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燭虛 · 讀《論英雄崇拜》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題名《論英雄崇拜》，陳銓先生寫的。本意給國人打氣，對「英雄」有所讚美，用意自然很好。對於「英雄」含義，文章中雖曾說過是各式各樣的領袖，惟內容所指的還是代表武力與武器的使用者，對面自然就是代表讀書人的「士大夫」，於是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讀書人，要找出一個原因，所以又說，這是由於「五四」的結果！為什麼？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養成了士大夫的壞脾氣，腐化而且墮落。近代教育教壞了這些讀書人，反不如過去受了點通俗小說教育的武裝同志表現得動人。我們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個卑鄙小人。有對這種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麼回事？康德說，英雄有壯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懼之忱，無條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樂於死去無疑。……斷章取義不是本文寫作目的，不過那篇文章給個人讀後印象，卻不免如此。陳先生解 釋英 雄崇拜時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見，論及中國缺少英雄崇拜時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與活事實相互映照，想使它不發生牴觸，至少在修辭上還值得細心一些。不然，給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執筆本來意思。個人是個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還不象「卑鄙小人」，有些與陳先生不同意見，特寫出來作為對這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中國舊書 中論 及英雄時， 劉劭 《 人物誌 》說的大有意思。他說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統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謂之「英雄」。這種英雄觀很顯明到如今還適用。真英雄換言之就是「真的領袖」，並不是「萬能法師」。我們生於二十世紀，對待這麼一個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託，由信託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為明白英雄只是一個「人」，與我們相差處並非「頭腦萬能」，不過「有權據勢」。維持他的權柄，發展他的偉大，並不靠群眾單純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層分子各方面的熱誠合作！二十世紀兩個近代化的國家領袖，羅斯福和史達林，所謂作領袖的意義，便是如此。個人權力儘管其大無比，事實上各事有人負責，個人不過居於提綱挈領的地位，總其大成而已。讀書人對於他崇拜不崇拜，是無所謂的。 提及英雄崇拜時，陳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華、尼采一類人對於這個名詞所作的抒情說明，與時代實不大相合。這些人的英雄觀多屬「超人」，配上拿破崙的性格風度倒剛好合式。這種英雄於戰爭中必騎一匹高大雄駿的白馬，在山頭大纛下據鞍顧盼，群眾則野戰格鬥，破陣陷敵，有進無退。可惜時代已過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勒兩位要人，在群眾大會拍攝新聞電影片時，雖尚傾心這種古典英雄風度，裝作雄雞姿勢，已不免令人發笑。若在法比戰場上最前線，我敢同任何人打賭，這兩位偉人就決不會比一個二等兵樂意把頭多昂起一英寸！這就叫作時代不合，偉大意義也不會相同。英雄崇拜若近於群眾宗教情緒與浪漫情緒之歸納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會各方面去，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玩球的，跑車的，爬山的，游水的，無不可以引起這種集中的作用。英國封一個戲子作爵士，瑞典給一個電影女演員頒發勳章，這是國家有意從群眾中產生英雄的例子。羅斯福有時會為足球比賽發發球，史達林大排場款待從北極探險回來的水手，這又是現代偉大意義不同的另一例子。這事值得注意處，便是真的領袖都有意將英雄崇拜情緒轉移到娛樂或致用分子方面去，個人卻承受了「民治主義」一個對於「人」的原則，「領袖也是一個人，並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離遠。要群眾信託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 這其實從國內近事也可看出。陳生先很感慨的說「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與夠得上他所稱為英雄的蔣先生及 李白 諸將軍，感於迫切需要知識階級合作幫忙成一對照。陳先生以為抗戰建國主要條件是「英雄崇拜」，這些受崇拜者經驗多一些，卻明白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他們已從各種團體左獻一面錦旗，右拍一通電報清楚崇拜的意義和限制，這是不成的！談抗戰，一個戰線上若用十師兵力作戰，攻守進退需要的全是技術和科學知識，並不單憑個人勇敢熱忱與不相干的多數崇拜所能濟事！上層機構要一個健全的參謀組織供給意見，下級單位要一個完備的交通組織接濟彈械和給養，整個勝敗都決定於知識在空間時間上運用是否得法。就為了勇敢有餘知識不足，才用外國軍事顧問，求助於客卿！至於談建國，那更非知識不可。說到建國，我們會聯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國大綱》。