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三國 ·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談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繼起的說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潰，另一文化誕生的說法。湯因比（A.Toynbee）與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會」一詞，代替「民族」或「文化」，並且補充了一點：某一社會崩潰之後，其構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會所局部保存。湯因比喜歡說，「中國社會」在佛教進入之時已經崩潰，此後不再有中國社會，而只有「遠東社會」。
在實質上，中國史與西洋史不同。我們的周朝，十分燦爛，卻不是曇花一現的希臘；我們的漢朝，十分雄偉，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復興的羅馬。我們中國人具有西洋人所沒有的韌性，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於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政府好的時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時候，是亂。治久了以後，難免有亂；亂了一陣以後，由於我們這個韌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於我們這禮義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遲早會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撥亂反治」。於是，希臘、羅馬於亂了以後未能再治。而我們中國每逢「天下大亂」以後，不久便「形勢大好」，一治一亂，成了中國歷史的軌跡，雖則我們不可把這軌跡看得太呆板。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或其修訂人毛宗崗，說出一句令人難以駁倒的話：「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等於說：「治久必亂，亂久必治。」這種話，西洋人說不出來。他們對於他們國家的未來，不可能有如此樂觀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八個字，與宇宙論中「一張一弛」的大道理，頗能相通，站在嚴格的歷史科學的立場來說，分與合至少是極可能的趨勢：「合久會分，分久會合。」
至於，合久了何以不僅會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僅會合，而真的合了？「人」的關係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決心與能力，是可以挽狂瀾於既倒的；倘若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兩漢的大一統局面，維持了四百多年；種種機構已經磨損、腐蝕，不再管用。分的趨勢，確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輪流把持中央，剝削地方，是病徵，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無藥可救的階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標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陰補陽。
西漢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於劉邦簡化了法律，減輕了賦稅，因襲了秦的「三權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後之徵用全國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學說為中心的學術。
所謂「三權分工」，是丞相與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專管監察之事。這與美國的「三權分立」不同。在沒有三權分立之時，這「三權分工」究竟要遠優於霍光以後之權臣包攬一切了。
所謂徵用全國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國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選拔，留在身邊訓練、察看，然後再分別任用為縣令、縣長，於任期完滿以後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漸升為中央的九卿（部長）、三公（院長）。
霍光在昭帝之時，任「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是虛銜（加官），大將軍在平時沒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權，由於替皇帝「錄尚書事」。尚書原是宮內的小官，在皇帝身邊管文書。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錄」起皇帝的所有的文書事務來，這就成為丞相與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皇帝。
三權集中於一人之手，三權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淺顯的話來說，霍光替皇帝代閱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雖則是寫給皇帝的；事實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處理。
霍光以後的外戚如王莽、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竇武、何進，都於種種不同的加官與虛銜之下，大權獨攬。宦官的領袖們，有時候大權獨攬，有時候幾個人合夥，作「集體領導」，如單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趙忠與張讓等十二常侍（俗稱「十常侍」）。
東漢的皇帝們，在和帝以後都是短命的人。壽命較長的桓帝，死時才三十六歲。靈帝死時，三十二歲。順帝，三十歲。和帝自己，二十七歲。其餘的，兩位少帝，與質帝、沖帝、殤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順、桓、靈之所以短命，因為後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順、桓、靈，留下了年輕的寡婦，以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她們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親（國丈），或哥哥、弟弟（國舅）。於是竇、鄧、閻、何等幾家外戚，便先後當權。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親生的，則問題比較簡單；倘若是「抱來的」（由別支皇族過繼而來的），那就每每發生小皇帝略為長大以後，就被宦官挑撥利用，以政變的方式推倒當權的國丈或國舅，使得大權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機構，由於不再有三權分工，一壞便全部都壞。地方官吏之推選孝廉，成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競爭不過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於是現任的及未來的官吏，從上到下，極大多數成為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殘喘於如虎如狼的貪官污吏的統治之下。
東漢在經濟上，本可以比西漢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夠解救的奴隸，逐漸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儘量減少貴族與大官的俸祿，儘量不捲入西域各國的糾紛，軍隊的開銷縮小，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人民可以休養生息。
可惜，由於政治的結構出了毛病，人民在賦稅方面的負擔，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實上比以前多。公開的負擔少，暗中的負擔多。所謂暗中負擔，第一是銅錢貶值。西漢從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鑄造了二百八十「億萬」（所謂億萬，是十萬萬。二百八十億萬是二千八百萬萬）。東漢的銅錢流通量，於王莽末年的大亂以後，經過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漢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後的當權之人，一方面連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錢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窮奢極侈，不懂得什麼叫做量入為出，更不懂得什麼叫做「平衡國家收支」。他們貪圖鑄錢的方便：用少數的銅，鑄多量的錢。於是越鑄越多。在順帝的時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數字上是六十萬萬，等於是西漢兩百年所鑄銅錢的總數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負擔，是官吏的種種攤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賄賂。
官吏的生活費與娛樂費，都是取之於老百姓的，卻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讓它荒廢不修。黃河決口，別的河流也頗有泛濫的。大水之年以後，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災與旱災，輪流地逼得老百姓沒有日子過。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僅對人世間貪污橫行與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視若無睹，而且助紂為虐，於水災、旱災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蟲、瘟疫。
東漢末年的人民，對洛陽的中央政府失望，對老天也失望。於張角、張梁、張寶三兄弟的鼓動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將死；倘若能另有一個新的老天、新的上帝來替代這生病將死的老天，該有多好！張家三兄弟告訴他們：這蒼天確是生病將死，替代這蒼天的，將是黃色的天。你們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頭裹黃巾，便能於天崩地陷、宇宙換一紀元之時得救。結果，有三十六萬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張家的黃巾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