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 富國
譯文
天地萬物,同在一個空間,但形體各不相同,它們的用處並不固定,但對人們都有用,這是一條自然的規律。人類群居在一起,同樣有追求,但要求獲得滿足的方法卻不一樣,同樣有欲望,但滿足欲望的智慧卻不同,這是人的本性。人們對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這一點來說,聰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們對於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從這一點上來說,聰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區別的。如果人們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謀取私利而不受懲罰,放縱私慾而沒有止境,那麼人們將奮起爭鬥,而不可說服了。如果這樣,那麼有智慧的人就無從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們就不能建功立業,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業不就,那麼人們之間就不能分辨尊卑、貴賤、上下等級;人群沒有等級差別,那麼君主與臣下的關係就不能確立。沒有君主來統制臣子,沒有上級來控制下級,那麼天下的禍害就會因為各人的為所欲為而不斷發生。人們都喜愛或厭惡同樣的東西,但是喜愛的多而東西卻少,東西少就會發生爭奪。所以每一個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種行業的物品供養。但是一個人不可能兼通各種技藝,一個人也不可能同時管理各種事物。所以人不能脫離社會,否則就會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沒有名分規定,爭鬥就會產生。要挽救憂患,排除災禍,沒有比明確職分和等級差別更好的了。強大的脅迫弱小的,聰明的畏懼愚蠢的,下層民眾違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長的,不根據禮義道理來治理政事,像這樣,那麼年老體弱的人就會有無人扶養的憂慮,而身強力壯的人也會有分裂相爭的禍患了。人們對事業都很厭惡,對功名利益都很喜歡,如果各人的職事沒有名分規定,那麼事情就會難以興辦,人們就有互相爭奪功勞的憂慮。男女的結合,夫婦的區別,結婚、定親、迎親如果沒有禮制規定,那麼人們就會有失去婚配的憂慮,而有爭奪女色的禍患了。所以聰明的人給人們制定了名分。 使國家富足的途徑:節約費用,富裕民眾,並妥善貯藏盈餘。節省費用必須按照所規定的等級標準執行,使人民寬餘必須依靠政治上的各種措施。節約費用必定就有剩餘的財物,使人民寬餘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麼農田就會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這樣生產出來的穀物就會增長上百倍。國君按照法律規定徵稅,而臣民按照禮制規定節約使用。這樣,餘糧就會堆積如山,即使時常被燒掉,也還是多得沒有地方貯藏。君子何必憂慮沒有盈餘呢?所以,知道節約費用,使民眾富裕,就一定會獲得仁義善良的美名,而且還會擁有堆積如山的財富。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在於節約費用、使人民寬裕。不知道節約費用,使民眾富裕,就會使人民貧窮;人民貧窮,農田就會貧瘠、荒蕪;農田貧瘠而且荒蕪,那麼生產的糧食就達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這樣,即使國君大肆侵占掠奪,得到的還是很少;如果還不按照規定節約使用它們,那麼國君就會有貪利剝取的名聲,而且糧倉也會空虛匱乏。這沒有其他的緣故,而是因為不懂得節約費用,富裕民眾。《康誥》上說;「庇護民眾,就像上天覆蓋大地,遵行禮義,順從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啊。 禮制,貴賤有一定的等級,長幼幼一定的秩序,貧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規定。所以天子穿紅色的龍袍,戴禮帽,諸侯穿黑色的龍袍,戴禮帽,大夫穿裨衣、戴禮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稱,職位與俸祿一定要相稱,俸祿與費用一定要相稱。從士以上就必須用禮義和音樂來約束調節,對群眾百姓就必須用法度去統制他們。根據土地大小分封諸侯國,計算收益多少來使用民眾,根據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們能夠勝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們就能產生收益,這種收益又足夠用來養活民眾,普遍地使他們穿的、吃的以及各種費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時地把他們多餘的糧食財物儲藏起來,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從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類推。所以說:朝廷上沒有僥倖獲得的官位,沒有遊手好閒而僥倖獲得生存百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減輕田賦,適當徵收關卡集市的稅收,減少商人的數量,少舉辦勞役工程,不奪農時,這樣,國家就能富足。這就叫用政令使民眾富足。 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群體,但社會群體沒有等級名分就會發生爭鬥,有爭鬥就會產生混亂,一產生混亂就會陷入困境。