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五六 武昌起義（二）
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經過雙方主要人物多次見面密談，終於在七月初旬實現。雙方公推：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的湖北主盟人孫武為「參謀長」，以劉堯澂、蔡濟民、吳醒漢、杜武庫、蔡大輔、祝制六、王文錦、徐達明等人為參謀，丁立中、潘公復、查光佛、牟鴻勛等人為秘書，楊時傑、楊玉如等人任「內政」，李作棟任「財政」，楊宏勝任「交通」，鄧玉麟任「傳令」。
雙方決定：以文學社的總機關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為「臨時總司令部」，共進會的總機關漢口長清里九十八號為「政治籌備處」，增設製造炸彈的機關於漢口寶善里十四號，由孫武主持。
經費是一個重要問題。譚人鳳交給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與焦達峰設計盜取蘄春洗馬坡達城廟的金菩薩，又功敗垂成。鄒永成想竊取他伯母的積蓄，也未能得手。最後，劉仲文從襄陽家中帶了五千兩銀子來漢口，準備去京城捐一個官（清廷賣官鬻爵，有銀子便可以納捐，換取一個官銜，甚至官職），劉仲文在這時候已經是共進會的第三任會長，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終不肯痛快地把這五千兩銀子拿出來，給大家作為革命的經費。彭楚藩叫楊玉如騙劉仲文親筆抄寫革命宣傳品，抄好以後，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廳告密作為要挾，逼劉仲文拿出了銀子。於是，經費問題獲得解決。
有了劉仲文的五千兩銀子作為經費，大家便在武昌、漢口添設了若干機關，又派了居正與楊玉如二人於七月二十四日啟程去上海買手槍，同時請黃興、宋教仁與譚人鳳三人來武漢，領導起義。
居、楊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給陳其美，請他代買手槍，拜訪宋教仁、譚人鳳，請他們去武漢；也寫了信給黃興，托呂天民帶往香港面交。
楊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陳其美還不曾把手槍買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黃興回信給居正說，起義的日期不可太早，應該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時候各省一齊動手。宋、譚二人答應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啟程，到了當天的早上宋教仁說患了感冒，主張延期。（事實是，胡瑛托人帶信給他，反對在這時候起義，勸他不要去。）
黃興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後，於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個電報報告孫中山，打給當時在美國舊金山的馮自由托他轉發。電文說：「居正由武昌到滬，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同時也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馮自由，說明武漢同志急於乘四川保路風潮的機會而發難，希望孫中山籌二十萬元，或至少四五萬元的款子。黃興說，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經由上海，前往武漢。
陳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槍買齊，裝置在沙發椅之中運上船。居正與譚人鳳乘船西上，於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經過九江，看見武漢來的船上充滿了「逃難的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武漢三埠已為革命軍占領。
居、譚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左右到達漢口，在長清里九十八號見到孫武。孫武「仰臥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語如常」。「各同志詰以遲歸原因，余（居正）略告之，並指沙發椅內藏手槍之秘窾，取沙發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
當天，居、譚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見了黎元洪，也見了劉仲文。「劉仲文在謀略處，忙迫異常。」「余（居正）力主出兵，擊走大智門負隅之殘敵，眾是之。乃擬定計劃，請黎下命。余與石屏（譚人鳳）假寐於都督府，以覘翌日之動作。」
孫中山於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點鐘，在美國中部科羅拉多州丹佛城（Denver, Colorado）看報紙，報紙上說：「武昌為革命黨占領」。孫中山本在躊躇。如何回答黃興託了馮自由轉來的電報，到了這時候便毋庸再躊躇了。
原來，「十餘日前，（孫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此地（丹佛），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思無法可得款，隨欲擬電復之，令勿動。惟時已入夜，予終日在車中體倦神疲，欲於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時，再詳思審度而後復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時……坐下一展報紙……，是我心中躊躇未決之復電，已為之冰釋矣。」
武漢同志在推派居正、楊玉如二人去上海購買手槍，邀請黃興、譚人鳳、宋教仁之時，還不曾確定起義的日期。他們在原則上決定，起義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遲遲未回，武漢的風聲日緊，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已經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標全數帶走四川，三十二標也被他帶走了第一營（第二營開去宜昌，第三營開去施南）。並且，混成協的四十一標，也有兩營被瑞澂調離武昌（第一營開往宜昌沙市，第二營開往岳州）。第八鎮馬隊第八標也有一營被調去襄陽。清吏的如此種種措施，雖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發，卻使得同志們顧慮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隊被調走，則雖能順利起義而未必守得住武漢，更未必能夠由武漢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漢紳民於六月間已經開過保路的大會，推派劉心源、密昌墀、張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請願。文學社的喉舌《大江報》曾經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論《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與何海鳴的一篇《亡中國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閉。清吏並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漲再漲，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說是到了飽和點，一般同志都不願意再等。於是，孫武、劉堯澂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於武昌胭脂巷十一號開了一次會。出席的人是：參謀長孫武，參謀劉堯澂、蔡濟民、杜武庫、蔡大輔、王守愚，交通楊宏勝，傳令鄧玉麟，與各部隊學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馬榮、徐萬年等，一共三十一位。這一次會，從上午開到下午一點鐘，由孫武主席（蔣翊武這時候已經隨軍開往岳州），議決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間起義。
為什麼他們定在這個日子呢？一是，民間自從劉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來，一向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二是，焦達峰和孫武等人暗中有個約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義。
不料，在八月初三當天的下午，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發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長官逼迫請了長假，孟華成、霍殿臣、錢芸生等同志設宴為他餞行。席間，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長劉步雲的干涉，大家不理，劉排長於是報告某隊官，某隊官準備打他們軍棍。霍殿臣與錢芸生一時氣憤，把炮取出，到子彈庫找炮彈。孟華成阻止他們，反而傷了自己的手指。管帶（營長）姜明經聽到消息，調馬隊來彈壓，霍殿臣、錢芸生、孟華成與其他幾個同志只得帶槍逃走。孟華成走到同興學舍來報告，遇到孫武、鄧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孫武決定提早在當天立刻起義。
孫武正一面下令，一面準備離開同興學舍，渡江去漢口布置一切，劉堯澂恰好也來到了同興學舍。劉主張慎重，先叫孟華成回炮隊第八標看看情形，是否全標皆已發動。倘若如此，那就由孫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隊學堂一齊起義；倘若事件限於一棚一排，那只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義。孟華成回去打聽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擴大，僅限於一棚而已。
