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 · 作者序

「楊貴妃」其人其事，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共同題材，有一千兩百年之久了。我曾經用此一故事寫作，在二十多年間，計有五次，當然有不同的接觸面與不同的形式。而這本書則是全面的，寫「楊貴妃」的一生。 為了印書，我以一星期的時間整理和校對，自己細心地看了一次，我願意說：這是我自認寫得很好的一本書。不辭狂妄之嫌，我又願意說：這是一千兩百年以來，以「楊貴妃」為文學創作的共題以來，一本最完整和恰當的書。 這本書使我敢於自傲――在我從事創作的生命中，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詞。 在寫作的風格上，《楊貴妃》也有了若干變化，以一個人為中心反映一個時代的方法依舊（這是歐洲的歷史小說風格，和中國的「演義」完全不同調）；但在取材方面變了，我想稱《楊貴妃》為「歷史的小說」而不僅是「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大致可以不照顧人物故事的時間、地位以及故實的正確性，「小說」不同於「歷史」，在於它能移動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會典章制度上的細節。而在《楊貴妃》一書中，我儘量地考據事實，人與事，努力求其真實，於儘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說的技術來組織和配合。《楊貴妃》主要人事發展，大致上與當時時事相吻合，正確處超過了現存的正式史書。寫作小說，原無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開創歷史小說的另一條路。這條路是否適宜、正確，則不是我自己所能許定的。我嘗試著，以歐洲歷史小說風格而歸淳于中國情調，在《楊貴妃》這本書中，我自以為做到了。 現代化的中國歷史小說，由我具體地開創，在日本和英國，賣書宣導品稱我為「第一人」，這「第一人」如撇開作最好的解釋而指為開路，我當之無愧，二十多年前，我嘗試著以歐洲的歷 歷史小說風格有系統地寫長篇中國歷史小說，當時影響我最深，使我從事摹擬的人，第一個是德國的歷史小說作家勃魯諾·法蘭克（bruno frank），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風靡一時，開創德國文壇寫作歷史小說的熱潮。其次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小說家米契生夫人（mrs. naaret mit）和十九世紀末名氣很大的英國歷史小說家韋曼（stanley john weyman），以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蘭扶斯（rraves）等人。我曾經嘗試著以法蘭克的風格作為基礎汲取早期的韋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蘭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薩克雷（eace thackeray）的手法，用來寫我的歷史小說，二十多年來，我有過失敗的作品，也有過自己滿意的作品，以《楊貴妃》一書而論，我大致能超越韋曼和脫出了法蘭克的藩籬，不再是摹擬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國的。 我自行推薦《楊貴妃》這本書。 《楊貴妃》是先在報紙連載的，連載之前，我作有兩篇「前記」：一、楊貴妃，中國歷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馬嵬事變和楊貴妃生死之謎。這是論事和考據性的，在寫作時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為「附錄」。 其次，在報紙上發表時有「第九卷」，那是傳奇，於第九卷之前即已說明，現在作為「外傳」。「楊貴妃」故事似乎應該在馬嵬驛結束的。「外傳」的故事不忍棄之原因是：我曾為此「傳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樣從事搜訪——搜訪並無實際的獲得。 《楊貴妃》一書於一九七二年秋末動筆，次年夏完成，中間有五十多頁是在倫敦寫的，其餘則在香港寫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