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元朝 · 三三 桑哥
桑哥是畏吾兒人，信過佛教，拜西藏人膽巴為師，可能也當過和尚。桑哥兩字也很像是「僧伽」一詞的訛寫。此人很有點小聰明，會說好幾國的話，不知怎樣見到了忽必烈，和忽必烈談弄錢，獲得了忽必烈的寵信，先叫他作管理佛教事務與西藏的總制院使，其後漸漸把他看成了非正式的高等顧問兼人事處處長。「朝廷有所建置或人才進退」，桑哥「鹹得與聞」。
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閏二月，忽必烈很像是完全忘記了阿合馬的一段歷史，又設立起尚書省來。桑哥，正如當年的阿合馬，作了尚書省的平章政事。所不同的，阿合馬之時尚書省只設一個平章政事，現在此省卻有兩個平章政事。桑哥以外，另一位是原任中書省左丞的帖木兒。在桑哥與帖木兒之間，事實上只是桑哥一人有權，帖木兒無非「伴食」而已。
桑哥作尚書省平章政事，不到十天便說動了忽必烈將中央的中書省六部改為尚書省六部，各地的行中書省改為「行尚書省」。中書省又從此等於是一個閒衙門，直至桑哥在四年半以後，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明正典刑之時。
桑哥的第一大政，是發行新的紙幣，稱為「至元寶鈔」，以代替貶值已甚的「中統寶鈔」，規定每中統寶鈔五貫，等於至元寶鈔一貫。納稅的人必須用至元寶鈔繳納。除了納稅以外，中統寶鈔仍許流通。
這一種辦法，可謂飲鴆止渴，徒然增加了紙幣的發行總額，而無補於挽回幣信。然而，忽必烈欣賞得很，對桑哥的寵任又進一步，授權給他，「檢核中書省事」。他藉中書省的歷年賬目，虧欠好鈔四千七百七十錠（二十三萬八千五百兩），與昏鈔（破爛舊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六萬七千二百五十兩），便在中書省大發威風，責問參知政事楊居寬，何以有虧欠！楊說：「我管的是銓選，錢穀不是我管。」他聽了，便叫人打楊的嘴巴，邊打邊罵，罵得毫無道理：「你管銓選，難道銓選得毫無黜陟失當的地方嗎？」退一步說，即使楊居寬有黜陟失當的地方，也得找出證據才能加以處罰，打嘴巴更不是制度上的處罰方法。
他不僅打楊居寬的嘴巴，而且報告忽必烈，要楊居寬的命。忽必烈叫安童與桑哥再會同審訊楊居寬一番。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中書省有虧欠或黜陟失當的事，首先應該負責的該是總管中書省的安童，怎能叫安童來當審判官，會同桑哥去審一位不相干的可憐蟲——參知政事楊居寬！最妙的是，忽必烈向安童說：「此輩（楊居寬之流）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辭。」既然以為楊居寬之流是狡獪的，那末，起先為什麼要任用這些人呢？
和楊居寬命運相同的，是另一參知政事郭佑。郭佑從御史中丞調升到這個職務，無非是由於曾經在審訊盧世榮之時有功。他卻忽略了一個事實，盧世榮本是桑哥所推薦的人。桑哥上了台，果然就要替盧世榮報仇。桑哥在問了楊居寬以後，當天或是過了幾天，便問郭佑：「中書省虧欠如此之多，你怎麼早不向上面說？」郭佑回答：「我有病。」桑哥於是又叫人打郭佑，也是邊打邊罵：「好一個參政，你自己沒有力量糾正省內的腐敗情形，為什麼不向上面的蒙古人大臣說？」這所謂蒙古人大臣，是指的安童。桑哥這樣罵，暗暗地也是在向安童表示好感，替他向忽必烈掩飾，說虧欠的事他不知道，因為下面的人不向他報告。
結果，忽必烈吩咐把楊居寬與郭佑同時處死（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有兩位小官，於閒談之中表示不平，說將來尚書省也會有一天被中書省檢核，「天下就只有你桑哥一個人不會死嗎？」這閒談的情報，被桑哥收到。於是兩位小官也送了命。這兩位，一是御史台的小職員王良弼，一是曾任江寧縣尹的吳德。
十天以後，十一月初一，桑哥官星高照，又升了兩級，當起「右丞相」來。忽必烈為他破例，在尚書省也設一個右丞相，以便他與安童在官階上完全相等。
桑哥在財經方面作了些什麼事？三種元史的桑哥列傳，都說得極其含糊。除了發行至元寶鈔一件事以外，三種元史僅僅提到他查賬查得很仔細，並且設了一個「征理司」來主持其事，派遣了十二位大員到六個行省去「理算」「錢糧耗失之數」。這六個行省是：（1）江淮，（2）江西，（3）福建，（4）四川，（5）甘肅，（6）安西。所派的十二位大員，以尚書省參知政事忻都與戶部尚書王巨濟為首。王巨濟本是中書省的「參議」，曾經反對過發行至元寶鈔，幾乎惹禍，卻能隨風轉舵，一變為桑哥的紅人，作了戶部尚書。
