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兩晉南北朝 · 一四　王敦

建康（今江蘇南京）是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的都城。這座城東倚鐘山（紫金山），西踞石頭山（清涼山），相傳諸葛亮有「龍蟠虎踞」的贊語。東晉南朝時，建康城在今玄武湖南，南城牆距秦淮河約有五里，西城牆距長江也有相當的距離。城中還有台城，宮殿官署都在台城裡面。城西的清涼山有座石頭城，石頭城負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長江之口，形勢極為險要。當年孫權在這裡築城，顯然是作為江防要塞的。秦淮河邊上另有西州城，是揚州刺史的治所。它的東面有東府城，是宰相和揚州刺史的府第所在。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從東晉末年到南齊，逐漸改用磚砌，才愈顯得氣勢宏偉（隋滅陳，把建康城拆毀，現存的南京城牆系明初所建）。 歷史地看，建康城不論造得如何堅固，它的安危存亡卻是取決於上游的形勢。如果對手掌握了長江中游的重鎮，建康就很容易變成危城，從晉初王濬樓船下益州，到清代太平軍從武漢東下破江寧，無不如此。東晉南朝於此也有教訓，最早是見於晉元帝時的王敦叛亂。 王導、王敦堂弟兄兩人，本來一內一外，輔佐晉元帝，以穩定半壁江山的統治。但是，一個家族的權力太大，總是帝王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元帝即位後，就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兩個舊人，以刁協為尚書令，劉隗為侍中。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今河北鹽山西南）人，做過本郡大中正，也曾在成都王穎、趙王倫、長沙王乂手下任職，因諳熟朝廷制度，渡江後就入琅邪王幕府。東晉定都建康後，朝制初創，眾臣對各種禮儀制度都很陌生，無論什麼事都要向他請教。元帝重用這樣一個人，是理所當然的。劉隗字大連，彭城（今江蘇徐州）人，長於文史，做過彭城內史，也在渡江後入琅邪王幕府。琅邪王任丞相時，他做丞相司憲，執法很嚴。南中郎將王含（王敦之兄）曾一次要求他任命參佐和地方守長二十多人。劉隗認為一次任命太多不妥，而且其才能資格與職位又不相符，便提出劾奏。他敢碰王家，王家自然討厭他。 元帝即皇帝位後，兩人受到重用，更是處處維護皇權，以抑制大族。對此王導有些不滿，但也沒說什麼。王敦卻從荊州上疏，說：「導頃見疏外」，請元帝回憶過去說的「吾與卿及茂弘（王導字），當管、鮑之交」，這就等於責備元帝食言，最後希望他能始終信任王導。這道奏疏到了建康，被王導退還給王敦，但王敦再次派人送交元帝。從疏中王敦自述任外官近十年的話來看，王敦上疏的時間，大約是在大興三年（320年。王敦於永嘉五年[311年]以揚州刺史出討江州刺史華軼，以後一直在外）。 就在大興三年，梁州刺史周訪去世，元帝調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對此，王敦上表，請求調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刺史。沈充字士居，是吳興的土豪，做過王敦的參軍。王敦推薦沈充，顯然是要把老部下安插在近處（湘州州治長沙，與荊州是鄰郡）。元帝沒有同意，但改派了譙王司馬承到湘州。譙王承比元帝長一輩，為人忠厚，向為元帝所信任。元帝曾把上述王敦為王導訴怨的奏疏給他看過（《通鑑》記此事於本年，也是王敦於本年上疏的一證，但未必是確證，因為司馬光常把有關的事情放在一起敘述），並說：「王敦把話說到如此地步，如何才好？」譙王承便說：「不早處理，必為後患。」這次派他到湘州去，元帝就告誡他，要「據上流之勢」，以防範王敦。王敦也明白元帝派司馬承的用意，不過他知道司馬承不是將帥之才，所以根本沒把他放在心上。 從上述情況看，我們似可斷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興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難以預料了。 大興四年（321年），朝廷任命戴淵為司州刺史，鎮合肥，劉隗為青州刺史，鎮淮陰，這表面上是要加強北部邊防（北方石勒），實際上卻是針對王敦而來。