方推進的速度，地下抵抗組織最高指揮部對此感到困惑：他們無法確定盟軍的推進進展如何。 海布蘭迪首相聲明，盟軍部隊已經越過邊境，但這話是否準確，核實起來卻絕沒有那麼簡單。荷蘭是個小國，面積大概只有愛爾蘭的三分之二，卻擁有900萬的龐大人口，每個城鎮和村莊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層組織，因此德國人難以控制破壞活動。雖說如此，傳遞情報仍舊很危險，主要的方法，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方法，就是打電話。在情況緊急時，抵抗組織領導人使用複雜的電話線路和密語與全國各地通電話。因此，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這次沒用幾分鐘便獲悉，海布蘭迪的聲明為時過早了——英軍部隊並沒有越過邊境。 橙色電台的其他廣播則是亂上添亂。在約12個小時的時間裡，英國廣播公司的荷蘭語節目兩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點45分，另一次是在9月5日上午）宣布，離比利時邊境11公里遠的荷蘭要塞城市布雷達（Breda）已經被解放了。消息迅速傳開，秘密印刷的報紙立即準備了解放專號，報道「布雷達光復」。不過阿納姆地區抵抗組織的領導人，38歲的彼得·克魯伊夫（Pieter Kruyff）卻對橙色電台的新聞快報深表懷疑。他領導的小組是國內技能最精湛、紀律最嚴明的小組之一。他立即讓通信專家約翰內斯·貝爾特斯·施泰因福特（Johannes Bertus Steinfort）核實這個報道，後者是一家電話公司的青年儀器製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接通一條秘密線路，與布雷達的地下抵抗組織取得了聯繫，結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個痛苦真相的人之一：布雷達仍然在德國人的手裡，沒有任何人見到英軍或是美軍的影子。 在謠言四起的情況下，大量抵抗小組匆匆聚在一起討論下一步該怎麼辦。儘管伯恩哈德親王和盟軍最高統帥已經提醒人們，不要發動大起義，但一些地下抵抗組織成員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們相信直面敵人、幫助推進中的盟軍的時候到了。很顯然，德國人害怕發生大規模起義，地下抵抗組織注意到在德軍撤退的隊列中，衛兵就坐在汽車的擋泥板上，手裡端著上了膛的步槍或衝鋒鎗。不過，許多抵抗組織的成員並沒有被嚇住，他們渴望戰鬥。 在奧斯特貝克鎮西北幾公里處的埃德，25歲的門諾·安東尼·「托尼」·德諾伊試圖說服他的小組領導人比爾·維爾德布爾發動襲擊。德諾伊爭辯說，一旦盟軍進入荷蘭，這個小組就應該接管埃德，這是很早以前就訂好的計劃。鎮裡的營房原先是用來訓練德國海軍水兵的，現在已是人去屋空，德諾伊想占領那些建築。年紀較長的維爾德布爾早先是荷蘭陸軍的一名軍士長，他不同意這麼做。「形勢尚不明朗，」他告訴德諾伊，「時機還未成熟，我們必須等待。」 並非地下抵抗組織的所有活動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抵抗組織的戰士占領了自來水公司的辦公室；在荷蘭比利時邊境的阿克塞爾（Axel），鎮公所連同古老的護城牆均被攻占，幾百名德國官兵向平民戰士投降；在許多城鎮裡，不少納粹官員在試圖開溜的時候被生擒活捉。阿納姆以西的沃爾夫海澤（Wolfheze）鎮有家很出名的精神病院，當地的警察局長在自己的車裡被抓住後，被人臨時關進了最近的現成住所，也就是精神病院裡。人們準備在英國人「抵達的時候」把他交出去。 這些都是例外情況，總的來說，地下抵抗組織仍然保持著平靜，但他們利用各地混亂的局面為盟軍的到來做著準備。在阿納姆，42歲的古老法國家族後裔夏爾·B.拉布謝爾（Charles B. Labouchère）積極參加情報小組的活動，忙得無暇理會謠傳。他與幾名助手一起，坐在阿納姆大橋附近的一間辦公室窗戶旁邊，連續多個小時監視著沿公路逃跑的德軍部隊。這群敗軍或是向東撤往靠近德國的澤弗納爾（Zevenaar），或是向東北撤往聚特芬（Zutphen）。拉布謝爾的任務是估算出德軍的兵力，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辨認出部隊番號。他將記下來的重要情報通過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從那裡經由一個秘密網絡傳至倫敦。 在奧斯特貝克郊外，年輕的揚·阿德里安·艾克爾霍夫（Jan Adriaan Eijkelhoff）低調地穿過人群，騎著自行車走遍了整個地區，把偽造的食品配給卡交給那些躲避德國人的荷蘭人。