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雜話 · 序

遠在民國二十五年，我曾經寫過兩篇《新詩雜話》，發表在二十六年一月《文學》的《新詩專號》上。後來抗戰了，跟著學校到湖南，到雲南，很少機會讀到新詩，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三十年在成都遇見厲歌天先生；他搜集的現代文藝作品和雜誌很多。那時我在休假，比較閒些，厲先生讓我讀到一些新詩，重新引起我的興味。秋天經過敘永回昆明，又遇見李廣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現代文藝的作家，幾次談話給了我許多益處，特別是關於新詩。於是到昆明後就寫出了第三篇《新詩雜話》，本書中題為《抗戰與詩》。那時李先生也來了昆明，他鼓勵我多寫這種「雜話」。果然在這兩年里我又陸續寫成了十二篇；前後十五篇居然就成了一部小書。感謝厲先生和李先生，不是他們的引導，我不會寫出這本書。 我就用《新詩雜話》作全書的名字，另外給各篇分別題名。我們的「詩話」向來是信筆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瑣瑣屑屑的，成系統的極少。本書里雖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單元，但就全書而論，也不是系統的著作。因為原來只打算寫一些隨筆。 自己讀到的新詩究竟少，判斷力也不敢自信，只能這麼零碎的寫一些。所以便用了「詩話」的名字，將這本小書稱為《新詩雜話》。不過到了按著各篇的分題編排目錄時，卻看出來這十五節新詩話也還可以歸為幾類，不至於彼此各不相干。這裡討論到詩的動向，愛國詩，詩素種種，歌謠同譯詩，詩聲律等，範圍也相當寬，雖然都是不賅不備的。而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詩」，因為作者相信意義的分析是欣賞的基礎。 作者相信文藝的欣賞和了解是分不開的，了解幾分，也就欣賞幾分，或不欣賞幾分；而了解得從分析意義下手。意義是很複雜的。朱子說「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他將意義分出「文義」和「意思」兩層來，很有用處，但也只說得個大概，其實還可細分。朱子的話原就解詩而論；詩是最經濟的語言，「曉得文義」有時也不易，「識得意思好處」再要難些。分析一首詩的意義，得一層層挨著剝起去，一個不留心便逗不攏來，甚至於驢頭不對馬嘴。書中各篇解詩，雖然都經過一番思索和玩味，卻免不了出錯。有三處經原作者指出，又一處經一位朋友指出，都已改過了。別處也許還有，希望讀者指教。 原作者指出的三處，都是卞之琳先生的詩。第一是《距離的組織》，在《解詩》篇里。現在抄出這首詩的第五行跟第十行（末行）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罷。） ……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括弧里我起先以為是詩中的「我」的話，因為上文說入夢，並提到「暮色蒼茫」，下文又說走路。但是才說入夢，不該就「醒」，而下文也沒有提到「訪友」，倒是末行說到「友人」來「訪」。這便逗不攏了。後來經卞先生指點，才看出這原來是那「友人」的話，所以放在括弧里。他也午睡來著。他要「訪」的「友人」，正是詩中沒有說出的「我」。下文「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便是這來「訪」的「友人」在叫。那走路正是在模糊的夢境中，並非夢中的「醒」。我是疏忽了「暮」和「友人」這兩個詞。這行里的「天欲暮」跟上文的「暮色蒼茫」是一真一夢；這行里的「友人」跟下文的「友人」是一我一他。混為一談便不能「識得意思」了。 第二是《淘氣》的末段： 哈哈！到底算誰勝利？ 你在我對面的牆上 寫下了「我真是淘氣」。 寫的是「你」，讀的可是「我」；「你」寫來好像是「你」自認「淘氣」，「我」讀了便變成「我」真是淘氣了。所以才有「到底算誰勝利？」那玩笑是問句。我原來卻只想到自認淘氣的「真是淘氣」那一層。第三是《白螺殼》，我以為只是情詩，卞先生說也象徵著人生的理想跟現實。雖然這首詩的親密的口氣容易教人只想到情詩上去，但「從愛字通到哀字」，也盡不妨包羅萬有。這兩首詩都在《詩與感覺》一篇里。 《朗讀與詩》里引用歐外鷗先生《和平的礎石》詩，也鬧了錯兒。這首詩從描寫香港總督的銅像上見出「意思」。我過分的看重了那「意思」，將描寫當做隱喻。於是「金屬了的手」，「金屬了的他」，甚至「銅綠的苔蘚」都變成了比喻，「文義」便受了歪曲。我是求之過深，所以將銅像錯過了。指出來的是浦江清先生。感謝他和卞先生，讓我可以提供幾個親切有味的例子，見出詩的意義怎樣複雜，分析起來怎樣困難，而分析又確是必要的。 這裡附錄了麥克里希《詩與公從世界》的翻譯。麥克里希指出英美青年詩人的動向。這篇論文雖然是歐洲戰事以前寫的，卻跟本書《詩的趨勢》中所引述的息息相通，值得參看。 朱自清 1944年10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