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 · 四二　宋江、方臘與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統治，終於在政和、宣和之際激起了民眾起義，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臘規模最大。 宋江起義因有《水滸傳》的渲染，幾乎家喻戶曉。其確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記載，大約在政和末年；活動地區相當廣泛，北到京東河北，南到兩淮的楚州、海州、淮陽軍，「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史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軍轉戰至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奪取了官軍巨艦十數艘，但最後中了知州張叔夜設下的埋伏，副帥被俘，無復鬥志，便接受招降。當年六月，隨童貫南下鎮壓方臘。宋江起義有史可案的情況，大概如此。關於這次起義，宋元之際已有《宣和遺事》加以描寫，雖不無歷史的影子，但畢竟小說家言，不能完全徵信。至於《水滸傳》，更是藝術虛構。 有兩個問題有必要說明一下。其一，起義是否以水泊梁山為根據地。梁山泊一向是「盜賊」的淵藪。元祐元年（1086年）前後，有個叫黃麻胡的在這裡鬧事。蒲宗孟出知鄆州，禁止當地人出入水泊，絕其糧食以迫使這些嘯聚者散夥。但崇寧以後，這裡又成漁者盜窟。《夷堅志·蔡侍郎》說，蔡居厚知鄆州時，有「梁山泊賊」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殺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鄆州卸任的，殺降還早於這年，有人認為他殺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據似乎不足，因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後。從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橫行河北、京東、淮南，似乎是流動作戰為主，當時史料稱宋江為「淮南盜」，也證明他們沒有以梁山泊為「大本營」。但從宋江軍隊在海州奪取官軍戰艦進行水戰來看，他們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動過，這在地方志和口傳史料里還留有痕跡。但未必如《水滸傳》描寫的以方圓八百里水泊作為梁山好漢的根據地。 其二，宋江是否受招安打方臘。毛澤東在評《水滸》時說「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引得文史學界爭辯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盜偶成》詩說：「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翦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鐵證。至於宋江參與鎮壓方臘，《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綱要》等權威史料都有確鑿記載，也是無可否認的。大概就在鎮壓方臘以後返師時，武將折可存奉御筆討捕「草寇」宋江，落得個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場。 花石綱之役不僅把廣大農民逼上絕路，連許多中小地主也瀕臨破產。方臘是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的漆園主，也是造作局壓榨的對象。於是他以誅朱勔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殺牛酹酒，在漆園誓師起義。 這時，兩浙飽受盤剝壓迫的各階層人民就如一堆乾柴，一經點燃就成燎原之勢，數日之內，起義軍就從千餘人發展到十萬之眾。方臘自稱聖公，建元永樂，署官命將。不到三個月，起義軍分路出擊，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東）、歙州（治今安徽歙縣）、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華）、衢州（治今浙江衢縣）和處州（治今浙江麗水）等六州五十二縣。 東南重鎮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為震驚。徽宗被迫下罪己詔，撤銷造作局，廢除花石綱，宣布免除起義地區三年田賦，以收拾人心，瓦解其鬥志。與此同時，徽宗命童貫急調西北十五萬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義軍首領方七佛率兵六萬進攻秀州（今浙江嘉興），官軍固守頑抗，童貫手下大將王稟率大軍趕到，成兩面夾擊之勢，起義軍損失慘重，被迫退守杭州。官軍重兵壓境，起義軍的地盤日漸縮小，次月，杭州也終告失守，方臘只得率餘部二十餘萬死守青溪幫源洞。四月，起義軍終於被官軍與地主武裝聯手攻破，幫源洞慘遭血洗，方臘也被宋將韓世忠俘獲，八月押赴開封處死。 方臘起義的規模遠較宋江為大，童貫在鎮壓過程中殘殺的起義將士和平民不下二百萬。