炮標（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的事件雖則不曾擴大，瑞澂以下的大小官吏卻十分緊張。瑞澂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艦，軍隊各單位的彈藥一律收藏起來，各碼頭嚴格檢查行人，各學堂學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紛紛把家眷送到漢口租界上去。有錢而怕死的老百姓們，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一變而成謠言，再變而成口號。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瑞澂下令，中秋節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許放假。
焦達峰送了信來給孫武，說湖南方面趕不及在八月十五起義，必須延遲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孫武於是又和劉堯澂、鄧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舉行一次會議，決定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會後，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蔣翊武回武昌，也打了電報給居正，叫他與譚人鳳、宋教仁乘輪同來。
蔣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達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號與劉堯澂會面。劉堯澂告訴他，楊玉如已經回來，居正尚在上海，黃興主張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齊發動，但是武漢的同志認為太遲。蔣翊武考慮了很久，未作結論。王憲章、彭楚藩、江國光、張鵬程、張廷輔等幾位，也陸續來到小朝街，大家談論到下午五點鐘左右，忽然邢伯謙與鄧玉麟二人「倉皇來告，漢口機關破露」。
原來，這一天上午，孫武和鄧玉麟、丁笏堂在漢口寶善里十四號把炸藥裝進大鐵罐。炸藥是黃復生和喻培倫當年於赴京謀炸攝政王以前，在漢口準備炸端方未成而留下來的。大鐵罐有三個，每個可以裝五六磅炸藥。同志們現在的計劃，是做好這三個大炸彈，於起義之時從瑞澂的總督衙門的後圍牆對面的「武昌帽店」樓上摔進去，炸瑞澂的臥房。孫、鄧二人埋頭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鄧玉麟有事外出，劉仲文的弟弟劉同口含香菸走了進來，上樓欣賞孫武的制彈技術。這劉同糊裡糊塗地把香菸灰丟在盛炸藥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燒傷孫武的臉，而且滿屋子煙霧瀰漫。丁笏堂慌忙把孫武的頭臉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醫院，醫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個同志（李作棟）的家中，才把孫武安頓下來。（這是鄧玉麟的說法。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裡面說：把孫武的頭臉蒙起來的，是李作棟，送孫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與陳光楚。孫武在共和里的「親戚」那裡躲了一陣，最後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醫院，同仁醫院不但肯將孫武收留，而且願負保護之責。）
鄧玉麟回到寶善里，看見俄國巡捕已經把寶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夾在眾人裡面混進去，才知道失了事，趕快渡江到武昌，在輪渡上遇到邢伯謙與謝石欽、牟鴻勛、梅寶璣，聽到他們說，劉同與住在斜對門（寶善里十一號）屋子裡的劉仲文的小老婆（李貞清）都被捉了去。機關里的名冊、旗幟、文告，也統統被巡捕拿了去（轉交給清吏）。
鄧玉麟和邢伯謙到了小朝街八十五號，把漢口的事告訴蔣翊武等人。蔣翊武和大家商量，劉堯澂與鄧玉麟堅決主張提前在當天夜晚起義。蔣翊武指著炸彈箱問劉堯澂：「制好了沒有？」劉說：「已經制好的，分發了各營。其餘的等待裝『底管』。」蔣翊武又問：「方略（作戰計劃）準備了沒有？地圖準備了沒有？」劉堯澂聽了，便從一個盒子裡拿出方略與地圖來給他看。蔣翊武說：「好！」就決定了在當天夜間十二點鐘起義，立刻起草作戰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寫了若干份，指派專人，分送各部隊與各（陸軍）學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條，其中第三條分為甲、乙、丙、丁等十項。在敘述此項命令以前，我先把當時清軍在武漢的分布情形簡單地說一說。清軍在武漢的，分為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巡防營、水師四大單位。第八鎮的統制是張彪，屬下有兩個步兵協（每協有兩個標，每標有三個營，每營有四個隊），另有馬隊（騎兵）與炮隊各一標（其中馬隊有一營開往襄陽），工程與輜重各一營，憲兵一營，教練隊一營。其中第十五步兵協有一個營在襄陽鄖陽，第十六步兵協有四個營到了四川，一個營到了宜昌，只剩下一營尚未出發。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是黎元洪，屬下有步兵兩個標（其中有三個營在武漢），加上馬隊與炮隊各一營，工程與輜重各一隊（連）。巡防營在原則上歸瑞澂以湖廣總督的身份（湖北此時不設巡撫）直接統率，共有五營，稱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駐在武漢。水師的統領是陳得龍，屬下也有五路，只有一路駐在漢陽。
上述這些兵力，單就留在武漢的而論，共有二十三個營與兩個隊。
在革命同志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門一帶的會黨與各學堂的同情革命的學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實際上均潛藏在清軍的內部。武漢清軍的總人數，假定以每營五百人計算，有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進會會員與文學社社員加起來，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進會的會員總數約有兩千人，文學社的社員總數（據李廉方說）有五千人，合起來是七千人。在這七千人之中，誠然有不少是屬於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標與第三十二標，以及開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標的第一營與第二營，剩下來仍在武漢的，應該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個同志領導清軍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滿洲旗人與漢軍旗人），勝負似乎可以預卜。
然而，革命同志人數雖多，卻並無子彈。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條的甲項，要第八鎮工程營占領楚望台軍械庫，命令第四條也是要第八鎮炮隊第八標分出一個營的力量（第一營），第二十九標第二營分出一個隊（後隊），於進城以後占領楚望台。
這命令所根據的「方略」是：各部隊同志分別控制其部隊，利用清軍原有的編制進行作戰。每個部隊的指揮官，以共進會或文學社的代表來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隊長。這樣，革命軍並非另成一軍，而是化清軍為革命軍，與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隊「選鋒」單獨發難，與清軍對壘的情形，恰好相反。
現在，把清軍在武漢的軍隊，與起義之時共進會與文學社的標營代表，分列如下：
蔣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所發的命令，規定起義的時間是當天夜裡十二點鐘，起義的信號是「中和門外的炮聲」。換句話說，負有首先發動的任務的，是第八鎮炮隊第八標，該標應提前在十一點半鐘便拔隊向武昌城前進，於進抵中和門附近之時放炮，作為信號。
各部隊同志在聽了炮聲而一齊起義以後，應該做的事分為下列幾項：
（一）放火助威——由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第十一隊在塘角該隊營地執行。
（二）占領楚王台軍械所——由第八鎮工程營、第八鎮第二十九標第一營後隊，與第八鎮炮隊第一標第一營，共同執行。
（三）進攻湖廣總督衙門——由第八鎮第二十九標第二營、第三十二標留守兵（於進入保安門以後），與炮隊第八標第一營（於占領楚王台以後），第二十一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於進入武勝門，占領鳳凰山以後），共同執行。
（四）進攻湖北布政使衙門——由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一標留守兵，與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第二營左隊右隊（於進入中和門、占領蛇山以後），共同執行。
（五）射擊第八鎮司令部——由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第一營（於占領楚望台以後）執行。
（六）射擊江中軍艦——由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第三營（於進入中和門、占領黃鶴樓及青山一帶以後）執行。
（七）防守武昌各城門——中和門由第八鎮第二十九標第一營左隊負責，通湘門由該營右隊負責，其他各門由第三十一標留守兵負責。
（八）防守官錢局、善後局、電報局等機關——由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一標留守兵（於占領布政使衙門以後）負責執行。
（九）撲滅旗兵——由第八鎮第三十標第一營與第三營負責（該標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內各重要街道、據點——由第八鎮第三十標第一營與第三營（於完成上項任務以後）負責執行。
