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八九 會子危機
由於城市、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繁榮，宋代貨幣制度較之前代有很大的發展，貨幣的品種與流通的區域也比較複雜。
宋代也有以金銀為貨幣的，但比重不大，占主導地位的流通貨幣仍是銅錢。鑄有年號的銅錢雖非宋代才有，但太宗即位，改元太平興國，即鑄「太平通寶」，改元淳化時，他還以行、草、楷三種書體親書「淳化元寶」的錢文，這是最早的「御書錢」，其後，宋代每次改元都新鑄年號錢。
北宋銅錢的年發行量，一般維持在三百萬貫以上。宋神宗時一度達到五百萬貫，排列起來大概可繞地球三匝，總耗銅量達一萬噸。而西方各國萬噸銅產量還是數百年後的事，由此也可見北宋冶銅業的發達。南宋的銅鑄錢幣跌至年產十五萬貫上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價上漲，采銅鑄錢成了賠本買賣；二是政府有意以紙幣代替銅錢。
不過，宋代鐵錢也很興盛，主要在川蜀地區流通。其原因一是五代後蜀本來就鑄行過鐵錢；二是當時四川鐵礦比較豐富；三是這裡與西南少數民族接壤，使用鐵錢可防止銅錢外流。
宋夏戰爭爆發以後，為了籌措軍費，山西、河東地區也流通鐵錢，成為銅鐵錢並用的地區。政府打算把這兩地區變為川蜀那樣的鐵錢流通區，遭遇了頑強的阻力。用慣了好錢，誰願意再用劣幣呢？
鐵錢有大、小兩種，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合為大錢一貫重十二斤。大錢雖比小錢為輕，但倘若大宗買賣，費用在三五十貫以上，攜帶還是有困難的。而當時川蜀成都府路的社會經濟水平在全國僅次於兩浙，倘若仍使用單一的鐵錢作為商品交換的等價物，顯然不能適應商品經濟的需要。於是，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就在川蜀地區應運而生，這在中外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最早的交子大約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即十世紀末在四川出現的。其方法是在票據的正面與背面蓋上印記，上書隱秘的記號，朱筆和墨筆各有不同，以備驗對真偽，臨時填上錢貫數額，就可交易使用。但這種交子容易偽造，漏洞很大，訴訟不斷。
景德初年（1004年），四川地方長官張詠著手整頓，命成都十六戶富豪連保主持其事。他們開始用一色的紙張和統一的印文印造交子，然後十六家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作為暗記。印成的交子填上錢貫數額，就可以按面值進行交易。
但偽造交子仍時有出現。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交子務，開始官辦發行交子。官交子與私交子的主要區別是：上蓋益州交子務和益州觀察使的官印；取消面額填寫的舊法，將一貫至十貫文的固定面額印製在交子上（後定為五貫和十貫兩種面值）；設立準備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每界交子以兩年為期予以兌換。
不過，交子是以鐵錢為本位的，主要仍在四川流通。直到元祐時（1086—1094年），交子的發行與流通還比較穩定，貶值率為百分之十，但到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交子改稱「川引」。其後，一界發行量竟是天聖初年的二十倍，貨幣的實際縮水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五。不過，北宋旋即滅亡，川引使用又局限川蜀，因而沒有引發全國性的社會動盪。
到了南宋，鐵錢基本上在與金朝接壤的兩淮、川蜀等沿邊地區流通，目的仍是企圖遏止銅錢北流的趨勢。但因銅錢鑄造量銳減，銅錢私鑄為銅器和滾滾北流的趨向依舊勢不可擋。原先局限在四川流通的紙幣，自然而然地推向南宋統治地區。
南宋前期，發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廣的紙幣是會子，正式發行是紹興三十年（1160年），因由行在會子所發行，流行於東南諸路，也稱「行在會子」或「東南會子」。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為一貫（一千文）、二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二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值三種，乾道五年（1169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除東南會子這一全國性貨幣，南宋政府還發行以鐵錢為本位的地區性紙幣，流通於四川的仍沿用「川引」的名稱，流通於兩淮的叫「兩淮交子」，簡稱「淮交」，流通於荊湖的稱為「湖廣會子」，簡稱「湖會」。
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據說是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先增至七百萬貫，進而攀升到一千萬貫。第二、三界會子數加印，似與應付隆興北伐有關，但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並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達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的發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倘若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量確是三百萬貫的話，竟增加二百餘倍。