這次起義，方臘登高一呼，兩浙應者雲集，除了花石綱之役的騷擾，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方臘以摩尼教組織和發動民眾。這種秘密宗教的參加者不喝酒，不吃葷，互相以財相助，很受貧苦民眾的歡迎。方臘故意把《金剛經》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讀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來引導民眾認識現實世界的不平等，積聚起義的力量。 這裡有必要補說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屬外來宗教，關於其教義及傳來的路徑，此處略過不表。僅指出一點，在其流傳過程中，佛道色彩越來越濃，倒可以視為外來文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功範例。唐武宗滅佛後，摩尼教轉入地下，轉而向東南沿海秘密滲透。五代後梁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為旗幟，在陳州（今河南淮陽）起義，據說，其徒「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宣稱「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說教主摩尼比釋迦牟尼還要高明。入宋前後摩尼教改稱明教，這種以教主命名改為以教旨命名的更動，似更合乎中國人的習慣。 宋真宗時修《道藏》，兩次下敕命福州獻上《明使摩尼經》編修入藏。一說是當地有個大款買通了主持者，讓他把《摩尼經》入藏，以便為明教爭取合法地位。不論何說為是，此事表明：這時的統治階級還沒有驚惶失措，要把流傳民間的明教消滅在萌芽狀態。在其後近一個世紀裡，未見有關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測它並不張揚地從福建波及兩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兩次命溫州送明教經文入藏。入宋以來百餘年間，摩尼教水波不興，表明它充其量還只是撫慰信徒苦難的一帖麻醉劑。但對社會底層的苦難民眾來說，宗教異端在撫平創痛和激起反抗之間是很容易轉化的，其臨界點的坐標即定在苦難的程度和民眾的忍耐力的交叉點上。從這個意義上說，異端邪說倒不失為測試社會是否穩定健康的試劑：社會越是安定有序，異端邪說便越是沒有市場；一旦到了異端邪說不脛而走，爭奪到浩浩蕩蕩的民眾時，這個社會的秩序、機制乃至其本身的現實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問題。徽宗後期的社會危機已如乾柴獨缺烈火，方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明教來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員報告：兩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鄉村，建立齋堂，鼓動民眾，夜聚曉散。徽宗這才感到問題嚴重，頒下御筆，嚴加取締。然而，社會危機既然到達了臨界點，一切都為時已晚。時隔六年，方臘就喊出了「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的不平之鳴，以明教相號召，樹幟起義。 方臘起義以後，明教被定為邪教。其後，統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來侮稱明教。南宋對吃菜事魔的取締更為嚴酷。高宗一再頒布禁令，因告發株連，被籍沒流放者不計其數。紹興四年（1134年），有官員承認：兩浙州縣在方臘之後，法禁愈嚴，「事魔」之俗，不可勝禁；有人貪功邀賞，血腥鎮壓，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積屍，焚燒殺戮，靡有孑遺。這種鎮壓擴大化所涉及的地區不限於東南諸路，持續的年代也不限於南宋初年。 統治者誤以為這種鎮壓無所不能，意識不到是在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反會迫使異教信徒們協力同心，殊死反抗。實際上，方臘以後，吃菜事魔在東南民間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氣候，即生事端。南宋立國百餘年間，與「魔教」有關的民眾起義隔三岔五地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魔賊」王念經在江西貴溪聚眾起義，信州、饒州數萬民眾紛起響應；紹興三年（1133年），餘五婆、繆羅在浙江遂安「傳習魔法」，反抗官軍，聲震嚴、衢兩州；紹興十年，浙江東陽「魔賊」谷上元率眾起事；紹興十四年，安徽涇縣「魔賊」俞一發動「事魔者」舉義；紹興二十年，貴溪黃曾繼王念經之後，再次「以魔惑眾」，揭竿而起。 距方臘起義一個世紀後，紹定元年（1228年），陳三槍在贛州松梓山舉義，聲勢波及三路十餘州郡，起義堅持了七年之久；從義軍先後奉張魔王、小張魔王為領袖等跡象推斷，顯然與吃菜事魔有關。宋代與吃菜事魔相關的民眾起義，見諸記載的以方臘始而以陳三槍終，以方臘領導的規模為最大，以陳三槍堅持的時間為最長，二者倒是首尾呼應、前後輝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