（十一）搜索敵蹤——城內由第八鎮馬隊第八標第一營（於進入中和門以後）負責執行，城外四十里以內，由該標第二營負責執行。
（十二）迎接炮隊與掩護炮隊——迎接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的任務，由第八鎮第二十五標第一營前隊擔任，掩護第二十一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進城的任務，由第二十一混成協工程第十一隊擔任。
（十三）收殮陣亡者屍體——由衛生隊負責。
（十四）進攻漢陽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第一營（於占領龜山及兵工廠以後）執行。
（十五）進攻漢口——由該標第二營執行。
（十六）防守花園鎮及祁家灣一帶——由該標第三營前隊左隊負責。
（十七）堵塞武勝關——由該標第三營右隊後隊執行。
（十八）接濟彈藥——武昌方面，由楚望台軍械庫負責；漢陽、漢口方面，由漢陽兵工廠負責。
以上十八項，並非蔣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加以歸併以後，重行排列出來的。
可惜，蔣翊武所命令的起義行動，未能如期實現。
在南湖的炮隊第八標既未於十一點半鐘開拔、十二點鐘左右在中和門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協輜重隊也沒有在十二點鐘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負責傳達命令給炮隊第八標的鄧玉麟，反而在該標營盤以內與若干重要同志靜候城內的炮聲，一直靜候到天明，於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無所動作。事後，有些同志懷疑，鄧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隊把命令傳達去。然而，鄧玉麟並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個人單獨去的。
他在「革命文獻叢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義經過》里說，他在向蔣翊武、劉堯澂等報告了漢口機關被破的消息以後，「聲明本人主張今夜無論如何，在『兩點鐘』時非起事不可。……劉堯澂乃約『與議者』分頭通知各同志，決定是夜兩點鐘舉義，『以槍為號』。……隨即偕（楊宏勝）往各軍隊。先到工程隊，會晤熊秉坤、徐兆賓、容景芳，通知預備今夜兩點鐘起事，各軍隊須要準備。繼到測繪學堂，通知方興、李翊東。至二十九標及三十標，則由楊洪勝（宏勝）通知。楊旋隨玉麟到胭脂巷十一號，取得裝好之炸彈，由楊運到二十九標及三十標營外自己家中，預備運至該軍隊內。玉麟繼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隊，身帶有槍彈五六十顆，由文昌門出城。時已夜深十一時，街市戒嚴甚緊。到達後，即在馬房召集各代表，報告漢口事態，並說明同志名冊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內各部隊預備今夜兩時發動，炮隊非即速準備不可。當時炮團各同志決議一致行動。……是夜城內候城外炮響，而南湖炮隊候城內炮響。兩方均未能發動。迨天明，玉麟即偕徐萬年入城，行至中和門外，已不能再進。……」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鄧玉麟離開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之時，蔣翊武尚未發出書面的命令。那時候，大家雖則在原則上決定了當天夜裡起義，並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別口頭通知各部隊與各學堂，但是起義的時間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兩點鐘，信號是各處都放槍，而不是單獨由炮隊第八標先在中和門外放炮。其後，於鄧玉麟等人走後，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可能是五點半鐘），蔣翊武經過與劉堯澂等人商量了一頓，又發出書面的命令，把起義的時間改為十二點鐘，把各處放槍的口號改為先由炮隊第八標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義談》里說：「至十八日……晚六時許，鄧炳三（玉麟）、楊洪勝來云：『（共進會）總部既破，決心今夜十二時炮兵先發，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戰計劃負責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須發現了其他史料才能斷定。無論如何，鄧玉麟的確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間十一點以後十二點以前，到達了炮隊第八標的。
在蔣翊武的書面命令發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號的機關又遭破壞，蔣、劉等人被捕，街市的戒嚴加甚，城門當然關閉。於是，奉派傳遞書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隊第八標。鄧玉麟到達南湖之時，已經是十一點鐘了。某一位傳遞書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點鐘以前，或其以後，到得了南湖呢？
蔣、劉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號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點多鐘。
在他們被捕以前，約摸十幾分鐘，有一位姓張的同志走來向他們報告：「楊宏勝於提著菜籃，運送炸彈到工程營的時候，衛兵硬要翻他的菜籃，他跑，衛兵追，他摔炸彈，不曾炸到衛兵，反而炸傷了自己的臉，其後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趕他。他奔向十五協而去。」十五協是二十九標與三十標的所在，楊宏勝的小店開在附近。（熊秉坤說，楊宏勝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彈；衛兵實際上是一個同志，不幸此時右隊隊官黃坤榮正在會客室，聽到楊宏勝叫門，便走了出來叫衛兵抓他，他立刻轉身而去，衛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卻已有軍警在等著了，原來是房東見他形跡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軍警連拋三個炸彈，未中，逃走，躲到工程營之前、鐵佛寺後面的菜園子裡，於十一點鐘左右被捕。）
當清吏的戈什哈（捕役）與巡警來到小朝街八十五號之時，劉堯澂從樓上摔下兩個炸彈，不幸反而炸傷了自己的手，當場被捕。蔣翊武和其他幾個人，從樓上跳到鄰家的屋頂，由一個巷子走出來，仍被巡警圍住，捉去。
同時被捕的，共有二十餘人，包括彭楚藩、龔霞初、梅寶璣、陳宏誥、牟鴻勛、張廷輔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學校的若干學生同志。陳宏誥和來捕的巡警認識，他的父親是巡警署的科長，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蔣翊武身穿棗紅馬褂，拖著辮子，打扮得很土氣，到了巡警局，嘴裡嘰哩咕嚕著說：「我是看熱鬧的，叫我來作什麼？」巡警把他關在後花園裡，並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圍牆，逃走。
不久，劉堯澂、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總督衙門。楊宏勝也隨即被押解了來。瑞澂叫武昌知府陳樹屏、督練公所總辦鐵忠與提法司雙濤，將他們審問。第一個被審問的，是彭楚藩。鐵忠見他是憲兵，想給彭楚藩一個機會（原因是，鐵忠和憲兵營管帶宷清阿是好朋友，怕宷清阿蒙受督察不嚴的罪）。鐵忠向彭楚藩說：「你是去奉命抓革命黨的憲兵嗎？什麼人把你也錯抓了來？」彭楚藩笑著回答：「我自己是革命黨，怎麼會去抓革命黨呢？」說了以後，他要求自寫供詞，就洋洋灑灑地寫了：
「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興獄，蓄髮罹罪，殘暴數百年，實我漢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持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之囈語，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民族之淪亡，申革命大義，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爾輩若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當在革命軍前，為爾等請命。否則噬臍無及，唯爾等圖之。余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度外，請速余死。」
這時候，已經是10月10日上午四點半鐘。鐵忠吩咐劊子手，將彭楚藩推出，在總督衙門前面斬首。彭楚藩站著受刑，頭砍下了以後，身體仍舊站著。
彭楚藩就義時，年紀才有二十五歲。他原名澤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讀了很多古書，包括王夫之、黃宗羲的著作，很會寫文章、寫詩。他念了日本歷史，很佩服西鄉隆盛，於是投筆從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左隊當兵士。他聽說劉靜庵深通宋明理學，便拜了劉靜庵為師，不久加入日知會，被選為評議員。劉靜庵被捕，他因嫌疑而離開炮隊第二十一營，改名楚藩，進憲兵學校，於畢業以後充任憲兵營班長。日知會以後一線相承的革命團體，軍隊同盟會與群治學社他未及參加，振武學社與文學社均有他努力其間。（他為了促進文學社與共進會的聯合，而特地參加了共進會。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務最吃重的一個。他負責調查的工作，藉憲兵的身份而來往於各部隊之間，探聽消息。同時，他還要主持憲兵營內部的革命組織，因為他兼為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憲兵營營代表。
