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記 · 圈　外

細雨，從早晨就在這山城上飄散著，沒有一點停歇的意思。冒著雨，我到公園的操場去參加大會。開會時間是「上午九點」，時間已經到了，寬大的操場還是空落落的，細細的雨滴灑在地上，使白色的場子變得濕潤，微帶灰色，主席台上的白桌布在風中微微飄揚，仿佛無力地向什麼人招手。 十點鐘，我重又走回操場，這回是有人了，但七零八落，一點也不踴躍。先來的是軍人，其次是學生，再其次——也就是最後的了，是「官吏」（官吏，這是廣義的說法，凡拿國家的薪俸，應當為國家努力做事的都算在內，且不問他是否努力做事）。還該有什麼人來吧？今天是一個宣傳大會，決不該這樣冷落，然而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沒有什麼人再來參加，等最後一個又高大又肥胖的「官吏」到場後，行禮如儀，大會便馬上開始了。 當那位肥大的「官吏」剛剛到場時，小學生們便竊竊私語道：「主席來了，一定是他做主席。不信嗎？咱們打賭？」為什麼這樣自信？仿佛就只因為那個人最胖大就應該做大會主席似的，孩子們這樣傳遞著眼色。果然，主席登台了，台下的行列稍稍活動了一下，但重又散亂了起來，隨著主席講話的進行，秩序也漸漸壞下去。不但場子裡邊，連場子外面也有了說話的營營聲。場子外面說話的聲音，是從許多穿著破爛衣褲打著赤腳的人們發出的，他們遠遠地站在圈外，有的兩手剪在背後，有的兩臂抱在胸前，有的還挑著糞籃，有的正扶著菜擔，在他們黧黑而骯髒的面孔上，表示出複雜的神情：奇怪，納悶，推測，多少還有點兒恐怖，仿佛是站在一個玩把戲的場子外面，雖然想進去又不好意思，就是只在圈子外面偷看兩眼也惟恐人家向他討票錢似的，在那兒逡巡著。有的站站就去了，而大多數還在那裡呆著，複雜的情緒使他們發出複雜的聲音，這就幫助了會場的紊亂。我想：你們還是直接地進來聽聽吧，你們是「民眾」呵，然而他們不敢，他們反被驅逐了。說是驅逐，是頗嚴重的字眼，實際上是警察用指揮棒把他們揮退了。他們散開，但不即散去，他們有少數人還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 雨繼續下著，東南風送來花的香氣，綠葉的氣味和濕土的氣味。公園裡的桃花、山茶，尤其是楠樹的花，開得正好。小學生在想著什麼事呢？他們也許想到散會之後去折一枝桃花，並想起他的一個可以插花的小瓶，也許在埋怨著為什麼把開會的日子定在星期天，假如定在明天開會（當然要放假的）不是可以連玩兩天嗎？於是，他們談著，計算著，想起明天的晨課，想到尚未做完的算術題，也許輕輕地皺一皺眉頭。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小女孩從衣袋裡取出一把花生米，說著什麼，遞給了她的同學，而那一個則替她拍落頭髮上的雨珠。在我身旁的一位先生——大概是小學教員吧？——卻正在同他的太太談起了米的價錢，說是「漲了，不好買！」總之，他們都不大注意那位胖主席講的是什麼。我呢，我也不曾注意聽他，因為我在想，在我思想的隙縫裡，偶爾聽到他一半句憤慨的話：「前方……流血……後方……我們……喚醒民眾……當兵……打退敵人……太平日子……」而我的思想把我拉到兩千五百里的遠方。在三個月前，我曾經住在那城市裡，那是一個行政專員所在的地方，那地方距炮火的前線較近些。那個專員很聰明，每星期一，他能把城郊的「民眾代表」——保甲長等——集合在操場裡，行升旗禮，並向他們講話，每遇其他集會也是一樣。然而他卻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們——「民眾代表」——趕了來的，而且趕入圈內之後不准早退，假如遲到或早退就要受罰。我的思想很混亂，特別是當我聽到那位胖主席講到「喚醒民眾」的時候，我想：用棍子把民眾趕入圈內，比較用棍子趕出圈外，是不是好一些呢？我正在為這問題困惑著，忽然聽到主席提高了嗓子，仿佛非把自己的聲帶撕裂就不能表示出情緒激烈似的，大聲喊道：「……諸位，我們有十二萬分的把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完結！」主席用疊得方方正正的白手絹抹著額上的汗水，走下了講台。聽講的人們都舒了一口氣。但一口氣尚未舒好，另一位紅臉的先生又上台了。從台下人的私語，知道他是什麼委員。他才說了幾句話，站在最前排的小學生已經厭煩得不能忍耐了，有的看天，有的頓去腳上的土，談著，急待講完之後好散隊回家。紅臉先生的話還更簡單，仿佛只把主席的話作了摘要，最後結束道：「今天時候不早了，大家被雨淋著尚且熱烈的來參加大會，這種精神，就可以把敵人打倒。完結！」最後呼口號，雖然聽不清是喊些什麼，也隨著一齊亂喊，尤其是小學生們，「萬歲，萬歲」的喊得特別起勁。 散會了，大家立刻散去。我慢慢地走回來，我的腳步非常沉重，仿佛被雨中的泥濘膠住了鞋底一樣。我的胸中感到空虛，而眼前則一片茫然。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