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秦漢 · 一九　千古一帝

對於秦始皇的評價，歷來多有爭議。 有人說他是天下第一暴君，有人說他是開創了中國政治史的新紀元的偉大的帝王。 有意思的是，對於秦始皇給予肯定的評價的人，往往在歷史上也是多有爭議的人。 比如明代的李贄，在他的名著《藏書》中，就有「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的說法。李贄的言論，曾經震動了當時的思想界。可是世人和後人對他的評價，卻褒貶不一，有完全對立的意見。 秦始皇的功勞，最主要的，就是實現了統一。 回顧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競勝的歷史，對於歷史影響比較大的國家，多位於文明程度處於後起地位的中原外圍地區。這些國家的迅速崛起，對於具有悠久的文明傳統的「中原」即黃河中游地區，形成了強烈的衝擊。對於這一歷史文化現象，《荀子·王霸》中已經有所評論。 荀子說：「五霸」雖然地處僻陋之國，卻能夠武威震撼天下。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都是僻陋之國的領袖，但是「威動天下，強殆中國」。 就是說，「五霸」雖然都崛起在文明進程原本相對落後的僻陋地方，卻能夠以新興的文化強勢影響天下，震動中原。 「千古一帝」秦始皇。 「五霸」所指，說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號》中的說法，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就是除去越王勾踐，加上秦穆公，仍然可以說是地處僻陋之國，卻能夠武威震撼天下，「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 在戰國晚期，七雄之中，以齊、楚、趙、秦最強，到了公元前3世紀的後期，則秦國的軍威，已經勢不可擋。 在這一時期，強國的軍事政治實踐，已經和「大一統」的理論聯繫了起來。 「大一統」理想的提出，是以華夏文明的突出進步和我們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初步形成作為歷史基礎的。 儒學經典中較早可以看到「大一統」理想的表述。 《詩·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樣的話，可以理解為四海之內，山野都是「王」的土地，民眾都是「王」的奴隸。這一詩句，後來被頻繁引用，成為一種堅定不移的政治信條。 《左傳·昭公七年》記載，臣下有分君權的企圖，受到嚴正的責難：「一國兩君，其誰堪之？」提出這一見解的人，還引用了《詩經》的名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萬章上》也引述了《詩經》中的這一句，以及孔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話。不過，孟子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解釋，與一般的理解似乎略有不同。孔子所說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見於《禮記·曾子問》和《禮記·坊記》，然而都寫作「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很顯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或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是「大一統」政治意識的朦朧體現。 「大一統」一語的明確提出，最早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 對於《春秋》一書中為什麼以「王正月」啟始這一問題，注者解答道：「大一統也。」 「大一統」政治體制，是儒學學人的政治理想，但是，在當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卻並不僅僅是這一派政治學說的主張。和一切政治概念同樣，同一政治命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進行解釋，可以為不同立場的人們所利用。對於「大一統」來說，儒學思想領袖們往往期望回復周王朝的「大一統」。其他學派則傾向於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礎上的新的「大一統」。 早期法家的政治理論就是以君主權力的一元化作為思想基點的。《慎子·佚文》記錄了慎到的言論。他說：「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強調政治權力一定要集中，避免二元和多元的傾向，因為這種傾向將導致動亂，正如《慎子·德立》所說：「兩則爭，雜則相傷」。《太平御覽》卷三九〇引《申子》也說，這種高度集中的君權，是以統治天下為政治責任的，「明君治國」，「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以「天下」作為管理的對象，表明事實上「大一統」的意識已經深入到法家理論的核心之中。 「天下」的說法，最早見於《尚書·大禹謨》，這就是所謂「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可見「天下」的觀念，一開始就是和「大一統」的觀念相聯繫的。應當看到，這一觀念，顯然不是單純的地理觀念，也不是單純的文化觀念，而是一種政治觀念。 與當時「天下」意識的普及大致同時，許多思想家都相應提出了統一天下的主張。 《孟子·梁惠王上》說，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呢？ 孟子回答道：天下歸於一統，就會安定。 梁惠王又問：誰能夠使天下歸於一統呢？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的國君能夠使天下歸於一統。 另外，《孟子·離婁上》中還宣傳了孟子這樣的觀點，認為國君如果好仁，則可以天下無敵。