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二九　東晉的文化名人

東晉雖偏安江左，國勢不振，但在文化上卻頗多成就，出現了不少值得稱道的人物。 筆者最先想提到的是葛洪（283—363年）。他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今屬江蘇）人。我們很難說他到底是什麼家，他著的《抱朴子》，內容包羅之廣，實在驚人。這部書分內外二篇。內篇講的是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攘邪卻禍等內容，其中甚至有好幾道符，說是佩帶了可以辟山精鬼魅、虎狼，非常荒誕不經。然而，他所處的時代，科學和迷信還沒有分家，在他講的煉丹術中，包含了古代的化學知識。他煉丹的嘗試就是化學實驗。他知道「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成丹砂」（《抱朴子內篇·金丹》）。那就是說，把丹砂煅燒，其中的硫變成二氧化硫，同時游離出金屬汞即水銀；把水銀和硫黃化合，就成為硫化汞。我們知道，西方的近代化學，其祖先是鍊金術。我國古人走的是同一條道路。《抱朴子內篇·黃白》講的便是鍊金術。在講求煉丹、煉金的同時，他又研究了許多草木之藥的性能，如說久服茯苓等藥物如何如何，儘管失之荒誕，但這些藥物對人有補益也是事實。古代的方士一般都通醫學，葛洪另著有《肘後備急方》，證明他還是一個醫學家。 《抱朴子外篇》的內容以政論為主，思想屬於儒家範疇。他對晉代的政治和社會風氣，都有具體的論述和深刻的批判，如王孫公子不學無術，而倚仗門第出身，享有權勢地位；「母后之親」與「阿諛之人」，不懂律令而掌握審判的權力，屢戰屢敗而仍為大將，不知《五經》的名目而身任學官；出身低微的人則卑躬屈膝以求顯達，一旦身處高位，便利用職權，無惡不作……其餘如酒鬼的醜態，風俗的侈靡，也都有所揭露。其中《漢過》、《吳失》兩篇，作用在於刺今，然而對漢、吳歷史的批判，也可以供論史者的參考。如《吳失》中的「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為了解孫吳的大官僚地主擁有大量人口、土地（此外還有私有武裝）的狀況，提供了比較生動的資料。 葛洪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孫吳的官員，他十三歲喪父，又在吳國初亡之際，陷入很貧困的境地。他艱苦力學，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識，而且兼擅文武，善用刀楯、單刀、雙戟，又學「七尺杖」（約合一米六十，相當於後世的齊眉棍）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抱朴子·自敘》）。他曾組織一支小部隊，參加鎮壓石冰，後來受賜爵關中（一作「內」，二者相差一級）侯。 在批評當代社會風氣方面，范寧也是一個重要人物。范寧（339—401年）字武子，南陽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他把「中原傾覆」之禍的根源歸咎於清談，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比桀、紂為重，說是「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這評論有過當的地方，何晏其實辦事很認真，他做吏部尚書，所用內外官吏，都能稱職。他是曹操的女婿，要鞏固曹魏政權，因此才被司馬氏說得很壞。但是西晉的王衍、王戎等確有清談誤國的毛病。范寧生當東晉後期，受時勢刺激，話說得過分激切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他批評時政，如雲「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自殘肢體以求免役），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見《晉書》卷七十五本傳）。苛政連「鬼」也要怨，真是言之至極了！ 書聖王羲之力主清明政治。（選自《歷代名臣像解》） 東晉時期的書法和繪畫都有極高的成就。「書聖」王羲之尤為傑出。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逸少，出身於琅邪臨沂王氏，是王導的侄子。他做過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有一個「坦腹東床」的典故出在他的身上。郗鑒使門生見王導，物色一個女婿。王導叫他到東廂去看。他看後回去報告說：「王氏子弟都好，只是見了我都有點緊張做作的模樣，只有在東床坦腹吃東西的一個，若無其事。」郗鑒說：「這正是好女婿！」派人去問，就是羲之。郗鑒就把女兒嫁給了他。 他的書法起初師法衛夫人（魏晉之際，衛瓘與子恆、女鑠都以書法著名，鑠即衛夫人），後來博採眾家的長處，兼工隸、楷、行各體。永和九年（353年），他與諸名士修禊（在水濱舉行消除不祥之祭）蘭亭，作《蘭亭序》，傳為千古佳話。至今中日書法家仍效法古人，到紹興蘭亭，「流觴曲水」，以紀念書聖。 他的軼事很多，我試略舉一二。他喜歡鵝，聽說山陰有一道士養的鵝好，特地去看，看了想買。道士說，只要替他寫《道德經》，就全部奉送。羲之欣然寫完，把鵝裝在籠裡帶了回去。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賣六角竹扇的老太，一時高興，在每把扇子上都寫了幾個字。老太起初很不高興。他就囑咐她：「你只要說是王右軍的字，每把可以索價一百錢。」老太一試，生意很好，後來又拿扇子來請他寫，他只對她笑笑，不再寫了。 