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五〇 流寇集團與農民武裝
宋金戰爭一開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繼而高宗渡江，金軍追擊，宋朝政府對中原與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權力失控以後，必然另有無序的權力取而代之。大約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紹興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間，中原與江南出現了兩類失控的權力。其一是農民武裝，據何竹淇統計不下六十起，規模較大的有宣和末年至靖康初年河北的高托山（一作高托天）、京東的張萬仙（一作張仙），建炎末年至紹興初年建州的范汝為，湖南的鐘相、楊么，紹興三年吉州的彭友。其二是流寇集團，筆者也曾作過研究，由形形色色潰兵叛將組成的流寇集團不下二百個。更多的情況是，農民武裝中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團裹脅了無辜的農民，因而官方史書上都籠統稱之為「群盜」。以下根據《宋史·高宗紀》列出影響較大的流寇集團起事年月，並依據相關記載略述其本末（至於原文稱「賊」者此處也不予甄別）：
建炎元年七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十二月被王淵討殺。
建炎元年十一月，真定軍賊張遇入池州。後犯江州，次年正月被王淵招降。
建炎元年十一月，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十二月投歸東京留守宗澤，次年九月宗澤死後再叛，復寇淮西，十月被劉正彥擊潰而投降。
建炎二年正月，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舟叛，渡淮犯黃州。廣收潰兵後轉入荊南等地，後雖受招撫，任鎮撫使與捉殺使等職，但燒殺搶掠如故，俘殺鐘相。紹興二年，投降偽齊，後為金將，屢為攻宋的前鋒。
建炎二年二月，河北賊楊進歸降宗澤。楊進號「沒角牛」，宗澤死後復叛，眾至數萬，剽掠汝、洛之間。次年五月，為宋將翟進邀擊，中流矢而死，其眾潰散。
建炎二年五月，賊靳賽寇光山縣。後犯通州，四年閏八月歸降劉光世。
建炎二年六月，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張俊（此人是大將，與經略川陝的大臣張浚不是一人，兩人在建炎、紹興年間同時登場，請勿混淆）前往鎮壓，十一月投降，因復謀為變被斬。
建炎二年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後招安為鎮撫使，仍殺戮抄掠，據有江淮湖湘十餘州郡，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之意。紹興元年，被張俊擊敗，投降偽齊，後為金將，成為孔彥舟那樣的侵宋馬前卒。
建炎三年正月，東京留守杜充遣岳飛、桑仲討叛將張用於城南，其徒王善往救，張用、王善寇懷寧府。王善後轉攻宿州，同年十一月叛降金朝。張用號稱「張莽蕩」，率部流竄至襄漢，復入江西，紹興元年五月，受岳飛招降。
建炎三年四月，西北賊薛慶襲據高郵軍。他原是潰兵，至此有眾數萬，次月，受張浚招撫。
建炎三年七月，山東賊郭仲威陷淮陽軍。他原是李成一黨，至此分兵攻淮陽，十月降宋為鎮撫使，卻打算割據淮南，與偽齊暗通聲氣，紹興元年五月，被劉光世部將王德在揚州擒獲，押至行在斬首。
建炎三年十一月，淮賊劉忠犯蘄州。他也是潰兵出身，後有兵數萬，屯據岳州平江縣白面山，紹興二年九月為韓世忠擊潰，走降偽齊，次年四月為部下所殺，傳首行在。
建炎三年十一月，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率眾叛。進犯潭州，杜彥後降宋，仍為統制。
建炎三年十一月，桑仲自唐州犯襄陽。他這年正月還在討叛將張用，時隔十月，自己也成叛將，襲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其所有，後受招為鎮撫使，叛降不定，紹興二年二月，為郢州守將所殺。
建炎三年十二月，江淮宣撫司準備將戚方擁眾叛，犯鎮江府。後攻下廣德軍，次年六月被岳飛所破，降歸張俊。
建炎四年三月，御營前軍將楊勍叛。後犯婺州、處州，一度受劉光世招安，復叛，紹興二年被宋將楊惟忠誘殺。
建炎四年十月，王善餘黨祝友擁眾為亂。後渡江大掠，紹興二年二月，歸降劉光世軍。