57歲的約翰內斯·彭塞爾（Johannus Penseel）是阿納姆的一個地下抵抗小組領導人，人稱「老傢伙」，部下都認為他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傳奇人物。他斷定是時候轉移武器庫了，在到處都是德軍的情況下，他和幾個精心挑選出來的助手公然駕駛麵包店的廂式貨運車，沉著冷靜地來到藏武器的市醫院。他們用棕色的紙迅速把武器包好，然後盡數運到彭塞爾的家中。透過他家地下室的窗戶，主廣場的情況一目了然。彭塞爾和他的副手托恩·范達倫（Toon van Daalen）都認為，時機一到，這裡就是向德國人開火的最佳陣地。這個軍事組織名為「鄉村骨幹突擊小組」（Landelyke Knokploegen），他們決心不辜負這個稱號。 在荷蘭各地，這支龐大的地下軍的男女成員都做好了戰鬥準備，而在南部的城鎮和鄉村里，有人認為荷蘭的部分地區已經被解放了，於是跑出家門準備歡迎解放者。在奈梅亨西南[8]的奧斯（Oss）市，蒂布爾齊烏斯·卡洛斯·諾德梅爾神父看著興高采烈的人群，覺得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瘋狂的氣息。他看見人們喜慶地互相拍著後背，把在公路上垂頭喪氣行軍的德國人與歡欣鼓舞的荷蘭旁觀者進行了對照，寫下了「一邊怕得要死，而另一邊則發瘋般地無限歡樂」的文字。這位喜怒不形於色的荷蘭神父回憶說：「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正常的。」 隨著時間流逝，人們愈加焦慮不安。在奧斯特貝克鎮內主幹道旁的藥店裡，卡雷爾·德威特開始擔憂了，他告訴妻子兼主藥劑師約翰娜，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盟軍飛機還沒有對德軍車輛和步兵發動空襲。退役的荷軍少校弗蘭斯·舒爾特認為這種全民狂熱為時尚早，儘管舒爾特的弟弟和弟媳對於德國人崩潰的表象欣喜若狂，但舒爾特卻不以為然。「情況會惡化，」他告誡道，「德國人遠沒有被打敗。如果盟軍想要跨過萊茵河，相信我吧，我們會看到一場惡戰。」 [1] Bijltjesdag在荷蘭語中的意思是斧頭之日，屬於荷蘭語中一個被廣泛使用的習語，意指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壓迫之後，對壓迫者進行清算的日子來臨了。本書腳註，如無特別說明，均為譯者注。 [2] 賽斯―英夸特嚇壞了。在阿珀爾多倫，他躲進了地下指揮部——那是一個混凝土和磚結構的巨大地堡，耗資超過25萬美元——裡面會議室、通信設備和個人套房一應俱全。這個地堡至今還在，在入口處附近的水泥外牆上有「六又四分之一」的數字刻痕，「六又四分之一」是這位被人厭惡的特派占領區委員長的綽號。這是荷蘭人忍不住刻上去的；在荷蘭語中，賽斯―英夸特與「六又四分之一」的發音幾乎一樣，念作「zes en een kwart」。——原注 [3] 加爾默羅會，又稱聖衣會，是中世紀天主教四大托缽修會之一，12世紀建立於敘利亞的加爾默羅山。 [4] 「誰都認為不可能在德軍中發生的場面卻被人們親眼看見。」德國著名歷史學家瓦爾特·格利茨（Walter Goerlitz）在其《德國總參謀部史》一書中寫道，「海軍部隊向北方進發，卻又沒有攜帶武器，同時還在出售他們多餘的制服……他們告訴人們，戰爭已經結束了，他們正在回家。滿載著軍官、情婦、大量香檳酒和白蘭地的卡車試圖一直撤退到萊茵蘭，因而有必要設立特別的軍事法庭來審理這種案子。」——原注 [5] 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納粹德國第一所集中營，1933年3月22日啟用，位於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達豪市郊區。據最新資料顯示，死於達豪集中營的囚犯超過4萬人，1945年4月29日，美軍解放了達豪集中營。 [6] 聖卡尼修斯（St. Peter 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穌會學者、教義師，生於尼德蘭。在新教改革後，德國天主教會的恢復主要歸功於他領導的耶穌會的工作，他在天主教會中被尊稱為聖人。 [7] 須得海（Zuider Zee），位於荷蘭西北部。原為北海一海灣，1932年後經築堤岸攔截，同北海分開，內部相當大的一部分已被改造為圩田，成為弗里斯蘭省的一部分，剩餘水面稱作艾瑟爾湖。 [8] 此處原文有誤，寫成了奈梅亨的東南，奧斯實際上位於奈梅亨西南方，屬於北布拉班特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