他本人的一生行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這個大著的草成，就有許多意見是折衷於老同志與許多書本而來。他就是個「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議的「神」。 個人以為時代到了二十世紀，神的解體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情。他雖解體卻並不妨礙建國。如有人從一個政治哲學新觀點，感覺東方的中國，宗教情緒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這問題大，決不是單純的英雄崇拜即可見功。在政治設計上想歸納或消解群眾宗教情緒與傳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從近三十年世界取法，這種「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與泛神方法，從群眾中造偶像，將各種思想觀念手足勞動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賦予一種由尊敬產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個「偉人」身上。若真的以一個人具神性為中心，使群眾由驚覺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陳先生所描寫的無條件拜倒，這國家還想現代化，能現代化？稍有常識的人看來，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陳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時，又舉示當前兵士作戰為例，以為全得力於老式通俗文學小說戲劇的英雄崇拜的好處。且贅語說虧的是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這種意見由賽珍珠說來，並不可笑，因為她是個外國人，不明白中國事情。若由現代中國人說來，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為這完全是兩件事，勉強附會，不啻說明陳先生既不明白舊小說是什麼，也不知道現代戰爭是什麼。若說舊小說的影響， 張宗昌 、韓復榘倒是兩個典型英雄崇拜者。其次是近三十年來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詞作藉口，合夥吃血酒時且照例引用「桃園結義」典故。崇拜之中就無不有個「個人本位」意識，與文中所舉康德稱藝術中的壯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養陳先生所理想的由驚覺神秘而來的崇拜情緒。宗教的虔誠由堅信而產生莊嚴，犧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國唐代的大德高僧 玄奘 行傳，倒有點相仿佛，但這就只有讀書人能領略！若一改成說部的場面，群眾就只關心到他進蒸籠被妖精蒸吃時，是否能夠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說雖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當前兵士抗戰，認為由這些小說薰陶而來，與事實相去實在太遠。 陳先生又說，英雄崇拜在讀書人方面表現不好，實由於「五四」以來提倡「民治主義」同「科學精神」，個人主義抬頭，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會因之更極端紊亂，所以再不會崇拜英雄。在戰爭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義，不過若涉及知識階級，且認為他們腐化墮落時，似乎還要分析分析，不宜過於籠統。英雄崇拜情緒，在知識階級中不發揚原因，前面已經說及，加上社會進步分工分業的結果，英雄名分與事實已不能由「帝王」或「騎士」獨占，即在戰爭中依然被各種職業出類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過的事情。陳先生卻簡簡單單以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結果，這倒是很新的意見。意見雖然新，卻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遺老的口吻。怎麼會這樣想而且把他寫出來？這時雖是戰時，要頌揚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實不必如此曲解過去！二十年前的改造運動，從最小處言，很明顯即因工具運動（文體改革）成功，方起新陳代謝作用。通俗小說中舊的如《 封神演義 》，新的如《 玉梨魂 》等書，代之而來產生冰心、 魯迅 、 茅盾 、巴金的作品。「團結」「統一」「抗戰」「建國」這類名詞，由抽象而具體，與工具的能盡其用也大有關係。陳先生說「五四的流弊是更進一步使中國士大夫階級墮落腐敗」，何所見而云然？這士大夫若指晚清遺老，民初議會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體力復竭，手邊又還有幾個錢，在家納福，只等待 莊子 所謂「息我以死」，事極自然。這些人實與「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這些人大多數是當前社會負責者，一部分以專家身分從政，作公務員，一部分或辦教育，或作學術研究，工作都相當忙，收入又相當少，守職盡分，近十年來中國見出一點進步成績，都可說是這種中層分子的貢獻。這些人受事實環境限制，能守職不能創業，事或有之。至於腐化墮落，實說不上。這種人一部分在學校教書，與社會略隔一層，或在大時代中尚天真爛漫夢想中國政體忽然憑空變成英美方式，雖盡做白日夢，卻又不能如何努力來實現夢想。 陳先生又說「五四」造成了士大夫無人格，無信仰，虛偽矯飾阿諛逢迎的風氣，且以為貪婪愛錢是共通風氣，說的也有點近於籠統含混。若指辦教育的，與事實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務員，這一點也得弄個清楚，「人格」「信仰」範圍指什麼而言？至於官場中逢迎阿諛，實是一件老故事，與「帝制」不可分，也可說與歷史不可分，古語「遠佞人」正可作例。