建炎四年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受招降。紹興元年四月復叛，占據徽州，十月在楚州為官軍俘獲，檻送行在。
紹興元年正月，賊曹成入淮陽軍，復引兵趨江州。曹成原與張用、馬友屬同一集團，後來分軍南下，由江西入湖南，擁兵十餘萬，次年受到岳飛的痛擊，五月，以八萬之眾受韓世忠的招降。
紹興三年正月，江西將李宗諒誘戍兵叛，寇筠州。三月，為李綱派兵擊降，被殺。
宋太祖曾自豪地說過「吾家之事，惟養兵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將桀驁恣肆的不穩定因素強制融入軍隊這一國家機器中，使其難以直接危害社會與政權。但太祖沒有料到軍隊本身也有這種全面失控的時候，這時，收隸尺籍的獷暴之民經過了訓練，擁有了武裝，結成了集團，就像上百頭突破鐵籠的惡狼與猛虎，不僅使歷經戰亂的國計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脅到南宋政權的自身安全與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後，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對付所謂「群盜」上，以至當時宰相趙鼎都說：「渡江以來，每遣兵將，只是討盪盜賊，未嘗與敵國交戰。」南宋政權剿滅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敵的威脅，鞏固了後方，有利於南宋的社會安定與經濟恢復，這一戰爭大體到紹興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團中，張俊、劉光世、韓世忠和岳飛所起作用最大，並通過對流寇的招降與改編，不斷擴大自己的實力，成為擁有重兵的中興四大將。
現在，再來說說這一時期的農民武裝。土地兼併與賦稅繁重，往往是農民揭竿而起的癥結所在，這裡有必要補充說說兩宋的賦稅。宋代無地的佃戶向地主交納地租，國家則向土地所有者（不論地主還是農民）徵收兩稅，夏稅征絹麥，秋稅征糧食。此外還有「支移」、「折變」、「和買」、「和糴」等附加稅。所謂支移，是藉口將兩稅實物運送邊地而徵收的「道里腳錢」；所謂折變，是有意讓納稅戶將實物折成貨幣，或將貨幣折成實物，從中收取附加費；所謂和買，原意為公平買賣，也稱和預買或預買，實為政府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強行預購兩稅中的絹匹等物，後來乾脆連低價也都不付，變為一種附加稅。所謂和糴，就是政府以低價向民戶強征兩稅以外的糧食。
南宋一建立，就打著抗金的旗號，巧立各種苛捐雜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藉口供應軍用而新增的附加稅中，最苛急的有三種：一是南宋初年東南諸路徵收的版帳錢，以兩浙路最為繁重；二是紹興二年起在江南東西路、兩浙路和荊湖南路各州縣按月交納的月樁錢；三是紹興五年新征的總制錢，與徽宗末年開徵的經制錢合稱為「經總制錢」，有些地區的經總制錢竟達正稅額的三倍之多。此外，東南地區還有二稅的附加，例如和糴、和預買、折帛錢、預借。和糴、和預買是沿用北宋舊例；所謂折帛錢就是將和預買中的絹匹改徵貨幣；預借就是提前徵收明年以後的賦稅，最多的甚至預借到六年以後。另據記載，江西、湖南在正稅以外，還有「正耗」、「補欠」、「和糴」、「斛面」等名目，一石正稅米往往要收到五六石；收稅錢則還有「大禮」、「免夫」、「綱夫」、「贍軍」等名堂，一緡稅錢往往要收到七八緡。建炎紹興之際的連年戰爭，軍隊的饋餉和朝廷的開支，都要由江南農民來承擔，不時之需，無名之斂，幾無虛日，老百姓簡直無以聊生。
與此同時，兩宋之際空前殘酷的戰爭破壞也迫使人民鋌而走險。建炎三四年間，金軍渡過長江，蹂躪兩浙路、江南東西路和荊湖南北路的廣大地區，加上望風潰逃的南宋官軍與流竄不定的流寇集團，一茬又一茬的燒殺搶掠，硬是把農民逼上了絕路。在這種形勢下，哀哭無告的廣大農民只有結眾自保，才是唯一生路。
唯其如此，這十年之間成為兩宋農民起義的洪峰期，次數之密集，區域之廣泛，在兩宋是僅見的。其中規模與影響最大的就是鐘相楊么起義。
靖康二年春，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鐘相命其子鍾昂率義兵三百前往勤王，高宗南逃時被遣返原籍。鐘相並沒有按朝廷之命解散這支武裝，而是結寨自保，抗擊南下的金兵、潰軍與流寇。