在財政政策上，會子與銅錢是可以自由兌換的，但會子不斷貶值，兩者的兌換率在寧宗以後也急遽走低。當時為了開禧北伐，把會子的發行量擴大了十四倍；而從兌換率來看，會子這一期間起碼貶值了一半。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會子之多如決堤之水，物價之漲如脫韁之馬，誰都不願把不斷貶值的會子攥在手裡，紛紛以會子擠兌銅錢。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會子換界，朝廷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兌換，同時輔以嚴厲的法禁。其本意是為了平息擠兌風波，但無異向持有者宣布會子已徹底喪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適得其反。無論貧富誰都不願使用會子，持有者更是急於脫手。
朝廷竟強行規定，讓士民工商根據財產高下，按比例換購會子，違者抵罪，並鼓勵打小報告告發。於是，俯首帖耳者甚至賣田質宅，被迫以低價收回會子；而那些以低於實際比價拋售會子的民戶，都因觸犯法禁而被籍沒家財。
但朝廷的禁令也無法阻遏低價拋售和拒收會子的狂潮，這一強勁的勢頭反過來驅使會子進一步貶值。通貨膨脹引發社會動盪，富戶大受損失，貧民更是雪上加霜。這年冬天，米珠薪桂，手中有會子也買不到米，飢餓難忍的乞丐群起搶奪商販們的炊餅。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迫不得已，朝廷採取了三方面的補救措施：一是放寬新舊會子兌換的限期，二是發還民戶因拋售會子而被籍沒的家產，三是從賣官鬻爵和出售沒官田等渠道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作為回收舊會子的資本。但會子危機並沒有立即化解，最後採取了「悉弛其禁」的做法，至少在嘉定五年以後危機才漸趨平靜。
寧宗以後，新舊兩界會子的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深層次的問題越積越多。朝廷一有財政短缺，就以濫印會子的辦法來飲鴆止渴。理宗親政時，會子已印發了十七界，社會上流通的十六、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再次導致「會價日損，物價日昂」的局面，理宗只得以出賣度牒與封贈敕告等回籠的資金來收回部分會子。
端平入洛以後，會子與銅錢的兌換率從端平親政初暴跌二十五個百分點。而嘉熙四年（1240年）發行的十八界會子，數量反比十七界大為增加，大概為彌補聯蒙滅金與端平入洛的虧空。同時規定五道十七界會子只能兌換回一道十八界會子，貶值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米價也立即暴漲至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乾道年間米價（每斗三百文）的十一倍強。
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正式頒詔：十七、十八兩界會子不再立限，永遠使用。希望通過將會子變為不兌換貨幣，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洶湧勢頭。但二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居然還買不上一雙草鞋（即便在寧宗嘉定年間，物價暴漲以後，一斗米也不過五百文），一切措施都已無濟於事。老百姓不再把會子當錢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
景定五年（1264年），權臣賈似道趁理宗彌留之際，首先下令停止十七界會子的流通，一月之內全部兌換成十八界會子；緊接著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也稱「金銀關子」、「見錢關子」或「銀關」），以表明關子的貴重，已不同於貶值的「銅錢會子」；然後宣布關子與十八界會子的兌換率為一比三。於是，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諸行百市，物價騰貴，老百姓拿著錢，卻整天買不到東西。關子發行僅十餘年，南宋就為元所滅。
金朝在貞元二年（1154年）也開始發行一種叫「交鈔」的紙幣，資格還比南宋的會子老。交鈔沒有兌界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無限期流通紙幣。到金章宗時，交鈔也開始貶值。其後，金宋戰爭不斷，交鈔貶值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貞祐三年（1215年）不得不宣布廢除交鈔，另發名為「寶券」的紙幣。直到金亡以前的二十年里，金朝不斷地廢棄舊紙幣，發行新紙幣，紙幣的名稱也不一而足。但老百姓往往手持萬貫，只能買一個燒餅。金朝紙幣貶值創下了六千萬比一的空前紀錄。困擾宋朝的貨幣貶值問題，同樣伴隨到金朝滅亡，倒稱得上是難兄難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