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一

梁啓超 飲冰室書跋 陳慶笙《地名韻語》 《皇朝直省地名韻語》，新會陳慶笙先生所作也。書自順天府尹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廳縣皆編成四言，系以韻語。慶笙先生歸道山，余獲遺稿，同人索觀傳鈔，不足應之，乃議付剞劂。而原書於東三省及新疆、台灣，編次皆闕。番禺韓君雲台，續而纂之，復附各省都會及道里遠近於卷末。既成，遂槧諸板，公之天下。癸巳十月刻竟，飲冰主人記。 葉鞠裳《語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學特盛。其派別亦三四：王蘭泉、孫淵如輩，廣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錢竹汀、阮芸台輩專事考釋，以補翼經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輩，特詳書勢，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顓校存碑之字畫石痕，別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講書勢，專論碑版屬文義例者，亦一派也。此書專博不及諸家，而頗萃諸家之成，獨出己意，有近世科學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購得，窮一日之力讀竟記。 《巢經巢詩鈔》 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宗尚，范伯子、陳散原皆其傳衣，吾求之十年不得。茲本乃趙堯生所刻，癸丑入都，印數十以詒朋輩之好鄭詩者，此其一焉。時流咸稱子尹詩為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 《高青丘集》 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陳子昂。惜後此何、李輩，力薄不堪負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見，抑亦運會升降然耶？此本為二樵先生舊藏，有二樵手批數十則，良可珍秘。中間曾歸陶子正，同年邵學吾得之黃晦聞節許，時甲寅三月也。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讀一過記之。 康長素《法國革命史論》 此南海先生《歐洲十一國遊記》之一節也。以其論聳切懇摯，足以為病狂熱者之藥，故錄諸報中。全論凡三萬餘言，其最博深切明者，為末段論法國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國現在果有此原因與否，此俟續出各號乃能次第錄及焉。而右所錄諸段，其於法國破壞後不能建設之因果，固已若指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壞論者，亦正以此故。本報前諸號，夫既屢言之矣，而論者或為之說曰：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亦良，建設之目的惡，則破壞之現象亦惡。據此以推論中國歷史上革命之陳跡，謂顛覆政府，乃其破壞之手段，而帝制自為，則其建設之目的。革命之生內亂，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於是得一結論焉，謂中國今後之革命，苟使為共和制而無君位之可爭，則顛覆政府之後，革命家必不致相爭，爭奪不生，則內亂必不作云云。其言自以為甚辯，不知此乃不許人反詰之一面的供詞而已。吾則還問諸彼，法國大革命時代，其革命黨所倡設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輩所日日謳歌尸祝者也；其破壞之現象，惡耶否耶？彼輩雖有長舌，殆不能舉歷史上之事實而抹煞之也。夫當時法國諸黨，其非若我國曆朝鼎革之交諸豪傑之爭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無一存者？禍且視爭帝者倍蓰焉，豈不以群眾相集，其利害萬不能從同？況以一國之大，品匯萬殊，有緣所處之地位而利害絕相反者，不必貴族與平民也，即貧者與富者，乃至此省人與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舉。有緣學問見識之懸絕，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認為利彼則認為害者。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讀者當平心察勘之。故意見無論如何，總不免於衝突，萬事付之眾議，則其衝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時之衝突，則固有之法律及慣習，恆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壞之時，慣習蕩然，舊法律全喪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習，效力無自而強。於斯時也，衝突之起，非借腕力無從解決之。質言之，則能殺人者勝，見殺於人者敗而已。故欲實行其意見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禍，所由不能免也。然此猶指彼實心公益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緣托美名以營其私者，又不在此論。夫當破壞時代，嘯聚種種社會，其不能無此輩廁於其間，則豈待問矣！故法國大革命之惡結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謂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於此？論者又謂誠使今後之中國革命，盡力於民黨之調和而避其軋轢，則恐怖時代，可以不復見云云。此語抑誰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難而實行之難，法之狄郎的士黨，即此文之及倫的黨也。吾前譯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抑何嘗不絞心血以求調和，而功卒不獲就者，豈非吾所謂學問識見之懸絕，與夫假美名以營其私者必廁乎其間，而終無有調和之道耶？中國人與法國人，同為人類之普通性，豈其於此而獨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將倒焚，無能自主。又曰：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從何方來耶？吾願世之狂奔於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禍國家也。 淵實君譯《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之關係》 上文承著者寄稿，自雲從東文譯出，惟未言原著者為誰氏。以余讀之，殆譯者十之七八，而譯者所自附意見，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變遷及其動機，皆深衷事實，推見本原，誠可稱我國文學史上一傑構。惟其結論有清一代詩樂衰息之故，而專歸咎於異族之篡國，則竊以為未免偏至之論也。夫元之與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網之密，未見其不如清代，而戲曲反極盛於彼時，是知其原因別有所在。此不足為原因，即為原因，亦不過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則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詩賦取士，宋初沿襲之。至王荊公代以經義，然旋興旋廢。宋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複詞賦與經義並行。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自是終宋之世。及元遂以詞曲承之，榮途所在，士趨若鶩，故元曲之發達，非直空前，且絕後焉。清承明舊，專用八股，八股之為物，其性質與詩樂最不能相容，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學，正衣冠，尊瞻視，以堅苦刻厲，絕欲節性為教，名雖為儒，而實兼采墨、道，吾嘗謂宋儒之說理雜儒佛，其制行雜儒墨。故墨學非樂之精，於不知不覺間，相緣而起。樂者樂也，苦行主義與行樂主義，正相反對。然宋學在當時，政府指為偽學而禁之，其勢力之在社會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明數百年間，朝廷以是為獎勵，士夫以是為風尚，其浸潤人心者已久。清代學術，雖生反動而學風已成，士夫與樂劇分途，不相雜廁，儼為一種之社會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與宋學代興者，為考證箋注之學，而其學乾燥無味，與樂劇適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趨甲途，則乙途自無復問津者，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來，皆有所謂官伎者，而閥閱之家，又咸自蓄聲伎，文人學士，莫不有焉，宋明時，文學家雖寒士，亦蓄聲伎，見於記載者甚多，不可枚舉。及本朝則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樂戶之籍，無復所謂官伎，而私家自蓄樂戶，且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採風流者，僅能為「目的詩」，至若「耳的詩」雖欲從事，其道末由，而音樂一科，遂全委諸俗伶之手，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綜此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況。然樂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廢也。士夫不主持焉，則移風易俗之大權，遂為市井無賴所握。故今後言社會改良者，則雅樂俗劇兩方面，其不可偏廢也。 景祐《六壬神定經》二卷 宋楊維德奉敕撰。《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俱著錄，卷首有宋仁宗御製序。據志維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諸書，蓋皆奉敕撰也。仁宗號稱英主，乃迷信此等術士之言，蓋宋諸帝通習矣。然術數一科，在漢時已為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觀此亦可存古術之一斑也。戊午六月。 《天問閣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條 明李長祥撰。長祥四川達州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屢思仗義規復，事監國魯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無傳，其事跡見全祖望所為行狀。祖望稱此書丙戌以後作，杭人張南漪得之吳市書肆中雲。蓋修《明史》時所未見也。卷上為《甲申廷臣傳》、《新樂劉文炳傳》二篇，卷中有傳十篇，皆紀當時死難諸賢，多足補史編之缺。《廷臣傳》之末，有論一篇，論思陵失國之由，於廷臣略無恕詞，雖黃道周、劉宗周亦有微辭，所見殊多獨到處，而獨屢袒楊嗣昌、陳新甲，頗與時論異。謝山謂其不免愛憎之見，不知其果爾耶？抑時論有門戶，不足憑信也？謝山謂其於文不稱作家，然《新樂侯》一傳，法度森然，生氣遠出。吾於明人之文，乃罕見其比。戊午六月讀竟記。 《西藏考》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趙之謙謂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隨筆記錄之冊也。中紀里程頗詳核，所錄《唐盟碑》全文，尤可寶。《唐盟碑》殆我國與他國為國際上平等條約，傳世最古者。戊午六月。 《讀史舉正》八卷 清張熷撰。熷浙江仁和人，字曦亮，號南漪，全謝山為之墓志銘，述其行誼，在卷端。此書蓋讀史考據之札記，體例與錢竹汀之《考異》、王西莊之《商榷》略同，雖瑣碎亦有極精到者。戊午六月。 孫與人《弟子職注》一卷 清孫同元撰。同元字與人，浙江仁和人。《弟子職》古代本別行，《漢志》列於孝經類，今惟附《管子》以傳耳。清代王元啟曾為單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糾正王注者頗多。同元為孫淵如門人，其學篤守漢師家法也。戊午六月。 《餘生錄》一卷 明張茂滋撰。茂滋為福建巡撫張肯堂之孫。肯堂號鯢淵，國變後，死守翁洲，謀光復，不剋死之。闔門從殉者二十七人，遺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茂滋出走，瀕於九死，而鯢淵門生故吏，及一時好義之士，百計脫之。事定後，茂滋記其崖略為此書。晚明忠義之盛，亘古所無，讀此亦使人興起也。戊午六月。 楊星吾《留真譜》 楊君游日本，獲見其國秘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來寫槧古籍，依原書格式，景刊其首葉，殘本則景其所殘之葉，小本或全景之，如御注《孝經》其有序跋藏記者並景之。凡經部二冊九十二種，小學一冊五十二種，史部一冊四十七種，子部二冊七十五種，醫部二冊六十八種，集部二冊七十五種，佛部一冊十九種，雜部一冊二種，都四百三十種。陳百鼎而各獻一臠，亦足饜味也已矣。楊君收藏稱當代第一，其遺籍今在國務院，非久恐為大力者負之以趨，惜不復見續編也。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淥水亭雜識》 容若小詞，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經解》，為經學家津逮。此書為隨手札記之作。其紀地勝摭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見地亦超絕；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卷末論釋老，可謂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可謂僧儒辟異端者當頭一棒。翩翩一濁世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洲，豈不異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讀竟記。 萬季野《庚申君遺事》 庚申君者，元順帝也。相傳實為宋末帝■之子，語似不經。季野先生此書，采《元史·順帝紀》、《虞集傳》及權衡之《庚申外史》、余應之《讀庚申詔詩》、袁忠徹《苻台集》之《庚申君遺事》、葉盛《水東日記》之《瀛國公遺事》及何喬新、程敏政、黃訓所紀載，凡十二則，謹加考證。知末帝入元，封瀛國公，時年實六歲，其生庚申君時，實五十歲。元之明宗，奪瀛國妻，庚申遂為明宗子。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蓋共知之。且其遺像不肖元諸帝，而肖宋諸帝，則其為趙氏一塊肉，益無可疑。讀季野自為書後兩篇，蓋鐵案如山矣。呂嬴牛馬之事，前史屢懸疑案。然天道冥漠，實有莫為莫致者，不得徑指為遺民快心之談也。清聖祖與海寧陳氏一公案，頗與此類，惜清代文網密，私家著述可為左證者少，後雖有季野，恐亦等於杞宋之無征也已。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讀一過記此。 《南宋六陵遺事》 胡元妖僧楊璉真伽發掘南宋六陵事，為前史未聞之慘劇。世多知唐珏、林景熙兩義士掩護之功，而當時主持而先後者，尚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謝翱也，羅銳也，各有事焉。此書備采諸家記載，會通而證疏之，可謂發潛闡幽也已。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書局覆畢校本《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實類書之祖。後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永樂大典》等，其編纂之方法及體裁，皆本於此。唐宋明存書今佚者，多賴諸類書見其崖略；先秦學說今亡者，多賴此書存其梗概，此亦陽翟大賈之善居奇貨也已。 《呂氏春秋》次序，《史記·呂不韋傳》、《十二諸侯年表》，皆雲八覽六論十二紀，《太史公自序》又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始於八覽，故亦以覽名其書也。今本以十二紀居覽論之前，恐非原次。季冬紀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云云，敘述著書之由，實全書總敘也。古書總敘，皆系全書之末，益可證紀本在覽論之後也。戊午八月病中點讀一過。 《慎子》（四部叢刊本） 此書全是明人掇拾諸書所贗造。其中如《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牽入之。《戰國策》楚襄王之傳慎子，亦未即到也。《莊子·天下篇》，稱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為古代一苦行頭陀，安有爾許喋喋耶？守山閣輯本，是否原書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外篇摭拾《列子》、《呂覽》、《檀弓》等尤可笑。繆氏寶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語於學也。庚申除夕。 梁忠璇《經繹》 吾宗忠璇公斗輝，著《經繹》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歸餘。謹案《縣誌》：公花橋亭人，明萬曆二十五年舉人，以榷監羅織下詔獄五年，與馮應京等四十餘人，獄中講學不倦，著《經世實用》、《黃河議》、《薦辟人物考》、《馬政書》、《任官考》、《十三經繹》，皆獄中稿也。後遇赦，以天啟二年任湖廣通城縣教諭，擢國子監學正，遷太平府同知，執法不撓，稱鐵面江防。以事去官，卒年九十。據本書李序，則公之下獄，實由上書爭弊政，故以此罹逆罹忌也。書似刻於太平，故發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此書不脫明人譚經窠臼，自是時代使然，惟公之大節醇德，藉此以傳一二，則吾子孫所宜永寶耳。 本書自序云：「萬曆壬寅孟冬識於北寺。」壬寅為萬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辛酉三月三十日。 楊仁山《闡教篇》 石始佛教本純倡自力，淨土一門，像季後起，接引凡機，龍樹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我國淨宗，已嫌他力氣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真宗之撥無聖道，失之益遠矣。居士茲作，可謂洞中癥結。今國中自托淨門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編寧宜久閟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陳蘭甫校本《夢溪筆談》 民國三年在廣州得舊書數十種，此其一焉。頃偶翻讀，書中有校識若干條，圈點若干處，其識語一望而辨為東塾先生遺墨，致足寶也。十年十一月。廷燦謹案：此書無藏印。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記，其中有雲，據東塾校本改。所校之字皆與是書相同，然則中間曾藏愛廬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價值者，為卷八至卷十二所與邊將蕃國之敕書。若能細加考證，定有許多關於民族史之良資料。癸亥上元。 《劉蛻集》 言之無物，務尖險，晚唐之極敝也。妄自尊大，彌資匿笑耳。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舊藏明萬曆本《路史》 羅長源《路史》，取司馬子長所謂搢紳先生難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譏，信所不免。然其比類鉤索之勤，不可誣也。其國名紀之一部，條貫綿密，實史界創作；且其時《古本竹書紀年》及皇甫士安輩所著書，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睹，故可寶也。此本為元和惠氏舊藏，每冊咸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點，且有手批一百六十餘條，校補文字十餘處，雖未署名，觀其考證之精審，與書法之朴茂，則為定宇手澤無疑也。手批有朱墨兩種，墨筆亦十餘條異書勢者，惠家累代傳經，或其父子祖孫所經讀耶？得此如捧手與二百年前大師晤對，欣幸何極！癸亥二月十五日。 第一冊目錄下有稽瑞樓小印，知嘗歸常熟陳氏。續檢《稽瑞樓書目》，雲《路史》二十四冊，惠半農閱本，然則批點又出定宇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冊，則襯紙亦惠氏之舊也。半農先生提學廣東，吾粵人知有漢學，實先生導之。吾家有半農手書立軸，當與此書同寶也。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餘籥錄》二十卷 書為理堂著《易》學三書時，旁涉他學，隨手札記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吾未精讀，偶翻卷四論聲系，卷十七論曲劇各條，已覺多妙諦。癸亥三月。 汪容甫《舊學蓄疑》一卷 分子史評詩雜錄四門，著隨時札記以作著述資料者。各條下間附劉文淇、成蓉鏡及其子喜孫案語。尤有題萱齡者，其姓待考。癸亥三月。 阮文達撰《焦理堂傳》 此傳於理堂《易》學所闡發略盡。其最缺憾者，則於史學不置一詞也。 集中上伊汀州、姚秋農兩書，深得治史癥結，其識不在謝山下，是不宜簡置也。理堂於義理之學，其見地亦不在東原戴氏下，此傳所發未盡。又，《劇說》一書，亦理堂絕學之一，不當並書名而不敘也。癸亥三月，啟超記於翠微山之奇觚廬。 陳蘭甫《聲律通考》 先生有《復曹葛民書》，敘述著此書之甘苦。末云：「古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今則無名山可藏，雖有門人數輩，皆為經生，不解音樂，欲傳其人而不知誰屬也。象州鄭小谷見此書，嘆曰，有用之書也，君著此書辛苦，我讀此書亦辛苦。嗟乎，辛苦著書，吾所樂也，有辛苦讀之者，吾願足矣，若其有用，則吾不及見矣，其在數十年後乎？」啟超夙不治此學，雖欲辛苦讀之而不能也，顧深信言古樂未能逾先生書者。今國中沿海，西樂學者，既漸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諸吾國所固有，則舍先生奚以哉？所謂致用在數十年後者，其懸記決不虛矣。先生復鄭小谷書，又言考聲律時，購求陳暘《樂書》不得，可見寒士治學之難，難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過人遠矣。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陳蘭甫《切韻考》 《東塾集》四《與趙子韶書》云：「仆考切韻，無一字漏略，蓋專門之學，必須如此；但恐有武斷處，如段茂堂之於《說文》耳。仆為此甚辛苦，若有疏誤，亦猶亭林先生之古韻，後人因而加密可耳。」讀此可見先生著述之閱歷甘苦。惟書中即據《廣韻》為陸法言《切韻》，蓋由《切韻》久佚，先生不獲見也。光緒末，《切韻》殘捲髮見於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圖書館王靜安影寫印布。據稱《廣韻》部目及其次序，皆與陸韻不同，然則先生所謂此書以明陸氏之學者，其果為陸學與否，尚俟商榷也。吾於茲學未嘗用力，不敢有所論列，記之以俟將來。癸亥三月。 陳子礪《勝朝粵東遺民錄》 東莞陳子礪編修伯陶撰。子礪在晚清，仕至江蘇提學使，鼎革後不復出，賃廡九龍，自號九龍真逸，書成於民國四年乙卯。