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七五　江南得到了開發

東漢時期有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這個歷史變化對於中國此後的歷史進程有顯著的意義，它就是江南經濟的開發。 「江南」地區曾經是經濟文化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進行各地區的經濟比較，曾經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話。西漢時期，江南農業還停留於粗耕階段，生產手段相對比較落後，雖然礦產、林產資源豐饒，然而尚有待於開發。 司馬遷說，當時江南地區採取「火耕水耨」，也就是燒去雜草，灌水種稻的簡單的耕作方式。江南地區的自然資源條件有優越之處，野生植物和水產，可以方便地採獲，因而沒有饑饉的憂患。但是另一方面，也沒有相對富足的「千金之家」。 直到王莽時代，荊州、揚州民眾仍然大多依山林水澤定居，漁獵採集在經濟生活中仍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經濟形式與中原先進農耕區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東漢時期，江南經濟文化有所進步。衛颯和茨充主持桂陽地方行政時採取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使得經濟作物得以引進，民眾因此得到利益。 江南水利事業也得到發展。漢順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會稽太守馬臻創治「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根據水旱狀況隨時調節水量，所以不再有凶年。堤塘周圍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這是規模相當大的水利工程，而規模較小的水利設施在江南分布之普遍，可以由漢墓普遍出土的水田陂池模型得到反映。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中州擾亂，魯肅對他的從屬說：中原政治秩序被破壞，寇賊橫暴，淮水、泗水之間已經難以生存，我聽說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戰亂之害，你們願意與我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嗎？其從屬皆從命。看來，秦及西漢時期的所謂「卑濕貧國」，到東漢末年前後，由於地理條件和人文條件的變化，已經演進成為「沃野萬里，民富兵強」的「樂土」了。 顯然，自兩漢之際以來，江南經濟確實得到速度明顯優勝於北方的發展。 江南地區經濟文化實現顯著進步的原因，是由複雜的多方面的條件共同形成的。其中氣候環境的變遷，也是研究者不應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不同途徑以不同方式獲取的不同資料，大體可以共同印證江南地區的氣候環境於兩漢之際由濕暖轉而乾冷的結論。 秦代及西漢時期，北方人往往以為江南地區最不利於生存和發展的因素是氣候的「暑濕」。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南越列傳》《淮南衡山列傳》等都說到「南方卑濕」。《貨殖列傳》則寫作「江南卑濕」。《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漢文帝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賈誼聽說長沙卑濕，自以為壽命不得長久，於是為賦以吊屈原。 又《五宗世家》寫道：長沙王因為其生母地位低下，無寵，所以「王卑濕貧國」。《漢書·嚴助傳》記載，漢武帝出軍征伐閩越，淮南王劉安曾經上書諫止，以為當地「暑濕」的惡劣氣候，將會導致部隊大量減員，即使尚未直接交戰，死傷者也一定不在少數。劉安又回顧前時擊南海王的情形以為教訓，說當時天暑多雨，水軍遠征，尚未與敵軍遭遇，病死者已經過半。 漢元帝時封地原在江南「下濕」之地的劉仁，上書請求「內徙」。 東漢前期馬防徙封丹陽，後來也以「江南下濕」，上書請求歸還本郡，得到漢和帝准許。 東漢中期以後，則已經很少看到類似的記載，大約氣候條件的演變，使得北人對南土的體驗已經與先前有所不同了。 兩漢之際及東漢末年，兩次出現由中原往江南的大規模的移民浪潮。 漢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全國戶口數與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相比，呈負增長形勢。與此對照，江南地區戶口卻呈增長的趨勢，而豫章、長沙、桂陽及零陵等郡國的增長率尤為突出。 兩漢之際，中原兵爭激烈，據說流民數量之多，甚至可能達到原有戶口數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民人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亂江南」。東漢時期，連年水旱災異，也導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 東漢末年劇烈的社會動亂再一次激起以江南為方向的流民運動。 大致在東漢晚期，江南已經扭轉以較原始的耕作技術從事農業生產的落後局面。《抱朴子·吳失》說到吳地大莊園經濟驚人的富足：勢利傾於邦國之君，儲積富於朝廷公室，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遮蔽原野，田池遍布千里。莊園主有充備的物質實力，享受著奢靡華貴的生活：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谷萬庾，園囿仿擬上林之苑，館第僭逼太極之宮，粱肉余棄於犬馬，積珍陷失於帑藏。這樣的情形，與司馬遷所謂西漢江南「無千金之家」的記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幾乎完全成為王符《潛夫論·浮侈》、仲長統《昌言》中所描繪的東漢中期前後黃河流域豪富之家極端奢侈的經濟生活的翻版。 隨著經濟的進步，江南地區的文化面貌也為之一新。 經過這樣的歷史過程，江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差距逐漸縮小，江南地區的文明程度明顯上升，從而為後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地區的轉移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