所以沒有等級名分,是人類的大災難;有等級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這種區分的中樞。所以讚美君主,這就是讚美天下的根本;維護君主,這就是維護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眾分成不同的等級,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獎,有的人受到懲罰,有的人待遇優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樂、有的人終日勞苦,這並不是故意製造荒淫、驕橫、奢侈、華麗,而是要用它辨別貴賤,彰明禮儀制度。所以雕刻製作各種金玉木器,在禮服上繡上各種文飾,只是為了能夠彼此辨別貴賤身份,並不追求美觀。設置了鍾、鼓、管、磬、琴、瑟、竽、笙等樂器,用來區別吉事凶事,用來一起歡慶,製造一種和諧的氣氛而已,並沒有其他目的;建造宮、室、台、榭,使它們足以避免燥濕,保養德性而已,並不是追求別的。《詩經》上說:雕琢的是紋章,金玉就是本質。我們的君王勤勤懇懇,治理著四面八方。」說的就是這個。 至於穿華麗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積聚豐厚的財物而控制它,使整個天下都歸自己統治,這不是故意製造奢侈和驕橫,而是為了統一天下,處理各種事變,利用萬物,養育民眾,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這實在沒有比仁德的君子更擅長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夠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撫民眾,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眾。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亂。民眾確實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結隊地替他勞動來使他得到安逸,以此來保養他的智慧;民眾確實是讚賞他的仁厚,所以才決死戰鬥保衛他,以此來保養他的仁厚,民眾確實提高他的德行,所以為他雕制各種圖案的器具、製作華麗的服飾,以此來保養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處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天一樣,敬愛他就像敬愛父母一樣,心甘情願為而死,這並沒有別的原因,因為他所確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實在大,他給人民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多。《詩經》上說:我們背著東西,我們拉著車,我們駕駛著車子,我們牽著牛,我們運輸完了,就吩咐我們都回去。」說的就是這個。 所以說: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勞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勞動,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財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積聚起來,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壽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長久。沒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間就不能相互親愛,兄弟之間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間就不能互相歡悅。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長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頤養天年。所以說:「天地養育了他們,聖人成就了他們。」說的就是這個。 現在的這個世界卻不是這樣。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奪百姓的財產,加重對田賦搶奪百姓的糧食,加重關稅阻撓百姓的貿易活動。不僅僅是這樣,他們還用脅迫、訛詐、權謀等手段互相顛覆,來摧殘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們的污穢骯髒殘暴淫亂將給國家帶來極大的災難。這樣,就有臣子殺死君主的,下級殺死上司的,出賣城池、違反節操而不為君主的事業賣命的,這沒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詩經》上說:「說話就會有應答,施恩惠就會有報答。」說的就是這個。 使天下富足的原則在於明確職分。開墾田地,整頓田地,剷除雜草,種植穀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這是農民百姓的事情。掌握農時,鼓勵農民,促進生產,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們不偷懶,這是將帥的事情。使高地不乾旱,窪地不受水澇,使寒暑節令適宜,使五穀按時成熟,這是上天的事情。至於普遍地保護百姓,普遍地愛撫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澇災害,也使百姓沒有饑寒交迫的禍患,這是聖明的君主和賢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的言論,非常擔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擔心的物用不足,並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禍患,而只是墨子個人過分的憂慮。