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雜話 · 詩的趨勢
一九三九年六月份的《大西洋月刊》載有現代詩人麥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詩與公眾世界》一文。這篇文曾經我譯出,登在香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里。文中說:
如果我們作為社會分子的生活——那就是我們的公眾生活,那就是我們的政治生活——已經變成了一種生活,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厭惡,可以引起我們私人的畏懼,也可以引起我們私有的希望;那麼,我們就沒有法子,只得說,對於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了。如果對於這種生活的我們的經驗,是有強烈的、私人的情感的經驗,那麼,這些經驗便是詩所能使人認識的經驗了——也許只有詩才能使人認識它們呢。
又說:
要用歸依和憑依的態度將我們這樣的經驗寫出來,使人認識,必須那種負責任的,擔危險的語言,那種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語言。
而他論到滂德(Ezra Pound)說:
他夜間做夢,總夢見些削去修飾的詞兒,那修飾是使它們陳舊的;總夢見些光面兒沒油漆的詞兒,那油漆曾將它們塗在金黃色的柚木上;總夢見些反剝在白松木上、帶著白松香氣的詞兒。
他所謂「我們自己時代的真詩」,所用的經驗是怎樣,所用的語言是怎樣,這兒都具體的說了。他還說,在英美青年詩人的作品裡,已經可以看出,那真詩的時代是近了。
近來得見一本英國現代詩選,題為《再別怕了》(Fear No More)。似乎可以印證麥克里希的話。這本詩選分題作《為現時代選的生存的英國詩人的詩集》,一九四〇年劍橋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各位選者和各篇詩的作者都不署名。《給讀者》里這樣說:
……但可以看到〔這麼辦〕於本書有好處。雖然一切詩人都力求達到完美的地步,但沒有詩人達到那地步。不署名見出詩的公共的財富;並且使人較易秉公讀一切好詩。
集中許多詩曾在別處發表,都是有署名的。全書卻也有一個署名,那是當代英國桂冠詩人約翰·買司斐爾德(John Mase-field)的題辭,這本書是獻給他的。題辭道:
在危險的時期,群眾的心有權力。只有個人的心能創造有價值的東西,這時候卻不看重了。人靠著群眾的心抵抗敵人;靠著個人的心征服「死亡」。作這本有意思的書的人們知道這一層,他們告訴我們,「再別怕了」。
集中的詩差不多都是一九四〇前五年內寫的。選錄有兩個條件:一是夠好的,一是夠近的。為了夠好,先請各位詩人選送自己的詩,各位選者再加精擇;末了兒將全稿讓幾位送稿的詩人看,請他們再刪一次。至於「夠近的」這條件,是全書的目的和特性所在,《給讀者》里有詳盡的說明:
「過去五年時運壓人,是些黑暗而煩惱的年頭;可是比私人的或個人的幸福更遠大的幸福卻在造就中。凡沉思〔的人〕是不能不顧到這些煩惱的。人不再是上帝的玩意了:眼見他的命運歸他自己管了——一種新責任,新體驗到的危險。」這本書的名字取自買司斐爾德的題辭;原擬的名字是「人正視自己」(Man Facing Himself)。「這句話寫出戰爭,也寫出了詩。……雖然時勢緊急,使我們去做大規模的,拼性命的動作,可是我們中沒有一個因此就免掉沉想的義務。這戰爭我們得『想』到底;這一回戰爭對於思想家相關〔之切〕,是別的戰爭所從不曾有過的。……著述人,政治家,記者,宣教師,廣播員,都贊同這個意見……詩的重要不在特殊的結論而在鼓勵沉思。……人要詩,如飢者之於食,不為避開環境,是為抓住環境。因為詩是生活的路子的一個例子。