勝朝指前明，子礪為清遺民，宣統猶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勝朝。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粵節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謝山表章，誦芬不衰，而粵顧暗然，繼今以往，且曶沒矣，子礪悉心鉤考於方誌佚集中得二百九十餘人，以縣為次，自其行誼以至著述目錄，靡不具載，搜采至博而斷制至嚴，可謂良史矣。末附陳文忠、張文烈、陳忠愍三行狀，忠愍狀為獨漉撰，文烈狀為屈翁山撰，文忠狀失撰人名氏，三狀之辭，皆多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狀尤瑰特，能傳其人。癸亥臘不盡十日記。 吾二十六七年前，習與子礪游。見其人溫溫若無所試，於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學，未嘗敬之也，不意其晚節皭然不滓如此。且盡力鄉邦文獻，巋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讀此書，幾失吾友矣。又識。 戴南山《孑遺錄》 《孑遺錄》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為骨幹，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見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可謂極史家技術之能，無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竊比遷、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僇，以子長蠶室校之，豈所謂九淵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臘不盡十日。 《憶書》六卷 《焦理堂遺稿》，趙 叔跋而刻之，書中皆瑣碎札記，內關於理堂本身傳記資料者不少。其餘關於當時社會風習，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詠》 總集之選，貴有範圍，否則既失諸泛濫，又失諸掛漏，《隋志》總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選》及《玉台新詠》而已。《文心雕龍》亦入總集實不當也。然《文選》之於詩，去取殊不當人意。《新詠》為孝穆承梁簡文意旨所編，目的在專提倡一種詩風，即所謂言情綺靡之作是也。其風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雖然，能成一家言，欲觀六代哀艷之作及其淵源所自，必於是焉。故雖漏略而不為病，且如魏武帝謝康樂詩一首不錄，阮詩僅錄二首，陶詩僅錄一首，然而不能議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諸刻桷之匠，則楩楠豫章之合抱者無所用之也。故吾於此二選，寧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別而已。趙氏小宛堂本，據宋刻審校，汰其羼續積余重刻，更並讎諸本，附以札記，蓋人間最善本矣。屬當草韻文史輒點讀一過，記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荊公選唐詩 茲選在初唐無王、楊、盧、駱，初盛之際，無陳射洪、張曲江，盛唐無李、杜及摩詰，中唐無韓、柳、元、白及東野，晚唐無長吉、義山、牧之、飛卿，而荊公自序言，欲知唐詩，觀此已足者，謂欲知此諸家以外之唐詩耳。不選大家，亦選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荊公所創也。《全唐詩話》亦無李杜。然荊公別裁甚精，凡所選諸家，皆能盡擷其菁華，吾儕終以其不選大家，不得見其去取為憾耳。書在乾道間，倪跋已恫其淪沒，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詫不自勝，委丘邇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間傳本又稀如星鳳矣。此為丘氏偉蕭草堂初印精本，可寶也。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遺民杜本所輯，宋元間節士幽人之遺什也。《四庫提要》著錄，粵雅堂有刻本，蓋據毛氏汲古閣本。茲編無毛跋，殆明人手鈔在子晉前者，但訛誤字不少。 此編諸詩皆氣象俊偉，風遒道上，極可賞，各人小傳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筆談》 《瀛舟筆談》十二卷，儀征阮仲嘉亨所著，用以紀述其伯兄文達公元事業學術文章行誼家世交遊者。文達於嘉慶四年撫浙，十二年奉代入覲，旋移督吾粵。其在浙也，於節署之後園，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書焉，其所記亦以文達去浙之年為斷。卷一至卷三，記文達平海賊蔡牽事，卷一總敘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記體，頗多有益之史料。卷四卷五，記文達治浙其他政績。卷六記文達先德及其夫人事。卷七記文達重要著作，及其與當時諸經師之交誼。卷八卷九卷十，記文達與師友倡和之詩，及當時文界雜事。卷十一錄文達所著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十二記積古齋中金石。仲嘉以文達為之兄，又師事焦理堂，故其學富於常識，亦頗有別裁，此書實一種別體之年譜。以子弟記其父兄，故纖悉周備，惜所記有年限，文達在粵之遺聞逸事，吾儕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見也。書中記其他掌故，亦多有關係，如顧亭林嘗更名圭年，謝蘊山曾輯《史籍考》，（與畢秋帆似不相謀）談階平曾著《疇人傳》，（文達似未見其書）皆他書所未見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瀏覽，翌晨記之。 題《洪範疏證》 古書中真偽及年代問題，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東晉晚出偽古文公案，歷宋明至清中葉，始完全解決。漢代今古文之爭，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漢以來公認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編制之年代，亦次第發生疑問。最初為《金縢》，次則《堯典》、《禹貢》，皆在學者分別討論中。《洪範》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子植此文始。劉君推定《洪範》為戰國末年作品，其最強之證據，如「皇」字之用例，如「聖肅謀哲乂」五名之襲用《詩·小旻》，如「無偏無黨」數語，墨子引作周詩，如東陽耕真之叶韻，與三百篇不相應，凡此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其餘諸條，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學者之論難也。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啓超記。 跋劉子植《好大王碑考釋》 高句驪廣開士好大王紀功碑，立於晉安帝義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關內漢晉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見。若包含史料之豐富，則更無足與比者。晚清光宣以還，學者始稍稍重視而董理之，陸存齋、鄭叔問、楊星吾、羅叔韞、劉翰怡諸君，各有校釋或跋記，法人沙畹親至碑下，實測其所在地及高寬度數等，於是此碑年代地點形制皆確定，異文之可讀者亦什得八九矣。顧此碑所以為重於學術界者，在其史跡，而碑中所舉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稱逾百，實史跡之骨幹，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與中外史傳所記述名稱之異同沿革，則尚論史跡無下手處，惜前賢舉未暇及此也。門人永嘉劉節字子植，承其鄉先輩孫氏父子、黃氏父子之學風，善能以核持博，在清華研究院兩年，所業益大進，此篇則其今夏畢業成績，得此而好大王碑之價值增重於疇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為難，而地理之在藩屬四裔者為尤難——舊史所載，什九非由躬歷，展轉傳述，已多影響訛謬，加以舌人重譯，音變實繁，時代嬗移，異稱踵出，其同地異名、同名異地者比比皆是，未經梳理，棼如亂絲，鉤甲稽乙，動輒違迕，自昔讀四裔史傳者，未有不以此為大苦也。子植所持術，在應用近代學者所發明之音變原則，而以極忠實之態度，準據地望，融通諸史異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婁之遞變為沃沮、夫租、夫餘、玄蒐乃至由沃沮遞變為烏稽、渥集、窩集，又別變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語讀之，若甚相遠，然細按聲變之則，持源以治其委，則其展轉異名之由來，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發見大共名以適用之於專別名——如奄利為大水，其異稱有淹、掩■、施掩、淹滯、盬、鹽難、鴨綠等，後乃成為鴨綠一大江之專名。如忽本為城邑，其異稱有忽、卒本、率賓、恤品乃至紇升骨、喙評等。通此一語，則本國舊傳及東史所記載涉類此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羅極複雜棼亂之地理名稱，使之若網在綱者，其操術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別有古平壤，而《括地誌》所稱高句驪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者，並非今之平壤，如韓與 實為一族，《逸周書》注之寒穢，即碑文之韓穢，如 非靺鞨，東史所記漢魏晉間靺鞨強盛者，以碑文反證，皆乖事實，諸如此類，創見非一。自嘉定錢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補史，以碑正史之論，學者頗矻矻致力，然內地諸碑誌，其碑主什九非歷史上重要人物，其文雖偶有可補史闕，或是正史之訛誤者，率皆末節，不足為輕重於學術界。晚近四裔碑版頗出，若吐蕃會盟，若闕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為一種族興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較難，從事者卒少。子植之於此碑，雖未敢謂已盡發其秘，然循此塗以邁進，則金石證史之理想，庶著著可以實現矣。余既未專治此碑，於東史常識且極貧乏，愧不能有以補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訛。喜此篇之成，能為金石學界開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處跋之如右。戊辰孟秋新會梁啓超。 跋程正伯《書舟詞》 程垓正伯《書舟詞》一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毛氏汲古閣有刻本，《四庫全書》采之。楊升庵《詞品》云：「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詞名，獨尤尚書以為正伯之文過於詞。」毛子晉跋所刻《書舟詞》亦云：「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蘇作。」清代官書皆沿此說，故《歷代詩餘》附錄詞話及詞人姓氏，皆置諸北宋蘇門四學士之間。《四庫提要》以列《山谷詞》後，《小山詞》前，然《直齋書錄》所序次，則後於稼軒，而先於白石，不以廁北宋作者之林也。朱氏《詞綜》同。余讀正伯詞，愛其俊宕，其中確有學蘇而神似者。然通觀全集，終覺不似北宋人語。又怪正伯既東坡戚畹，集中詞逾百首，何以無一與元祐諸賢唱和之作，諸賢詩文詞集亦無一及之？又王灼《碧雞漫志》於北宋詞人評騭殆遍，尤推重蘇門諸子，何以亦無一語及正伯？又集中詞題屢稱臨安，不稱杭州，則諸詞作於南宋無疑。 縱謂東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後尚生存，亦太牽強矣。記王文誥《蘇詩總案》，於東坡母黨諸程考證綦詳，檢之確無名垓字正伯者，於是益大疑。及細讀本集卷首所載紹熙甲寅王稱序云：「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獨尚書尤公以為不然，曰正伯之文過於詩詞，今鄉人有欲刻正伯歌詞，求余書其首，余以此告之，且為言正伯方為當塗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玩其語氣，是王稱作序時正伯尚存，且甫被論薦，則正伯乃紹熙間人，上距東坡百餘年矣。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見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條，文云：「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耳。」案文，明是正伯攜卷在臨安逆旅中請題者，則正伯與尤延之、陸放翁同時，其決非東坡中表，益信而有徵矣。詞人姓氏及提要皆謂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錦江頭」，「且是芙蓉城下水，還送歸舟」等語，則為蜀人無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楊升庵喜造故實以炫博，偶見正伯與坡公母黨同姓，遂信口指為中表，其述尤尚書語亦不過襲王序耳。後人以其以蜀人談蜀事，遂不復置疑，不知為所欺也。子晉跋謂「其詞多混蘇作，今悉刪正」。今據鈔本吳文恪百家詞校之，闋數悉同毛刻，所謂刪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為宋詞一名家，其年代若錯誤，則尚論南北宋詞風者滋迷惑，故不辭詳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軒詞》 《文獻通考》著錄《稼軒詞》四卷，《宋史·藝文志》同。而引《直齋書錄解題》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本為多。」或誤以為此四卷者即長沙本，實則直齋所著錄乃長沙本，只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無傳。黃蕘夫舊藏之元大德間廣信書院本，今歸聊城楊氏，而王半塘四印齋據以翻雕者，即彼本也。可見《稼軒詞》在宋有三刻，一為長沙一卷本，二為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明清以來，傳世者惟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詞亦四卷，實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數，毛氏常態如此，不足深怪。而使讀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與《宋志》之舊，則大不可也。近武進陶氏景印宋元本詞集，中有《稼軒詞》甲乙丙三集，其編次與毛王本全別，文字亦多異同。余讀之頗感興趣。顧頗怪其何以卷數畸零，與前籍所著錄者悉無合也。嗣從直隸圖書館假得明吳文恪訥所輯《唐宋名賢百家詞》，其《稼軒集》正采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絕，知馬貴與所見四卷本固未絕於人間也。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范開序，稱：「開久從公游，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以近時流布于海內者率多贗本，吾為此懼，故不敢獨閟，將以祛傳者之惑焉。」范開貫歷無考，然信州本有贈送酬和范先之詞十首，而此本幾先之皆作廓之，蓋一人而有兩字。開與先與廓義皆相屬，疑即是人，誠從公游最久矣。戊申為淳熙十五年，稼軒四十九歲，知甲集所載皆四十八歲以前作，稼軒年壽雖難確考，但六十八歲尚存，則集中有明證，乙丙丁三集所收，則戊申後十餘年間作也。其是否並出范開裒錄抑他人續輯，下文當更論之。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編年意味，蓋信州本以同調名之調匯錄一處，長調在先，短調在後，少作晚作，無從甄辨，此本閱數年編集一次，雖每首作年難一一確指，然某集所收為某時期作品，可略推見。考稼軒以二十九歲通判建康府，三十一歲知滁州，三十五歲提點江西刑獄，三十七歲知江陵府，三十八歲移帥隆興（江西）僅三月被召內用，旋出為湖北轉運副使，四十歲移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四十二三歲之間轉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五十間（？）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五十二歲起福建提點刑獄，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五十四被召還行在，五十六歲落職家居，五十九歲復職奉祠，六十一二歲間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六十五歲知鎮江府，明年乞祠歸，六十七歲差知紹興府又轉江陵府，皆辭免，未幾遂卒，其生平仕歷大略如此。以上所考據本傳，參以本集題注等，雖未敢謂十分正確，大致當不謬。此本甲集編成在戊申元旦，明見范序，其所收諸詞，皆四十八歲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所作，既極分明，乙集於宦閩時之詞一首未見收錄，可推定其編輯年當在紹熙二年辛亥以前，所收詞以戊申、已酉、庚戌等年為大宗，亦間補收丁未以前之作。丙集自宦閩詞起收，其最末一首為辛酉生日，蓋壬子至辛酉十年間五十三歲至六十二歲之作，中間強半為落職家居時也。丁集所收詞，時代頗廣漠難辨，似是雜補前三集之所遺，惟有一點極當注意者，稼軒晚年帥越帥鎮江時諸名作如《登會稽蓬萊閣》、《京口北固亭懷古》諸篇皆未收錄，《北固亭懷古》詞雲「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稼軒於紹興三十二年，以忠義軍掌書記奉表歸朝，以嘉泰四年知鎮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作此詞時年六十六，幾最晚作矣。此決非棄而不取，實緣編集時尚未有此諸詞耳。然則丁集之編，當與丙集略同時，其年雖不能確指，要之四集皆在稼軒生存時已編成，則可斷言也。若欲為《稼軒詞》編年，憑藉茲本，按歷年遊宦諸地之次第，旁考其來往人物，蓋可什得五六。就中江西一事，稼軒家在廣信，而數度宦隆興（南昌），故在江西所作詞及贈答江西人之詞集中最多，其時代亦最難梳理，略依此本甲乙丙三集所先後收錄，畫分為數期，而推考其為某期所作，雖未能盡正確，抑亦不遠也。惟四集中丙丁集所甄采，似不如甲乙集之精嚴，其字句間與信州本有異同者，甲乙集多佳勝，丙丁集時或劣誤，似非同出一手編輯，若吾所忖度范廓之即范開之說果不謬，則似甲乙集皆范輯，丙丁集則非范輯。蓋辛范分攜，在紹熙元二年間，廓之赴行在，稼軒起為閩憲，故丙集中即無復與廓之往還之作，廓之既不侍左右，自無從檢集篋稿，他人因其舊名而續之，未可知也。信州本共得詞五百七十二首，此本四集合計除其復重，共得四百二十七首，但其中卻有二十首為信州本所無者。內四首辛敬甫補遺本有之。丙集有《六州歌頭》一首，丁集有《西江月》一首，皆諛頌韓平原作。《西江月》之非辛詞，《吳禮部詩話》引謝疊山文已明辨之；《六州歌頭》當亦是嫁名。本傳稱：「朱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時稼軒之年亦已六十一矣，其於韓不憚批其逆鱗如此。以生平澹榮利尚氣節之人，當垂暮之年，而謂肯作此無聊之媚灶耶？范序謂懼流布者多贗本，此適足證丙丁集之未經范手釐訂爾。戊辰中元，新會梁啓超。 吳夢窗年齒與姜石帚 亡友王靜安嘗疑《夢窗詞》中之姜石帚非姜白石。叩之，亦未能盡其說也。今以《草窗詞》證之，知夢窗年代不能上及白石。儀征劉伯山毓崧敘《杜刻草窗詞》，考證草窗年代經歷極精核，據稱草窗與夢窗唱酬，始於景定癸亥春暮，草窗年甫三十有二，夢窗之齒，應長於草窗五十餘歲，時已八十上下。其所以作此推斷者，緣《夢窗集》中《惜紅衣》調下題注有「余從姜石帚游苕霅間三十五年矣」一語。若石帚即白石，則夢窗從游時雖年僅弱冠，其交草窗時則已八十也，劉氏以謂昔人忘年下交，至可敬佩。考《草窗集》中關涉夢窗之詞凡三首：一《玲瓏四犯》，二《拜星月慢》，三《玉漏遲》。《玲瓏四犯》題為「戲調夢窗」，中有「年少恐負韶華，盡占斷艷歌芳酒」，「還約在劉郎歸後，憑問柳陌舊鶯，人比似垂楊誰瘦？」等語，縱使夢窗忘年，草窗對於先輩，終不能如此謔浪，且此等語以調八十老翁，寧復情理耶？《玉漏遲》題為「題吳夢窗花腴詞集」，詞云：「老來歡意少。錦鯨仙去紫霞聲沓。怕展金奩，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閒自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此是夢窗死後追述舊歡之作。依劉氏所證算，則草窗壯年，夢窗行將就木，安得雲共是年少耶？然則二窗年輩，決非甚相懸絕如劉氏所云矣。劉氏因《夢窗集》中與石帚往還諸作，既以證夢窗之忘年下交草窗，又以證白石之忘年下交夢窗。案《白石歌曲》考其蹤跡，其寓居苕霅，乃在淳熙丁未至紹熙壬子四五年間，下距景定癸亥七十餘年，假定夢窗弱冠時從白石游苕霅，則其交草窗時，已非年逾九十不可，此必無之理也。然則欲考夢窗年齒，必須將其與白石之關係葛藤先行剪斷，但石帚之為何如人，則只得付諸闕如矣。 伯山又推論石帚實白石年齒，謂：「其早年隱居箬坑之丁山，屢經奏薦，因秦檜當國不起。」此說不知何本？記在宋人說部中，曾見。決非伯山臆造，則可斷言耳。考白石二十世孫虬綠撰《九真姜氏世系表略》臨桂況氏蕙風簃傳鈔乾隆寫本《姜氏家藏白石道人集》附錄，見《香東漫筆》卷一。稱白石曾祖俊民為紹興八年進士，父噩為紹興三十年進士，知漢陽縣。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其當國時，與白石曾祖、祖父年代略相值，而其父尚未通籍，白石昔游詩序稱「早歲孤貧」，其父卒於何年雖無從考，然《探春詞慢》自序雲，「予自孩幼從先人宦於古沔」，則其父出宰漢陽時白石尚孩可知，安得在秦檜當國中屢薦不起耶？使《夢窗集》中之姜石帚而在秦檜時為已享高名之微士，其人益非壽逾百齡不可矣。伯山又假定姜吳同游苕霅在嘉泰癸亥前後，而夢窗時甫弱冠，則年歲勉可相及。然白石自紹熙癸丑以後，客越客杭，自此終其身蹤跡未再到苕霅，此按諸其詩詞集顯然可稽者，伯山改遲十年，於事實決無合也。然則白石、石帚非一人，當為信讞矣。乾隆寫本《白石集》有洪武十四年八世孫福四志略稱：「是編白石暮年自刪定，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詒猶子通，世世寶之。」《世系表》記夔子名瓊，官太廟齋郎，瓊能寶先人手澤且教率子孫世世勿替，必非俗子，夢窗所交石帚，得毋即其人而增減乃父之號以自號耶？姑書以備再考。 記《蘭畹集》 讀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卷三第十葉《千秋歲》調下注云：「《蘭畹》作張子野詞。」第十八葉《水調歌頭》調下注云：「此詞載《蘭畹集》第五卷。」歐公《樂府》刻成於慶元二年，知《蘭畹》必在其前，惟未審為何時代何人所編。繼讀南唐二主詞《搗練子》令調下注云「出蘭畹曲令」，當即《蘭畹集》。二主詞，王靜安已考定為紹興末年輯本，則《蘭畹》又當在其前矣。繼又讀《碧雞漫志》卷二，云：「《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孔自號滍皋漁父，與侄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知其書本名曲會，會即集也，後人用通俗之稱改作集，又省去曲字耳。