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二四　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

1903年《蘇報》案發生。賀之才特地從武昌去上海，不顧生命危險，帶了幾百本《革命軍》回來，使得武漢的革命潮更加高漲。到了冬天，署理兩湖總督端方想出一個辦法，把若干高談革命的激烈分子遣送出洋。賀子才、胡秉柯、魏宸組、史青被派往比利時，朱和中被派往德國。 他們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後到達比、德等國。十一月，與孫中山在布魯塞爾會面，談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勢力的發展情形詳細報告了孫中山，也和孫中山交換了很多關於今後革命計劃的意見。結果，他們和在座的其他留學生二三十人都一致願意宣誓，參加孫中山的組織，誓詞與檀香山中華革命軍的相同，也就是其後同盟會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時所用的誓詞。（所不同的，是：同盟會的誓詞上的「創立民國」，在這一次的誓詞上，是「建立民國」；「任眾處罰」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 立誓人〇〇〇當天立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興中會的誓詞來，這誓詞的內容可謂更加充實，把三民主義的要點都包括了進去。當時，孫中山還不曾提出三民主義名稱，也還不曾具體規定新的革命組織的名稱。 檀香山中華革命軍，可謂為興中會的延長，也有人稱它為「檀香山新興中會」。布魯塞爾以及柏林與巴黎的團體，可謂為「同盟會以前的同盟會」。孫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寫信給居正，介紹朱和中加入中華革命黨，說朱和中是同盟會的「先天會員」。先天二字十分恰當。 與朱和中一起，當天在布魯塞爾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 胡秉柯、賀子才、史青、魏宸組、李蕃昌、陳寬沅、王治煇、劉蔭茀、李崇武、程培鑫、李魚門、李標、楊蔭渠、俞毓西、黃大偉、孔慶叡。 在這十六人裡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門人，來自瑞士；孔慶叡是四川人，來自比利時的列日城（Liége）。 第二天以後，又有姚業經、劉庠雲、羅葆經、王鴻猷、高魯、馮承鈞等陸續前來孫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參加宣誓。孔慶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紹了七個人宣誓入盟。總數一共是三十幾個人，有幾個人的名字現在已經難於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國不久，迎接孫中山去柏林，下榻於朱在羅蘭多福街三十九號的寓所。孫中山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見留德學生，說明五權憲法與平均地權的精義。結果，也有二十幾個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終不變的周澤春、錢匯東，與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與王發科二人。 孫中山從柏林轉回倫敦，再由倫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數比不上布魯塞爾與柏林：十幾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變節的湯薌銘與向國華。 王相楚與王發科，瞞了朱和中，秘密來到巴黎，勾結湯薌銘、向國華，到旅館假意拜訪孫中山，騙孫中山到了飯店，然後留兩個人陪著，其餘兩個人又回到旅館，走進孫中山所住的房間，用刀劃開他的皮包，把布魯塞爾、柏林、巴黎三處同志的宣誓書完全偷走，連帶地也偷了法國參謀部的一封介紹孫中山去見越南總督的文件。 他們四個人，把宣誓書與這一份文件，帶去清廷駐法公使館，向公使孫寶琦自首。孫寶琦一面大事化小，罵了他們四個人一頓，叫他們把宣誓書帶回，一一發還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國參謀部的介紹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孫中山的旅館，向孫討個好，暗中卻親自到法國外交部交涉，破壞孫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計劃，然後就打了電報給清廷的慶親王奕劻報功。（孫寶琦後來居然和慶親王攀上了親，成了親家，在宣統元年[1909年]當了山東巡撫。他在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以後，於陰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東的革命同志推舉為都督，仍舊暗中與清廷文電往還，終於在十月初八日通電「取消獨立」。） 孫中山發現宣誓書與文件被偷，寫信告訴朱和中與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聯名回信，說：「盟據雖失，我輩執心不變。二王之事，同人無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許補簽盟據，一律願補。」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魯塞爾的同志，討論此事，議決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孫中山聲明同志「無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別見了孫寶琦與二王、湯、向。胡見孫寶琦，是為了探聽究竟。孫寶琦說：「你們年青人，只逞血氣之勇，不好好念書，學問未成，就作政治之運動，真是淘氣的孩子！收到你們的盟據嗎？哈哈！」胡秉柯說：「什麼叫做盟據？」孫寶琦說：「有你的，你還不知道嗎？」然後，孫寶琦就把二王、湯、向的無恥行動，對胡秉柯和盤托出。 胡找到二王、湯、向，取回布魯塞爾與列日各同志的宣誓書。二王回到柏林以後，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書，交給薛仙舟，轉還大家。 此後，二王與湯、向離開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寫宣誓書的，在布魯塞爾有賀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組、俞毓西、劉蔭茀、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陳寬沅等十人；在巴黎的，僅有唐豸一人。其餘的人，後來也有不少陸續參加。在柏林的同志議決：等到孫中山將來在東京或香港成立機關以後，才重寫宣誓書，於寫的當天就裝上信封寄走，以免遺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澤春、錢匯東三人，特地去布魯塞爾，和賀之才等人聯絡，共同決定了今後對吸收同志必須嚴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費的十分之二，積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後於孫中山三度四度來歐之時，交給了孫中山）；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設立編譯部，投稿到外國報紙上，讓外國人明了中國革命之宗旨。 