人要的是例子;不是詩人寫下的聰明話,是他們沉思的路子;更不是別的舊詩選本,是切於現時代的事例和實證——這事例和實證表顯人類用來測量並維持那些精神標準的權力。本書原不代表一切寫著詩的英國詩人;可是只要詩人同是活著的人,本書也可以代表他們,並可以代表人類。因為時代的詩是人類的聲音。這種詩沒有勸告,沒有標語;只有自覺的路子。詩人在寫作的時候,他們是自己的一帖解藥,可以解掉群眾心理〔的影響〕;他們將孤注押在自己這個人身上,這個自覺的人身上,這個正視自己的人身上。這樣做時,他們就表顯怎樣為人類作戰。」——這一番話和麥克里希的話是可以互相映發的。
現在選譯本集的詩二首,作為例證。
冬鴛鴦菊
簇著,小小的仿佛一口氣,
不是顆花兒,倒是一群人;
好像在用心頭較熱的力,
造他們心頭自己的氣溫。
他們活著:不怨載他們的
地土,也不怨他們的出世。
他們跟大地最是親近的,
他們懂得大地怎麼回事;
這兒冬天用枯枝的指頭
將我們拘入我們的門檻,
他們卻承受一年最冷流
建築他們的家園在中間。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吃著蘋果,摘下來從英國樹,
腳底下是秋季,我們在戰爭。
戰氛的星球上許害了瘋症,
眼睛裡能見到一切的憑據——
黃峰猛攫著梅子,像我們一流,
但他們聰明些,有分際——四方
都到成熟期,除我們一幫
無季節,無理性,有死而不自由。
話有何用。我們本然的地位
是本然的自我。人能依賴的
希望還是人,雖然人類遭了劫。
希望會將恨來劃破了大地
和人的臉;但若盡力於無害的,
我們,這最後的亞當,未必最劣。
麥克里希文中論到愛略特(T. S. Eliot)曾說道,「冷諷是勇敢而可以不負責任的語言,否定是聰明而可以不擔危險的態度。」冷諷和否定是稱為「近代」或「當代」的詩的一個特色。可是到這兩首詩就不同了。前一首沒有冷諷和否定,不避開環境而能夠抓住環境,正是「負責任的,擔危險的語言」。那鴛鴦菊耐寒不怨,還能夠「用心頭較熱的力,造他們心頭自己的氣溫」,正是我們「生活的路子的一個例子」。後一首第一節雖由冷諷和否定組織而成,第二節卻是「表示接受和信仰的語言」——跟前節對照,更見出經驗的強烈來。這正是「正視著自己」,正是「自覺的路子」。「話有何用」;重要的是力行。「但若盡力於無害的,我們,這最後的亞當,未必最劣。」「無害的」對戰爭的有害而言;這確見出遠大的幸福在造就中。蘋果是秋季的符號,也是亞當的符號;亞當吃了蘋果,才開始了苦難。「我們這最後的亞當」也是自作自受,苦難重重。可是我們接受苦難,信仰自己,負起責任,擔起危險,未必不能征服死亡,勝過前輩的亞當。這兩首詩的作者雖然「將孤注押在自己這個人身上」,可是「自己這個人」是「作為社會分子」而生活著;所以詩中用的是「他們」「我們」兩個複數詞。作為社會分子而生活就是「公眾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對於這種生活的經驗,就是「怎樣為人類作戰」。這種詩似乎可以當得麥克里希所謂「能做現在所必需做的新的建設工作的詩」。這兩首詩里用的都是些「削去修飾的詞兒」。譯文裡也可見出。這跟一般稱為「近代」或「當代」的詩是不同的。近來還看到一本英國詩選,題為《明日詩人》(Poets of Tomorrow)(第三集),去年出版。從這本書知道近年的詩人已經不愛「晦澀」,不迷戀文字和技巧,而要求無修飾的平淡的實在感,要求明確的直截的詩。還有人以為詩不是專門的藝術而是家庭的藝術;以為該使平常人不怕詩,並且覺著自己是個潛在的詩人(分見各詩人小傳)。那麼,這兩首的平淡也是近年一般的傾向了。
我國詩人現在是和這些英國詩人在同一戰爭中,而且在同一戰線上,我國抗戰以來的詩,似乎側重「群眾的心」而忽略了「個人的心」,不免有過分散文化的地方。《再別怕了》這本詩選也許是一面很好的借鏡。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