王靜安謂二主詞注作曲令義較曲會為長，非也。曲即令復舉不詞，北宋無詞名，凡詞皆稱曲子，或省稱曲，曲會猶言詞集耳。編者孔方平與李方叔為友，蓋元祐間人，此書之成，或當先於《尊前集》，與楊元素之《時賢本事曲子集》時代略同，楊集專收北宋「時賢」，此集蓋兼及唐五代，不限年代之詞家總集，當以此為首矣。《花間集》亦斷代。據歐集注則至少有五卷，卷帙不為不富，慶元時尚存，而此後藏家無復著錄，蓋佚於宋元之際矣。 方平蓋孔氏之字，其名無考，王頤堂頗稱道其詞，以與晁次膺、万俟雅言並論列，今傳世者惟黃載萬《梅苑》中選存一首耳。頤堂又謂其自作之詞隱名為魯逸仲，《詞綜》有魯逸仲詞一首，然則亦方平作矣。 《歷代詩餘》附錄詞話引玉茗堂選《花間集序》有「逮及《花間》、《蘭畹》，香蘞金荃，作者日盛」語，則湯若士知有此書，是否明末猶存，不可知矣。 記《時賢本事曲子集》 讀《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體樂府二第二十四葉《漁家傲》調下小注引有《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一則，初不知何時何人所著，繼讀吳文恪《唐宋名賢百家詞》之《東坡詞》，其調名下小注引楊元素《本事曲集》者兩條，《滿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滿江紅》「憂喜相尋風雨過」篇。引《本事集》者兩條，《虞美人·買田陽羨》篇，《減字木蘭花·雙龍對起》篇。凡遺文五條，體裁相同，皆紀北宋中葉詞林掌故。又讀紹興間輯本《南唐二主詞》蝶戀花調下注云「本事曲以為山東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葉之「時賢」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書，其全名為《時賢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後集，省名則稱《本事曲集》，再省則稱《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則楊元素也。歐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則當時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錄諸書，自《紹興闕書目》下逮晁《志》、陳《錄》、馬《考》以至《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惟尤延之《遂初堂書目》載有楊元素《本事曲》，當為本書省名。此後公私藏目皆不復見，知此書南宋尚有傳本，入元則全佚矣。考東坡詞集中與楊元素贈答唱和之詞，多至十三首，交情之親厚可知。元素名繪，綿竹人，《宋史》有傳。神宗時，以侍讀學士出知毫州，歷應天、杭州。據王文誥《蘇詩總案》知其守杭在熙寧五年甲寅七月，時東坡方以同鄉為杭倅，故過從尤契密也。本傳稱有集八十卷，不言有《本事曲子集》，或附全集中耶？今兩集俱佚，不可考矣。張子野詞《勸金船》調下題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東坡詞亦有《泛金船》一闋，題雲「流杯亭和楊元素」，則元素固自能詞，且曉暢音律，今張蘇詞具在，而元素原唱，並不能托嚴詩編杜集之例，以傳於後，甚可慨也。《本事曲子》既有前後集，想卷帙非少，據所存佚文，知其每條於本事之下，具錄原曲全文，是實最古之宋詞總集，遠在端伯花庵草窗諸選本以前，且覙述掌故，亦可稱為最古之詞話，尤可寶貴，今諸選幸傳，而此書乃並書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數。東坡詞注所引，惟吳本有之，今所存汲古閣本，及四印齋翻元延祐本皆已刪去，朱疆村輯《編年東坡樂府》亦未見吳本。吳本舊鈔孤行，不絕如縷，非得此與歐集注及遂初目合參，幾不復知世間曾有此名著矣。今故亟錄佚文五則於左，他日若見他書更有徵引，當續錄焉。 《時賢本事曲子集》佚文 歐陽文忠公，文章之宗師也。其於小詞，尤膾炙人口。有十二月詞寄《漁家傲》調中，本集亦未嘗載，今列之於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詞》，此未知果公作否？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漁家傲》「正月新陽生翠琯」篇。 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話舊而作。東坡詞《滿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 董義夫名鉞，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東坡嗟嘆之，次其韻。東坡詞《滿江紅》「憂喜相尋風雨過」篇。 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數月，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二車蘇子瞻賦詞，子瞻即席而就，寄《攤破虞美人》。東坡詞《虞美人》「買田陽羨」篇。 錢塘西湖有詩僧清順居其上，自名藏春塢，門前有二古松各在凌霄花下。子瞻為郡，一日屏騎從過之，松風騷然，順指落花覓句，子瞻為賦此詞。東坡詞《減字木蘭花》「雙龍對起」篇。 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一「西湖處士」目下云：「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又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目下引《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云云。 此亦楊氏《本事曲》佚文，梁先生文中未引，茲附見於此。戊辰仲冬趙萬里記。 《靜春詞》跋 《靜春詞》一卷，宋遺民袁易通甫撰。《知不足齋叢書》有《靜春堂詩集》四卷，蓋本八卷而佚其半。其詞集，則《詞綜》御選《歷代詩餘》附錄之詞人姓氏，及錢補《元史·藝文志》皆著其目，錢《志》諸詞集目，一依《歷代詩餘》移錄，未必皆見原書。《詩餘》又似從《詞綜》稗販也。顧傳本絕稀。明清以來，官私藏目，無著錄者。《詞綜》選其詞二首，《歷代詩餘》因之，外此即亦不復見矣。施國祁《禮耕堂叢說》稱張訒庵藏有詩集後四卷之佚目，《詩餘》目亦在焉，引以說玉田詞，甚自矜詫，則原書之稀見可想。此本凡詞三十四首，鈔自明吳文恪《唐宋百家詞》。《百家詞》無刻本者三種，此本並絕於著錄，尤珍異矣。通甫，吳人，生宋景定三年，卒元大德十年，年僅四十五。黃溍為作墓志銘，龔■、陸文圭、楊載、虞集等皆為其詩作序。其於晚宋詞人，與張玉田交最契，集中與玉田往還之詞二首，《山中白雲詞》與通甫往還者亦三首，詞品清空綿眇，亦玉田之亞也。從子廷燦，既手錄斯本，乃命並錄張詞、黃志、陸序附於後，俾知人論世者有所資焉。戊辰初秋，新會梁啓超。 歲晚讀書錄 蘇彝士運河故道 同治八年，法人李涉之開蘇彝士運河，全世界共詫為不朽之盛業，不知此乃古人之陳跡也。埃及第十九朝第二代之王曰西德者，謀開一運河，以溝通於尼羅河與紅海之間，未成而殂。其子拉密士繼之，遂卒其業。洎第二十六朝第二代之王匿克時，故道已湮，匿克踵而修之，廣深皆過於昔，凡役工徒十二萬人，欲使當時之三檣戰艦，可以通航，偶因戰亂，遂爾中止。後七十餘年，波斯王大流士修之，工遂竣。時希臘史家海羅多德目擊之，據其所記，則彼運河所在，距今之蘇彝士一英里有半，西北行以溝接於尼羅東部之支流，全徑九十二英里，其成於人力者六十四英里雲。厥後為土砂所淤，至西曆紀元後二百年，羅馬皇帝沙里查再興之，亦不久而淤。紀元後六百餘年，亞刺伯人征服埃及，其酋阿蠻再興之，百餘年而淤，遂不復開，以迄於李涉。由此言之，今世歐人所詫為掀天震地之偉烈者，數千年前之先民已行之，且不止一再焉，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但其地承非洲沙漠之尾閭，淤塞最易，此前代之偉跡，所以不能永其傳於後也。即今之蘇彝士，亦常以此為患，則李涉之名，能與此河共不朽與否，正未可知耳。今世機器之用大進，人力可以勝天，然則李涉其或遂不朽也。 民兵與傭兵之得失 兵制之於人國，亦重矣哉。其兵為義務而戰者，兵愈多則愈強，其兵為報酬而戰者，兵愈多則愈弱，此可於吾中國唐府兵與彍騎征之，可於近世英德兩國陸軍之比較征之，可於古代羅馬與加達治之勝敗征之。而先例之最古而最顯著者，尤莫如埃及。埃及自攘斥牧王，光復舊物以後，四征八討，不戢其武，而服兵役者皆國中望族。當是時，蓋常有勝兵五十萬，遂孕出武族之一階級，其位勢優異於齊民，論者或以此為埃及固窒之一原因，斯固然也。然埃及之所以伯九有，亦實在是。及第二十六朝以後，當我戰國間。希臘人之僑於埃及者日眾，埃王廣募以為兵，本國武族，不勝憤懣，相率而去國者數萬人，埃及遂自茲不復振，展轉以夷於附庸。謂希臘軍人之資格，不逮埃及耶，彼希人固以此時代電掃三洲，莫之能御矣。然自為戰則勇，而為埃及人戰則怯，豈有他哉？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治具與治道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可謂至言。近世之立憲國，學者亦稱之為法治國，吾國人慕其名，津津然道之，一若彼國中舍法之外，即無所以為治者。不知法乃其治具，而所以能用此具者，別有其道焉，苟無其道，則雖法如牛毛，亦不過充架之空文而已。故全世界中立憲國以數十計，而其聲光爛然日進無疆者，僅數國也。道者何？曰官方，曰士習，曰民風而已。此其言雖若老生常談，聞者鮮不以為迂，然舍此以外，則實無可以厝國於不拔之途，真欲救國者，可能無急哉！賈子亦曰：「今世以侈靡相競，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嗚呼！是不啻為今日言之矣。 學問與祿利之路 太史公作《儒林列傳》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讀者不得其解，謂是史公嘆美當時儒學之盛，此誤也。《史記》一書，凡稱廢書而嘆者三。其一則《十二諸侯年表》，稱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其二則《孟子荀卿列傳》，稱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並此文而三，皆以嘆息於世運升降之大原也。蓋古之學者，為學而學，自廣厲學官之制興，於是學者始為官而學，為官而學，學自此湮矣，故史公既歷舉六國及楚漢之交齊魯儒生之抱道自重，復舉叔孫通、公孫弘以後，公卿士夫之趨時承流，兩兩比較，而無限感慨，繫於言外。班孟堅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祿利之路然，誠恥之誠傷之也。」日人後藤新平，治台有聲，吾嘗詢以台灣教育之狀。答曰：台人非欲仕進者，則不願就學，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聞其言，而欷歔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種思想，受諸故國者也。而全國中此等思想，則自漢開祿利之路以後，相傳以迄今日，而痼疾中於膏肓者也。故科舉一廢，而舉國幾無復向學之人，學堂及外國留學生所以不絕者，恃變形之科舉以維持之耳。歐美日本，幾於無人不學，而應文官試驗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學之所以盛也。我中國若不能將學問與祿利分為二事，吾恐學之絕，可計日而待矣。 不悅學之弊 《左氏·昭十八年傳》：「魯人有見周原伯者，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嗚呼！何其言之壹似為今日言之也。我國數千年來不悅學之風，殆未有甚於今日者。六經束閣，《論語》當薪，循此更閱十年，則千聖百王之學，精華糟粕，舉掃地以盡矣。或曰：今者新學方興，則舊學之銷沉，亦非得已，日本明治初年，其前事也。雖然，日本前此之騖新學，則真能悅之而以所學名其家與傳其人者輩出焉。日本之有今日，蓋學者之功最高，我則何有？治新學者，以之為應舉之敲門磚而已。門辟而磚旋棄，其用恰與前此之帖括無以異。夫前此學子雖罔不困於帖括，而帖括以外，必尚有其所學者，其所學之致用與否勿具論，要之，舍肉慾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於以維繫士夫之人格，毋使墮落太甚，而國家元氣，無形中往往受其賜。今也，舊學則視為無用而唾棄之矣，至其所謂有用之新學，其價值乃僅得比於帖括，吾國需此變形之帖括，何為也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喪無日矣。」是豈可不為寒心也。 警偷 《左氏·文十七年傳》：「襄仲如齊……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齊人殺其君商人」。《昭元年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劉子曰，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將死矣，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是年冬，趙孟卒。夫於言語之間，而以懸斷人壽命短長之數，其理若甚幽眇不可憑，實乃不然。人之所以託命於天地者，則精神為之君。偷也者，苟且圖安於旦夕，而不恤其後者也。後之不恤，其精神哀哉耗矣。精神耗而營魄能存，未之聞也，此心理與生理相屬之至道也。豈惟個人心理有之，即社會心理亦然。舉國人而有偷食朝不謀夕之心，國未有不亡者也。故吳季札聽鄭樂而卜其先亡，錫西羅於西羅馬之末葉，而決其不可救，亦於其人民之心理察之而已，故孔子以民不偷為貴。今吾國內治之艱巨，外侮之憑陵，壹不足懼，而惟君民上下之習於偷為足懼。苟不思警，其何以十稔。 雪浪和尚語錄二則 梅長公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濟，請明白提出，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用，卻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太好，乃過一爐火，攙一分銅，是九成了，九成銀也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攙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攙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然則如何處置？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煉一番，銅鉛鐵錫銷盡了，然後還他十分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化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 和尚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舍事而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之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然之事，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遊行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為恨，試問你，天當生個甚麼時候處你才好，天當付個甚麼權與你才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負之恨，又安知死死生生升升沉沉，皆是自己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自己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卻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間庸醫，不恨自己學醫不精，卻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當生個甚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脈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你，你自心粗，不能審病診脈量藥裁方，卻怪病不好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己，精讀此書深造此道，則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人果知此義，則自不敢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為暴棄之人也。 滄江主人曰：和尚可謂獅子吼也已。其所謂大爐火烹煉一番者，即陸象山所謂激厲奮迅，抉破羅網，焚燒荊棘，盪夷污澤，吾輩心境陷溺既久者，非用此一番工夫，則無以自進於高明，而欲救舉世人心之陷溺，舍此亦更無其道。但當用何種手段以行烹煉，則吾至今猶未能得其法耳。其箴流俗恨時恨權之蔽，真乃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今國中頑鈍無恥之小人不足責，其號稱愛國之士君子，殆莫不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二語自飾，遂相率委國事於不問。吾以為疾風知勁草，盤錯別利器，時勢愈艱，則英傑愈當思所以自效，吾儕生此時，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若權之雲者，則豈必其屍君相之位乃始有之，一介之士，皆可有焉，特其種類及其作用，有不同耳。謂時勢地位可以困人，無有是處，其見困者，皆自暴自棄之結果耳。萬險萬難，皆可拯拔，惟舉國人皆自暴自棄，則真無可言者。何也？以其既造此惡業力，則所受之報，未有不與之相應也。難者曰：今既舉國人相率以造此惡業力，欲以一二人與之抗，無異捧土以塞孟津，亦何能為？然則謂時勢不能困人之說非也。應之曰：佛法最明薰習之義，惡根固能熏善根以隨染，善根亦能熏惡根以向淨，而凡所熏者，以一部分成為個人所得之業，以一部分成為社會所得之業，而應報之遲速大小，則視其熏力之強弱何如，孰謂一二人不足以易天下也。彼聖賢佛祖，豈並時而斗量車載者哉！就令未能立挽狂流，亦當期效於方來，蓋社會之生命賡續而無極者也。自古雖極泯棼之世，未嘗無一二仁人君子，自拔流俗，而以其所學風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儕之所以不盡為禽獸，皆賴此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賜也。即國家之事，一切不許我自效，若乃自效於此，則誰能禁之！夫苟能自效於此，則所效者已大矣。是故人生在世，終無可以自暴自棄之時。而凡持厭世主義者，皆社會之罪人，天地之罪人也。 雪浪和尚者，明季大德，與憨山大師同稱法門龍象者也。 使法必行之法 《商君書·畫策篇》云：「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無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嗚呼！何其一似為今日言之也。數年來新頒之法令，亦既如牛毛矣。其法之良否勿論，要之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則無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於無法而已。是法治之根本已撥，而枝葉更安麗也。中國而長此不變，則法愈多愈速其亂而已。然則使法必行之法維何，則君民共守之憲法是已，而舉其實必賴國會。 然則專制國遂絕無使法必行之法乎？曰：亦有之。上戴英斷之君主，而佐以公忠明察之宰相，則法亦可以使必行，君相苟非其人，而復無國會，則凡百之法，皆益亂者也。 治治非治亂 《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亂也……然則國亂將不治歟？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謂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污而非修污也。」《不苟篇》嗚呼！治道盡於是矣。今中國之言治者，皆案亂而治之者也，數百年來之積弊，皆珍惜保襲之，不肯損其毫末，而日日施行新政不暇給，此猶治病者，未能祛寒熱邪感，而貿貿然進以參苓，其死於參苓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去亂而被之以治之說也。 君主無責任之學說 君主無責任，為近世立憲政體之一大義。而我國，周秦諸子實已發明之。《慎子》云：「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君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掩覆，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苟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故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民雜篇》《尸子》曰：「夫使眾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發蒙篇》《管子》亦云：「心不為五竅，五竅治；君子不為五官，五官治。」《九守篇》又云：「以上及下事謂之矯。」又云：「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今日中國之患，全在有司不任而有所逃其罪，非直逃其罪，乃反責過於君，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君臣同地，而君代下負任蒙勞故也。三子之言，於君主所以必須無責任之故，發揮無餘蘊矣。 所令與所好 《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從。」可謂至言。今之政府，皆所令反其所好者也。蓋今所謂立憲，所謂行政改革，乃至所謂一切新政，類無一非政府官吏所深惡痛絕，而顧乃以此令於僚屬，以此令於人民，受令者早有以窺其隱矣。故從令者不得賞，不從令者不得罰，不寧惟是，不從令者反得賞，從令者反得罰，往往而見也，以此而欲天下之從之，安可得耶？夫堯舜率天下以仁，固善矣；即桀紂率天下以暴，然猶懸一宗旨以為率，而欲糾正之者猶有其的，反動力之起，猶有因緣也。若所令反其所好，則欲獻可而所可者不待人獻，欲替否而所否者不勝其替，則末如之何也已矣。魯子家子曰：嗚呼！吾其為無望也夫。 好修 《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吾比年來所見人士，夙相期許者，往往不及數稔，便爾墮落。其墮落之形態，亦有兩途：宦達於時，沉溺於聲色貨利，以此為天下之至樂，而棄所學所志若敝屣者，一也。潦倒不得志，則嗒然自喪，奄奄無復生人氣，若已僵之蠶，旦夕待死者，二也。推原其故豈由性惡，亦曰所以自養者無其具耳。凡人於肉體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為養，此即屈子好修之說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學。修德者，從宗教道德上，確有所體驗，而自得之於己，則浩然之氣，終身不衰，自能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此最上也。但非大豪傑之士，未易臻此造詣，則亦當修學以求自養，無論為舊學為新學，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則自然相引於彌長，而吾身心別有一系著之處，立於擾擾塵勞之表，則外境界不能以相奪，即稍奪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盡為敵據其本營而進退無據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今日中國人心風俗之敗壞，實為數千年來所無。