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民國創立 · 一五　再接再厲

庚子惠州之役失敗以後，孫中山於陰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東京，寫信給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說：「茲改議著宮崎兄前去上海，因彼與前途相善，便於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帶去上海之信，望即由『書留郵便』寄來橫濱，交黎炳墀兄收入轉交與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誰呢？是李鴻章的幕僚、孫中山的小同鄉，一個極有錢而野心頗大的人劉學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後很活躍的人物。陳少白曾經託了興中會的一位重要會友何啟，在義和團起事於北方之時，說動了香港總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勸李鴻章以兩廣脫離清廷，與孫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鴻章一時竟然接受，叫劉學詢寫信到東京，約孫中山南來晤談。晤談的地點，是香港。誰知，當孫中山踐約南來，於陰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時，不僅李鴻章不曾來，劉學詢也只是派了一艘軍艦來，說要接孫中山去廣州。孫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誠意，便派了宮崎寅藏作為代表，到廣州找劉學詢探詢一個究竟。果然，劉學詢告訴宮崎寅藏，說李鴻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再說。此後，孫中山便去了西貢，而宮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為商量合作。這些話，我在前面已經略為提到過。 孫中山由西貢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宮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驅逐的事，而連帶地不能在香港上岸，於是只得改變親自指揮革命軍的原定計劃，把革命軍交給鄭士良全權指揮，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灣。 孫中山到了台灣，一方面向兒玉總督洽取軍械，一方面寫了一封致劉學詢的信，寄給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劉學詢。這時候，劉學詢已經隨著李鴻章北上，李鴻章直去天津，劉學詢中途留在上海。（李、劉船經香港之時，陳少白上船與劉會談了一次。陳叫劉勸李打消北上之意，劉說不可能。） 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註明何日。看來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陽曆。陽曆9月的最後一天，是陰曆閏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軍尚未向清軍開火，信上面卻已有了「今惠軍已起」五字。原因是：孫中山並不曾等待開火以後才寫這封信，而是預料著此信寫達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劉學詢之時，在惠州的革命軍業已發難。 那時候，孫中山並不準備由台北渡海到廈門，而是「弟已與鏡海當道密商，已蒙許借其道地為進取之途矣。今擬日間乘郵下南洋荷屬，另雇輪直至鏡海也。」 當時的作戰計劃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並令城內外正軍，一俟（敵方）兵力稍單則乘機襲（省）城，以為基本。」 這一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請劉學詢「及楊（衢雲）、李（紀堂）同志等速代籌資百萬，交周君（平山周）匯帶弟處，以便即行設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暫時政府，以權理政務。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弟決奉足下當之，故稱謂由足下裁決。其餘內政一人，外政一人，財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擇人當之。弟意以楊君文（楊衢雲）優當財政，李君伯（李紀堂）優當外政（未知此人與公同氣否），盛宣君（盛宣懷）足當內政，兵政一人弟自當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後請公等來會也。」 可惜，這一封信到了民國成立以後，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終不曾能夠交給劉學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無法見到劉學詢的面。因此之故，孫中山才在陰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東京之後，改派「與前途相善」的宮崎寅藏去上海，繼續接洽。 改派宮崎之時，惠州之役已經失敗了近一個月，而孫中山對劉學詢尚未死心。宮崎去了上海以後，似乎也不曾獲得什麼結果。 到了冬天，噩耗傳來，留在香港的楊衢雲，於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兇手陳林，刺殺在結志街五十二號十二樓他設館教書的地方。孫中山在十二月初七於橫濱永樂樓為他舉行追悼會，請尢列報告楊衢雲生平；尢列報告完畢以後，孫中山又請到會的同志捐款撫恤楊衢雲的家屬，當場捐得了一千二百餘元。 孫中山把這一千二百餘元寄到香港《中國日報》陳少白處，托他與謝纘泰轉給楊衢雲的家屬，同時寫了一封信給謝纘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訃文托謝纘泰轉寄給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楊的友好。 其後，謝纘泰不僅又替楊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於革命，約了李紀堂和碩果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兒洪全福，籌劃大舉。尢列去了馬來亞，用「中和堂」的招牌發展革命組織。陳少白在香港苦撐《中國日報》，終於把革命的潮流不僅推進到廣州，而且推進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運動的一個中心。孫中山在日本，也把東京造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鄭士良於辛丑年七月中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