現在那土地上生長五穀,如果人們善於管理它,那麼每畝田就可以出產幾盆穀物,一年可以收穫兩次;此外,瓜、桃、棗、李等每一棵的收穫也得用盆來計算;其次,各種蔬菜也多得數不清;其次,各種家畜與獵取的禽獸都肥大得一隻就要獨占一車;黿、鼉、魚、鱉、泥鰍、鱔魚按時繁殖,養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飛鳥、野鴨、大雁之類多得就像煙霧覆蓋在大海上;還有,昆蟲和各種各樣的生物生長在天地之間:可以供養人的東西多得不能盡舉。天地長出萬物,本來就綽綽有餘,足夠用來供人食用了;絲麻和鳥獸的皮革等等,本來就豐富有餘,足以供給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並不是天下共同的禍患,只是墨子個人的過分的憂慮啊。 天下共同的禍患,是混亂所造成的。為什麼不試著尋找一下是誰造成這種混亂的呢?我認為,墨子非樂的主張會使天下混亂,他主張節用,那麼天下就會貧窮。這並不是故意毀謗墨子,而是因為他的主張不可避免地會得出這種結論。如果讓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諸侯國,就會憂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質食品,憂愁地反對音樂。這樣,那麼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麼獎賞就不能實行。如果墨子讓掌管天下,或者是諸侯國,就會減少僕從,精簡官職,崇尚辛勤,與老百姓做同樣的事情。這樣,君主就沒有權威;君主沒有權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處罰。賞賜不能實行,賢人就不可能得到進用;不能處罰,那麼不賢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罷免。賢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賢的人不會遭到罷免,那麼有能力的和沒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適當任用。這樣,萬物就會不協調,突發的事件就得不到相應的處理;在上,錯失天時,在下,喪失地利,在中則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燒焦了一般;雖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繩做腰帶,吃豆葉,喝白水,又怎麼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經傷害它的根本,斷竭了它的源頭,因而天下的財物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聖人就不這樣做,他們知道那當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裝飾就不能夠統一民心,不富足、不豐厚就不能夠管理臣民,不威嚴、不強大就不能夠禁止殘暴、戰勝兇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鐘、打響鼓、吹笙竽、彈琴瑟來滿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紋、在禮服上繪製圖案來滿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種肉食、細糧,以及各種美味佳肴來滿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隨從,配備官職、加重獎賞、嚴厲刑罰,以儆戒人們的內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這裡了,因此獎賞就能實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懼的全在這裡了,因此處罰就能產生威嚴。獎賞能實行,處罰有威力,那麼賢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賢的人就會遭到罷免,有才能和沒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當的職位。這樣,那麼萬物就能協調,突發的事件就得到相應的處理,在上,可得到天時,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間則可得到人和,於是財物就像急流一樣滾滾而來,浩浩蕩蕩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積如同高山,即使時常被燒掉,也還沒處貯藏,那還怎麼擔心財物不夠呢?所以儒術如果真能實行,天下就會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會有成效。敲鐘打鼓也能和諧。《詩經》上說:「鐘鼓冬冬,管磬鏘鏘,天降幸福。上天賜福寬又廣,儀容威嚴端莊。酒醉飯飽,功德無量,大福大貴到來,萬年不息。」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如果真的實行了墨子的學說,天下就崇尚節儉,而結果卻越來越貧窮,反對爭鬥卻天天爭鬥,勞累困苦卻無成效,愁眉苦臉地反對音樂,而人民卻更加不和睦。《詩經》上說:「上天正在降下災難,喪亡禍亂非常多。人民沒有好話,你怎麼不加懲罰。」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養育民眾,撫慰他們,愛護他們,冬天就給他們準備稀飯,夏天就給他們供應瓜果、大麥粥,用這個來換取一點點名譽,這是一種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暫時得到奸邪之人的讚譽,然而這不是長久之計;這樣,就不能成就事業,建立功績,這是用奸邪之法治國。