繼彭而被判斬首的，是劉堯澂。劉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復基，也讀過若干古書與王夫之、黃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於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籌劃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幫馬福益圖謀再舉，失敗，到日本留學，見了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丙午年（1906年）回國，在長沙創立「中外各報代派所」，運銷《民報》與各種革命刊物，和禹之謨從事學生運動，公葬陳天華、姚宏業於嶽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蔣翊武到上海，創辦《競業旬報》；不久，到漢口，幫詹大悲辦《商務報》。他本來已經加入過日知會，其後便連續參加了群治學社、振武學社與文學社。在群治學社尚未改組為振武學社之時，他和蔣翊武一齊投筆從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一標第三營左隊充當兵士。文學社成立以後，他被選為評議部長。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消息傳來，他離開軍隊，搬進小朝街八十五號的機關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務。大部分的起義計劃與軍事地圖，皆是他一手準備的。他在受審時罵不絕口，就義時高呼：「同胞速起，還我河山！」論年紀，才有二十八歲。
第三位就義的，是楊宏勝。（鄧玉麟與熊秉坤稱他為楊洪勝，龔霞秋稱他為楊鴻盛。）他是襄陽的農家子弟，先後在綠營與新軍當兵，升至第八鎮第三十標某營某隊的正目，先後加入了共進會與文學社，十分熱心，丟掉了軍中職位，扎了一間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標與三十標所在地）後營門之外，藉口經營小酒店而積極從事革命，負責「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運送經手購買的二百顆子彈到小朝街八十五號，又陪同鄧玉麟送兩排子彈（二十五顆）到第八工程營，單獨到第二十九標與第三十標傳達當夜起義的命令，再和鄧玉麟到胭脂巷十一號機關運炸彈回家，轉送各部隊，於到達工程營門口以後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審之時，受刑極苦，不說出一個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時，他說：「好！要殺便殺！快殺！你們奴才不久便要跟隨老子來了。」就義之時，他高呼「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他的年紀，也只不過是二十六歲而已。
蔣翊武從巡警局後花園跳牆出來，躲到蔡大輔與王守愚的住所，靜候起義的消息，候到天亮。天亮以後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隊傳令給革命同志，改在當天十九日夜間，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義。（胡培才等人，有沒有順利地把此項命令送到，大成問題。）然後，他便化裝出了平湖門，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門縣，找劉英。原因是：武昌到處張貼有懸賞捉拿他的告示與他的相片。
鄧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與徐萬年離開南湖，向武昌城裡走，走到中和門外十字街，聽說中和門已經關閉，還不曾開，不能進城，便留下徐萬年等候開城，和徐約好，在小朝街八十五號會面。鄧玉麟自己渡江到漢口，在「文藝俱樂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號找到李作棟。
鄧玉麟與李作棟到了漢口江邊，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陳子龍，才知道小朝街的機關已破，彭、劉、楊三人被殺，武昌的城門貼有李作棟與他自己（鄧玉麟）的照片。他改變方針，不經過武昌城而繞道鸚鵡洲與白沙洲去南湖。他到達南湖之時，已是十九日下午五點。這時候，城內的同志派來一人，恰好也到，問他在不在南湖，同時傳下命令說：「城內各軍隊定今夜八時起事，要炮隊響應。」（八時，可能為七時之誤，是傳令的人傳錯的。）
這一位從城內來的傳令人，可能是蔡濟民所派。據吳醒漢在《武昌起義三日記》里說，蔡濟民於正午換班以後告訴吳醒漢：「今夜趁點頭道名時幹起來……工程營、炮隊我派人去通知，同時發難。」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裡面說，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該營用餐完畢以後，召集各隊代表，「謊謂眾曰，『今早奉總機關命令，責我工程營首先發難。』……如是，眾韙其言，約定下午三時下晚操發動。」十二點鐘以後，他和李澤乾冒雨潛入右旗，訪得三十標同志方維、謝湧泉與標代表王文錦，又見到二十九標標代表蔡濟民，向蔡濟民說：「我營決計於下午三時晚操發難，汝標可否響應？」蔡說：「現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絕對帶領吾隊響應兄營。」
到了下午三點，長官並不吩咐吹號下晚操，方維與謝湧泉來到工程營探聽消息，秉坤這才和李澤乾與方維、謝湧泉商量好，把時間改為「點頭道名後、二道名前，七時」，方、謝二人回右旗，告訴蔡濟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這一天，有心於在當天晚上起義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蔣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處去傳令；孫武也派了人到各處去傳令，鄧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孫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裡住在沔陽學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來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囑咐杜昌年，「利用（武勝門）開城取水時間，設計出城還營，轉達其總代表李鵬升等，務於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會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縱火為號，其他各營隊均有聯絡，准可響應。」
杜昌年在下午兩點離開沔陽學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鵬升等人報告。杜在十九日早晨進城，本是李鵬升派去探聽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進城領子彈、炸彈、旗幟，王在當天不曾回來。在杜回來以後，王也乘開城機會回到了塘角。扎在武勝門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協所屬的第十一輜重隊、第十一工程隊與炮隊第二十一營。三個單位的共進會總代表是李鵬升，文學社總代表是余鳳齋。
胡祖舜在《六十談往》里說：「於是李鵬升、黃恢亞等集合各隊分代表再三密議，一致決定即晚十時由輜重隊發難，炮工響應。……起事之後，即進攻武勝門，以炮隊占領鳳凰山、黃鶴樓、高觀山等處，工程隊擔任掩護。輜重隊分編二支隊，一支隊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門，一支隊由司湖襲攻藩署後園。議定，即派人通信城內各營，屆時以塘角火起為號。
「至六時許，各隊隊官以上在炮隊營署開秘密會議（對付革命黨）。各同志以機不可失（乘著官長不在部隊），均主提前發動。
「其時適當輜重隊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贊成乘機先發。即由李鵬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隊準備動作。一面密令同志羅全玉首向排長郭某發擊一槍為號，時午後六時零五分鐘也。
「全隊同志聞聲奮起，入軍裝庫搶子彈一箱，當場分發，並往馬號（馬房）以馬草舉火。
「工程隊黃恢亞……胡亞民……等立即響應。……遂集合編為兩（？）支隊，以李鵬升為正隊長，李樹芬、王允中、楊少芬為參謀，羅全玉、鍾繼武、張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為支隊長，率隊向炮隊進攻……該營管帶張正基知勢不可敵，乘機逃避。……惟該營下級官杜瑞鎔及守衛司令官王季鵬等各執手槍抵抗，傷輜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經李鵬升率隊進攻，一面沖入該營中隊排長室內，將棉被堆集一處，淋以洋油，取號內掛燈以燃之，煙火蔽空。……張正基乃率隊走避於青山附近。」
胡祖舜關於塘角輜重隊發難經過的記載，是極重要的文獻。他把羅全玉同志槍擊郭排長的時間，毫不含糊地寫作「午後六時零五分鐘」。在時間上比起金兆龍、程定國、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內黃土坡第八鎮工程營之中發難略早。
大家都是為了革命，發難誰先誰後，毫無關係。最好是，同時在約定的時間發難。可惜總機關在十八日的夜裡被破，首腦人物已先後或傷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動，雖則也有熱心同志奔走聯絡，在大體上都是自動地各自為戰。而且，每一單位的可乘之機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記載的塘角輜重隊發難的時間，是不是有錯誤的可能？依現存的史料而論，這種錯誤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義史跡》裡面，有下列一句話：「晚，九點多鐘，遙見塘角火起，炮隊發難。」但是，當時身在南湖炮隊第八標的鄧玉麟，卻在《辛亥武昌起義經過》里說：「至七時，城內工程營發動。……即時，草湖門（武勝門）外塘角混成協炮隊、輜重工程各隊，亦即響應，將營房燒毀。八時，聞城內發動，玉麟即在炮隊（第八鎮的炮隊第八標）開槍集合。」由此看來，在南湖的人決不是到了九點多鐘，才看見塘角火起的。