此惡濁社會，正如一大洪爐，金銀銅鐵礫石，入者無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渦，入者無不陷溺，吾於芳草之變蕭艾者，惟有憐之耳，豈忍責之，且即吾身之能免融化、能免陷溺否，尚不敢自保，又安能責人？惟吾輩正以處此社會之故，其危險之象，不可思議，愈不得不刻刻猛省，而求所以自衛，自衛之道，舍好修無他術矣。夫吾輩一二人之融化陷溺，似不足深惜，而不知國家之命，實托於吾輩少數人之手，溺一個，則國家之元氣斫喪一分，而此所斫喪者，皆其不可復者也。嗟嗟吾黨，如之何勿懼！屈子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又曰：「人生各有所樂兮，吾獨好修以為常。」 怨天者無志 《荀子·榮辱篇》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嗚呼！君子讀此，可以審所自處矣。人之窮也，國之悴也，未有不由自己業力所得者也，欲挽救之，惟努力以造善業耳。荀子於怨天者，不責以他，而直謂之無志，可謂鞭辟近里矣。或曰：既雲知命者不怨天，又雲怨天者無志，夫命固一定而不易者也，雖有志其奈之何，此二義得無矛盾？應之曰：不然，天亦何能盡人而一一為之定命。命也者，各人以前此業力所自造成者也，既已造成，則應業受報，絲毫無所逃避，無所假借。謂之有定，斯誠然矣，謂之不易，則不可也。何也？造之惟我，易之亦惟我也。故《孟子》亦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明乎立命之義，則荀子之所謂志者可識矣。 欲惡取捨 《荀子·不苟篇》云：「欲惡取捨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捨。如是，則常不失陷矣。」今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惟見可欲可利，而不知其後有可惡可害者存，是得為智者矣乎。 ◇時務之屬 《經世文新編》序 《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人惟求舊，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新舊者固古今盛衰興滅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則垢，器械不新則窳，車服不新則敝，飲食不新則餒敗傷生，血氣不新則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運轉也，人之吸呼也，皆取其新而棄其舊也，新相知之樂也，新婚姻之佳兒婦也，新沐浴之舒身體也，及夫追懷故舊，則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厭故者也。矧於撫有廣土眾民，而為天子，將以焜耀大業，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為新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必有先與民變革焉，立權度量，考文章，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變犧牲，其大經也，豈聖人好為更張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開新治者丕顯，《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樂，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進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謂新國。《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夫聖賢之稱古昔先民，過於今之所謂守舊之士也遠矣。及其論治，則曰新民新國豈亦猶夫人之情歟？且夫不新之國，其君驕以偷，其臣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廢，其器惡；其氣則厭緘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委巷街衢園囿台沼椽采，皆湫隘囂塵，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黃槁驚沙；游矚其方，則蹙額疾首，不可終日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國，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瑩；其氣則華郁繽紛；其屋室城池郭邑宮府委巷街衢園囿台沼椽采，皆瑰瑋麗飛，朱華高驤，平夷洞達，光焰炤爛；裴袌其鄉，則心曠神怡，樂以忘返矣，遑問其國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則如此，不能新則如彼，太古之國，今無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為國，開新者興，守舊者滅，開新者強，守舊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強，甲於五洲，豈天之獨眷顧一方民哉。昔嘗考之，實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創設獎賞開新之制，於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學新政，日出月盛，流沫於各邦，芬芳於大地。諸國效之，舍舊圖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國之舊法盡變矣。不旬日而全球之舊法盡變矣。無器不變，亦無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為重生之日，蓋重之也。中國號稱文明之古國也，綿曖二千載，涉歷廿四朝，政治學俗，若出一軌，負床之孫，已誦大學，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項背相望，熟視無睹，有若可刪也。朱註：新者革其舊念之污。因荊公行新法而改為新念。於是二千載哲辟英相，咸以變更成法為戒，無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積弊，行屍走肉而已。以二萬里之大，四萬萬之人，乃至學無新理，工無新制，商無新術，農無新具；任彼開新之奪吾利權，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舊之徒，且嘵嘵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國不當效也。豈知吾之守舊，固為先聖之所深惡痛絕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昔嘗竊取斯旨作《變法通議》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為一編，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擇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麥君曼宣過海上，出其《經世文新編》相示。啟超已讀竟，乃喟然嘆曰：其庶幾吾孔子新民之義哉！書分通論、君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二十一門中，多通達時務之言，其於化陋邦而為新國，有旨哉。啟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暗吻於天下，而致為人役。又喜麥君之書，條理精密，足以開守舊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興也。故言為國之新舊，關於興滅，以序其端。 《中國工藝商業考》提要 《中國工藝商業考》，日本緒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國境域地理要略，二、中國政治，三、外國貿易沿革，四、外國貿易大勢，五、中國與日本貿易情形，六、中國工業（上），七、中國工業（下），八、航海業，九、中國各港志（上），十、中國各港志（下），末附中國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國三十餘年，自中東事定，歸而著此書，故敘述中國情形頗詳。其中所論前明之時，上下奢華相競，故工藝之業反盛；本朝崇尚儉德，政體雖整肅，而工藝實因以漸衰，其言具有精理，與葛履蟋蟀之經義相發明。又云：中國所興製造之業，徒偏重於造船造兵械造火藥等局，糜金甚巨，而無益民業。又言中國制絨織布繅絲煉鐵等廠，皆緣官辦之故，百弊滋生，即有號稱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為民業者蓋寡，此中國工藝不興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蘇州、杭州、漢口、重慶、宜昌、沙市、九江、蕪湖、鎮江等處，其他尚不及，蓋猶非大備之書。然每港列具情形，並考其所出手業，及各大行廠，莫不記載，其體例蓋與《知新報》附印《新譯東方商埠述要》相仿佛。特彼書所列較繁博，並不止中國一國耳。嗟夫！以吾國境內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無一書能道之，是可恥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懼矣。 《近世中國秘史》序 長夏六月，赤日熛怒，炎炎俯空，自辰達酉，無寸時假借。旱雲層疊，汔不成雨，鬱蒸瘉增。東南作風暈，披襟歡迎，謂少蘇息，乃挾炎沙，針膚熬骨，華氏氣候表隨風陡騰九十七八度。汗自頂放踵，流續如溜，空氣壓人，前後喘幾不屬。蚊虻蠅蚋蜞虱蜰蚤蛾蜮，作聯隊形，包圍上下前後左右，公然對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將去汝，適太平洋海岸清曠所，赤足散發，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朗。二三素心人，剝毛豆，下麥酒，調冰凌凌然。歌詩聲出金石，和之，相與呼曰：此間樂！此間樂！及誦王仲宣「雖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嘗不欷歔而反也。反所寓丈室，疇昔種種現象，忽復圍繞，相與為緣。吁，吾又安適耶？吾又安適耶？發篋陳海外史乘，孤燈徹夜讀。忽歌忽泣，繼以起舞，倚枕臥，則夢栩栩然，與彼中偉大人物游。蘧然覺，嗒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類也。寓鄰邦人所設學校，校有圖書室，室有圖文舊籍雜史別史類百種余，旦夕依架下瀏覽者半月而強，心目所接者，與其時節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嗚呼！茹荼飧櫱，誰則雲樂；憎藥諱痼，飲戚滋多。仆本恨人，願抹幾行眼淚，語儂家傷心事，與父兄子弟共其苦辛，不願掉銅琵綽鐵板，過屠門而嚼也。乃最錄八篇，無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國秘史》，布之云爾。甲辰六月晦捫虱談虎客自序於日本橫濱之捫虱談虎處。 《仁學》序 嗚呼！此中國為國流血第一烈士亡友瀏陽譚君之遺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學，則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謂知之，而其實未能知者。余之識烈士，雖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學問言論行事，無所不與共。其於學也，無所不言，無所不契，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數日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嗚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來者易述焉。乃敘曰：《仁學》何為而作也，將以會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生也。南海之教學者曰：以求仁為宗旨，以大同為條理，以救中國為下手，以殺身破家為究竟，《仁學》者即發揮此語之書也，而烈士者即實行此語之人也。今夫眾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見存；有我之見存，則因私利而生計較，因計較而生掛礙，因掛礙而生恐怖，馴至一事不敢辦，一言不敢發。充其極也，乃至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聞鄰榻呻吟而不動心，視同胞國民之糜爛而不加憐，任同體眾生之痛癢而不知覺，於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曰，無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類，初有生物，乃至前此無量劫，後此無量劫，如此其長；我之一身，數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質，如此其複雜；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質中之各質組織而成，如此其虛幻；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愛之有。既無可私，既無可愛，則毋寧舍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蓋大仁之極，而大勇生焉。顧婆羅門及其他舊教，往往有以身飼蛇虎，或斷食，或臥車下轍下求死，而孔佛不爾者，則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潔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古之神聖哲人，無不現身於五濁惡世，經歷千辛萬苦者，此又佛所謂乘本願而出，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發為眾生流血之大願也久矣。雖然，或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為救一種之人而流血焉，或為救一國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視之，無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無揀擇法也，故無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眾人而流血也。況有《仁學》一書，以公子天下，為法之燈，為眾生之眼，則烈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亦可以無慊於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後九十日，同學梁啓超敘。 《時務學堂札記殘卷》序 丁酉秋，秉三與陳右銘、江建霞、黃公度、徐研甫諸公，設時務學堂於長沙，而啟超與唐君紱丞等同承乏講席。國中學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群起掎之。新舊之哄，起於湘西波動於京師，御史某刺錄札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迄今將三十年，諸札冊散佚殆盡，秉三顧辛苦守此卷，幾於秦燔後壁中《尚書》矣。卷中諸生，有李虎村炳寰、林述唐圭、田均一邦璿、蔡樹珊鍾浩，俱從紱丞死於辛亥漢口革命之役。其署名蔡艮寅者，則松坡舊名也，時第一班四十人中，松坡蓋最幼焉。啟超五十生日，秉三出茲卷為壽，先以付印，而命為之序。嗚呼！此固吾國教育界一有價值之史料，而啟超攬此，乃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也。民國十一年壬戌正月二十六日，新會梁啓超。 《自鑒》序 我初讀演存這部書，正值張丁科玄論戰，戰得最酣暢的時候。演存是一位造詣極深的自然科學家，我雖不懂自然科學，但向來也好用科學方法做學問，所以非科學的論調，我們當然不敢贊同。雖然，強把科玄分而為二，認為絕不相容，且要把玄學排斥到人類智識以外，那麼我們也不能不提出抗議了。人類的智識欲，曾無滿足之時，進一步又想進一步。進步的程序怎麼樣呢？我們的智識，其初不過斷片的。東一鱗西一爪，我們不能滿足於這種狀態，於是把許多鱗爪分類綜合起來，從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相關係之間，求出共通的法則，是之謂科學。拿常識的眼光來看科學，許多地方才不是已經「玄之又玄嗎」？科學規定事物和事物間的關係，是先以一切事物已經存在為前提。事物是否存在，怎樣的會存在，我們為什麼能知道他存在？……這些問題，科學家只能安放在常識的假定之上，還他個「存而不論」。夫專門研究一科學，其態度只能如此，且應該如此，這是我們所絕對承認的。然而人類的智識欲，決不能以此自甘，而真理最高的源泉，亦不能不更求諸向上一步。演存這部書所講「無的境界」和「變的境界」，正是要把狹義的科學家所存而不論者，「論」他一番。所論對不對，另一問題。演存自己已經明白說過：「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思想錄，誰也不能證明誰的對不對」了。但我以為，雖然誰也不敢說自己的話一定對，然而誰也應該從這向上一步去，研究以求其漸近於對。演存這部《自鑒》，最少也使人認識這種研究之必要。他自己研究所得的結果，最少也算在古今中外這種研究裡頭，加上他的努力而添一種光彩，我以為《自鑒》的價值，就在這上頭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啓超。 沈氏《音書》序 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國，其民百人中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歐西諸國稱是。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中國以文明號於五洲，而百人中認字者，不及二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數十撇畫，則識字也又難。」《日本國志》三十三。嗚呼！華民識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啓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二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二端對待，不能相非，不能相勝，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數千年以前，未嘗一變。篆文楷草寫法小異，不得謂文字之變。而今之語言，則自數千年以來，不啻萬百千變，而不可以數計。以多變者與不變者相遇，此文言相離之所由起也。古者婦女謠詠，編為詩章，士夫問答，著為辭令，後人皆以為極文字之美，而不知皆當時之語言也，烏在其相離也？孔子在楚，翻十二經，見《莊子·徐無鬼》篇。《詩》、《春秋》、《論語》、《孝經》，齊儒魯儒，各以其音讀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經，又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為五洲之冠。然專門之士，或乃窮老盡氣，不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是以中國文字，能達於上不能逮於下，蓋文言相離之為害，起於秦漢以後。去古愈久，相離愈遠，學文愈難，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復有英法德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濟以今之方音，則西人文言之相離，必與吾同，而識字讀書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於中國也。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審中外之異，知強弱之原，於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為世界一大事。吾所聞者，有劉繼莊氏，有龔自珍氏，頗有所述造，然世無傳焉。吾師南海康長素先生，以小兒初學語之聲，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為母，自發凡例，屬其女公子編纂之，啟超未獲聞也。而朋輩之中，湘鄉曾君重伯，錢塘汪君穰卿，皆有志於是業，咸未成。去歲，從《萬國公報》中，獲見廈門盧戇章所自述，凡數千言，又從達縣吳君鐵樵，見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韻，一母一韻，相屬成字，聲分方向，畫別粗細，蓋西國報館，用以記聽議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啟超於萬國文字，一無所識，音韻之學，未嘗問塗，瞢然無以測諸君之所長也。然竊竊私喜，此後吾中土文字，於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學，吳人也，無字邃於西文，究於名理。年十九而著書，五年而書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學其技，半日可通，其簡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謂盧君之法，泥於古，不如己也。余告以崔君法，則謂畫分粗細，不適於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於盧君書未得見，崔沈二家，則其法略同，蓋皆出於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獨得歟？然吾之寡學，終無以測諸君之短長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絕藝，思以所學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樓，挾技以待來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強聒不舍之風乎？沈君屬以書入報中，其書文筆，未盡雅馴，質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備求也。至其言論多有透闢銳達，為前人所未言者。嗚呼，不可謂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書與法，俟諸別簡，世之君子，或願聞諸。 《中華大字典》序 歲甲寅，《中華大字典》將版行於世。其書凡二千餘篇，四百餘萬言，閱六寒暑而蕆事，與編校之役者，百數十人，可謂勤矣。書局主者陸費君伯鴻屬余為序。余惟書契之作，肇自史皇，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蓋命書之始，依類象形，其後形聲相益，乃謂之字。始皇焚書，古文熸焉，靡得言矣。秦時字書，李斯蒼頡，趙高愛歷，胡毋博學，流衍當代，都其文字，才三千三百耳。漢興三百餘年之間，古書稍出，相如、子長、揚雄、班固之徒，綴述古籀，搜剔彝鼎，遞有增益。許君苴而合之，成《說文》一書，為文九千三百五十，其於秦篆殆三之矣。小篆既微，隸書攸盛，野王《玉篇》，祖述許書，寫為隸體，升降損益，頗有異同，而分部悉合，故後世語小篆者宗《說文》，言隸書者稱《玉篇》。六書之指，略備於斯。夫史有闕文，見嘆宣聖；向壁虛造，鴻生所譏。後有蔑舊藝而善野言，摭俗書而亂古誼，斯則許君所謂未睹字例之條而玩於所習者也。欲以祛謬誤，達神恉，不亦悖乎？有明一代，小學放絕，梅氏《字彙》，張氏《正字通》，獨行於世，其建立部首，間出己意。嗜古之士，群焉訾謷，以為分合乖宜，復傷蕪雜。夫六書八體，今昔殊形，由簡之繁，久而愈賾，繩以舊列，詎可盡通。