盡力爭取農時,役使農民快速發展生產,增加功效,不顧毀掉名譽,失去民心,結果事業有成,但百姓卻都怨恨他,這又是一種極端的行為;這種人將趨於毀壞衰敗,肯定一事無成。所以放下事業而沽名釣譽,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顧民眾,也不行;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辦法。 古人就不是這樣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讓人民中暑,冬天不讓他們挨餓受凍,緊急的時候不傷民力,緩和的時候不失時令,這樣就會事業成就、功績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愛戴君主,歸附人們他就像水流入海,親近他就像親近父母,情願為他出生入死,這沒有其他的原因,這是因為君主極其忠信,調和,公平。所以統治國家領導人民的君主,要想爭取時間成就功業,那麼調和無為,能比急切從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賞賜表揚更討人喜歡;一定先糾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點,然後慢慢地去責備那些在別人身上的缺點,這比使用刑罰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實行這三種德行,那麼人民就會積極響應,即使不想顯耀通達,可能嗎?《尚書》上說:「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眾就會盡心盡力,協調而又迅速。」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不進行教化,而使用刑罰,刑罰用得多就會混亂,卻不能克服邪惡;但只教化而不實行懲罰,邪惡的人就得不到懲罰;只進行懲罰而不實行獎賞,勤懇的人就得不到鼓勵,如果獎懲不一致,那麼民眾就會疑慮、風俗險惡,人民的行動就不會一致。所以古代的聖王彰明禮儀來統一民眾;努力做到忠信來愛護民眾;尊崇賢人任用賢能來安排各級職位,用爵位,服飾、表揚、賞賜去反覆激勵他們;根據時節安排他們的勞動、減輕他們的負擔來調劑他們;廣泛普遍地庇護他們,撫養他們,就像保護初生的嬰兒一樣。如果這樣,奸詐邪惡之人就不敢做壞事,盜賊就不會出現,而歸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勵了。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古代聖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輸給人們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嚴謹一致,他的賞罰規定明確。古語說:「上麵團結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兩意,下面也就離心離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葉要有它的根決定。」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不給人民利益,反而所取於民,不如先使他們得利,然後再從他們身上索取更為有利。不愛護民眾而使用民眾,不如愛護他以後再使用他們更有成效。給予利益後再索取利益,不如只愛護而不使用更有功效。愛護民眾以後再使用他們,不如愛護他們而不使用他們更有成效。使民眾得利而不索取,愛護民眾而不役使民眾,這樣,國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眾得利以後再索取,愛護民眾以後再役使,這樣的國君能夠保住國家。不使民眾得利而還索取無度,不愛護民眾而還役使沒有節制,這樣的國君只能使國家危險。 看一個國家治亂的好壞,來到它的邊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來回巡邏,邊境檢查非常繁瑣,這個國家就很混亂。進入國境,田地荒蕪,城鎮破敗,這個君主就很貪婪。看他的朝廷,尊貴的並不賢明;考察他的官員,處理政事的並無才能,觀看他的親信,他們並不誠實,這就是個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對於財貨的收取和支出,進行十分精細的檢查,而對於禮義制度,卻茫然無知,漫不經心,這是個受人凌辱的國家國家。農民樂意耕作,戰士不避危難,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禮義,卿相政論協調,這就是個治理得好的國家了。觀察他的朝廷,賢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員,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為誠實,這就是個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對於財貨收支的計算,寬容大方簡略便易;對於禮義法度,嚴肅認真、一絲不苟:這就是個光榮的國家了。如果賢德相等,那麼有親戚關係的人先尊貴,能力相同,那麼有舊關係的人先任用。這樣的臣子官吏種,就會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兇狠強暴的受到教化變得樸實善良,狡猾奸詐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誠實,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勞了。 