《元史·食貨志》載有迄於至元二十四年每年中統寶鈔發行的數字，與至元二十四年以後每年至元寶鈔發行的數字。中統元年的中統寶鈔，只發行了七萬三千三百五十二錠，亦即七百三十三萬五千二百貫。其後每年增加，在至元二十三年達到了最高峰：二百一十八萬一千六百錠，亦即兩億一千八百一十萬六千貫。桑哥在至元二十四年開始發行至元寶鈔，在第一年便發行了一百萬零一千零一十七錠。每錠至元寶鈔等於五錠中統寶鈔，這是在事實上發行了五百萬零五千零八十五錠，亦即五億零五十萬八千五百貫，雖則這龐大的數目包括用以兌換中統寶鈔的部分。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迄於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三年之間桑哥又發行了至元寶錠，共有二百二十萬一千九百五十五錠，亦即兩億二千零十九萬五千五百貫，等於中統寶鈔十一億以上。
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被捕，下台，於五個月以後被斬。在至元二十八年這一年，由於三月以後便不是他主政，至元寶鈔只發行了五十萬錠。
桑哥的另一「劣跡」，是增加商稅。他把「腹里」的酒醋稅增加五萬錠，江南的酒醋稅增加十萬錠。全國的鹽稅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貫提到一錠（一百貫）；茶稅每引（短引九十斤，長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貫提高到十貫。
然而，桑哥也並非全無是處。「海運」的政策他很支持。在他主政以前，每年用海運的方法所運的漕糧，以至元二十三年為最多；以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上船，有四十三萬三千九百零五石運到。到了他主政以後，每年的數字是：
他設立了一個「行泉府司」，專管海運之事，也增加了兩個萬戶的漕丁，連原有的共為四個萬戶。海運之所以有如此的成績，他不是沒有關係。
桑哥在對外貿易方面的政策，我們所能知道的僅有兩件事：（1）他不許商人把銅錢運出口，很有點像西歐十七十八世紀的「重商主義者」。（2）他不許廣州的「官民」把米運去占城等諸番邦。這可說是一種糧食政策，為了防免廣州本地的米價上漲。
把桑哥打下台的是三個蒙古人：也里審班、也先帖木兒、徹里。他們三人藉著在柳林陪忽必烈打獵的機會，聯合告桑哥一狀，說桑哥怎樣怎樣不好，有也里審班的哥哥，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可以作證。忽必烈於是派人把不忽木找來，不忽木說，由於桑哥苛歛，百姓很多失業，因失業而成為盜賊的極多，倘若不趕快把桑哥除掉，蒙古人的江山將成問題。
忽必烈又問別的人。別的人由於見到已經有了也里審班等敢攻訐桑哥，而並未遭禍，於是也異口同聲說桑哥不好，說桑哥是「盜賊蜂起」的原因，「盜賊」在當時確也不少。在廣東與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之間，有鍾明亮與董賢所領的兩批，「往來劫掠」。在浙江台州，有楊鎮龍所領的一批，勢力更大。楊鎮龍自稱大興國皇帝，年號安定，以厲某為右丞相，樓某為左丞相，軍隊的數目，在十二萬人左右。他攻過東陽、義烏、餘姚、嵊縣、新昌、天台、永康。
忽必烈恍然大悟。他覺得自己吃不消有桑哥這麼一個製造盜賊的專家。況且，在北面，又有乃顏；在西北，又有海都！
他很快地便下旨捕桑哥（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個月以後，他索性把尚書省又廢一次。從此，中央的行政權的行使，仍以中書省為機構。
桑哥在尚書省的幾名羽黨，一概免職。尚書省的官吏，僅有右丞何榮祖，參知政事賀勝、高翥，被轉到中書省擔任同級職務。這三個人，都是在二月間，桑哥被捕以後，才從各方面調進尚書省去辦事的。
連帶下台的，是中書省右丞相安童。此人在早年頗有一番作為，卻於作了九年俘虜以後，再度出任原官之時，毫無對惡人奮鬥的勇氣。所以，忽必烈對他也膩了，便在取消尚書省之時，把他這位中書省的右丞相也免了職。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