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的「武昌首義之發動」一章裡面說：在闕龍、杜武庫、李鵬升等人所率領的各批同志，先後到達了楚望台軍械所以後，「時三十標代表張鵬程，奉命率士兵二十餘人守通湘門，見塘角火起，亦整隊至（楚望台軍械所）。」張難先的話，頗為費解。既然塘角輜重隊的領袖李鵬升已經放了火，率隊在武昌城外繞了一個大圈子，來到了楚望台軍械所，怎麼張鵬程於剛剛遙見塘角火起，從很近的通湘門趕到楚望台軍械所，反而到達該處在李鵬升之後？
事實上，李鵬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協炮隊第十一營以後，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勝門，進不去，轉而向東，繞過城牆的北面與東面，經過忠孝門、賓陽門到了通湘門，看見通湘門大開，沒有清兵守衛。這證明了張鵬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門，去楚望台軍械所參加革命了。張鵬程到達楚望台軍械所，應在李鵬升之前。李鵬升和他所率領的一百多同志，不願意走進通湘門（懷疑清方對他們使用空城計），仍舊向南走，走到中和門，又不進去。最後，到了十字街長虹橋，聽到南湖炮聲，才轉而向北，由中和門進城，到楚望台軍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裡面，一向強調第八鎮工程營是首先發難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軍革命質量暨其經過並駐紮地》一篇文章的附註之中，也承認：「其實該兩隊（混成協輜重隊與工程隊）（發難）最早，恐怕與工程營同時發難，亦未可知。」
工程營究竟在幾點幾分鐘發難？熊秉坤只記得是點頭道名之時。吳醒亞在「武昌起義三日記」卻說得很明白：「……幸至七點半鐘點名時，聞工程營槍聲……」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歲時入伍，參加了日知會。日知會失敗以後，他銷聲匿跡七年，被選拔入講武堂，畢業，任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後隊班長。（當時清軍的編制，是每營四隊：左隊、右隊、前隊、後隊。一個隊相當於今天的一個連。隊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經友人介紹，與孫武會面，「適覺生（居正）在座，傾談甚快，因亦加入共進會。」
他在共進會中十分努力，被公推為工程營總代表，後隊的隊代表由他兼任，其後改為金兆龍。前隊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隊的代表是羅炳順，右隊的代表是楊金龍。全營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間，有了一百餘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編成四個「正隊」。所謂「正隊」，是共進會在湖北的秘密編制，每一正隊，分成三個「支隊」，每個「支隊」的人數是二十人。原有的四個隊代表，作了「正隊隊長」，下設正隊副隊長。他自己以總代表的資格，兼為「大隊隊長」，統轄四個正隊，下設參議、參謀、副官、書記、交通員、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從楊宏勝手中接得若干子彈。他在《武昌起義談》里說：「旋楊宏勝運子彈五排來，乃擇以最勇者人給兩枚，尚餘三枚，自備」；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里說：「楊宏勝……將懷中兩盒子彈取出交坤。……坤再將子彈兩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隊代表分發，並囑以膽大、平時與官長有仇者，人發兩粒，其餘各隊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蓋以三粒充響應時向小操場發三響為信號，餘三粒備作帶隊出營時，恐生阻礙，不能不早有預備耳。」
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點半的時候，工程營的官長奉上峰命令，特別戒嚴，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們一概不許走出棚室，連廁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綱，是共進會的一個支隊長，把熊秉坤分給他的子彈兩顆裝進槍內，也提前把白布纏在右臂（這是革命軍的標識），被排長發現，捉了，禁閉起來。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眼，於天亮以後、起床號以前，睡著了一剎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勢更加緊張。他幸好是值班守衛，以正目的身份當「衛舍長」，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職權叫李澤乾出外探聽消息。李回來告訴他，彭、劉、楊三人遇害，各處革命機關都已封閉，各處城門也都關了，巡防營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協（二十九標及三十標營地，一稱「右旗」），放到了工程營的左右各街。
十點早餐以後，他召集各隊代表開會，決定在下午三點鐘起義。大家告訴他，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到了茅廁里，有些同志已經把子彈摔出了牆外，原因是怕子彈被官長搜出。他命令大家，沒有子彈，也要起義，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呂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來兩盒子彈；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將吳元愷身邊當過馬弁，現已去了四川。另有兩位同志章盛愷和於郁文，向熊秉坤告奮勇，偷得排長的子彈兩盒。熊秉坤有了這四盒子彈，感覺到起義有了把握。
三點鐘的時候，官長不叫人吹號下操。熊秉坤與李澤乾及來自三十標的方維、謝湧泉商量的結果，改在下午七點，點了頭道名以後發難。
下午七點，各排各棚點了頭道名。熊秉坤巡視各棚，走到後隊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聽見有吆喝的聲音，喊捆的聲音。走去一看，迎面來了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其行如飛」。
原來，這陶啟勝是十分反對革命的一個排長。他帶了兩個護兵走到金兆龍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門，笑著向金兆龍招手說：「你過來，我有話同你講。」金兆龍還以為他是好意，甚至企圖轉向革命這一邊來，於是便走了過去，走到棚門口，被陶啟勝一把扭住雙腕，大叫：「你膽頂大，敢造反！」又叫護兵：「把金兆龍捆起來！」護兵不敢動手。金兆龍一面掙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們說：「你們這時候不動手，還要等到什麼時候？」程定國取下槍來，想對著陶啟勝放，又怕傷了金兆龍。金兆龍順勢奪了槍，倒轉來，用槍托子向陶啟勝的頭一打，打得「血花四迸。陶呀然一聲，即釋金，捧頭向外樓梯口逃，與（熊秉）坤遇」。
熊秉坤對陶啟勝放了一槍，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營首先發難暨事前布置》里所說。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義談》裡面，說法與此稍有不同：第一槍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國放的。而且，用槍托子打陶啟勝的頭的，不是金兆龍，也是程定國。
關於這城內的第一槍究竟是誰所放，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里也說，「金兆龍以時不可失，遂執槍與（陶啟勝）格鬥。……程正瀛（定國）適居鄰舍，即開槍助擊。陶負傷逃，熊秉坤復槍擊之。」
陶啟勝奔下了樓，與代理管帶（營長）阮榮發相遇。阮榮發錯認陶啟勝參加了革命，對準陶啟勝連發兩槍，均中了要害。
跟隨阮榮發一齊來彈壓的，有右隊隊官黃坤榮與司務長張文濤。他們想上樓，上不了，熊秉坤與章盛愷、程風林、程定國、金兆龍等與他們對抗。章盛愷與程風林負傷（其後程風林因傷而死）。程定國槍法很準，一連打死黃坤榮與張文濤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隊的呂中秋，打中阮榮發。阮榮發轉身，向前隊的穿堂亂放，打死一位姓馮的同志，他本人隨即也被徐少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長，紛紛逃走。
熊秉坤於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來集合的寥寥無幾。這是因為一則由於嘈雜的聲音太大，二則生死關頭，敢於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領若干同志，到本營的軍械庫（不是楚王台的軍械所）找子彈。子彈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開了口的軍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餘的分給各分隊的隊長同志，也交了兩把給方興。方興本是工程營的學兵，被挑選進了陸軍測繪學堂當學生，是共進會在該校的總代表。這一天，他回到工程營來，幫助熊秉坤發難，他在陶啟勝抱頭鼠竄之時，摔了一顆炸彈助威。
熊秉坤帶同志到軍需房，房內有一個鐵箱，箱中有幾百塊銀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韓似信把煤油燈摔進去，點起了火，不准大家見財心動。
熊秉坤與楊金龍領隊，金兆龍和幾個同志在後面押隊，出營。出營以後，向左轉了一個彎，遇見左隊隊官李子魁。李子魁對大家放了三槍，未中。楊金龍還他一槍，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協二十九標與三十標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內放了三槍。這是原來約定的起義信號。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願意再走。熊秉坤回頭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馬榮與羅炳順派人送了信來，說他們已經占領了楚望台軍械所。熊秉坤、楊金龍等接到這個消息，「一個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馬榮是文學社社員，也是共進會會員。他在文學社裡面，是工程營的總代表。熊秉坤於文學社、共進會決議聯合以後，把工程營的同志編為四個正隊，馬榮便受任為左隊正隊的副正隊長。羅炳順是該正隊的正隊長。