觀察一個國家的強弱、貧富,有一定的徵兆:君主不崇尚禮義,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愛護民眾,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講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獎賞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將帥無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國家就貧窮;君主喜歡財利,他的國家就貧窮;官吏眾多,他的國家就貧窮;工人商人眾多,他的國家就貧窮;沒有規章制度,他的國家就貧窮。民眾貧窮,君主就貧窮;民眾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鄉村是財物的根本;糧囤地窖穀倉米倉是財物的末節。百姓順應天時,耕作適宜,這是錢財的源頭;按照等級徵收的賦稅和國庫,是錢財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謹慎地順應時節的變化,節流開源,時常謹慎的考慮這些問題,使天下的財富綽綽有餘,國家就不再擔憂財物不夠了。如果這樣,那麼上下都富足,雙方都沒有地方來儲藏財物,這是懂得國計民生達到了頂點。所以,即使禹時碰上了十年水災,商湯時遇到了七年旱災,但天下的人民沒有遭受飢餓的苦難,十年以後,穀物又豐收了,而原來儲備糧還有節餘。這並沒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懂得了本末、源流的關係啊。所以,田野荒蕪了,但國家的糧倉很充實,百姓很貧乏,但國家倉庫卻滿滿的,這就叫做國家滅亡。斷絕了根本,枯竭了源頭,把財物都歸併到國庫中,然而君主、宰相還不知道危險,那麼他們的滅亡很快就要來到了。用整個國家的財貨供養他,還是不能夠容納他這個人,這叫做極其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來希望富有,可是因此喪失了國家;本來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時有上萬個國家,現在只有十幾個了,這沒有其他的原因,他們喪失國家的原因只有一個。統治人民的君主,也應該覺悟了。百里見方的小國,完全能夠獨立存在的。 凡是進攻別的國家的,不是追求名譽就是為了謀求利益;否則,就是為了發泄私憤。仁德的人治理國家,要修養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為,達到崇高的政治思想,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禮儀制度極其完善。身穿布衣、腳穿麻鞋的讀書人,真能做到這樣,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簡陋的房屋理,天子諸侯也不能與他爭奪名望,如果讓他治理國家,天下就沒有誰能埋沒他的德行。如果這樣,那麼追求美名的就不會攻打他了。這樣的人在國內當權,就會開墾田野,充實倉庫,改進器械裝備,上下一心,三軍共同努力。用這個來遠征苦戰,那肯定不行;在國內囤積兵力,保衛鞏固,情況許可,便會迎擊,擒獲敵方將領,就像掰斷麥芽一樣容易;戰爭中得到的東西,不夠醫治創傷,補充打敗仗的損失。他們愛惜自己的將領,而懼怕自己的仇敵,如果這樣,那麼謀取利益的就不會來攻打了。這樣的人在國內當權,就會履行小國同大國,強國同弱國的道義,禮節將十分完善,會見時贈送的玉器將很大,貢獻的財物將非常豐厚,所用的說客是文詞優雅,聰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達理,誰還能怨恨他呢?如果這樣,那麼心懷怨恨人就不會來攻打他了。求名的不來攻打,謀利的不來攻打,發泄怨憤的也不來攻打,國家穩固的就會像磐石一樣,長壽如同恆星。別的國家都混亂,只有我治理得好;別的國家都危險,只有我安穩;別的國家都喪權失國,我便起來制服他們。所以講究仁德的人治理國家,不僅是要保住他的國家,還要兼併別人的國家。《詩經》上說:「我們理想的君子,它是堅持道義不變更。他的道義不變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國家。」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保住國家的難易是:侍奉強大殘暴的國家難,但讓強大殘暴的國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財寶侍奉強大殘暴的國家,財寶用完了,可是仍不能建立邦交;和他們結盟,訂立條約,可是沒幾天他們就背信棄義了;割讓國家領土去賄賂他們吧,他們的欲望卻不能滿足。對他們越依順,他們就變本加厲,一定要到財物送光,國家全部拿來送給他們,才肯罷休。如果這樣,即使有堯、舜的輔助,也沒有能靠這種辦法倖免。這就好像一個繫著寶珠,佩著寶玉,背著黃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強盜,即使對他只敢眯著眼睛看,彎腰、屈膝,像家裡的婢妾,仍將不可避免那厄運。所以,如果沒有使人民團結抗敵的辦法,只靠花言巧語、跪拜請求,誠惶誠恐地侍奉他們,是仍然不能保持國家、保護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這樣做,他必定修飭禮節,嚴肅法令,整頓百官,公正地處理政事,整治民眾,然後才能夠禮節整齊,各種事情治理得有條不紊,群眾齊心合力。這樣,鄰近國家就會爭先恐後地來親近,遠處的人民願意歸順,上下一心,三軍共同努力;名聲足夠威懾他們,武力足夠懲處他們;從容地指揮,那些強暴的國家沒有不受驅使的;這就好像是大力士烏獲與矮子焦僥搏鬥一樣。所以說:侍奉強暴的國家難,但讓強暴的國家侍奉自己容易。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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