建炎三年冬，金軍南侵荊湖，流寇孔彥舟也盤踞洞庭湖沿岸諸州，為害一方。在這種情況下，次年二月，鐘相揭竿而起，建號大楚，自稱楚王，建元天載（一作天戰），控制了洞庭湖周邊諸州十九縣，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起義軍也利用秘密宗教作為組織民眾的工具，這種宗教是否也是摩尼教尚難確定。鐘相鼓吹：「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這對貧苦民眾是富有吸引力的，四方農民絡繹前來投拜入法。
在「群盜」並起的形勢下，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盜制盜的方針，即任命一些兵強馬壯的流寇集團首領為鎮撫使或捉殺使，讓他們去消滅其他流寇集團和農民武裝。二月，孔彥舟被宋朝任命為荊湖南北路捉殺使，讓他去對付鐘相。孔彥舟派出間諜，混入義軍，裡應外合，在三月的一個深夜，偷襲了鐘相的大營，俘殺了鐘相及其妻兒。
起義軍雖受到重大挫折，但推舉楊么為領袖。他原名楊太，當地稱兄弟中幼小者為「么」，故稱其為楊么。楊么自稱「大聖天王」，立鐘相之幼子為太子，很快將隊伍發展至二十萬人。他以洞庭湖為根據地，在湖裡建立了面陸背水的大小水寨數十個，進可陸耕，退可水戰，形成了陸耕水戰的戰略方針。
為提高水戰能力，起義軍讓俘獲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車至三四十車的車船。這種車船形制雄偉，分二或三層，大者長三十六丈，高七丈余，可載千餘人，以人踏車，以輪擊水，進退靈便，行駛疾速，左右前後各設長達十餘丈的「拍竿」，用來發巨石擊碎敵船。車船與海鰍等戰船配合，使起義軍掌握了水戰的主動權。
宋朝採取剿撫並用的政策。招安雖令個別動搖者叛變投敵，楊么卻始終不為所動，為了粉碎誘降陰謀，他後來對前往招安的官員一概予以鎮壓。
紹興三年六月，宋荊南制置使王率兵六萬，水軍正副統制崔增、吳全領水師一萬，與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㝢聯合進剿。楊么誘敵深入，在陽武口（在今湖南漢壽東洞庭湖口）大敗宋朝水軍，崔增、吳全溺水戰歿，一萬水師全軍覆沒。而派去招安的官員，一再被楊么處死，大半回不來。宋朝政府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
楊么起義軍的壯大，引起兩方面的重視。
其一是偽齊劉豫方面。李成投降偽齊以後，紹興四年曾奉命派遣密使，遊說楊么「聯軍滅宋，分地而王」，為楊么拒絕。時隔一月，李成又派人攜官誥、金束帶等前來誘降，被義軍盡行殺戮，沉屍入江。關於楊么起義軍與偽齊的關係，也有與此截然相反的說法，以為兩者勾結，約好李成由陸路、楊么由水路，在兩浙會合，「赴行在作過」。但堅持大義說有已然的事實可以為證，而勾結偽齊說充其量只是或然的道聽途說，且未有實際的行動可以證實，即便在後來宋朝大軍開赴水寨的情勢下，不僅偽齊絕無聲援的舉動，楊么也絕無逃往偽齊的跡象，故後說不足為信。
其二是南宋方面。對朝廷說來，楊么控制長江上游之地，阻遏漕運，獨占一方，已成為與金兵、偽齊鼎足而三的心腹之患，「不先去之，無以立國」。到紹興五年，南宋政府或剿滅，或招安，已基本解決了為患江南的各大流寇集團。這年五月，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張浚以都督諸路軍馬的身份坐鎮潭州督戰，命岳飛從抗金前線調來精銳部隊進行鎮壓。
岳飛採取剿撫並用的策略，誘降了少數起義軍首領，熟知了內情，決定了對策。他先派人暗中打開西洞庭湖的堰閘，降低水位；而後命官軍編制巨筏，堵塞主要港汊河道；再將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以阻撓車船的正常行駛。六月，岳飛向楊么大營發起總攻。楊么以車船迎戰，舟輪被腐草羈絆，行進不便，欲退入港汊，又為巨筏所阻，終於被俘遇害。十幾萬起義軍中，老弱者歸田，岳飛將五六萬少壯者編入岳家軍。
鐘相楊么起義堅持七年之久，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當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進步性。但作為處於宋金之間的農民政權，長期並存似無可能，既不利於抗金大局，也不利於南方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陳寅恪有詩云「妖亂豫么同有罪」（豫即偽齊劉豫，么即指鐘相楊么），也許正是從這種歷史大格局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