對於同樣的政治主張，《孟子·盡心下》則表述為「仁人無敵於天下」。 《荀子·王霸》也曾經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的觀點。 《易·繫辭上》也說，「聖人」以「易」為思想基礎，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 使「天下」歸於「大一統」，已經成為許多政論家的政治理想。統治「大一統」的「天下」，已經成為許多政治家的政治追求。 《墨子·尚同中》也曾經提出過「一同天下」的說法。 甚至莊子也曾經發表類似的涉及「天下」這一政治命題的意見。如《莊子·天道》所謂「一心定而王天下」，《莊子·讓王》所謂「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等。 成為戰國晚期秦國政治建設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韓非子》一書，可能是先秦諸子中說到「天下」一語頻率最高的，竟然多達二百六十七次。其中可以頻繁看到所謂「霸天下」，「強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強匡天下」，「進兼天下」，「謂天下王」，「為天下主」，「取尊名於天下」，「令行禁止於天下」等說法。而「一匡天下」出現四次，「治天下」出現六次，「王天下」也出現六次。 很顯然，謀求對「天下」的統治，謀求「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建立，已經成為十分明確的政治目的，已經成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 我國早期地理學名著中，有一部著名的《禹貢》，後來也被收入《尚書》中，列為儒學基本經典「十三經」的內容。《禹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別論述了九州的土氣、物產，以及向中央政府貢奉的品物、方式和道路等。一般認為，《禹貢》成書於戰國時代，並不能體現夏代制度。據有的學者考定，《禹貢》大約是梁惠王積極圖霸期間，魏國人士於安邑撰著成書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的大一統事業的藍圖。 「大一統」的理想能夠形成，又得以傳布，表明華夏文化走向同一、走向成熟的歷史進步邁過了新的里程碑。 實現「大一統」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孟子·公孫丑上》中可以看到孟子提出的反對通過戰爭手段「以力服人」，而應當推行「王道」，實施「仁政」才可能實現「大一統」的主張。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當時的政治現實，卻是各個大國都在積極強兵備戰，連年兼併不休，企圖通過武力使「大一統」的理想得以實現。 《呂氏春秋·盪兵》說，古代聖王和古代賢王都有「義兵」，就是以正義的軍隊、正義的戰爭實現其聖賢之業，而一概否定軍隊、否定戰爭的見解，是荒謬的。「義兵」，其實是醫治天下弊病的「良藥」。以實現「大一統」為目的的戰爭形式，就被看作「義兵」。 我們甚至還看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中成書於戰國晚期的體現道家以所謂「自然」、「無為」為中心的政治思想的《十六經》中，以《觀》為題的一篇，也明確肯定了在「今天下大爭」的形勢下，應當堅持「為義」的「兵道」，「伐亂禁暴」，取得成功。 秦國就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基礎，通過嚴酷的戰爭形式，靠著打了無數勝仗，才一一擊滅六國，建立了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帝國，實現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的。 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李斯等人讚美秦始皇的說法，即：「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所謂「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的「大一統」的局面，是通過「興義兵」的戰爭過程實現的。 儒學雖然早就提出了「大一統」的理想，但是卻好像並沒有能夠真正找到實踐「大一統」的正確道路。戰國時期以法家為主的諸家學派的共同努力，使「大一統」終於成為一種政治現實。但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儒家為鞏固和強化「大一統」，進行了更重要的理論建設和政策設計。 還應當看到，老子學說其實是以所謂「小國寡民」作為社會理想的。《老子》第八十章寫道，小國寡民，使其即使有高效率的器具也不使用，使民眾畏懼艱險而不向遠方遷徙。雖然有舟車，也不乘用，雖然有武裝，也不炫耀。使民眾回復到結繩記事的遠古時代，滿足其飲食衣裳，安於其住居禮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裡體現的社會觀、政治觀和經濟觀，看起來都是和正統「大一統」思想不協調的。但是，這一思想的產生和傳播，也自有歷史文化的基礎，是我們不應當忽視的。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注意，《老子》書中提出的這種主張，其實大體是符合古代中國農耕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的。可見這種狀況和國家的「大一統」政體，並沒有根本的矛盾。 「大一統」的理想，當時為社會大多數人所共同嚮往。秦國實現「大一統」的戰爭過程，與歷史進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秦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政權。 秦王朝的建立，是以當時社會普遍要求統一的文化傾向作為重要背景的。