《蘭亭序》真跡相傳在唐太宗陵中，後世所傳都是摹刻本。郭沫若不信《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他提出後即有人反對，筆者也認為郭說很難成立。 王羲之不僅僅是個文人和書法家，他對政事也有不少切實的見解，如勸阻殷浩北伐，前已提及，這裡不再重複。 晉代書法藝術甚為發達。羲之的叔父王廙，有過江後書畫第一的美譽。羲之也說自己書法本來不及庾翼、郗愔，到晚年才勝過他們。可惜年代久遠，這幾個人的真跡不傳，後人無從一飽眼福。 顧愷之是東晉的繪畫大師。愷之（341—402年，或約345—406年）字長康，小字虎頭，無錫人，做過桓溫的參軍，後來官至散騎常侍。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相傳瓦棺寺（在今江蘇南京西南）初建時，慧方和尚請朝士捐錢，士大夫落筆沒有超過十萬錢的，顧愷之卻寫上百萬錢。大家知道他並不富有，以為不會真的拿出來，不料他要寺里給一間屋子，並空出一面牆壁，每天到屋裡關上門畫畫。一個多月後，畫的維摩詰像只需要點眼睛了。這時他告訴和尚：第一天來看的要布施十萬錢，第二天五萬，第三天起照常例。開門後，光彩奪目，看客雲集，沒有多少時候，就收到了百萬錢。這故事見於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的《京師寺記》。他的名氣之大，畫像之工，由此可見。他畫的《女史箴圖》、《洛神賦圖》有摹件傳世。 東晉名士中以繪畫著名的還有戴逵（約326—396年），字安道，譙郡銍（今安徽宿州西南）人。他是個隱士，也善於雕塑。 東晉顧愷之所作的《列女圖》，承繼漢畫傳統，又有創新。 東晉史學家以干寶、習鑿齒最為著名。 干寶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人，曾受王導薦，領國史。他著有《晉紀》，是一部從司馬懿在曹魏時事寫起的西晉編年史。這部書早已佚失，現存只有後人的輯本。《資治通鑑》引用了他的史論，讀《通鑑》的人都可以看到。 習鑿齒（？—約384年）字彥威，襄陽人。他著的《漢晉春秋》，起於漢光武，止於晉愍帝，也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他以蜀漢為正統，魏為篡逆，將司馬昭滅蜀，斷為漢亡而晉興。他長期在桓溫手下任職，《晉書》說他因「溫覬覦非望」，所以著此書是要「以裁正之」。他在當時名氣很大。前秦軍陷襄陽，苻堅說得了一個半人，一個人是釋道生，半個人就是習鑿齒。他後來仍回故鄉。晉收復襄陽後，要用他典國史，可惜他就在這時病故了。 在東晉文化名人中，陶淵明（365或372或376—427年）是個頭等重要的人物。他不僅是晉代的大詩人，而且在中國詩史中，也是公認的第一流作者。淵明字元亮，後改名潛，世號靖節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陶侃的曾孫（陶侃是廬江尋陽人，其時的尋陽在長江北岸的今湖北黃梅西南。咸和中，即在陶侃的晚年，尋陽移治長江南岸的今九江西南，他的後人也的確生活在這個尋陽），但是從來沒有發達過。許多古代作家常常為「士不遇」而嗟嘆，他卻從來沒有這種表示。許多作家的作品也很好，但看得出是經過加工，雕鑿修飾而成的，可他的作品卻一點看不出這種痕跡，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從肺腑中流露出來的。他的人品和作品可以用一個「真」字來概括。沒有他的人品，就不會有他的作品。 他做過彭澤令，因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郡守派督郵到縣，照規矩縣令應束帶去見），自行解印去官，為之賦《歸去來兮辭》。江州刺史王弘慕名往見，他託病不見。後來，王弘打聽到他要上廬山，就請他的老朋友龐通之等帶了酒菜，在半路迎上。陶潛見了酒，便在野亭上開懷暢飲。在他興致正高的時候，王弘出來相見，就一同盤桓了一整天。王弘邀他同回州衙，他也不推辭。王弘便叫一個門生、兩個兒子（不是用差役）抬起他乘坐的籃輿便走。我們看他待人接物的態度，總是一切順其自然。這就是陶淵明，別的人很難或者不可能學得來的。 淵明的詩，後人評論極多，現錄近人錢基博先生數語如下：「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只是就本色煉得入細……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極精細。」（中華書局版《中國文學史》上冊第170頁），這是直抉本質的總評。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歸園田居》）寫景極妙。鄭振鐸先生以「中國的清遠絕倫的山水畫」評其詩作（見作家出版社版《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第一八一頁），說：「蕭蕭疏疏的幾筆，其意境卻常是深遠無涯。」（出處同上）陶詩之不可及，後世擬陶學陶的人，儘管包括王維、韋應物、蘇軾等大詩人在內，總是或多或少有點差距，關鍵也正在這裡。 借晉陶淵明形象的《解印》圖（[明]陳洪綬作） 淵明的文章，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也都是歷代傳誦的作品。兩文看似閒適，實在富有憤世嫉俗的意味。魯迅更早已指出，陶詩如《詠荊軻》充滿了憤激之情。 陶淵明絕不是一個只愛飲酒閒居的人。有人說，他的憤激是由於「際（晉宋）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沈德潛語，見《古詩源》卷八），筆者是不相信的。難道陶潛是僅僅忠於一姓的人物！ 