同盟會於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東京正式成立，朱和中與周澤春、錢匯東三人便把他們的新宣誓書，寄了來。在同盟會的乙巳丙午兩年的名冊上，錢匯東被寫作錢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匯東是號。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把「匯東」印成「匯春」，春字可能是東字之誤。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把「匯東」二字印成「會東」。會字與匯字可以通用。 布魯塞爾的十個同志的名字，也都在這個名冊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見。名冊上另有胡錚、祝乾逵、王鴻猷、左德新、潘宗瑞五個湖北人的名字，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歐洲宣誓入會的。石瑛、黃大偉、楊循祖、高魯這四人的名字，卻不見於乙巳、丙午年的名冊，可能是遺漏了，或登記在丁未年以後。張難先的《（同盟會）鄂籍會員名錄》，有唐豸、石瑛、黃大偉，也有楊蔭渠、姚業經、劉庠雲、馮承鈞、李四光（於門、魚門）、李標、王治煇；不過，把李四光寫成李光泗，李標寫成李彪，王治煇寫成王治輝。 孫中山在乙巳年五月離開法國，由馬賽乘船，經新加坡、西貢，於7月中旬到達日本橫濱。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陳楚楠等人會面。陳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經營合春號商店，與張永福為友，熱心愛國，自號「思明州之少年」。那時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與馬來亞），以行醫為生活，到處宣傳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創設的「中和堂」擴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壩羅、庇能（檳城）。在每一處的分堂，他都懸掛了青天白日旗。保皇黨在新加坡辦了《天南日報》，而該報的記者黃伯耀、黃世仲兄弟，與康蔭田，都被尢列吸收，進中和堂當會員。經過黃伯耀的介紹，陳楚楠與張永福認識了尢列而成為革命同志。陳、張二人出錢，辦了一個「小桃源俱樂部」。癸卯年閏月《蘇報》案發生，陳、張二人與張的外甥林義順便用了小桃源俱樂部的名義，致電上海英國領事，請求不要把章炳麟與鄒容引渡給清廷；次年，他們創辦了《圖南日報》，以與《天南日報》對壘。同時他們也印了《革命軍》五千冊，把封面改題為「圖存篇」，秘密輸入泉州、漳州、潮州、嘉應州各鄉鎮。主筆是曾經在香港《中國日報》任職的陳詩仲，是尢列請了馮自由介紹來的。 孫中山這一次經過新加坡，事前打電報給尢列，約他引陳等到輪船上晤面。晤面以後，彼此相見恨晚。孫中山告訴他們，新的革命組織已經在歐洲發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們在南洋預為布置。他們聽了，十分興奮。其後，在丙午年（1906年）陰曆三月，孫中山由日本經越南河內，到了新加坡，由於當年因宮崎寅藏被控圖謀行刺康有為一案而連帶地放逐的期限已滿，得以自由登陸，受到陳楚楠等極熱烈的歡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當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黃耀庭、鄧子瑜、李竹痴、林鏡秋、許子麟、蕭百川、留鴻石、蔣玉田、吳業琛、何心田、林航葦。 此外，在成立會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經有一位謝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會，見於《乙巳、丙午兩年同盟會員名冊》。這可能是記載錯誤，或是謝已原和孫中山同船而來，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後，在新加坡陸續入會的，截至閏四月二十七日為止，又有李鏡仁等十六人，包括張人傑（靜江）。張人傑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冊上寫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寫錯。 孫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經西貢，於六月中旬到達橫濱。 這時候，各省的留學生聚集在日本的極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衝激，認定清廷既已毫無抵禦外侮的能力，也絕對沒有立憲或改革庶政的誠意，中國國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國自救的途徑。同時，他們對於孫中山的革命方略與人格學問，也都逐漸有了充分的認識與景仰，不像當年乙未廣州之役之時，以為孫中山確如清吏所說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漢，也不再以為孫中山是專靠會黨作武裝的行動而不看重讀書人（尤其是留學生）了。孫中山在歐洲比、德、法三國的國都，皆組織了以留學生為基幹的革命團體，消息傳來，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學生無不翹首盼望，盼望孫中山早日東航，讓他們也有機會接受他的領導。 而且，這時候在各省留學生之中，已經頗有幾位自動地作過革命的事，然而在組織上並不曾進入興中會。孫中山自從庚子惠州之役以後，把工作重點放在宣傳，而儘量在組織方面策動各方自己的團體，不汲汲於擴充興中會。只有在日本與檀香山，他作了整理興中會原有組織的事。在日本，他於1903年成立了一個秘密的軍事學校在東京青山，收了十四個學生，每人均須於入學以前宣誓。誓詞與其後的檀香山中華革命軍及東京同盟會的相同。這十四個學生包括黎勇錫、李自重、胡毅生。開學了一個月以後，孫中山離開日本去檀香山，校務由馮自由負責。又過了四個月，這學校因內部有意見而解散。在檀香山，孫中山把梁啓超所引去保皇會的分子，爭取回來不少，也團結了始終不曾動搖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會名不用原名，而用『中華革命軍』五字」。 孫中山由檀香山到了舊金山，只吸收鄺華泰等幾個人入會，把大部分的時間用來改組致公堂。 自從在歐洲比、德、法三國，有不少的留學生自動要求孫中山領導革命以後，孫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經深入留學生以及內地一般讀書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發揮組織的力量之時，於是才決定從事革命分子大團結的運動，而馮自由與程家檉便在日本作了準備，於是孫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國同盟會就順利地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