說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聞。若必把阿諛逢迎歸為新的風氣，仔細分析，就可知造成這個現象，另外有一個原因。十年來的黨政新貴，年在三十五歲上下的，多系北伐時代學生，當時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於革命，學術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訓練。北伐成功後，政體有了新陳代謝，這些各以因緣上了台。不久國共分裂，清來殺去，江西多了一個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即在「中央」系統下隨即又有桂系分張湖北之役，閻馮擴大會議隴海線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兩廣事件，無一事不與「黨」爭「政」爭有關。既與黨政有關，時局變化波瀾大，許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個空洞名詞。中央欲集權，從黨著手，在黨中先廢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產生幹部。黨政中的中層分子，一因學問少，二因時忌多，於是將信仰對象由「真理」變成「政策」。政局既朝雲暮雨，這些末流人當然即不可免各競技巧表現長處，作人無風格，作事少思想。就中雖不乏潔身自愛者，然欲安於其位，自必唯諾取容。但事情明明白白，這問題系與「黨政」有關，與「五四」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卻不相干！至說文臣愛錢，對這種人也還說不上。這種人除了有機會加入財政稅收機關，即愛錢亦不會有多少貪婪機會！若與同等的武將比較，恐怕還是將軍們發財的居多！（陳先生是四川人，應當知道四川的房產田地，金融實業，几几乎全是大小軍官的產業！）此外四十歲以上文臣因專家資格處理有關財政稅收事務，雖可發財，還是十分廉潔不失書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說五四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兩種觀念產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緣時會，位據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間接營私，發百萬財，稱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國家只圖統治，統治方式只注重集權，因此老式親親主義與人情主義抬了頭，是一種必然現象。救濟他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化與專家化，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 大凡談論問題，能稱引「過去」，疏證「當前」，預言「未來」，當然很有意義。不過批判歷史，最好要明白歷史；攻擊科學精神，先還需要具有一點科學精神！我們現在若肯從大處著眼，公公平平來看看這個國家近二十年的發展，以及在變動中的得失，自會承認有形的社會組織與無形的公民觀念，都無不在逐漸進步中。這進步實得力於統一，主要表現是國家統一意識的增強，因統一實現國家日趨於合理。這種進步現象非一人頭腦萬能，實與中級應用人材質與量提高增多有關，也就與高等教育有關。高等教育能有點成績，實又得力於若干著名 大學 在教育範圍內的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運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不同，這許是個人一種過分樂觀看法。但這種看法也還可從近事得到一點證明。舉例言，七七戰事發生後，在滬杭兩路戰區鐵路服務人員，作站長的或管工程的認真負責處，是中外一致讚頌的。又如目下各戰區業已淪陷縣分，一經收復，縣政工作人員照例即隨軍事推進而進行各種工作，服務熱忱也是為人稱道的。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稅收言，湘鄂省區地方統稅，由一個遠在湘西某機關指導徵收，淪陷區居然能進行，徵收人員且很少有攜款潛逃事情發生。問及負責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員是稅專及其他大學畢業生，仿郵政鹽務用考試制度選擢而來。說到英雄崇拜，這些小一輩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為陳先生筆下所謂「卑鄙」之徒。因為這種可愛青年，就決不會單憑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誠為國的。其服務精神還只是由於作國民的自尊心而來。正因為每個人所受的訓練，刺激，都覺悟了自己是國家一個單位，要生存權利，也就有遵守社會規約的義務。若說國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這些光明進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當前較多，新英雄主義的提倡者，下筆時就知道不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還是近情合理了。 歐戰發展到最近，英法因戰爭技術比較落後，兩個國家標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義」於是成為一個嘲弄名詞。中國處當前情形中，一面得應戰，一面得建國，一面得在風雲萬變國際混亂情形中，選擇兩個可靠的朋友，適應當前與未來，「國家集權」因此舊事重提。對國家有一個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並進，來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國家進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戰國時代應有的打算。