必執古以例今，膠柱而鼓瑟，斯亦未免高論矣。清初《康熙字典》分別部居，獨取《正字通》條例，殆有見也。茲編匡俗正謬，遠稽舊文，名物訓詁，時標新解。下至域內方言，海邦術語，兼搜博採，致資研索，倘所謂凌越前賢以述為作者耶！抑猶有進者，近代詞典，月異日新，博贍精宏，詞事並著。東西學生，循是形聲文字之原，以漸通夫天地人物之故，而周知當世之務，豈止廣知識，備遺忘已哉。陸費君沾溉學者，宏願靡涯，然則是編之作，殆猶大輅之椎輪已耳。 《孟祿講演集》序 孟祿博士之討論教育問題，余幸列末座聞緒論。餘生平所受激刺，此次當為最劇要者之一。博士以極短之時日，觀察中國教育現狀，能洞悉其癥結，以「毫不客氣」的態度，對於吾儕為儘量之忠告，使聞者發深省。其示吾儕以應循之塗轍，又極平實，極緻密，如持規矩以衡天下之方圓，可以接責效實，無所僥倖，無所逃避。其課吾儕之責任及饋吾儕以希望，如昏夜陰雨中，在吾當前視線所及之極際，示現一極莊嚴極絢爛之靈光，予吾儕以至可歆，而非努力孟晉則末由致。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吾聞博士之教，使吾恥，使吾勇。 博士所以餉吾儕者，至豐且切。然先民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博士所陳諸義中之根本義，則在教育職業之確立，與從事教育職業之人之徹底的自覺。吾儕既確信教育為國家所懸命，則知能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聯絡關係，實全民族榮悴之所由決定。今日立身教育界，而確認識其自身之價值及責任者，究有幾人？有此認識而心力學力俱足以副之者，更有幾人？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吾以為欲實行博士所詔導，其先決之條件有二： 一、不欲從事教育職業者，希望其自行退出教育界。 二、欲從事教育職業者，希望其勿怠於自己教育。 吾於博士所論，欲引申闡發者頗多，屬講課匆冗，而討論集出版期迫，僅能以極簡之語表所感最深切之一端，其餘願俟諸異日。十一，三，二十一。 梁啓超。 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 《列國歲計政要》，西土歲有著錄。欲覘國勢察內政者，靡不宗此書。歲癸酉，製造局譯出一通，齊州之士寶焉。時閱二紀，繼軌蓋闕。今歲五月，知新報館乃始得取其去歲所著錄者，譯成中文，附印於報末，乞敘。敘曰：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於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唐會要》、《兩漢會要》諸書，於國史為近，而條理猶有所未盡。梁啓超曰：君子曷為尊史？史者鑒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讀其史，於其國之寖強寖弱，與其所以強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數白黑面指經緯，斯良史哉。以故讀斷代史，不如讀通史；讀古史，不如讀近史；讀追述之史，不如讀隨記之史；讀一國之史，不如讀萬國之史。後世之修史者，於易代之後，乃始模擬仿佛，百中攝一二，又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若何而攻城爭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長子孫，如斯而已。至求其內政之張弛，民俗之優絀，所謂寖強寖弱，與何以強弱之故者，幾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見於紀傳，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敝極於今日。以予所聞，西人之《歲計政要》者，其所採錄，則議院之檔案也，預算決算之表也，民部、學部、兵部、海部、戶部、商部之清冊也，各地有司、各國使員之報案也。自國主世系、宗戚歲供、議院、官制、教會、學校、學會、國計、兵籍、兵船、疆域、民數、商務、工藝、鐵路、郵務、新疆、錢幣、權衡，區以國別，分類畢載，冠以總表，籍相比較。國與國比較，而強弱見；年與年比較，而進退見；事與事比較，而緩急輕重見。自癸酉迄今，二十五年，其增益新政，萬國所同者，有二大端：一曰學，二曰兵。日盛月新，各不相讓。即以區區之日本，昔之文部省，歲費不過十三萬餘元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萬八千餘元。昔之陸軍、海軍，兩省合計，歲費不過九百餘萬元者，今且增至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元，歐洲各國稱是。其驟增之數，懸絕至不可思議。故學之極盛，乃至美國、瑞士，千人中不識字者，不過八九人，雖在婦女，其入學悉無分毫異於男子。教法日新，用力少而蓄德多，在學數年之功，所得與疇昔之十數年者可以相抵。兵之極盛，乃至易一新式槍炮，而每國所費至萬萬。歲入經費，其用之於兵者，殆過其半。日本今歲預算，歲入共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萬餘元，其費于海陸軍者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元，歐洲各國皆稱是。學之日盛，地球將受大福；兵之日盛，地球將蒙顯禍。然其機皆起於爭自存，其原皆由於列國並立。中國以一瘠牛，偃然臥群虎之間，持數千年一統垂裳之舊法，以治今日，此其所以為人弱也。《管子》曰：「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嗚呼！可以自愧，可以自惕，可以自奮矣。卷端有比較表：一事也，國與國比較；一國也，年與年比較。戶口之表，中國等恆居一；疆域之表，中國等居四；昔居三，今降而四矣。國用、學校、商務、工藝、輪船、鐵路、兵力諸表，中國等恆居十五以下，或乃至無足比較焉。嗚呼！觀此而不知愧不知惕不知奮者，其為無人心矣。是故觀美國之富庶，而知民權之當復；觀日本之勃興，而知黃種之可用；觀法國之重振，而知敗衄之不足懼；觀突厥之瀕蹙，而知舊國之不足恃；觀暹羅之謀新，而知我可恥；觀德之銳意商務，而知其將大欲於中國；觀俄之陰謀，而知東方將有大變；觀俄日之拓張海運，而知海上商權，將移至太平洋；觀德美日之爭興工藝，而知英之商務，將有蹶衄；觀各國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戰；觀土希之事，列國相持不發，而知其禍機必蓄泄于震旦。有天下之責者，將鑒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不亦深切而著明也乎？斯國史之良哉！ 《西政叢書》敘 政無所謂中西也。列國並立，不能無約束，於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於是乎有官制；民無恆產則國不可理，於是乎有農政、礦政、工政、商政；逸居無教，近於禽獸，於是乎有學校；官民相處，秀莠匪一，於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自保護，於是乎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國者之通義也。中國三代尚已，秦漢以後，取天下於馬上，制一切法草，一切律則，咸為王者一身之私計，而不復知有民事。其君臣又無深心遠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規，徒因陋就簡，委靡廢弛，其上焉者，補苴罅漏，塗飾耳目。故千瘡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來之中國，雖謂之無政焉可已。歐洲各國，土地之沃，人民之賾，物產之衍，匪有邁於中國也，而百年以來，更新庶政，整頓百廢，始於相妒，終於相師，政治學院，列為專門，議政之權，逮於氓庶。故其所以立國之本末，每合於公理，而不戾於吾三代聖人平天下之義。其大國得是道也，乃縱橫汪洋於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國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見吞噬於他族。播其風流，乃至足以辟美洲，興印度，強日本，存暹羅。西政之明效大驗，何其盛歟？利、徐以來，西學始入中國，大率以天算格致為傳教之梯徑。自晚明以逮乾嘉，魁儒巨子，講者蓋寡，互市以後，海隅士夫，怵念於敗衄，歸咎於武備，注意於船械，興想於製造，而推本于格致。於是同文館、製造局、船政所各事，南北踵起。而旁行之書，始行於學官，象鞮之筆，漸齒於士類。然而舊習未滌，新見未瑩，則咸以為吾中國之所以見弱於西人者，惟是武備之未講，船械之未精，製造之未嫻。而於西人所以立國之本末，其何以不戾於公理，而合於吾聖人之義者，則瞠乎未始有見，故西文譯華之書數百種，而言政者可屈指算也。吾既未識西人語言文字，則翹頸企踵仰餘瀝於舌人之手，一新譯政書出，購之若不及。雖然，所譯之書，未必其彼中之良也；良矣，譯者未必能無失其意也。即二者具備，而其書也，率西域十餘年以前之舊書，他人所吐棄而不復道者，而吾猶以為瑰寶而珍之，其為西域笑也，固已多矣。又況並此區區者，乃不過燕吳粵一隅之地有通行本，而腹地各省鄉僻績學士，猶往往徒睹目錄，如宋槧元鈔，欲見而不可得。嗚呼！中國之無人才，其何怪歟？乃從肆客之請，略擷其譯本之最要者，或家刻本少見者，或叢刻本無單行者，得十餘種匯為一編，俾上石以廣流通。其華人之深通外事而有獨見者，亦附數種焉。腹地之省，鄉僻績學之士，其或願聞之也。雖然，其細已甚，欲免於西儒之笑難矣，慰情聊勝無，亦靡恧焉。若責以古賢編輯之體例，則俟譯本遍天下，必有人從而抉擇之、厘定之者。 《西書提要·農學》總序 論者謂中國以農立國，泰西以商立國，非也。歐洲每年民產進項，共得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兆兩；而農田所值，居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兆兩；商務所值，僅一千一百二十兆兩。然則歐洲商務雖盛，其利不過農政十分之一耳。稼植之富，美國為最，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二百。而化學家以為能盡地力，每十方里所產，可養人至一萬六千，較美國今日所產，增十餘倍，而美國所產，較歐洲尚增一倍有餘。然則今日歐洲農政，直萌芽之萌芽耳。中國農政，又遠在歐洲後，如三十四與十二之比例。西人謂設以歐洲尋常農學之法所產，推之中國，每縣每年可增銀七十五萬，推而至一省十八省，當何如耶？推而至十年百年，又當何如耶？況中國去赤道近，日熱厚，雨澤足，同用一法，所獲又可加豐於歐洲，若推而極於盡地力之法，又當何如耶？故中國患不務農耳。果能務農，豈憂貧哉！今之譚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富國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舍本而圖末，無惑乎日即於貧，日即於弱也。西人言農學者，國家有農政院，民間有農學會，農家之言，汗牛充棟。中國悉無譯本，只有《農學新法》一書，不及三千言，本不能自為一部。今特立此門，采《格致匯編》中，與農學比附者益之，以明此事為切要之舉，以俟後之君子，續譯巨編，俾裒然成帙焉。 《俄土戰紀》敘 西歐人恆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黷，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嗚呼！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希臘之自立也，塞爾維亞門的內哥布加利亞羅馬尼亞赫次戈緯納之叛土也，六大國之以兵力脅土也，其事皆自俄羅斯發之。蓋俄人承先君大彼得遺命之志，欲得志於東方者，歷數百年，而其心未嘗少渝也。東方有病夫國，俄之大利也。土既不悟，而猶屢授人以可抵之隙，一舉而屬國分裂矣，再舉而歐洲各土，開協議會於土之廷矣，三舉而黜其君，執其政，豆剖其地矣。昔之泱泱雄國，囊括東西羅馬之舊土，跨亞歐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然不絕如線矣。猶復不思自振，禍亂將至，則補苴彌縫，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復晏然為燕雀之計，處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間歲輒起，每起必喪師割地，日朘月削，而不復能國其國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亞之事，西方論者，以為若在十年前，則土其必亡矣；今者歐洲諸雄，方並心注力於中國，無暇以餘力及區區之土，而土遂獲全焉。嗚呼！與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況於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而尚欲以苟延旦夕，為小朝廷者乎？嗚呼！吾願取湯君覺頓筆譯俄土之事，懸諸國門，以為我四萬萬人告也。 譯印政治小說序 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憚莊嚴而喜諧謔，故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靡靡而忘倦焉。此實有生之大例，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善為教者，則因人之情而利導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於寓言。《孟子》有好貨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辭，寓譎諫於詼諧，發忠愛於馨艷，其移人之深，視莊言危論，往往有過，殆未可以勸百諷一而輕薄之也。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莊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黌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且從而禁之，孰若從而導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於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孔子失馬，子貢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豈子貢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龍伯大人與僬僥語，則不聞也。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者」矣。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特采外國名儒所撰述，而有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附於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 《日本國志》後序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啓超讀之，欣懌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誦言曰，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數米鹽，登廟廡而誦昭穆也，則良史之才矣。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乃至知吾世，審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榮其國，言焉者輔其文。其不能用，則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輇材諷說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謂經世，先王之志斯義也。吾以求諸古史氏，則惟司馬子長有取焉。雖然，道己家事者，非愚呆蒙崽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隱曲，若夫遠方殊類，邈絕倜侏之域，則雖大智長老，聞言未解，游夢不及，況欲別閨闥話子姓數米鹽哉，此為尤難絕無之事矣。司馬子長美矣，然其為《史記》也，則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國二千年無正史，私家紀述，穢雜不可理，彼中學子能完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鮮，況以此士之人，譚彼岸之書，異域絕俗，殊文別語，正朔服色器物名號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從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以禍為福，以弱為強，一舉而奪琉球，再舉而割台灣，此士學子鼾睡未起，睹此異狀，橋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讀《日本國志》，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閨闥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豈惟今日之事而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為遲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豈可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雖然，古之史乎皆有恉義，其志深，其恉遠。啟超於黃子之學，自謂有深知其為學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敢告讀是書者，論其遇，審其志，知所戒備，因以為治，無使後世咨嗟而累欷也。 讀《日本書目志》書後 梁啓超曰：今日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矣。吾師南海先生，早睊睊憂之，大收日本之書，作《書目志》以待天下之譯者。謹按其序曰：「聖人譬之醫也。醫之為方，因病而發藥，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經而歸於《易》、《春秋》，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孔子慮人之守舊方而醫變症也，其害將至於死亡也。《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循詳，以待世變之窮而採用之。嗚呼，孔子之慮深以周哉！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衰矣，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吾尚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國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積池水而不易，則臭腐興；身面不沐浴，則垢穢盈；大地無風之掃蕩改易，則萬物不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黯；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今中國亦汲汲思自強而改其舊矣，而尊資格使耆老在位之風未去，楷書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補綴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補漏糊紙於覆屋破船之下，亦終必亡而已矣。即使掃除震盪，推陷其舊習而更張之，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業則農工商礦，皆以專門之學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吏士，問以大地道里，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墮煙霧，瞪目橋舌不能語，況生物心倫哲化光電重農工商礦之有專學新書哉？其未開徑路固也。故欲開礦而無礦學無礦書，欲種植而無植物學無植物書，欲牧畜而無牧學無牧書，欲製造而無工學無工書，欲振商業而無商學無商書，仍用舊法而已。則就開礦言之，虧敗已多矣。泰西於各學，以數百年考之，以數十國學士講之，以功牌科第激勵之，其室戶堂門，條秩精詳，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國今乃始舍而自講之，非數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今吾中國之於大地萬國也，譬猶泛萬石之木航，與群鐵艦爭勝於滄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無火，昧昧然而操柁於煙霧中，即無敵船之攻，其遭風濤沙石之破可必也。況環百數習於出沒波濤之鐵艦，而柁工榜人，皆漁戶為之，明燈火張旌旗而來攻，其能待我從容求火乎？然今及諸艦之未來攻也，吾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緩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來諸業之書，萬百億千，吾中人識西文者寡，待吾數百萬吏士，識西文而後讀之，是待百年而後可，則吾終無張燈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今之公卿明達者，亦有知譯書者矣。曾文正公之開製造局以譯書也，三十年矣，僅百餘種耳。今即使各省並起，而延致泰西博學專門之士，歲非數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國語言文字，猶不能譯也。西人有通學游於中國，而通吾之語言文字者，自一二教士外，無幾人焉，則欲譯泰西諸學之要書，亦必待之百年而後可。彼環數十國之狡焉思啟者，豈能久待乎？是諸學終不可得興，而終不能求明而自強也。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興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盡通物理不可。凡此諸學，中國皆無其書，必待人士之識泰西文字，然後學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盡人通其學，不待識泰西文字而通其學，非譯書不可矣。然即欲譯書，非二十行省並興不可，即二十行省盡興而譯之矣，譯人有人矣，而吾岌岌安得此從容之歲月，然則法終不能變，而國終不能強也。康有為昧昧思之曰，天下後起者勝於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響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不入微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於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立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邇者購鐵艦槍炮築營壘以萬萬計，而挫於區區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懼震動，幾不成國。若夫一鐵艦之費數百萬矣，一克虜伯炮之微，費數萬金矣，夫以數萬金，可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為百度之本。自強之謀而不為，而徒為購一二炮以為齎敵藉寇之資，其為智愚何如也！