在武昌起義的歷史上，有待考證的問題極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隊之中，以文學社的總代表為負責人，抑以共進會的總代表為負責人？史料中，簡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來揣測，可能各部隊重新推舉一番，或由兩位總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兩個團體在某一部隊的同志誰多？多的以其總代表為負責人。
就工程營而論，這個問題不成問題。馬榮本人兼為共進會的會員，而共進會的領袖是熊秉坤。共進會的會員人數，在工程營之中，似乎也比文學社的社員人數多。
馬榮與羅炳順所隸屬的左隊，這時候奉上級命令，負有守衛楚望台軍械所的任務。監視官是前任工程營管帶李克果、馬祖荃等五人。（現任管帶是王永泉，去了直隸永平參加秋操。代理管帶是阮榮發，阮榮發不能分身。阮榮發曾經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營「革命黨名冊」向張彪報告。張彪本想調三十標的兵換守楚望台軍械所。黎元洪說，三十標的革命黨或許更多，不如加派該工程營前任管帶李克果，與督練公所工兵課課員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軍械所當「監視官」。）
李克果在楚望台軍械所於熊秉坤等發難之時，聽到槍聲與吆喝聲，召集所中的官兵訓話，吩咐他們：如果有徒手的「匪人」來，你們應該開槍抵抗；如果有持槍的「軍隊」來，你們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馬榮向李克果說：「我們都沒有子彈，怎麼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兩箱子彈，發給大家。同志們得到子彈，立刻向空發了一排槍，把李克果與其他監視官及左隊隊長吳兆麟等官長嚇走。楚望台軍械所於是入於革命黨的掌握。
熊秉坤率領四十多人來到，與馬榮等人會合，召集全體在場的兵演講。
熊秉坤演說已罷，在九點三十分鐘下令：「本軍應冠以革命二字，稱之曰『湖北革命軍』，其兵種隊號仍襲用原有舊制。」「暫以楚王台為本軍大本營駐在地。」「金兆龍帶（工程營）後隊（第）二排出中和門，經十字街去南湖，威脅八標炮隊響應後，並掩護該標進城。」林振邦帶後隊第三排，占領千家街口，向十五協、鐵佛寺、伏龍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帶前隊第三排，占領楚望台與中和門高地，向津水閘方面警戒。
金兆龍率領後隊第二排，到了中和門。中和門的守兵已逃，金兆龍用雙手拉開一尺多長的鐵鎖，出城。走到長虹橋，與三十二標隊官楚瑛的一隊兵相遇，打了幾分鐘，將楚瑛的兵打退。然後，到了南湖閱兵亭。再以後，與馬標（第八鎮馬隊第八標）的哨兵打了幾分鐘。最後，到達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的後營門，與守兵交鋒。交鋒了一陣，炮標（炮隊第八標）的同志已在內部響應。
以上，是熊秉坤的記載。張難先說，金兆龍走到馬標，已和炮標的同志相遇。
鄧玉麟寫炮標響應，寫得極簡單。「八時聞知城內發動，玉麟即在炮團開槍，集合炮隊全標，率領進城，到達楚望台，即占領蛇山，用炮攻擊制台衙門。」
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中，記載得相當詳細：鄧玉麟和李作棟於十九日午後，在漢口「一碼頭」乘小船，經鸚鵡洲到白沙洲登陸，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發成，一齊回炮標。恰好，門口的守衛是同志王鶴年。進去以後，鄧、李、孟三人和徐萬年、蔡漢卿、艾良臣等會議，（徐萬年曾經在上午偕鄧玉麟進城，進不了城，被鄧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門開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陣，中和門仍舊未開，便回了炮標。）鄧玉麟與李作棟、孟發成，把城內消息與新的起義計劃告訴徐萬年、蔡漢卿等，研究如何準備。「同時，黃駕白、王華國，得劉復基（堯澂）等被捕消息，亦與李翊寰、童啟栩、塗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議發難。」「眾乃準備一切，鄧亦易軍服，荷馬槍。」「時至九時許（鄧玉麟說是「八時」），見塘角火起，城內亦有槍聲，蔡漢卿、孟華臣（發成）等即拖炮至操場。其隊官柳柏順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張難先說：「及睹塘角火起，鄧玉麟在南營門開槍。蔡漢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隊官柳百順出而阻止，漢卿腿擊之，辟易丈許！其他官佐皆望風靡。」
為什麼蔡漢卿用腿而不用槍？他沒有槍，更沒有子彈！
張難先說，蔡漢卿集合了二十幾位同志，到本標（炮隊第八標）軍械庫取出炮彈，向天發炮。「應者僅范鴻先等數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漢卿、王鶴年乃炮擊右隊，右隊同志始脫官長之壓迫而出。復擊（第）一營三炮，（第）一營亦來會。」於是鄧玉麟、李作棟、徐萬年、蔡漢卿、孟華臣（發成）、陳國楨等率全標同志，炮十二尊，整隊向中和門出發。
出發以前，他們派金明山到同駐南湖的第八鎮第三十二標第二營左右隊，請該兩隊同志響應，一同出發，予以掩護。結果，單道康、夏斗寅、戴鴻炳、祝倪周等帶了若干人出來，陪同炮標進城。
「路經馬標，見馬標無動態，亦擊三炮。馬標同志馬驥雲、徐國鈞（祁國鈞？）、黃冠群等隨起應。（但是馬標的大部分，其後卻被標統喻化龍帶去了五里界，潰散。）迎炮隊之馬明熙、金兆龍、鄺漢卿、張鵬程等適至。」
來迎炮隊第八標的同志，可見除了金兆龍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馬明熙的一支，（二）張鵬程的一支。（鄺漢卿是工程營的同志，屬於金兆龍的一支。）
馬明熙是第八鎮第三十標第三營的一個排長，於望見塘角火起以後和方維、謝湧泉等一百餘人起而響應。他們走到楚望台，與工程營同志會合。在他們之後，又來了第二十九標蔡濟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後，有方興、李翊東所率領的一批測繪學堂學生，約有八十人左右。方興於熊秉坤等發難之時，已經進入工程營內，向熊秉坤領得軍刀兩柄，回到測繪學堂，恰好李翊東正集合同學站隊。方興分給李翊東軍刀一柄，於是兩人便率領同學，整隊到了楚望台，成為第二批前來會師的同志。
吳兆麟給他們槍支、子彈，派他們當總預備隊，負責守衛楚望台。
吳兆麟是工程營的左隊隊長（連長），略有軍事學識，參加過日知會，其後便與革命同志沒有什麼來往。工程營起義之時，他溜了出去，被汪長林遇到，連拉帶勸的引至回軍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當了「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的這種讓賢的風度，確實了不起。
吳兆麟以臨時總指揮的身份，頒發第一道命令之時，是十點三十分。據熊秉坤說，當時「各標營尚無動靜」。熊秉坤的話，我們可以解釋為：當時各標營（及學堂）尚未有人來到楚望台軍械所。
吳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營前隊排長伍正林，帶前隊的兵兩排，經津水閘、保安門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營右隊排長鄺名功（傑），帶右隊的兵兩排，經紫陽橋、王府口，攻督署的後方。
熊秉坤說，吳兆麟於方維、蔡濟民、方興這三批人先後來到以後，再派方維與馬明熙等第三十標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隊第八標，以加強金兆龍等一支隊伍的力量；派蔡濟民第二十九標的一批，助攻督署後方，以加強鄺名功等一支隊伍的力量；留方興、李翊東等測繪學堂的一批，作為總預備隊，以加強楚望台與軍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維與馬明熙等一批，走到馬標（第八鎮馬隊第八標）營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龍，也迎得了炮標（第八鎮炮隊第八標）的同志。這時候，張鵬程的一排人也來了，於是會合在一起。
張鵬程是第八鎮第三十標的一個排長，文學社在第三十標的標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帶了二十幾名兵士守衛通湘門。看見塘角火起（或是聽到軍械所的排槍），便撇下通湘門不管，帶他的兵來到楚望台。他的這一批，可說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維等。第二批，蔡濟民等。第三批，方興等。第四批，是混成協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的闕龍、鄭繼周、王世龍，一共三個人，他們是翻了營牆出來的。第五批，是第八鎮第三十標第一營的吳醒漢與第二營的徐達明等若干人，他們是搶了子彈，推倒營牆出來的。）
張鵬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轉而前往津水閘，保安門正街，進攻總督衙門。他們到了保安門正街的東頭，便被把守保安門的清軍消防隊截住，死傷了好幾位，退回楚望台。張鵬程與吳醒漢等人商量了一下，撥得若干同志，湊上一百多人，仍由張鵬程率領，出中和門，迎接第八鎮炮隊第八標。這便是張鵬程何以能在馬標營地附近與炮標同志相遇的緣由。
炮標同志進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別架在中和門、楚望台與蛇山的幾處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勢頓然改觀。這時候，雖則是李鵬升已經帶來了混成協輜工二隊的同志七十餘人，經通湘門城外繞到中和門外十字街長虹橋，轉向東北，進中和門，到了楚望台。余鳳齋也帶來了第八鎮輜重營的祁占鰲、劉德貴等四十幾位同志，劈開武勝門進城，占領了鳳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領，攻布政使衙門。（李鵬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鳳齋的一批雖不曾來到楚望台，卻是第八批的響應之師。炮隊第八標，是第九批的響應之師。）