在任命兩人的前兩個月，元帝還採用刁協的建議，下詔將中原南遷百姓在揚州各郡淪落為大族「僮客」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所謂僮客，就是家奴。免除僮客身份，就是讓這些人恢復他們平民百姓的地位，這無疑損害了大族的利益，也不免會受到大族怨恨。但是，東晉政府採取這措施，並不是為僮客著想，而是要把他們從大族手裡挖出，用他們來充實中央的軍事力量。據王敦起兵時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軍」兩句看，這些人以後都被撥到劉隗部下服兵役去了。《晉書·戴若思傳》（淵字若思，《晉書》因「淵」字犯唐高祖諱，稱字不稱名）也說：「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由此可知，當時好不容易從北方逃出的人，到了江南，不是被逼為奴，就是被迫當兵，不管做什麼，都是受苦受難。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討伐劉隗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聲稱「隗首朝懸，諸軍夕退」。兵到蕪湖，他又上表指斥刁協。王敦起兵時，沈充也在家鄉吳興（今浙江湖州）起兵響應，王敦即任沈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元帝得訊大怒，下詔討伐王敦，命戴淵、劉隗兩軍入衛建康。 王敦叛變，建康城裡處境最難的是王導。他每天一早就率領宗族二十多人到宮門口請罪，等候發落。劉隗到了建康，與刁協都勸元帝把王氏全族處死。元帝雖未允准，但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王導，他一時也在猶豫不決。在這個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尚書左僕射周。周進宮見元帝時，王導見了，喊他道：「伯仁（周字），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託你了！」但周頭也不回就進了宮。王導以為他沒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滿。但是他見了元帝，卻極言王導忠誠，不能治罪。元帝被他打消了疑慮，才又召王導進宮，表示對他完全信任。 三月，元帝發布詔書，稱讚王導是能夠做到大義滅親的忠臣，任命他做前鋒大都督，命周札守石頭城，劉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另外，使甘卓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以攻擊王敦的後方。 王敦的兵馬從蕪湖到建康，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很快就兵臨城下。他採納部將杜弘的計，首攻石頭城。杜弘了解周札為人刻薄寡恩，士卒不肯為他所用，所以石頭城不論如何險固，卻是最好攻取的地方。果然，杜弘兵到，周札無法抵抗，只得投降。元帝命刁協、劉隗、戴淵等反攻，想奪回石頭城，都大敗而歸。 一戰結束後，王敦放縱士卒劫掠，建康大亂。元帝身邊只有一位安東將軍劉超領兵侍衛。元帝氣憤道：「要我的位子，早點說好了，何必把百姓害得這等模樣！」他派人向王敦傳話：「公若不忘本朝，就此息兵，天下還可以維持。如其不然，朕當仍歸琅邪舊邸，以避賢路！」他已做好了被廢黜的準備。 刁協、劉隗狼狽不堪地來見元帝。元帝痛哭流涕，令兩人趕快逃走。刁協年老，馬也不會騎，隨從又都逃散，他逃到江邊，就被人殺了。劉隗則逃往後趙，後來在那裡官做到太子太傅。 王敦並不廢黜元帝，但這個皇帝也只是徒具名義，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周、戴淵，一個汝南安成人，是來自北方的有聲望人物；一個廣陵人，是東南本土的俊彥。這兩人都有一個特點，同王敦說起話來，針鋒相對，不肯屈服半點兒。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壓服眾人，便把兩人殺了。 但這兩個人又是有所區別的。戴淵是領兵防範王敦的將帥之一，當然難逃一死。周只是言語不讓人，屬於態度問題。當時王導若肯勸阻，王敦很可能會罷手。