秦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李贄在《史綱評要》卷四曾經有這樣的評論：「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秦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統一。對於嬴政、李斯們的政治表演，有「是聖是魔」的不同的歷史認識，但是秦的統一推進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事實，是大家都公認的。 天下既已一統，如何對政治淵源有別、經濟水準懸殊、文化傳統各異、民俗風格不一的各地區實現有效的管理，秦王朝上層集團經過多次鄭重的討論，做出了正確的決策。 秦始皇管理天下，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勤政的風格。 他在統一戰爭進行期間，就曾經有三次遠程出巡。翦滅六國、平定天下後，又曾經五次巡行各地。在滅齊之後的第二年，秦始皇就驅車出巡，帝車隆隆，在千里長途揚起了滾滾煙塵。《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雞頭山在今六盤山一帶。回中，在今陝西隴縣西北。帝車的軌跡，可能已經西至於今甘肅臨洮。同年，秦始皇開始「治馳道」。馳道工程雖然主要服務於帝王出行，但是對於秦漢交通網的構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第二次出巡，即以東方新占領區為方向：「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登泰山，禪梁父，又沿渤海海岸東行，至於膠東半島的東端，又沿東海海岸南行，回程經過彭城（今江蘇徐州），南渡淮水，又浮江而行，最後自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經由武關（今陝西商南南）回歸。這一次出巡，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編年記》中也有反映，寫作：「[二十八年]今過安陸。」正是秦始皇「自南郡由武關歸」，途中經過安陸（今湖北雲夢）的記錄。 《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第三次出巡的情形，竟有出入生死險境的經歷。據說在陽武博浪沙（今河南鄭州東北）地方，曾經遭到武裝敵對者的襲擊：「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追捕未得，於是令天下戒嚴十天，進行大規模搜捕。秦始皇又登臨位於今山東煙臺的之罘山。回程經過琅邪（今山東膠南南），由上黨（郡治在今山西長治西）返回關中。 此後第三年，秦始皇再一次東巡，親臨碣石。又巡視北邊，從上郡（郡治在今陝西榆林南）返回咸陽。同年，秦始皇派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奪取了包括今河套地區的所謂「河南地」。 次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在西北地區對匈奴用兵，成功地將匈奴勢力逐出今陝西、內蒙古交界地區直至陰山一帶，在當地置四十四縣，沿河修築城塞。又派蒙恬北渡河奪取了高闕（今內蒙古杭錦後旗東北）等軍事要地，修築亭障以防禦草原遊牧民族的侵擾。並且從內地移民以充實邊縣。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調發工役人員修築長城。 可以推知，秦始皇經營北邊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他出巡親歷北邊之後形成的。很顯然，重要的區域政策的制定，是以他親自對當地的實地考察為基礎的。 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又浮江而下，過丹陽（今安徽馬鞍山東），至錢唐（今浙江杭州西），臨浙江，上會稽山，祭大禹，望於南海，又還過吳（今江蘇蘇州），沿海岸北上，最終病逝於行途中。 據《史記·蒙恬列傳》，秦始皇心懷「欲游天下」之志。關於秦始皇出行，《史記·李斯列傳》有「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的說法，《史記·秦始皇本紀》又可見「東撫東土，以省卒士」詞語，但是，秦始皇不避霜露，辛苦出行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禱祠各地名山諸神以求長生，也不僅僅是親自慰撫鎮守東方的秦軍卒士。琅邪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的所謂「皇帝之明，臨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其實也透露出秦始皇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風塵僕僕，往來於東海北邊的動機，有通過這種交通實踐了解天下四方的文化風貌，從而鞏固和完善秦王朝政治統治的因素。 秦始皇渴望長生不死，派人入海求仙。 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書」，確定閱覽一百二十斤文書的日夜定額，不完成定額，不能休息。 秦始皇通過琅邪刻石自稱「皇帝之功，勤勞本事」，「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這樣的言辭可能是大體符合事實的。 在這種勤政作風的另一面，是絕對的獨裁專斷，「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當時人對於他於是有「貪於權勢」的批評。皇帝專權，使得丞相等諸大臣都只能看皇帝的臉色行事。大臣只是執行皇帝個人的意志，甚至丞相也沒有獨自處理重要政務的權力。臣下不敢發表不同的政見，不敢直接批評皇帝的過失，各自「畏忌諱諛」，於是形成了皇帝無視自己的失誤而日益驕橫，臣下畏於帝王的威權而諂媚取容的政治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