嗚呼，日人之禍，吾自戊子上書言之，曲突徙薪，不達而歸，欲結會以譯日書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嗚呼！使吾會成，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台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國也，然今不早圖，又將為台灣之續矣。吾譯書之會，不知何日成也。竊憫夫公卿憂國者，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為之也。購求日本書至多，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漢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無用，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啟超既卒業，乃正告天下曰：譯書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詳矣。啟超願我農夫，考其農學書，精擇試用，而肥我樹藝；願我工人，讀製造美術書，而精其器用；願我商賈，讀商業學，而作新其貨寶貿遷；願我人士，讀生理、心理、倫理、物理、哲學、社會、神教諸書，博觀而約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願我公卿，讀政治、憲法、行政學之書，習三條氏之政議，撢究以返觀，發憤以改政，以保我四萬萬神明之胄；願我君後，讀明治之維新書，借觀於寇讎，而悚厲其新政，以保我萬萬里之疆域，納任昧於太廟，以廣魯於天下。庶幾南海先生之志，則啟超願鼓歌而道之，跪坐而進之，馨香而祝之。 《新學偽經考》序 南海先生演孔之書四，而《偽經考》先出世焉。問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猶然與近世考據家爭一日之短長，非所敢聞也。梁啓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聖與天地參，製作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學，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義，傳之李斯，行教於秦，於是孔子之教一變；秦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君王矣。劉歆媚莽，贗為古文，摭瀆亂之野文，讎口說之精義，指《春秋》為記事之史，目大《易》為卜筮之書，於是孔子之教又一變；東漢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鑒茲破碎束閣六經，專宗《論語》，言理則剿販佛老以為說，言學則束身自好，以為能經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遠，於是孔子之教又一變，宋以後之學者，視孔子如迂儒矣。故小有智慧之士，以為孔子之義甚淺，其道甚隘。坐此異教來侵，輒見篡奪。魏唐佞佛，可為前車，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其事益悍，其幾益危。先生以為孔教之不立，由於孔學之不明，鋤去非種，嘉穀必茂，蕩滌氛霧，天日乃見，故首為是書以清蕪穢。至於荀學之偏，宋學之淺，但明於大道，則支流余裔，皆入範圍，非吾黨之寇讎，固無取於好辯。啟超聞《春秋》三世之義，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嘗試論之，秦以前據亂世也，孔教行於齊魯。秦後迄今昇平世也，孔教行於神州。自此以往，其將為太平世乎？《中庸》述聖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孔教之遍於大地，聖人其知之矣。由斯以談，則先生之為此書，其非與考據家爭短長，寧待辯耶？演孔四書，啟超所見者，曰《大義述》，曰《微言考》，並此而三。又聞之孔子作《易》、《春秋》，皆首著以元統天之義，所謂智周萬物，天且弗違。嗚呼！則非啟超之愚所能及矣。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六月朔，弟子新會梁啓超。 重印鄭所南《心史》序 啟超欲求鄭所南先生《心史》，養養然夢寐以之者十餘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無冰者，以家藏本見贈。窮日夜之力讀之，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既卒業，隱几瞢騰，睡則囈誦「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嚶作小兒啜泣聲，同捨生眙之，謂其病也。嗚呼！啟超讀古人詩文辭多矣，未嘗有振盪余心若此書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啟超讀之，則如見先生披垢膩衣，手八尺藤杖，凜凜然臨於吾前，滔滔然若懸河以詔我以所謂一是之大義者。嗚呼！此書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先生所抱主義，至單極簡；全書殆數萬言，所陳說唯一義，反之復之，絡之繹之，而不見其有一詞之費。《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荀卿釋之曰，故君子結於一也。 先生之謂矣！今之少年，其貌為先生之容者蓋比比，吾不敢謂其皆無先生之志。雖然，學先生者必於其本。本原一謬，其去千里。吾觀先生性情之厚，其獨得於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幾，至其堅苦刻厲，力學自得之處，曷嘗不諄諄然，示後輩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誠而已矣。今之少年，發憤於國之積弱，詬龜呼天，或且遷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維新之業，彼中人士，推論自出，皆曰食儒教之賜無異辭。吾讀所南先生之書，而嘆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國家之衰而建置之者，蓋在是矣，蓋在是矣！夫先生蓋舍儒教外，他無所學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諸我國數千年先民中，罕與相類。惟日本之吉田松陰絕肖之：其行誼之高潔肖；其氣象之俊偉肖；其主義之單純肖；其自信之堅確肖；其實行其所持之主義，百折而氣不挫也肖；其根本於道心道力，予天下後世以共見也肖。嗚呼！海西海東數百年間，兩人而已，兩人而已。顧以一松陰能開今後之日本，而先生乃齎志沒，僅以區區之《心史》貽子孫，此蓋所處之時勢難易不同。而日本則一松陰唱之，十百千萬松陰和之，而所南並世無一所南。豈惟並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謂區區之《心史》，猶若隱若見於人間世，而舉國中，知有先生者，尚不可多得，微論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逾此理。」又曰：「今之人，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剞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與合。」又曰：「我始之待人為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者有之。」嗚呼！人心敗壞一至此極，欲國之不亡，豈有幸也？嗚呼《心史》！嗚呼《心史》！書萬卷，讀萬遍，超度全國人心，以入於光明俊偉之域，乃所以授拯數千年國脈，以出於層雲霿霧之中，先生有靈，尚呵護之。乙巳四月，後學梁啓超校竟記。 《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所敢言也。何也？文正所受於天者，良無以異於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當學絕道喪人慾橫流之會，窳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非甚強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而嚴師畏友，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靈典冊，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夾輔，自營養，猶或可以杜防墮落，而漸進於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日三復，而終身誦焉也。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書六經亦蓋備矣。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為陳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諸賢闡揚輔導之言，益汗牛充棟，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而貧於發揚。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也明矣。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練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其孰能致者。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而文正以樸拙之姿，起家寒素，飽經患難，丁人心陷溺之極運，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 《適可齋記言》、《記行》序 中國之為人弱，其效極於今日，而其根伏於數十年以前。西人以兵弱我者一，以商弱我者百。中國武備不修，見弱之道一，文學不興，見弱之道百。西人之始來也，非必欲得地也，滅國也，通商而已。通商萬國之所同也，客邦之利五，而主國之利十，未或以為害也。害惡在？中國人士處暗室，坐眢井，懵不知外事，又疲散苶耎，苟欲彌一日之患，而狃於千歲之毒，彼族察是，故相待之道，曰欺曰脅。而我之遇彼也，如叢神與弈秋博，無著不謬，無子不死，一誤再誤，以訖於今。嗚呼，不可謂國有人矣！啟超自十七歲頗有怵於中外強弱之跡，顧鄉處寡學，因 駕南翔，求所謂豪傑之士，周知四國者，所見所聞，其象鞮之流，往往學此為衣食計，無通識，無遠志；或有宿學清流，銳意新學，然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士，隔膜影響，如貧子說金，終無是處，蓋帖然概於心者不過數人。顧聞馬君眉叔將十年矣，稱之者一，而謗之者百，殷殷願見，彌有歲年。今秋海上忽獲合併，共晨夕飫言論者十餘日，然後霍然信中國之果有人也。世之謗君者勿論，其稱君者，亦以為是嘗肄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以來可斗量也。吾有以窺君之學，泰西格致之理，導源於希臘，政律之善，肇矩於羅馬。君之於西學也，鑑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識沿革遞嬗之理，通變盛強之原，以審中國受弱之所在。若以無厚入有間，其於治天下若燭照而數計也。君書未獲見，所見者二種：《適可齋記言》、《適可齋記行》，非君特撰之書也。然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義，皆為數十年以後治中國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寧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寧有將來？宋殤之於孔父，知而不能用，春秋罪之，是或有天運焉，則更何惑乎謗君者之百其喙以吠聲也。吾請進一言，願君捐慮覃精為其所欲為者，成一家之言以詔天下。荀卿不云乎，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窮極必變，天之道矣。四萬萬之人寧冥冥以淪胥歟？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日，新會梁啓超謹敘。 《近著第一輯》序 民國九年春，歸自歐洲，重理舊業，除在清華、南開諸校擔任功課，及在各地巡迴講演外，以全力從事著述。已印布者，有《清代學術概論》約五萬言，《墨子學案》約六萬言，《墨經校釋》約四萬言，《中國歷史研究法》約十萬言，《大乘起信論考證》約三萬言，又三次所輯《講演集》約共十餘萬言。其餘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示的情感》約五萬言，《國文教學法》約三萬言，《孔子學案》約四萬言，又《國學小史稿》及《中國佛教史稿》全部棄卻者各約四萬言。其餘曾經登載各日報及雜誌之文，約三十餘萬言。輒輯為此編，都合不滿百萬言，兩年有半之精力，盡在是矣。本編殊蕪雜不足齒錄，過而存之，藉覘異時學力之進退云爾。上卷即《歐遊心影錄》之一部分，彼書既中輟，錄其可存者分別標題凡八篇。中卷專為研究佛典之著作，內中有《中國佛教史》之一部分，都凡十二篇。下卷研究國史及其他國學之著作及政治問題諸論文與夫無可歸類者凡二十七篇，與三次所編講演集無一從同焉。十一年雙十節編定，啟超記。 ◇史部新序──【近人書話】 《春秋中國夷狄辨》序 自宋以後，儒者持攘彝之論日益盛，而彝患亦日益烈；情見勢絀，極於今日，而彼囂然自大者，且日嘵嘵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則曰，是實《春秋》之義。烏乎！吾三復《春秋》，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吾遍讀先秦兩漢先師之口說，而未嘗見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粗粗，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昇平，則內諸夏而外彝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治之也，有先後之殊；其視之也，無愛憎之異。故聞有用夏以變彝者矣，未聞其攘絕而棄之也。今論者持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彝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且《春秋》之號彝狄也，與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彝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彝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不明此義，則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以雲中國，孰中於是？而楚秦之為彝狄，何以稱焉，不寧惟是。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彝狄之；《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晉伐鮮虞何惡乎，晉而同彝狄也。」何註：伐同姓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繁露·竹林篇》：「鄭伐許何惡乎，鄭而彝狄之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故大惡之。」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邾婁等也而狄之；何註：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故彝狄之。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衛也而狄之；《穀梁傳》：「或者衛也。伐太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哀六年，「城邾婁葭」，魯也而狄之。何註：城者取之也，邾婁未嘗加非於魯，魯數圍取邾婁邑，不知足有彝狄之行。夫晉、鄭、邾、衛，中原之名國也。魯者尤《春秋》所託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為彝狄，又何以稱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彝狄而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彝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竹林篇》。大哉言乎！然則《春秋》之中國彝狄，本無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雖中國也，靦然而彝狄矣。其無彝狄之行者，雖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則藉曰攘彝焉云爾，其必攘其有彝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號為中國而恕之，號為彝狄而棄之，昭昭然矣。何謂彝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彝狄。痛乎哉！《傳》之言也，曰然則易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彝狄也。昭二十三年。然則吾方日兢兢焉求免於《春秋》，所謂彝狄者之不暇，而安能彝人，而安能攘人哉？是故以治天下治萬世之義言之，則其不必攘也如彼，以治一國治一時之義言之，則其不能攘也如此，吾卒不知攘彝之言，果何取也。徐君君勉既學於南海，治《春秋》經世之義，乃著《中國彝狄辨》三卷，一曰中國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國之，三曰中國彝狄。進退微旨，於以犁千年之謬論，抉大同之微言。後之讀者，深知其意，則嘵嘵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國之彝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雖然，以孔子之聖，猶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則世之以是書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幾矣。 《中國地理沿革圖》序 讀史不明地理，則空間觀念不確定，譬諸築室而拔其礎也。鄭夾漈病之，故以圖譜廁二十略之一，刻意締構，惜未睹其成。清儒治樸學，頗肆力及此。若德清胡氏之於《禹貢》，番禺陳氏之於西域，皆以圖附考，斐然可觀；然所治者廑部分而已。晚清宜都楊氏，始有《歷代地理沿革圖》之作，上下古今，斷代設治，洵吾學界一盛業也。惜純用舊法，山脈河流，不便追尋；又割葉裝訂，極難檢閱，其位置考證錯舛之處亦復不少。夫作始本難，而技術復為時代所限，不足為昔人病也。獨惜楊氏以後，迄無繼起，斯真士大夫之羞也已。滕縣蘇子，以其極縝密之學力，極穠郁之興味，極忠實強毅之責任心，竭十年之力，累易其稿，製成斯圖。夾漈、宜都有知，可以瞑矣。抑吾更欲有所要於蘇子者，圖與表之相依若輔車也。清代官私著述之地理沿革表雖數家，然各有闕失，俱不便檢閱。以蘇子之學力，儻能踵斯圖之後，更用今代體例，著一極浩博、極翔實之地理辭典，則所以餉遺吾儕者雲胡可量？蘇子如有志也，則吾更願有所貢於蘇子。吾恨迄今未識蘇子，吾樂贄此序以友蘇子。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梁啓超。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 往者坎巨堤一役，舉帕米爾千餘里之地，拱手讓之俄人，論者追原其故，竊咎吾國士夫，暗於西北地理，故外交之間，失敗至此，至今以為恨。予嘗嘆西疆地遼遠，環天山南北，廣輪三萬餘里，東扼長城，北控蒙古，南連衛藏，西阻蔥嶺，屏蔽秦隴燕晉，若巨防然。緣邊之地，壤接英俄，犬牙相臨錯，人民羠羯雜處，語言謠俗，與中土殊絕。英俄二國，復爭惎其間，控馭一失當，則不幸往往有事。有清同光之際，界約屢訂，藩籬漸撤，朝野動色，始以西陲為憂。於是建行省，設郡縣，蓋與內地侔矣。而二三學士，亦稍稍稽志乘，刺取其因革利病，各自為書，備謀國者採擇。然大抵耳食舊聞，不能會其通，讀者欲一觀諸要難。蓋自馬遷、班固以來，紀大宛，傳西域，率得之譯史傳聞；而佛國西域諸記，又每參以梵語，故一史所收，紀傳互異，諸書錯見，稱謂不同，疏漏牴牾，亦勢然也。余友徐子，前清之季，嘗辟佐新疆大府，簿書餘暇，輒鉤考史傳，旁及佛藏說部，方言譯語，靡不研貫，證以所聞見，歲久成《西疆建置沿革考》一書。舉凡域望之齵差，道里之遠近，種姓之區分，郡邑之改並，與夫戶口息耗，食貨盛衰，民俗純駁之不齊，皆衡論折衷，詳其得失窮變之由，備著於篇，令當世得覽，可謂體大思精者矣。徐子負奇才，意氣不可一世。當居西疆時，馳匹馬，絕大漠，所至察其山川形勢，慨然有籌邊之志。其所規畫甚眾，不得竟其用，而僅以書著也。惜哉惜哉！讀是書者，毋徒震於其考據之精詳，而深原所以著書之意，此則能知徐子者爾。 《清代通史》序 昔讀《亨林集·書潘吳二子事》之篇，竊嘆力田、赤溟兩先生，弱齡樹志，抗跡遷固，奮然以私家之力，負荷國史，雖橫攖文網，業弗克竟。然其所草創，能使一代大師如顧寧人者，推挹詠嘆，何其卓躒而閎遠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無日，即成亦決不足以饜天下之望。吾儕生今日，公私紀錄未盡散佚，十口相傳，可征者滋復不少，不以此時網羅放失，整齊其世傳，日月逾邁，以守缺鉤沉盤錯之業貽後人，誰之咎也？亦既數數發憤思以自任，而學殖譾淺又多所驚，而志慮不專壹，荏苒鮮就，彌用增怍。顧嘗端居私祝，謂後起俊彥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絕於天壤，蓋有之也我未見之耳。吾友蔣百里手一編見視，則蕭子一山之《清代通史》，為卷三，為篇十六。已寫定者僅上卷三分之二，為篇四，為文三十餘萬言。余窮一日夜力讀卒業，作而嘆曰：蕭子之於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亦罕見也。近世史學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謂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此不乏能言之者。雖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別，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術，亦不一致，其孰為最饜心而切理者且勿論，然而實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人之理想得有所麗以商榷於世者，何其寥寥也。豈非闡理則易為言，責事則難為力。夫史之為物，兼天下之至賾與天下之至動，所取材者既患其寡，復患其多，既不容騁絲豪理想於事實以外，又非可平臚事實於紙上，如抄胥雲耳。於其至賾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無漏無舛矣，更求所以入吾范，勿使亂。於其至動者觀其相生，觀其相消，觀其相盪；盬其主，絜其從，擿其伏，究其極。凡此舉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與此至賾至動之事實作緣，心力常注於其中，而眼光常超於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與於斯？蕭子之學，未見其止，但以所睹本書四篇論，其所述者為明清嬗代之樞機，為歐亞接觸之端緒，為跡至棼而不易理，為幾至微而不易析，讀斯書何其乙乙而抽，淵淵而入，若視庵摩羅於掌上，而嚼諫果於回甘也。遵斯志也，豈惟清史漁仲、實齋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將於蕭子焉有望矣。