無奈王導不知道周曾救過他，只記得宮門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便一聲不吭。後來王導見了有關文書，悔恨莫及，流淚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這兩句話以後傳為成語，出典就在這裡。 王敦之所以能一舉攻下建康，很重要的一點是後方沒有發生問題。元帝曾命甘卓、陶侃攻擊他的後方，但是遠水不救近火。因命令要傳到王敦軍的後方給甘卓，這很困難，也來不及。而陶侃更遠在廣州，根本無法馳援。當時的處境，關鍵在甘卓能否積極主動地「勤王」。他若能以襄陽之眾由漢水順流而下，直達夏口，再東進拊武昌（今鄂州）之背，就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平定王敦的叛亂。王敦當然了解這點，但他之所以敢放膽行動，是因甘卓事先答應過要同他合作。《晉書·甘卓傳》說，甘卓內心不以為然，答應合作是假的，但這並不可靠。因為從甘卓的行動看，像是猶豫不決而敷衍一下。王敦起兵上了船時，等甘卓不來，他就派人去催，而甘卓卻派人勸他不要發兵。這一著使王敦吃了一驚，他便連忙要使者向甘卓許願，答應事成之後，給甘卓升官。使者回報後，甘卓仍不採取任何行動。有人勸他，先答應王敦，等他到了建康，再起兵討伐。他又不肯，說以前先從了陳敏，再又把他推翻，人家說我是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來倒去，心裡一直覺得不安，現在不能重蹈覆轍！他這樣的話是說了不少，可實際行動則半點都沒有。 王敦後方還有湘州譙王承。王敦不怕他，但也希望把他拉過來。他派使者到湘州，請譙王承做他的軍司（監察軍務的官員）。譙王承卻囚禁了來使，起兵討伐王敦。然而，晉朝的湘州非近代的湖南可比，人口稀少，兵微將寡，譙王承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他寄希望於甘卓，派主簿鄧騫到襄陽勸他起兵「勤王」。鄧騫見到甘卓費盡了口舌，既說平叛可立齊桓、晉文之功；又說若是坐觀成敗，一旦王敦得志，回師西進，甘卓將無立足之地；並且替他分析形勢，說襄陽的兵力比王敦留守的部隊強大得多，攻克武昌，勢同摧枯拉朽，極易得手。 鄧騫已經說得極合情理，不料王敦卻又送來一個幫腔的說客。原來王敦怕甘卓在他後方動手，即派參軍樂道融邀甘卓與他一同東下。不料樂道融不贊成王敦的舉動，見了甘卓反而勸他襲擊武昌，使王敦因後方失事，不戰自潰。他與鄧騫唱的是一個調子，甘卓聽了覺得有理，才下了決心，發表檄文，聲討王敦，並還派使者到廣州，約陶侃一同起兵。當時王敦還沒有到建康，武昌城中，謠傳甘卓兵到，著實恐慌了一陣。 王敦聽得甘卓起兵，驚恐萬分。他派參軍甘卬（甘卓的侄兒）回去見其叔父，傳王敦的話說：「足下此舉自是臣節，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處境危急，不得已而為之，現請足下班師，以後當再結好。」這一席話空洞無物，可甘卓聽了竟會心動，以致兵到豬口（在今湖北京山境，離夏口[武漢]還遠），就不再前進。 甘卓在觀望，王敦則加緊行動。他自己率兵攻建康，另外派兵圍攻湘州。建康的戰事結束後，王敦即派人執起「騶虞幡」（見第五篇），以朝廷的名義命甘卓停止軍事行動。這個老糊塗得知周、戴淵被殺，倒流了幾滴眼淚，不過又說：「既然聖上和太子都安然無恙，我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返回襄陽。樂道融再三勸他，應進兵彭澤（今江西湖口），截斷王敦東西兩段的聯繫，把他一鼓解決，但甘卓不聽。樂道融自然不能再去見王敦，竟憂憤而死。 甘卓回到襄陽，絲毫不作戒備。王敦卻非殺他不可。襄陽太守周慮受王敦指使，趁他不防，引兵把他襲殺。湘州死守將近一百天，終於陷落。譙王承被俘，後在押解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元帝氣恨成病，於閏十一月中去世，年四十七歲。太子司馬紹即位，是為明帝。王敦自駐武昌，遙制朝政，建康仍是王導在那裡執政。這時北部邊境的形勢也趨向惡化。大興三年（320年）即元帝與王敦的矛盾表面化之年，東晉在淮北的形勢相當穩定。祖逖對河上各塢堡，結以恩信，聽任他們腳踏兩頭船。塢主感激祖逖，後趙有何行動，他們常過來報信。石勒對祖逖有所忌憚，特命幽州官府修建祖逖的祖父和父親的墳墓，並且寫信告訴祖逖，藉此要求通使和互市。