這時候，吳兆麟派往進攻總督衙門的部隊，業已先後受到挫折。
吳兆麟曾經在十點半鐘，派伍正林帶兩排兵，經津水閘與保安門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鄺名功（傑）帶兩排兵，經紫陽橋與王府口，攻督署之後。其後不久，又派蔡濟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鄺名功一路之後，為後勁。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閘，便被保安門城牆上的清軍武裝消防隊截住；其後續進，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內的清兵衝出，截為兩段，又只得退回津水閘。鄺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陽橋，遇到清軍，傷亡極重，鄺名功率隊退回了工程營，架槍休息。吳兆麟接到報告，便要執行軍法，將鄺名功捉來槍斃。同志們替他講情，於是鄺和他的隊伍，又來到了楚望台。
蔡濟民雖同樣遇到阻礙，而並不撤退。
炮隊第八標的同志，在中和門城牆、楚望台與蛇山的中峰與其他幾處高地，對著總督衙門轟將起來。
熊秉坤說，吳兆麟這時候派了周定原、黃楚楠、楊金龍三位同志，各帶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陸街進大金龍巷，至小菜場（中路）；一路由保安門正街經望山門正街，至總督衙門的東轅門（南路）。不到半個鐘點，三處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標的同志易於瞄準。（同時，吳兆麟也派了呂中秋與張靖川二人，帶了兵士十餘名，割斷各標營的軍用電話線。）
熊秉坤繼續說，吳兆麟在夜半以後，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兩點鐘，發出第二次進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帶領工程營後隊全隊（三個排），經津水閘與保安門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帶領工程營前隊全隊，走上保安門城牆向望山門前進，以協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陳國楨撥過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門城牆之上，對督署猛轟；派曹飛龍帶領工程營右隊士兵一個排，走上保安門城牆，作為炮手的掩護。（乙）派黃楚楠帶領工程營左隊全隊，經王府口與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後；派姚金鏞帶領第二十九標第三營右隊全隊，作為黃楚楠的預備隊。（丙）派方興帶領測繪學堂的一百多名學生，作為「總預備隊」，「並鞏固楚望台及軍械所後防。」
甲路，熊秉坤與伍正林帶了工程營的後隊與前隊出發。第三十標的馬明熙與徐達明，也帶領他的兩排兵，加上吳醒漢、彭紀麟所帶來的若干同志，自願參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時，第二十九標的杜武庫、楊選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領了他們所帶來的人，參加伍正林的一路；還有，第四十一標的闕龍、李宗（忠義）、岳少武，也併入伍正林的一路。於是，甲路的熊伍兩路，浩浩蕩蕩，向著督署的前方衝來。
熊秉坤與馬明熙、徐達明等人約定：（一）把同志分為三組，輪流向前衝進；（二）每到一個巷口，在驅走敵人以後，就留下幾個同志把守。果然，同志們得到輪流的機會，愈戰愈勇。若干與保安門正街成為垂直線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門正街，暫時都被肅清。熊的主力，到達望山門正街的陳宏發醬園門口，離開督署東轅門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後面的同志紛紛潰退，謠傳望山門城牆上的清軍已經走上城牆，將革命軍攔腰沖斷。事實是：清軍並未如此，而是第八鎮司令張彪本人帶了機關槍手與輜重營的兵兩隊，與幾十名武裝消防隊，走上瞭望山門一段的城牆，一面對熊路的三個組射擊，一面在城牆上向東伸展，與革命軍的牆上部隊接觸。牆上部隊，受到武裝消防隊的兩次衝鋒，死傷頗眾。「督隊」闕龍受了重傷。若干同志因而氣餒，頗有退後與跳下城牆的，把保安門城牆上的兩尊過山炮丟了。領隊的伍正林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護住，其餘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動，陡然之間士氣百倍，扎穩了陣，清軍不能再進，革命軍的保安門陣地與兩尊過山炮安然無恙。
當城上部隊扎穩了陣之時，熊秉坤城下部隊已經敗退到了津水閘。熊和馬榮、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選四十名敢死隊。這敢死隊頃刻之間便已組成。參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騫、馬榮、伍正林、馬明熙、吳醒漢、杜武庫、楊選青、徐少斌、彭紀麟、紀鴻鈞、徐紹儒、陳振武、饒春棠、林振邦、陳連升、楊正全、張得發、孫松軒、趙道興、宋厚德、張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這是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中所記下的名單，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義記》所寫下的名單，與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陳連升」寫作「陳連魁」，稱這二十四人為「前鋒」。李廉方的說法可能是根據胡祖舜的《六十談往》。（敢死隊尚有一人：胡春陽，見於李廉方的書，頁一〇〇，說他「被掃射而傷腿」。）
熊秉坤說，胡效騫是敢死隊的領隊，他自己是押隊。
敢死隊的作戰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個巷口，以防免埋伏與攔腰襲擊。他們帶了武器與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氣從津水閘衝過保安門正街，直達督署的東轅門放火。
清軍這時候方集中注意力於革命軍的城上部隊，沒提防敢死隊如猛虎一般地衝上前來，竟然連東轅門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轅門去。敢死隊的胡效騫、徐少斌、馬明熙等十幾位乘勢追到西轅門。
不料，督署內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機關槍掃射。馬明熙等腹背受敵，陷入重圍。這時候，紀鴻鈞奮不顧身，手提一箱煤油，衝進督署的門房，在門房內放火，門房頓然燒了，燒及了大堂，機槍手作鳥獸散。胡效騫等十幾位同志轉危為安。紀鴻鈞本人被燒死在門房裡面。
在紀鴻鈞以外，敢死隊中犧牲的同志，僅張斗熙、宋厚德、趙道興、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張彪在保安門與望山門之間的城牆之上，見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牆，經吳家巷出平湖門，帶了第八鎮輜重營的兵去漢口，扎在劉家廟。
瑞澂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籤押房」中了一顆炮彈之時，便自行拆毀督署的後牆一段，走出望山門，登上楚豫兵艦，開去漢口江面，躲在外國兵艦的後面。
黎元洪於工程營起義以後，仍舊坐鎮在第二十一混成協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標附近）。他親自動手，殺了來自第三十一標的周榮發同志，也殺了第四十一標的企圖衝出營門去響應革命軍的鄒玉溪。他叫標內的「第三營」兵士站到營牆上去，命令他們：「如果有人來攻，便開槍打。」（這時候，該標僅有第三營一個營，第一營已開往宜昌，第二營已開往岳州。）過了一會兒，他聽見外面槍聲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來攻，不可還槍，只可用好話勸他們走。」再過了一會，他大概是聽見了炮聲，又下一令：「如果有人來攻，你們便從營牆上走下來，退守營房。」最後，炮聲越來越猛，他就換上了便裝，與參謀劉文吉、執事官王安瀾溜出營門，逃到黃土坡劉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點鐘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數據點以外，入於革命軍之手。
應該補敘的，是蔡濟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動。
蔡濟民在第二十九標響應，帶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時候，吳兆麟已經派了伍正林與鄺名功二人分南北兩路出發。蔡濟民自願繼鄺名功之後，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後。鄺名功在紫陽橋之西受阻，折回工程營，再由工程營回楚望台。蔡濟民繞過紫陽橋之北，一直殺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處。敵軍受到這個威脅，便放棄紫陽橋之西的陣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較南之處，以機關槍扼守。蔡部以步槍對機關槍作戰，十分艱苦。
張鵬程以第三十標的排長身份，帶了二十幾個人守通湘門，於起義以後自動離開通湘門，到楚望台，參加南路作戰。在津水閘受阻，退回楚望台，經吳醒漢等撥給若干同志士兵，湊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門，幫助金兆龍一支兵，迎接炮（隊第八）標，在馬標營地迎到了炮標，一齊進城。進城以後，炮標分別架炮於中和門、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張鵬程帶了他所率領的一百多人，轉而向北，與蔡部併合。這時候，據李廉方的記載，似乎蔡濟民還不曾衝到王府口西口。其後，首先衝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張鵬程。「張鵬程直衝至西口，與敵軍鏖戰，幾至不支，馬雲卿受傷倒地。鵬程遂在西口覓民房縱火。當放火時，住戶助之燃燒，且面有喜色。」為什麼要放火？為了照亮總督衙門的目標，讓炮標的同志易於瞄準。