講東晉的文化名人，決不可以忽略了幾個和尚，而且有幾個還是外國人，他們活動的地域不限於江南，好在都是這個時期的人，不妨放在這一篇里。 佛教傳入中國後，經東漢、三國，傳播漸廣，到了晉代，譯經事業更有顯著的發展。西晉時，居住在敦煌的月氏人竺法護，譯出經論一百六十五部之多。他到長安弘揚佛法，聽他講經的僧俗有一千多人。 西晉末的永嘉四年（310年），西域龜茲僧人佛圖澄來到洛陽，當時他已有七十九歲。後趙石勒、石虎父子對他非常信任，他也常常勸告石氏父子不要動輒殺人。他建立過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門徒近一萬人，名僧釋道安就是他的弟子。他享年一百十七歲，於晉永和四年（348年）在鄴城去世。 釋道安（312或314—385年）是僧人以「釋」為姓的創始人。他是常山扶柳（在今河北冀州）人，十八歲出家前讀過儒家經書，二十四歲在鄴城師事佛圖澄，受到他的賞識。後趙亡後，中原混亂不堪，他和弟子們遷徙往來，於晉興寧二年（364年）率弟子慧遠等四百多人到了晉的襄陽。他在這裡注經、講經、訂正譯文，徒眾經常有好幾百人。據文獻所載，佛圖澄神通廣大（大概是有些可以惑人耳目的魔術），道安卻完全不靠這一套，而是個嚴肅的佛學家。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軍攻陷襄陽，苻堅把他請到長安去，並說得到襄陽時只得到一個半人。這一個人是道安，半個是習鑿齒。 道安在長安領導組織了翻譯佛經的事業，進行佛學研究，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的弟子慧遠於前秦軍攻占襄陽後，率徒眾到尋陽，後來定居廬山。慧遠（334—416或417年），俗姓賈，雁門樓煩（在今山西寧武境）人。他少時遊學許昌、洛陽，學習儒家經籍與老莊之學。二十一歲到太行恆山，聽道安講經後，出家做了和尚。他在廬山住了三十多年，送客只到虎溪為止。同時，他派弟子遠出求經，接待來到江南的西域僧人，並與遠在長安的鳩摩羅什通信問學。東晉名士達官也喜歡同他來往。桓玄權勢最重，曾要求僧人對王者盡敬。慧遠特地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終於說服了桓玄。他倡導的念佛法門，後來發展為淨土宗。 與慧遠同時的鳩摩羅什（343—413年），原籍天竺，父親移居龜茲，因而是龜茲人。他七歲時從母親出家，從佛陀耶舍學習，兼通小乘、大乘。又從須利耶蘇摩問學，對大乘佛學，又有精進。苻堅命呂光進兵西域時，他已屆中年，聲譽很高。呂光班師時，他從至涼州。晉隆安五年（401年），後秦姚興滅後涼，迎他到長安，也敬之若神，命僧人三千餘人從他學習。他精通梵、漢文字，在長安主持譯經事業，又得慧恭、僧肇等八百人協助，共譯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今存三十九部、三百十三卷。他的譯文文字優美，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或增文以表達言外之意，或刪繁就簡以便讀者，並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文體，對翻譯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 從三國曹魏時的朱士行起，漢僧西行求經的，歷代不乏其人。東晉時期的法顯是與唐玄奘名望不相上下的人物。法顯（約337—約422年）俗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襄垣）人。他三歲時就進佛寺做了沙彌，二十歲受比丘戒。晉隆安三年（399年），他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從後秦的都城長安出發，西行求經。他的旅伴時有增減，旅途生活極為困難。如隆安四年秋，從敦煌到鄯善的一段，曾在以枯骨為標識的沙磧中走了十七天，至晉元興元年（402年），才越過蔥嶺，進入北天竺。以後跋涉西、中、東天竺各地，瞻禮佛陀遺蹟，學習梵文，搜求經律論。晉義熙五年（409年），他乘商船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繼續搜求經律論。七年秋，他搭乘大商船回國，途遇大風，漂流九十天。到了耶提婆（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八年（412年）夏，從這裡再搭乘商船回廣州，途中又逢暴風雨，漂流了兩個多月，結果到達青州長廣郡牢山（在今山東即墨）。這裡原屬南燕，兩年前為東晉所得。法顯乃於義熙九年南下到建康，與佛馱跋陀羅等共同翻譯求得的佛經。他還把旅行經歷寫成《佛國記》一書。後來，他到荊州辛寺，在那裡圓寂（逝世）。 佛馱跋陀羅（359—429年）是天竺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人。他於義熙四年（408年）來到長安，因與鳩摩羅什有不同見解，與徒眾南下，先到廬山，得到慧遠的禮待，後經江陵到建康。他除與法顯合作譯經外，又與法業、慧嚴等翻譯了《華嚴經》。 佛教文化久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晉時期名僧輩出，譯事大盛，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時期。 西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為第十四卷，有兩晉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