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視蕭子何如？世有顧亭林，其必能衡而鑒之。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啓超序於京師北海之松坡圖書館。 《地名韻語》序 地誌之書，濫觴蓋古。《周官·職方》，《漢書·地理》，紀載自昔，源流斯衍，類簡而勿漏，詳而易舉。爾後著錄日夥，搜集愈博，風土之記，汗及萬牛；郡縣之志，溢於五車。斯有資於肆索，顧不適於記誦。慶笙先生愍其若茲，刺取地名，系以韻語，愛自帝京，訖於黔滇，撮彼行省，都為一帙。韓君雲台，續有補纂，根本舊區，辟置新土，以及都會所在，道里遠近，罔不條分縷析，絲連繩貫，斯可謂行地之捷蹊，童拾之遐軌。昔荷池槧本，有道里經緯之表，申耆著述，有地理韻編之釋，久已脛走宇內，服膺藝林。斯編之作，未或讓之。若因是以求夫沿革之跡，險要之區，人民風俗之大，耆舊物產之碎，綱舉目張，星羅棋布，必有事半於曩而功倍於昔者。然則是書又豈徒供蒙求之用，獲咫聞之益也乎？ 《陽明先生傳》及《陽明先生弟子錄》序 陽明先生百世之師，去今未遠。而譜傳存世者，殊不足以饜吾儕望。集中所附年譜，諸本雖有異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編次為舊本。卓吾之雜駁誕詭，天下共見，故譜中神話盈幅，尊先生而適以誣之。若乃事為之犖犖大者，則泰半以為粗跡，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學案》千古絕作，其書固以發明王學為職志，然詳於言論，略於行事。其王門著籍弟子搜采雖勤，湮沒者亦且不少。餘姚邵念魯廷采嘗作《陽明王子傳》、《王門弟子傳》，號稱博洽，顧未得見，不識視梨洲何如？且不知其書今尚存焉否也？居恆服膺孟子「知人論世」之義，以謂欲治一家之學，必先審知其人身世之所經歷，蓋百家皆然。況於陽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為教，其表見於事為者正其學術精詣所醇化也，綜其出處進退之節，觀其臨大事所以因應者之條理本末，然後其人格之全部乃躍如與吾儕相接，此必非徒記載語錄之所能盡也。鐵山斯傳，網羅至博，而別裁至嚴，其最難能者於贛閩治盜，及宸濠思田諸役，情節至繁賾紛亂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極廉銳極飛盪之文，使讀者如與先生相對，■然見大儒之精義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傳，則掇拾叢殘於佚集方誌，用力之艱，什伯梨洲，而發潛之效過之。蓋二書成而姚江墜緒復續於今日矣。抑吾尤有望於鐵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譜》，以謂欲治朱學，此其梯航，彼蓋於言論及行事兩致重焉。鐵山斯傳正史中傳體也，不得不務謹嚴，於先生之問學與年俱進者，雖見其概，而未之盡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譜，以論學語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歲月有可考者，皆從而次之，得彼與斯傳並行，則誦法姚江者，執卷以求，如歷階而升也。鐵山儻有意乎？民國十二年三月新會梁啓超。 《義烏吳氏家譜》序 譜牒之學，起於周漢，而極盛於南北朝。夫南北朝所以獨尊譜牒者何耶？自永嘉之亂，河洛淪為■腥，胡羯鮮卑氐羌諸裔，交錯於中國，其後乃至如元魏之九十六族，咸減字譯音以冒漢姓。於是神明遺胄，如范陽之盧、博陵之崔等，不能不各溯其祖之所自出，以自翹異，以示其子孫。故北朝譜牒之重，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大江以南，雖自漢以來，次第置郡國；然土著之民，半屬夷越，晉元渡江，中原衣冠閥閱，相從南徙，王謝郗庾之倫，懼播遷之後，數典忘祖。於是系固有之郡望，著其世次，使永不忘其所自來，此南朝譜牒之重，又良有其不得已者存也。或者曰：門閥之見，增憍慢，獎褊心，非所以善群。斯固然也。雖然，人性固恆恃其所觀感激勸，而日以向上，為人子孫者，食舊德，誦先芬，知吾祖若宗所以立身砥行，效忠於國而光大其家者為何如，則往往悚惕鼓舞，求所以自建樹，不墜其緒。《詩》不云乎，「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人人如是，則不肖者懼，而善者勸矣。若是乎譜牒之可以翊助世教，如此其重也。《隋書·經籍志》著錄之諸譜，今無一存矣。然而故家名族，相傳家乘，未經陳農之采，未入劉向之校，而體例謹嚴，紀載詳備者，尚往往而有，談國故者寶焉。延陵吳氏之譜，據于志寧序，謂創修者，實為東漢灈陽侯如勝。其信否雖不敢知，然以《隋志》所載，褚氏、江氏、庾氏、裴氏、虞氏、曹氏、明氏之家傳家記世錄等，其撰人多出魏晉之際。然則吳譜傳自漢末，其事蓋非不可能。又據明弘治桂鉞之序，則覙述舊譜自灈陽侯以下世次，一無所紊，其佚名者則闕其名而但著其代，其支派之遷徙，皆朗然如列眉，非代有所受之，而能如是耶？吳氏自泰伯以來，以北人而首殖民於南服，姬宗受封命氏者數十，及周之衰，則零落殆盡，而吳乃綿歷數千歲，至今為名宗。大江以南，血統之純，世澤之遠，未有能與吳氏抗顏行者。義烏之吳，吳氏支派之一耳。然其譜，自明洪武、弘治、萬曆，清順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緒，未有經五十年不修者。其第十三修之本，成於光緒十年，距今亦僅四十一年耳。其族之長老，又復有十四修之舉，其敬宗收族，繼繼繩繩之盛業，抑何其遠耶！昔泰伯季札，以禮讓儀型天下，實為吾中華民族道德之源泉，國之能與天地久長者恃此。今也承澆末之敝，貴爭賤讓，謬種流傳，神明之胤，其不淪胥以亡者如發。吳氏子孫，其有能闡揚世德，以風天下者耶？此又非獨一人一姓之事云爾。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新會梁啓超拜撰。 《龍游縣誌》序 昔章實齋以曠代史才，不獲藉手述作國史，乃出其緒餘以理方誌；方誌托體之尊，自章氏始也。章氏論方誌善矣！其所撰纂，自《和》、《毫》、《永清》諸州縣誌，以迄《湖北省志》，皆卓然自成一家言，且所業與年俱進。雖然，尚有未能盡慊人意者：專注重作史別裁，而於史料之搜輯用力較鮮，一也；嫉視當時考證之學，務與戴東原立異，坐是關於沿革事項率多疏略，二也；其所自創之義例，雖泰半精思獨辟，然亦間有為舊史觀念所束縛，或時諱所牽掣，不能自貫徹其主張者，三也。夫以章氏於斯學為大輅椎輪，勢固未能立造極詣，且以羈棲幕府之身，所敘述者非所夙習，憑官力以采資料，既常不獲如意，而咻而吠之者復日集其旁，則所就者不能如所期，亦宜然耳。獨怪章氏曉音瘏口，弘闡斯學於今既百有餘年，後之作者，匪直不聞有所光大損益，並踵其成規深知其意者且不一睹焉。士之識錮而志偷，不能有所負荷也非一日矣。吾友龍游余越園恥之，雖任國立法政大學教授，校課繁忙，猶矻矻述作，以四年之功，成其縣誌四十二卷。為紀者一，曰通紀，得卷凡一。為考者五，曰地理，曰氏族，曰建置，曰食貨，曰藝文，得卷凡六。為表者三，曰都圖，曰職官，曰選舉，得卷凡八。為傳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四。為略者三，曰宦績，曰節婦，曰烈女，得卷凡二有半。為別錄者二，曰人物，曰列女，得卷凡一有半。右二十三卷，是為正志。叢載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是為附志。都四十卷。卷首曰敘例，則自述其治斯學所心得，泐為一家言以詔來許，是為前錄。卷末曰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則馬班序傳之遺恉也，是為後錄。越園之治學也，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純采科學家最嚴正之態度，剖析力極敏，組織力極強，故能駕馭其所得之正確資料，若金在爐，惟所鑄焉。其為文也，選辭爾雅而不詭澀，述事綿密而不枝蔓，陳義廉勁而不噍殺。凡此，善讀越園書者，當能自得之，無取吾喋喋也。吾所欲言者，越園此書在方誌學中其地位何如。越園之學，得諸章實齋者獨多，固也；然以此書與實齋諸志較，其史識與史才突過之者蓋不鮮。掌故、文征兩部實齋特創，越園因之；然實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題曰《政書》，雜廁書中紊其倫脊，其《湖北志》，則與正志並列為三書，未免躋附庸於宗國。越園別為附志，以隸於正志，主從秩然，其長一也。實齋著書義例，皆散見各篇敘傳中，徵引駁詰，動輒萬言，其為後學開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誠不在禹下。雖然，此乃述學非作史也。故《和》、《亳》諸志之文，可移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諸《湖北》，掎摭者譏其蕪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謂實齋為傑出之史學批評家則可，謂所著述遂為良史蓋未可。越園述學之恉，具見敘例。其正志，則以胸中繩墨自檢束，而不雜置繩墨於壁牖間，以汩其構造之美，寓文理密察於潔淨精微中，其長二也。實齋以鄙薄考證之故，所作諸志，惟憑固有資料，用自己獨創之史裁，加以新組織，其資料有闕漏者，罕予搜補。越園之書，如《氏族考》，調集數百家譜牒，經極詳慎之去取別擇，而得其經緯脈絡。其《清代職官表》，康熙後既無所憑藉，乃搜斷片於文集筆記詩歌質劑或祠壁井闌中，天吳紫鳳縷錯織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嘔心血鑄成，其餘他篇類此者尚夥，徵引之書，不下四五百種，實為搜集史料辨證史料之最好模範，其長三也。實齋諸志皆有前志列傳，謂所以辨祖述之淵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於舊志之文刪削殆盡，間采數十條，則以為駁斥之資而已。夫舊志泰半蕪穢，見蔑固宜，然一切拉雜摧燒，則新著又安所據？越園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從，亦不輕僈，舊志舛者訂之，可存者采之，一經甄冶，轉成璆琳，其長四也。實齋知紀傳相經緯之義，且極言宜采其意以用諸方誌，乃其所作諸志，除《鄂志》之《皇朝編年紀》已佚外，余則僅有《皇言恩澤》等紀，純屬部分的官樣文章，不足為全書綱領條貫，則作紀之志荒矣。越園通紀之作，綜一縣二千年間大事，若挈裘振領，為考表傳略之尺度，俾得所麗，其長五也。實齋知族屬譜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專取科第之家，所載繁而不殺，一般民庶。概付闕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計體例亦正相類，蓋為《唐書·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縛，不克自廣。越園之《氏族考》，根據私譜，熟察其移徙變遷消長之跡，而推求其影響於文化之優劣，人才之盛衰，風俗之良窳，生計之榮悴者何如，其義例為千古創體，前無所承。其功用則抉社會學之秘奧，於世運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長六也。舊志藝文，猥蕪特甚，實齋以正史藝文經籍志例繩之，釐正其名實，厥議偉矣。其所著關於此門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獨於《和州志》見其梗概，其大蔽則在執向歆《錄》、《略》之舊，以強馭後世著作之分類，齗齗於校讎義法，而於作者年代，本書內容，反罕措意焉。越園之《藝文考略》，仿朱氏《經義考》例，詳錄其序例解題，或自作提要，間加考證，令讀者得審原書價值，以年代為次，一展卷而可見文學盛衰之大凡，其長七也。實齋之《鄂志·食貨考》，今所存者僅一篇，誠不愧為一代傑作，惜全豹未睹焉。若其《永清志》，則此等極重要之民生事項，悉以入政書之戶科，與其他官書之陳腐條文相雜，蕪累實甚。越園茲考，以戶口田賦水利倉儲物產及物價為次，什九皆憑實地採訪，加以疏證；其必須參考官書格式者，則入諸附志之掌故，以期體裁峻潔，讀者不迷，其長八也。實齋之重表也至矣。顧其所作諸志，於地理部分有圖有考而無表。越園創立都圖表，道里遠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與氏族考互證，其長九也。名宦與人物異撰，宜專紀宦績，實齋言之備矣，然宦績揚善隱惡，猶沿舊志成見。越園采康對山《武功志》之意，美惡並書，非但以存直道，亦將以儆官邪，俾圖治者得所鑒焉，其長十也。越園書既成，使啟超為之序，啟超為校課所煎迫，日不暇給，僅得略事翻讀，殊不足以窺其美富。顧吾常以為實齋以前無方誌，故舉凡舊志，皆不足與越園書較。以越園書較實齋書，其所進則既若是矣，無實齋則不能有越園，吾信之，越園宜亦伏焉。然有實齋不可無越園，吾信之，實齋有知，當亦頷首於地下也。夫方誌之學，非小道也。吾儕誠欲自善其群以立於大地，則吾群夙昔遺傳之質性何若？現在所演進之實況何若？環境所薰習所驅引之方向何若？非纖悉周備，真知灼見，無以施對治焉。舍歷史而言治理，其言雖辯無當也。中國之大，各區域遺傳實況，環境之相差別蓋甚賾，必先從事於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後可以觀其全。不此之務，漫然摭拾一姓興亡之跡，或一都市偶發之變態，而曰吾既學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國作何狀，此又與於不知之甚也。有良方誌然後有良史，有良史，然後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藉。故夫方誌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於茲系焉。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夫好行小慧，言不及義之流，既不足責，上焉者稗販異域學說，不問其與國情相去若何道里，貿然欲見諸施行，或則墨守古訓，不恤時俗變遷，以責無實之效，操術雖異，其為游談則一而已。誠能一縣中有如越園者一人，孳孳焉為其縣泐一信史，以待國之良史受成焉以為言治理者之資，國其庶有豸也。夫越園之史才，固非可以責望於人人，雖然其書成規具在焉。創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但能如越園之勤求與其徵實，雖無其才，亦安在不能為其書也。嗚呼！其毋使《龍游縣誌》為我國方誌學中獨傳之作也。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啓超序於清華學校北院賃廬。 ◇詩文敘意──【近人書話】 《曾剛父詩集》序 剛父之詩凡三變。早年近體宗玉谿，古體宗大謝，峻潔遒麗，芳馨悱惻，時作幽咽淒斷之聲，使讀者醰醰如醉。中年以降，取徑宛陵，摩壘後山斫雕為樸，能皺能折能瘦能澀，然而腴思中含，勁氣潛注，異乎貌襲江西，以獰態向人者矣。及其晚歲，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入陶柳聖處。生平於詩不苟作，作必備極錘鍊，煉辭之功什二三，煉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於無復可洗伐，而猶若未饜。所存者則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千金也。故為詩數十年，而手自寫定者僅此。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善讀剛父詩者，蓋可以想其為人。抑得其為人，然後其所以為詩者乃益可見也。剛父與物無競，而律己最嚴，自出處大節，乃至一話一言之細，靡不以先民為之法程，從不肯藉口於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其於事有所不為也，於其所當為者，及所可為者，則為之不厭，且常精力彌滿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於至善。不屑不潔，其天性也，顧未嘗立崖岸焉以翹異於眾，而世俗之穢累，自不足以入之。其擇友至嚴峻，非心所期許者弗與親也。其所親者，則摯愛久敬，如其處父母昆弟之間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見。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歷二紀余，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蓋在清之季，諳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癥結也，舍剛父無第二人。及清鼎潛移，則於遜位詔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滯忽已處於致無可致之地，燭先機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鼎革之際，神奸張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縻之，剛父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復余財以自活。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飽，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嗚呼！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為詩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之詩矣。剛父長餘六歲，其舉鄉試，於余為同年，余計偕京師，日與剛父游，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瀹茗譚藝，達夜分為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褦襶子所能曉也。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既而余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鶯。」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念亂傷離，惻然若不能為懷也。余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屢值世難，不數數相見。剛父雖謝客，顧以余為未汩於世俗也，視之日益親。去歲六月剛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為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療于海濱，將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歸則剛父病已深，不復能相譚笑矣。剛父既沒，余與葉玉虎暨二三故舊襄治其喪。玉虎曰，此一卷者，剛父精神寓焉，且手澤也，宜景印以傳後，子宜為序。乃序如右。剛父諱習經，亦號蟄庵居士，潮之揭陽人，光緒己丑舉人，庚寅進士，起家戶部主事，歷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時年六十。其卒後一年，歲在丁卯三月之望，新會梁啓超序。 《秋蟪吟館詩鈔》序 昔元遺山有「詩到蘇黃盡」之嘆。詩果無盡乎？自三百篇而漢魏而唐而宋，塗徑則既盡開，國土則既盡辟，生千歲後而欲自樹壁壘於古人範圍以外，譬猶居今世而思求荒原於五大部洲中，以別建國族，夫安可得。詩果有盡乎？人類之識想若有限域，則其所發宜有限域，世法之對境若一成不變，則其所受宜一成不變。而不然者，則文章千古，其運無涯，謂一切悉已函孕於古人，譬言今之新藝術新器可以無作，寧有是處？大抵文學之事，必經國家百數十年之平和發育，然後所積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間。而所謂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絕特，其性情之篤摯，其學力之深博。斯無論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異於群眾，甚且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其振奇磊落之氣，百無所寄泄，而壹以迸集於此一途；其身所經歷，心所接構，復有無量之異象以為之資。以此為詩，而詩乃千古矣。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歐西之莎士比亞、戛狄爾，皆其人也。余嘗怪前清一代，歷康雍乾嘉百餘歲之承平，蘊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難，波詭雲譎，一治一亂，皆極有史之大觀，宜於其間有文學界之健者，異軍特起，以與一時之事功相輝映。然求諸當時之作者，未敢或許也。及讀金亞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無涯畔。吾於詩所學至淺，豈敢妄有所論列。吾惟覺其格律無一不軌於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嗚呼！得此而清之詩史為不寥寂也已。集初為排印本，余校讀既竟，輒以意有所刪選。既復從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寫稿帙，增如干首為今本，仍珠乃付精槧，以永其傳。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謂其詩他日必有知者。夫啟超則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萬丈光焰，韓公猶有群兒多毀之嘆，豈文章真價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乙卯十月新會梁啓超。 《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 一 晚清兩大家詩是什麼？一部是元和金亞匏先生的《秋蟪吟館詩》，一部是嘉應黃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我認這兩位先生是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驅，我認這兩部詩集是中國有詩以來一種大解放，這《詩鈔》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將兩部集裡頭最好的詩——最能代表兩先生精神，而且可以為解放模範的，鈔將下來。所鈔約各占原書三分一的光景。 我為什麼忽然編起這部書來呢？我想，文學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無論何時，總要積極提倡的，即使沒有人提倡他，他也不會滅絕，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來，因為稍有點子的文化的國民，就有這種嗜好。文化越高，這種嗜好便越重。但是若沒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卻會委靡墮落，變成社會上一種毒害。比方男女情愛，禁是禁不來的。本質原來又是極好的，但若不向高尚處提，結果可以流於丑穢。還有一義，文學是要常常變化更新的，因為文學的本質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趣味這件東西，是由內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交媾發生出來。就社會全體論，各個各個時代趣味不同，就一個人而論，趣味亦刻刻變化，任憑怎麼好的食品，若是頓頓照樣吃，自然討厭，若是將剩下來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沒有了。我因為文學上高尚和更新兩種目的，所以要編這部書。 我又想，文學是無國界的。研究文學，自然不當限於本國，何況近代以來，歐洲文化，好像萬流齊奔，萬花齊茁，我們僥倖生在今日，正應該多預備「敬領謝」的帖子，將世界各派的文學儘量輸入。就這點看來，研究外國文學，實在是比研究本國的趣味更大益處更多。但卻有一層要計算到，怎麼叫做輸入外國文學呢？第一件，將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國語言文字譯寫出來。