李廉方說：「時炮隊目標不易命中，因有主張火攻者，（吳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時，長街乾記衣莊一帶火起，炮隊目標明顯，轟擊督署，輒命中之。」熊秉坤也說，吳兆麟派周定原、黃楚楠、楊金龍等三人，分別帶兵士三五名到三處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間，（乙）水陸街至小菜場之間，（丙）保安門正街至東轅門之間。「如是，不到半時，三處火發，烈焰難當，我炮兵乘勢極力炮擊。」
但是，吳兆麟下令放火之時，正是第一次兩路進攻失敗以後、第二次兩路進攻尚未開始以前，熊秉坤所說的三處地方大都仍在清軍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務，能夠執行到什麼程度，很成疑問。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實，只有三件：（一）是張鵬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隊隊員紀鴻鈞在督署門房所放，（三）是王世龍在督署門前鐘鼓樓所放。
王世龍是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的同志，和闕龍、鄭繼周是該營最先響應的三個人。他們跳了營牆出來，到楚望台參加革命軍。張難先說他們三人跟隨蔡濟民，「直衝督署前門」，遇到敵軍的機槍手，「相持許久，終不下。闕龍、鄭繼周等從東轅門左側進攻。龍身先士卒，為保安隊襲擊，一彈洞喉管，暈倒於地，舁入醫院。王世龍、楊選青縱火燒門前鐘鼓樓，牆高，火不及，世龍死焉。」
張難先的這一番話，錯誤很多。第一，蔡濟民從頭到尾不曾負有進攻督署「前門」的任務。他的任務，是攻「督署之後」，亦即北路。第二，闕龍受傷，不在督署之前的「東轅門」，而是於伍正林一隊「沿保安門城牆，向望山門前進」之時，在城牆上面為「武裝消防隊」所擊中。熊秉坤說：「督隊闕龍負傷，致使退下紛紛而不能遏止，失炮兩門。而保安門上陣地，幾為敵人所占領。」第三，楊選青是熊秉坤敢死隊的一分子，與杜武庫及夏一青二人共負「守保安門城上」的責任，怎麼能夠走下城牆，到鐘鼓門，幫助王世龍放火？
張難先本人不曾參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戰爭，他的記載全憑傳聞，錯誤自然在所難免。事實是：闕龍與鄭繼周、王世龍三個人，在起義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標進城以後，同志們對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發了一炮，把該營的管帶謝國超嚇走，於是胡廷佐、左國棟、岳少武、李忠義、胡春陽等多人，「一哄而出」。出來以後，一部分隨同胡廷佐、左國棟向西走，併入蔡濟民部，占領善後局、官錢局、電報局等機關，進攻藩署（布政使衙門）；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闕龍、王世龍、鄭繼周，「隨伍正林部跟進」。因此之故，在闕龍負傷以後，胡春陽才有機會參加熊秉坤與伍正林所組織的敢死隊。
王世龍可能也是敢死隊的一分子。敢死隊沖近東轅門之時，王世龍便和楊選青奮勇而前，到鐘鼓樓放火。王世龍中彈而死，楊選青安然無恙。
王世龍與楊選青在鐘鼓樓所放的火，與紀鴻鈞在督署門房所放的火，以及比這兩處稍前，張鵬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幫助了炮隊同志，促進了武昌起義的成功。
蔡濟民的貢獻，在於達成了鄺名功所未能達成的任務：攻督署之後（北面），以牽制敵軍，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軍，克奏膚功。
蔡濟民始則繞出紫陽橋之北，指揮張鵬程等衝到王府口西口，與「大街」交叉之處，繼則令張鵬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後則分派胡廷佐等占領善後局等機關，進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後，蔡濟民尚在官錢局門口，指揮對藩署軍事。清方的「藩台」（布政使）連甲，有若干衛兵與武裝消防隊，在藩署南樓作困獸之鬥。不久，第四十一標的李忠義，占領鳳凰山炮台，動用鳳凰山的要塞炮；馬驥雲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標同志，對藩署發炮。於是，連甲的衛兵及武裝消防隊作鳥獸散，藩署入於革命軍的掌握，連甲逃奔到柯逢時家躲藏。
天下聞名的黃鶴樓，也是蔡濟民會同孫鴻斌的一隊人占領的。孫鴻斌在此以前，先與梁邦福、陳致祥等占領漢陽門與羊湖門，在此以後，幫助胡廷佐與張鵬程等進攻藩署的南面，產生了決定性的效果。
清軍之中最頑固的，是第三十標第一營，其中旗人最多。管帶郜翔宸於革命軍起義以後，始則堅閉營門，繼則於有炮彈落下以後率領全營旗兵出擊革命軍蛇山炮兵陣地，被（從楚望台調去的）李鵬升部及其他的掩護部隊驅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吳醒漢等四五十人，竟然強迫吳等「回隊」（回到右旗）。吳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復，鼓起勇氣，對旗兵大聲喊打，郜翔宸才與他的旗兵踉蹌而逃。郜的左隊，於隊官滿人崇光的率領之下，於藩署易手之時闖入藩庫，劫取現銀。結果，該隊全部被張鵬程消滅。到了（二十日）下午一點鐘，郜仍敢率領殘餘，在軍政府（咨議局）外面放槍一排，嚇走了守門的學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飯的黎元洪不得不與蔡濟民、吳醒漢，爬到咨議局後面的山上躲避。郜部於一會兒工夫以後，被軍政府衛隊逐走，出了小東門（忠孝門），竄至東湖一帶，被鄉團打散。
總計，清軍在武昌的各個部隊，只有第八鎮的輜重第八營被張彪帶去了漢口。（該營的同志不多，有劉德貴等四十人左右，於祁占鰲的領導之下，於九點鐘左右出營響應革命，跟著余鳳齋進武勝門，扎在鳳凰山，其後幫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門。）第八鎮的工程營與炮標，可說是全體參加了革命。馬標有一營已被調往襄陽，剩下的兩營有一隊馬兵與一隊機關槍手在起義以前被調進督署擔任守衛，在督署易手之時潰散。其餘的，一部分響應了革命，由沙金海、黃冠群等率領，擔任傳令與中和門內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統帶（團長）喻化龍帶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潰散。除了這些單位以外，第八鎮尚有駐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標兩個營，第三十標兩個營，駐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標若干留守兵，駐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標第二營的左右兩隊。——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個營以外，其餘的，凡是不曾參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協而論，步兵僅有一個營在武昌：第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被一顆炮彈嚇走，士兵的絕大多數參加革命。馬隊第十一營在南湖，管帶是王發祥。響應革命的人數難考；但是，在祁國鈞的領導之下，也有若干人會同第八鎮馬隊第八標的同志擔任傳令與中和門內外的警戒。混成協的輜重隊第十一隊，於李鵬昇的領導之下，首先在塘角發難，參加的士兵是該隊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隊，亦復如此。炮隊第十一營，雖則管帶張正基帶了殘部去青山，多數士兵對革命也表同情，跟隨李鵬升進城的也有若干。張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動要求進武勝門，對革命軍投順，獲得准許，被指定駐在鳳凰山。
憲兵第八營，在體制上隸屬於第八鎮統制張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間，也無法叫他們傾向革命。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說，吳兆麟在「八點三十分」便下令「派馬榮、金兆龍二人，各帶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時出發。馬榮向憲兵營東面前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南面前進，即撲滅之。」「約半點鐘，馬榮來報告，已會同金兆龍將憲兵營內旗兵十餘名斬決，當（即）占領該營。」
曹亞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進，然而在起義之時並不在場。他這段記載，可能錯在時間方面，或命令究為何人所發的方面。熊秉坤在九點三十分之時，尚在以「總代表兼大隊長」的名義發號施令，吳兆麟怎麼會在八點三十分已能頒發消滅憲兵營旗人的命令呢？也許這命令是熊秉坤所發，或雖為吳兆麟所發，而時間不是八點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吳兆麟就總指揮之職以前，熊秉坤已經把金兆龍派出去，經中和門去迎接南湖的炮標了。
無論曹亞伯記載的準確性如何，憲兵營是很早便被革命軍占領了。在其他記載中，均不見有憲兵營與革命軍對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據胡祖舜說，在十九日的夜裡「聞警逃散」。（只有一小隊巡警在武勝門外「彭楊公祠」對李鵬升部抵抗了一陣）。瑞澂於逃上軍艦以後，卻電奏清廷，說是曾經「親率警察隊抵禦」。也許他所指的是「巡防營」，也許確有一部分巡警幫他守總督衙門。
各家的記載中，每每提到「消防隊」與所謂「武裝消防隊」，這些字眼實際上都是「巡防隊」的別寫。令人不解的是所謂「保安隊」，可能也是指的「巡防隊」。巡防隊在武漢的，原只有一營。在瑞澂與張彪之下，於十九日夜間對革命軍作戰的，都先後被擊潰。
督署的「教練隊」一營，當時被老百姓稱為「娃娃隊」，其作戰能力可想而知。能為革命軍之患的，大概只是那來自馬隊第八標的機關槍隊（連）。教練隊本身也有機關槍。使用這些機關槍的機槍手，在督署大堂著了火以後，都一鬨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