可是我們明白，英法倒霉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國要建國，「國家集權」與「集權國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證此，附會其詞，是不會有較好結論的！若從中國人就中國立場說來，據個人意見，恰恰與陳先生意見相反。國家要集權，真正的「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還值得來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為要「未來」不與「過去」一樣，對中國進步實有重要的意義！對外言，「戰爭人人有分」這句話，想要發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從民治主義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對內言，在政治上則可以抵抗無知識的壟斷主義，以及與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義。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義。在教育上則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裝幌子化。在文學藝術運動上則可以抵抗統治與限制，在一般文化事業上則可望專家分工，不至為少數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學精神的應用，尤不可少。國家要現代化，就無一事不需要條理明確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若說中國當這個新戰國時代，既不甘淪亡，必需掙扎，掙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們也得弄明白，這些國家最高指導統制權力雖大，其所以控制國家的人力物力，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並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組織和效率，主要的其實還是科學精神！因科學精神而分工分業，方能有組織，見效率！德國人表示崇拜希特勒，不過是每家被強迫掛一面相片而已，希特勒事實上也許更敬重他的專家和那群高等軍事幕僚！若照陳先生意見，「知識階層關心的平民教育一發達，國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盤散沙」，那一切初級教育都近於多事，有害無益，大家只讀讀老式通俗小說，一面對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話說回來，真正關心這個國家命運的人，會覺得抗戰建國事並不那麼簡單的。 因為世界在戰爭中，在變動中，新的歷史場面上領導者，容易給人一個「英雄」印象。於是一部分人談及抗戰時，談及國家問題時，便不免要用英雄氣分來解釋現象，這種聯想自會牽強附會到通俗小說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來人民對於國家觀念之覺醒估計得太低，對「讀書人」感到不滿。陳先生文章，在這一點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讀書人情形，陳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當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樂於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義，以及其他，有些話不能自圓其說，還不礙事。至於對群眾教育，以及從「教育」上得到教訓，未免太隔膜了。事實上近三年來國內兩百萬壯丁的徵調，應用如何手續，有若干省分，如何由萬千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其次又如何用挑選方法選出送到各地師團管區編訓。編訓期滿，再如何轉移到各個應當補充部隊去訓練，送到前線時，至少都得經過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與火線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與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盡，只變成集體中一個小小分子，方能作戰。明白這些，就會覺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義，對於目前戰爭又影響多大，不至於說外行話稱讚他們不受教育了。三年來的抗戰，前方百萬壯士的流血，後方數百萬婦孺老弱在風雨饑寒中完成的幾條國防交通線，支持這個民族作戰氣概和勝利信心的，決不是英雄崇拜，實完全靠廣大群眾做「人」的自尊心的覺醒。這覺醒工作，便整個寄托在各種有形無形廣泛教育原則上！ 陳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辭不達意處，實容易被妄人引為張本，增加糊塗。官僚文化人中還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為在國家變動中可作政治投機，且習於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寵取信。這種人正附於中國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種種活動。所以中國談改造運動，實離不了制度化和專家化，正因為如此一來，這種人方無所售其技。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除依靠一種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漸實行，與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此外更無較簡便方式可采。在這種事實下來談英雄崇拜，如象陳先生那麼談，有點近於「抒情」，不是「說理」了。不知多數讀者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