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明朝 · 七八　弘治賢相

徐溥是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及第（狀元），歷官翰林院編修、左庶子、太常卿、翰林學士、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孝宗叫他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不久加禮部尚書銜，又加官少傅、太子太傅。 他為人「凝重有度」。凝，是有含蓄；重，是厚重，不輕浮；有度，是有權衡，能包容。這些美德，使他成為一個理想的宰相。然而，他並不僅如漢朝三公之坐而論道，在消極的意義上「守正」而已，遇到該爭的事他未嘗不爭。欽天監的革職監正李華，會看風水，替皇后的父親張巒選擇墳地，孝宗把李華官復原職，他（徐溥）上疏反對，請孝宗收回成命。孝宗命詞臣撰《三清樂章》，他說：「漢祀五常，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這兩件事，孝宗均因他反對而作罷。孝宗而且因此召見閣臣，共同處理章奏。閣臣自從憲宗成化年間以來，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和皇帝交談的機會了。 徐溥在內閣十二年，劉健等人和他同心協力。劉健是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修撰、少詹事，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其後也屢屢加官，至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於弘治十一年徐溥退休之時，繼為「首輔」（所謂「首輔」，便是名次列在最先的大學士。明朝從洪武十三年起，在禮制上不設宰相，首輔云云並非正式的官名。）他為人剛強，與徐溥的性格不同，卻相得益彰。他對孝宗敢於犯顏直諫，知無不言，孝宗對他「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孝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周氏（英宗之妃，憲宗之母），當年於萬貴妃多方迫害孝宗生母紀氏之時，保護養育孝宗，因此而於即位以後對她十分孝順，她和孝宗的嫡母王皇太后均喜歡佛老兩教，孝宗為了她們而命令所謂「灌頂國師」設壇，命令宦官「齎真武像，建醮武當山」。劉健對這兩件事，堅決表示反對。孝宗又曾經叫詞臣寫一篇《釋迦啞塔像贊》，派人在朝陽門外造「延壽塔」，下詔升道士杜永祺等為「真人」。這三件事，劉健也反對。結果，這幾件事統統作罷。 最重要的一件，關係國家安危的是：孝宗在弘治十七年聽了宦官苗逵的話，想對「小王子」達延汗御駕親征，倘不是劉健與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諫，明朝幾乎再吃一次「土木之變」的虧。 謝遷是餘姚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歷官翰林院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在弘治八年入閣，升詹事。十一年二月，升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他見事明敏，長於口才，然而並不「恃才傲物」，在擔任講官之時，每逢進講的前夕，「必正衣冠，習誦」，細細地準備一番。和他同在內閣的劉健、李東陽，各有所長，劉長於決斷，李長於謀略，他周旋其間，侃侃而談，使得劉李二人的考慮得以面面俱到。當時朝中的積弊已深，例如「御馬監」的「龍驤四衛」，由於不歸兵部統轄，吃空額，造假賬，成為慣例。孝宗想下詔旨申禁，謝遷便說，「虛言設禁無益」，必須命令主管的單位一一列舉各種弊端，明白嚴定條規，犯了條規的必殺。 李東陽是茶陵人，天順十八年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左庶子、侍講學士、太常少卿，與謝遷同一年入閣，其後加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他勤政愛民，與劉健、謝遷相同。所不同的，是他既長於謀略，文章又特別好。他在弘治十七年奉旨去山東曲阜祭孔子，回京之時，上疏一道，藉機會向孝宗進言，痛陳人民疾苦。這一篇寫得極好，一時京內京外，紛紛傳誦。我們在今天仍應一讀： 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飢已至於此。北地篒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 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戚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群小掊系，閘河官吏萬不驚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 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終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群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