祖逖不給回信，但允許互市。有個裨將叛投後趙，石勒把他殺死，將首級送交祖逖。祖逖因此也不接納降人，並令部下不得越境劫掠後趙百姓。邊境居民因此稍得休息。大興四年，戴淵出任司州刺史的任命，使祖逖很不愉快。他認為戴淵所轄地方是自己千辛萬苦收復的，無緣無故交給別人去管，太不公平。同年，他去世後，兄弟祖約繼任豫州刺史。祖約才能遠不及祖逖，後趙乘機南侵。永昌元年（322年），祖約退屯壽春，以後形勢越來越壞，淮北各軍一步步退卻，東晉政府不但不能以一兵一卒支援淮北，還需把淮南的軍隊調到長江邊上去打內戰，所以到了太寧三年，東晉與後趙便把長淮一線作為邊界了。 現在來講王敦叛變事件的結局。 明帝太寧元年（323年），王敦準備奪取帝位。他暗示朝廷召他入朝。他到來後，又得到幾種特殊禮遇：黃鉞（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班劍（手執木劍從行的勇士二十名）、奏事不名（奏事時不報己名）、入朝不趨（入朝時可以踱方步）、劍履上殿。他又移駐姑孰的於湖城（今安徽當塗東南），這裡離建康更近了。他還剷除敵對勢力。義興（今江蘇宜興）周氏，一族有五人封侯，以前又有過反對北方大族的「前科」。王敦便利用道士李脫以妖術誘騙士民的事，誣周氏與李脫共謀造反，先殺了在自己手下的周嵩、周莚兩人，再派人去通知在吳郡的同黨沈充，令他殺死在義興的周氏子弟，然後再進兵會稽，攻殺時任會稽內史的周札。義興周氏與北方大族的矛盾，到這時（太寧二年[324年]正月）才完全結束。 王敦的凶焰雖高，但他的日子也不長了。這原因有二。一是叛變不得人心。他的左右也有不少反對派。前面已提到一個樂道融，還有一個參軍王嶠，在周、戴淵被殺時，力持異議，也險些被殺。長史謝鯤是一時的名士，他在幕府不肯幹事，但對王敦起兵卻表示過不同意見，以後又勸王敦勿殺王嶠，而且勸他尊重元帝。王氏本家也有堅決反對他的人。王敦極喜歡的侄兒王允之，晚上躺在床上，聽到了王敦和心腹錢鳳的私房話。這個小孩假裝醉得不知人事，嘔吐得臉上衣服上一塌糊塗，仍舊呼呼大睡。錢鳳走後，王敦拿火來照，見他如此模樣，以為他沒有聽見什麼。不料他回到建康，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父親廷尉王舒。王舒和王導又同去告訴明帝，朝廷對於王敦的底細清楚了，這對於平叛有很大的好處。 王敦的心腹只有以錢鳳、沈充為首的一小撮人。沈充遠在吳郡，他的身邊只有錢鳳。錢鳳字世儀，與沈充同鄉，因沈充之薦，他才進了王敦的幕府。 原因之二是王敦病重，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王敦沒有兒子，便以其兄王含的兒子王應做嗣子。太寧二年（324年）五月，王敦病重，錢鳳問他，以後怎麼辦。王敦這時倒想懸崖勒馬了，他說：「非常之事，尋常人是干不來的。應兒年小，哪裡能幹大事。我死之後，上策是解散軍隊，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中策是退回武昌，不廢貢獻（即保持現狀，稍作退步）；下策是在我還沒有死的時候，進兵建康，以求僥倖成功。」錢鳳對同黨說：「公的下策乃是上策。」決定行險僥倖、以求一逞的策略。 建康朝廷也知道王敦患病。明帝打算討伐王敦，徵求光祿勛應詹的意見，應詹認為可行，明帝才下定決心，以王導為大都督，溫嶠、卞敦、應詹、郗鑒、庾亮、卞壼等大臣都做將軍領兵，並調在北面領兵的蘇峻、祖約、劉遐等南下保衛京師。王導更利用王敦病重的消息，詐稱王敦已死，率領子弟哀悼。人們信以為真，害怕的心理為之一掃而空。朝廷也發表詔書，譴責王敦，號召所部歸降，一律不加追究。 王敦在病床上看到詔書，大發雷霆，要領兵攻建康，無奈動彈不得，只能使其兄王含做元帥，與錢鳳等進兵建康。七月初，兵到建康秦淮河南岸，溫嶠因所征外兵還沒有到，宿衛兵力薄弱，遂燒毀橋樑，與敵隔水相持。雙方都在等待援軍。沈充先率一萬餘人與王含、錢鳳會合。朝廷方面劉遐、蘇峻的北軍也隨後到達。錢鳳、沈充攻北軍失利。其時，王敦已死了多日。起初軍中還不知道，後來泄漏了出去，士氣大受影響。七月下旬，王含支持不下去，便燒營撤退。 王敦叛變事件完結了。王含、王應逃到荊州被殺。錢鳳為江州太守周光所殺；沈充逃亡到舊將吳儒的家中，被吳儒殺了，首級也被獻給了朝廷。 朝廷得勝了，然而內部虛弱的情況也完全暴露了出來。就全局來看，東晉已大傷元氣。內爭的結果總是這樣的，這是歷史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