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來自己著作，造出本國的新文學。要想完成這兩種職務，必須在本國文學上有相當的素養。因為文學是一種「技術」，語言文字是一種「工具」，要善用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術，要有精良的技術，才能將高尚的情感和理想傳達出來。所以講別的學問，本國的舊根柢淺薄些，都還可以，講到文學，卻是一點兒偷懶不得。我因為在新舊文學過渡期內，想法教我們把向來公用的工具，操練純熟，而且得有新式運用的方法，來改良我們的技術，所以要編這部書。 二 我要講這兩部詩的價值，請先將我向來對於詩學的意見，略略說明。 詩不過文學之一種，然確占極重要之位置，在中國尤甚。歐洲的詩，往往有很長的，一位大詩家，一生只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動輒數萬言，我們中國卻沒有。有人說是中國詩家才力薄的證據，其實不然。中國有廣義的詩，有狹義的詩，狹義的詩，「三百篇」和後來所謂「古近體」的便是。廣義的詩，則凡有韻的皆是，所以賦亦稱「古詩之流」，詞亦稱「詩餘」。講到廣義的詩，那麼從前的「騷」咧，「七」咧，「賦」咧，「謠」咧，「樂府」咧，後來的「詞」咧，「曲本」咧，「山歌」咧，「彈詞」咧，都應該納入詩的範圍。據此說來，我們古今所有的詩，短的短到十幾個字，長的長到十幾萬字，也和歐人的詩沒什差別，只因分科發達的結果，「詩」字成了個專名，和別的有韻之文相對待，把詩的範圍弄窄了，後來做詩的人在這個專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種自己束縛自己的東西，叫做什麼「格律」，詩卻成了苦人之具了。如今我們提倡詩學，第一件是要把「詩」字廣義的觀念恢復轉來，那麼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縛。為什麼呢？凡講格律的，詩有詩的格律，賦有賦的格律，詞有詞的格律；專就詩論，古體有古體的格律，近體有近體的格律，這都是從後起的專名產生出來。我們既知道賦呀詞呀……呀都是詩，要作好詩，須把這些的精神都熔納在裡頭，這還有什麼格律好講呢？只是獨往獨來，將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觸的對象，用極淋漓極微眇的筆力寫將出來，這才算是真詩。這是我對於詩的頭一種見解。 格律是可以不講的，修辭和音節卻要十分注意，因為詩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美的技術。若不從這兩點著眼，便是把技術的作用，全然抹殺，雖有好意境，也不能發揮出價值來。所謂修辭者，並非堆砌古典僻字，或賣弄浮詞艷藻，這等不過不會作詩的人，借來文飾他的淺薄處。試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從字順，謝去雕鑿，何嘗有許多深文謎語來？雖然選字運句，一巧一拙，而文章價值，相去天淵。白香山詩，不是說「老嫗能解」嗎？天下古今的老嫗，個個能解，天下古今的詩人，卻沒有幾個能做，說是他的理想有特別高超處嗎？其實並不見得。只是字句之間，說不出來的精嚴調協，令人讀起來，自然得一種愉快的感受。古來大家名作，無不如是，這就是修辭的作用。所謂音節者，亦並非講究「聲病」，這種浮響，實在無足重輕，但「詩」之為物，本來是與「樂」相為體用，所以《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代的好詩，沒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誦」之賦，所以勢力不能和詩爭衡，就爭這一點。後來樂有樂的發達，詩有詩的發達，詩樂不能合一，所以樂府咧，詞咧，曲咧，層層繼起，無非順應人類好樂的天性。今日我們做詩，雖不必說一定要能夠入樂，但最少也要抑揚抗墜，上口琅然。近來歐人，倡一種「無韻詩」，中國人也有學他的。舊詩裡頭，我只在劉繼莊的《廣陽雜記》見過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長，半有韻，半無韻。繼莊說他是天地間奇文，我笨得很，卻始終不能領會出他的好處。但我總以為音節是詩的第一要素。詩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賴乎此。修辭和音節，就是技術方面兩根大柱，想作名詩，是要實質方面和技術方面都下工夫。實質方面是什麼，自然是意境和資料。若沒有好意境好資料，算是實質虧空，任憑恁樣好的技術，也是白用；若僅有好意境好資料，而詞句冗拙，音節餖飣，自己意思，達得不如法，別人讀了，不能感動，豈不是因為技術不夠，連實質也糟蹋了嗎？這是我對於詩的第二種見解。 因這種見解，我要順帶著評一評白話詩問題。我並不反對白話詩，我當十七年前，在《新民叢報》上做的《詩話》，因為批評招子庸《粵謳》，也曾很說白話詩應該提倡。其實白話詩在中國並不算什麼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後，邵堯夫《擊壤集》全部皆是，《王荊公集》中也不少。這還是狹義的詩，若連廣義的詩算起來，那麼周清真、柳屯田的詞，什有九是全首白話。 元明人曲本，雖然文白參半，還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記》，佳處都是白話。在我們文學史上，白話詩的成績，不是已經粲然可觀嗎？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當洪水猛獸看待起來，只好算少見多怪。至於有一派新進青年，主張白話為唯一的新文學，極端排斥文言，這種偏激之論，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實質方面論，若真有好意境好資料，用白話也做得出好詩，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詩。如其不然，文言誠屬可厭，白話還加倍可厭。這是大眾承認，不必申說了。就技術方面論，卻很要費一番比較研究，我不敢說白話詩永遠不能應用最精良的技術，但恐怕要等到國語經幾番改良蛻變以後，若專從現行通俗語底下討生活，其實有點不夠。第一，凡文以詞約義豐為美妙，總算得一個原則。拿白話和文言比較，無論在文在詩，白話總比文言冗長三分之一。因為名詞動詞，文言只用一個字的，白話非用兩個字不能成話，其他轉詞助詞等，白話也格外用得多。試舉一個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譯出白話來是：「活著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我這兩句還算譯得對嗎？不過原文十字變成十七字了。所以講到修潔兩個字，白話實在比文言加倍困難。第二，美文貴含蓄，這原則也該大家公認。所謂含蓄者，自然非廋詞謎語之謂，乃是言中有意，一種匣劍帷燈之妙，耐人尋味。這種技術，精於白話的人，固然也會用，但比文言總較困難。試拿宋代幾位大家的詞一看，同是一人，同寫一樣情節，白話的總比文言的淺露寡味，可見白話本身，實容易陷入一覽無餘的毛病。（「容易」二字注意，並不是說一定）更舉一個切例，本書中黃公度的《今別離》四首，大眾都認他是很有價值的創作，試把他翻成白話，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話，不惟冗長了許多，而且一定索然無味。白話詩含蓄之難，可以類推。第三，字不夠用，這是做「純白話體」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樁事。因為我們向來語文分離，士大夫不注意到說話的進化，「話」的方面，卻是絕無學問的多數人，占了勢力，凡傳達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著。所以有許多字，文言裡雖甚通行，白話里卻成僵棄。我們若用純白話體做說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詞不夠。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義淺薄，而且不正確。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詞動詞不夠的苦痛。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生晚煙」，李太白的「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這種絕妙的形容詞，我們話裡頭就沒有方法找得出來。杜工部的「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深省」兩個字，白話要用幾個字呢，字多也罷了，意味卻還是不對。這不過隨手舉一兩個例，若細按下去，其實觸目皆是。所以我覺得極端的「純白話詩」，事實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強提倡，恐怕把將來的文學，反趨到籠統淺薄的方向，殊非佳兆。以上三段，都是從修辭的技術上比較研究。第四，還有音節上的技術。我不敢說白話詩不能有好音節，因為音樂節奏，本發於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謠，亦往往琅琅可聽，何況文學家刻意去做，哪裡有做不到的事？現在要研究的，還是難易問題。我也曾讀過胡適之的《嘗試集》，大端很是不錯，但我覺得他依著詞家舊調譜下來的小令，格外好些。為什麼呢？因為五代兩宋的大詞家，大半都懂音樂，他們所創的調，都是拿樂器按拍出來，我們依著他填，只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韻味雙美，我們自創新音，何嘗不能？可惜我們不懂音樂，只成個「有志未逮」，而純白話體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詞太多，動輒傷氣。試看文言的詩詞，「之乎者也」，幾乎絕對的不用，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傷氣，有妨音節。如今做白話詩的人，滿紙「的麼了哩」，試問從哪裡得好音節來？我常說，「做白話文有個秘訣」，是「的麼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則省，同一個原理。現在報章上一般的白話文，若叫我點竄，最少也把他的「的麼了哩」刪去一半。我們看《鏡花緣》上君子國的人掉書包，滿嘴「之乎者也」，誰不覺得頭巾俗氣，可厭可笑。如今做白話文的人，卻是「新之乎者也」不離口，還不是一種變相的頭巾氣？做文尚且不可，何況拿來入詩？字句既不修飾，加上許多濫調的語助辭，真成了詩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說，是專就技術上研究白話詩難工易工的問題，並不是說白話詩沒有價值。我想白話詩將來總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等到國語進化之後，許多文言，都成了「白話化」。第二，要等到音樂大發達之後，做詩的人，都有相當音樂智識和趣味，這卻是非需以時日不能。現在有人努力去探辟這殖民地，自然是極好的事，但絕對的排斥文言，結果變成獎勵俗調，相習於粗糙淺薄，把文學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慮及。其實文言白話，本來就沒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就是在律詩裡頭，「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情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那最高超雄渾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若說是定要滿紙「的麼了哩」，定要將《石壕吏》三四兩句改作「有一位老頭子爬牆頭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門口張望張望」，才算白話，老實說，我就不敢承教。若說我剛才所舉出的那幾聯都算得白話，那麼白話、文言，畢竟還有什麼根本差別呢？老實講一句，我們的白話、文言，本來就沒有根本差別，最要緊的，不過語助詞有些變遷或是單字不便上口，改為復字。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話變為「的」；文言的「矣」，白話變為「了」；文言的「乎」、「哉」，白話變為「麼」、「嗎」；文言單用「因」字「為」字，白話總要「因為」兩字連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隨便用，白話專用「所以」。「的」「了」「麼」「嗎」，固然是人人共曉，「之」「者」「矣」「乎」「哉」，何嘗不也是人人共曉？《論語》只用「斯」字，不用「此」字，後人作文，若說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說「斯」字必不許用，又安有此理？「能飲一杯無」，古文應作，「能飲一杯乎」，白話應作「能飲一杯麼」，其實「乎」「無」「麼」三字原只是一字，不過口意微變，演成三體，用「乎」用「無」用「麼」，盡聽人絕對的自由選擇，讀者一樣的盡人能解。近來有人將文言比歐洲的希臘文、拉丁文，將改用白話體比歐洲近世各國之創造國語文學，這話實在是誇張太甚，違反真相。希臘拉丁語和現在的英法德語，語法截然不同，字體亦異，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國人治佛學的，若使必要誦習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寫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國通行文字寫他不可。中國文言白話的差別，只能拿現在英國通俗文，和莎士比亞時代英國古文的差別做個比方，絕不能拿現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臘、拉丁文的差別做個比方。現代英國人，排斥希臘、拉丁，是應該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亞集》，不惟不應該，而且不可能。因為現代英文和《莎士比亞集》並沒有根本不同，絕不能完全脫離了他，創成獨立的一文體。我中國白話之與文言，正是此類。何況文字不過一種工具，他最要緊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傳達出來。第二，是要令對面的人讀下去能確實了解。就第二點論，讀「活著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這兩句話能夠了解的人，讀「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這兩句話，亦自會了解。質言之，讀《水滸傳》、《紅樓夢》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讀《論語》、《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論語》、《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滸》、《紅樓》亦哪裡讀得下去——這專就普通字句論。若書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種書各各都有難解處。又字句中仍有須特別注釋的，四種書都有，——就第一點論，卻是文言白話，各有各的特長。例如描寫社會實狀，委曲詳盡，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傳神之筆，白話最擅長，條約法律等條文，非文言不能簡明正確；普通說理敘事之文，兩者皆可，全視作者運用嫻熟與否為工拙。我這段話自問總算極為持平，所以我覺得文言白話之爭，實在不成問題。一兩年來，大家提倡白話，我是極高興。高興什麼？因為文學界得一種解放。若翻過來極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卻是別造出一種束縛了，標榜白話文的格律義法，還不是「桐城派第二」？這總由脫不了二千年來所謂「表章什麼，罷黜什麼」的劣根性，我們今日最宜切戒。依我的主張，是應采絕對自由主義，除了用艱僻古字，填砌陳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縟筆膚語，應該排斥外，只要是樸實說理，懇切寫情，無論白話文言，都可尊尚，任憑作者平日所練習以及一時興會所到，無所不可。甚至一篇裡頭，白話文言，錯雜並用，只要調和得好，也不失為名文。這是我對於文學上一般的意見。 專就討論，第一，押險韻，用僻字，是要絕對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語，變成「點鬼簿」，是要絕對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托興深微，原是一種象徵的作用，做得好的自應推尚，但是一般詩家陳陳相襲，變成極無聊的謎語，也是要相對排斥的。第四，律詩有篇幅的限制，有聲病的限制，束縛太嚴，不便於自由發擄性靈，也是該相對的排斥。然則將來新詩的體裁該怎麼樣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長短句，隨意選擇。第二，騷體、賦體、詞體、曲體，都拿來入詩。在長篇裡頭，只要調和得好，各體並用也不妨。第三，選詞以最通行的為主，俚語俚句，不妨雜用，只要能調和。第四，純文言體或純白話體，只要詞句顯豁簡練，音節諧適，都是好的。第五，用韻不必拘拘於《佩文詩韻》，且至唐韻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現在口音諧協為主。但韻卻不能沒有，沒有隻好不算詩。白話體自然可用，但有兩個條件，應該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達意者，不必定換俚字俗語。若有意如此，便與舊派之好換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屬一種習氣，徒令文字冗長惹厭。第二，語助辭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傷氣，便像文言詩滿紙「之乎者也」，還成個什麼詩呢？若承認這兩個條件，那麼白話詩和普通文言詩，竟沒有很顯明的界線，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詩派。我對於白話詩的意見大略如此。 因為研究詩的技術方面，涉及目前一個切要問題，話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轉向實質方面。我們中國詩家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就是厭世氣味太重。我的朋友蔣百里曾有一段話，說道：「中國的哲學，北派占優勢，可是文學的勢力，實在是南派較強。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懷石沉江的屈子。他的一個厭世觀，打動了多少人心，所以賈長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種模範。到後來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對於人生實在生活，成一種悲觀的態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學』是死對頭一般。」（《改造》第一號《談外國文學之先決條件》）這段話真是透闢。我少年時亦曾有兩句詩，說道：「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飲冰室詩稿》）我想，我們若不是將這種觀念根本打破，在文學界斷不能開拓新國土。第二件，前人都說，詩到唐朝極盛，我說，詩到唐朝始衰。為什麼呢？因為唐以詩取士，風氣所趨，不管什麼人都學謅幾句，把詩的品格弄低了。原來文學是一種專門之業，應該是少數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學相近的人，屏棄百事，專去研究他，做成些優美創新的作品，供多數人賞玩。那多數人只要去賞玩他，涵養自己的高尚性靈便夠了，不必人人都作，這才是社會上人才經濟主義。如今卻好了，科舉既廢，社會對於舊派的詞章家，帶一種輕薄態度。做詩不能換飯吃，從今以後，若有喜歡做詩的人，一定是為文學而研究文學，根柢已經是純潔高尚了。加以現代種種新思潮輸入，人生觀生大變化，往後做文學的人，一定不是從前那種消極理想。所以我覺得，中國詩界大革命，時候是快到了。其實就以中國舊詩而論，那幾位大名家所走的路，並沒有錯。其一，是專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淵明、王摩詰、李太白、孟襄陽一派。其二，是專描寫社會實狀，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中國最好的詩，大都不出這兩途，還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現在裡頭，就算不朽之作。往後的新詩家，只要把個人嘆老嗟卑，和無聊的應酬交際之作一概刪汰，專從天然之美和社會實相兩方面著力，而以新理想為之主幹，自然會有一種新境界出現。至於社會一般人，雖不必個個都做詩，但詩的趣味，最要涵養。如此，然後在這實社會上生活，不至乾燥無味，也不至專為下等娛樂所奪，致品格流於卑下。這是我對於詩的第三種見解。 金、黃兩先生的詩，能夠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詩相合嗎？還不能，但總算有幾分相似了。我如今要把兩先生所遭值的環境和他個人歷史，簡單敘述，再對於他的詩略下批評。（下略） 《麗韓十家文鈔》序 韓之遺民金澤榮，最錄其國先達之文之雅正者，命曰《麗韓九家文》，以貽其友王性淳。王氏復益以金氏所作為十家，家寫一篇，而介張季直先生以請序於余。余常以為凡論詩文，非讀全集，不能有所評騭。僅此十篇者，不足以見十家造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見彼都文運升降之跡益明矣。然吾讀此而嘆彼都固嘗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蘊蓄所宗尚所詒播，蓋可見也。夫國之存亡，非謂夫社稷宗廟之興廢也，非謂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蓋有所謂國民性者。國民性而喪，雖社稷宗廟正朔服色儼然，君子謂之未始有國也。反是，則雖微社稷宗廟正朔服色，豈害為有國。國民性何物？一國之人，千數百年來受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覺其卓然別成一合同而化之團體以示異於他國民者是已。國民性以何道而嗣續，以何道而傳播，以何道而發揚，則文學實傳其薪火而管其樞機，明乎此義，然後知古人所謂文章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今歲歐洲大戰，有胎禍之一國曰塞爾維亞者，世所共聞也。此國之亡，嘗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復舊物，漸得列於附庸。今乃攘臂與世界一大名國戰，而勝敗尚在不可知之數，彼獨非世之鮮民也哉，而至竟若是。吾嘗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學也至深厚，因文學而憶記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謳歌之，而似續之，不復其初焉而不止也。豈惟塞爾維亞，希臘也，義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夫生為今日之韓人者，宜若為宇宙間一奇零之夫，無復可以自效於國家與天壤，顧以吾所持論，則謂宇宙間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苟甘自奇零，則當世名國中奇零之人又豈鮮，獨韓人也歟哉？然則金、王二君之志事，於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鈔輯，於是乎非無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