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論 · 第七篇　闡教化

我們於第四篇《說家國》中，說：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各種東西都要由工廠製造。工廠的特點是：集中生產，大量生產，及細密分工。一種工廠只做一種東西，在這一種工廠里底工人又有許多種，一種工人只做一種東西的一小部分，此是所謂細密分工；一種工廠，有它的專門底設備，有它的專門底人才，它雖只做一種東西，而這一種東西，它必須做得很多，方可合算，此即所謂大量生產；有這一種工廠做這一種東西，則全社會用這種東西者，都可取給於這一種工廠，此即所謂集中生產。 我們於本篇所要說者，即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教育制度亦須工廠化。我們常聽見許多人說，現在底教育商業化了。其意以為現在底學校，或辦學校底人，都是以賺錢為目的。我們不管實際上是不是如此，但我們完全承認教育商業化是不好底。教育制度工廠化與教育商業化並不是一回事，亦不是一類底事。教育商業化是不好底，但教育制度工廠化則是好底，是生產社會化底社會所必要有底。 說教育制度工廠化，即是說：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我們對於教育人材，亦要集中生產，大量生產，細密分工。 先就細密分工說。我們常聽說：在從前，「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一個有學問底人，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在西洋古代，亦有亞力士多德、聖多瑪諸人，對於當時學問的各方面，都有很深底知識，有很多底著述。這些人的聰明才力，固然是有大過人者，但他們的成就，也是他們的時代使然。我們可以說，自今以往，這樣底人，是決不能再有底了。這並不是因為，自今以往底人，決不能有像亞力士多德那樣底聰明才力，而是因為自今以往，學問界的情形，決不容許有亞力士多德那樣底學問家，即使有聰明才力高過亞力士多德十倍八倍者，亦是徒然。自今以往，學問界是專家的學問界，所謂專家者，即對於很少底東西知道很多。因為他知道很多，所以他是個專「家」；因為他只對於很少的東西知道很多，所以他是個「專」家。假使現在有一個人，對於現在各種底學問，都自以為很懂，此人準是「十八般武藝件件都通，但是件件稀鬆」。如此人自命為現在底亞力士多德，此人非瘋人即妄人。 此即是學術界的細密分工。因為學術界細密分工，所以教育制度，亦須工廠化。所謂工廠者，即集合許多有專門知識、專門技術底人，在一起合力以製造某種東西。這些專門底人，雖都製造某種東西，而每人所製造者，又卻只是某種東西的一部分。所謂教育制度工廠化者，即集合許多有專門知識、專門技術底人在一起，合力以教某種學生，用一句不十分好聽底話，即合力以製造某種人才。此話雖不十分好聽，然亦是古亦有之底。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可以說「樹」，自然亦可說「製造」了。古人又說：「菁莪造士。」「造」亦不能不說是「製造」之造。 自今以往，社會上所需要底人才，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底「百事通」，而是專通一門專精一技底專家。社會既需要這種專家，即需要有製造專家底機關。這些機關即是所謂「專門學校」，或 大學 的專科。每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專製造某種人才，猶之每一工廠，專製造某種物品。每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里，都集合許多專門人才，每一專門人才，對於其學校所製造底人才，只負一部分底責任。此之謂教育制度工廠化。 某種工廠只製造某種東西，某種東西只歸某種工廠製造，此是集中生產。在工廠化底教育制度里，製造人才，亦須集中生產。此即是說，某種專門學校或專科只製造某種專門人才；某種專門人才，只歸某種專門學校或專科製造。 某種工廠，雖只製造某種東西，但卻須製造很多底某種東西。此即所謂大量生產。其所以必須如此者，因它所製造底某種東西，要供全社會之用，不大量生產，即不夠分配。它製造某種東西，需要很大底資本，如不大量生產，即不合算，不經濟。在工廠化底教育制度里，製造人才，亦須大量生產，不然亦不夠分配，不合算，不經濟。一個專門學校的書籍儀器，比如一個工廠的機器；一個專門學校的教員，比如一個工廠的工程師。這些設備，這些開支，都用很大底經費。很大底經費，若只用以製造幾個人才，自然是不經濟底。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是為全社會製造某種人才，既為全社會製造某種人才，則若只製造幾個人才，自然亦是不夠分配底。一個工廠，要生產某種東西，就要大量生產。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要製造某種人才，就要大量製造。大量製造並不是「粗製濫造」之謂。一個小鐵匠鋪，每天打幾十個鐵釘，不必不粗製濫造。一個鐵釘工廠，每天出產幾十萬鐵釘，不必即粗製濫造。 在一個舊式底鐵匠鋪里，一個鐵匠是老闆亦是工人，他可以從頭到尾，親手打一個鐵釘。他可以指著一個鐵釘說：「這是『我』打底。」如果一個鐵釘有知，它亦可以說：「我是某某匠人打底。」但一個鐵釘廠里的任何工人，都不能指著一個鐵釘說：「這是『我』打底。」他至多可以說：「這是『我們』打底。」而鐵釘廠所出底釘子如有知，亦不能說：「我是某某匠人打底。」它至多可以說：「我是某某廠出底。」它頭上頂著一個某某工廠的商標，即是表明它是某某工廠出底，而不是某某匠人打底。 每一個專門學校或專科，既亦有許多專家，製造人才，則自學校出來底每一個人才，亦是許多專家製造出來者。所以每一個專家，亦不能指著每一個學生，說：「這是『我』教出來底。」他至多可以說：「這是『我們』教出來底。」在一個舊式底私塾里或書院裡，先生只有一個，所有底學生都以他為師。他於是可指著任何一個學生，說：「這是我的學生，我的門人。」學生亦可以說：「某某人是我的先生、老師、業師，或本師。」但學校出來底學生，則不能如此說了。他只可以說：「我是某某學校畢業底。」如同一個鐵釘說：「我是某某工廠製造底。」他拿一個學校的文憑，正如一個鐵釘帶著一個工廠的仿單。他帶著一個學校的徽章，正如一個鐵釘頂著一個工廠的商標。在從前，一個人的老師，如果是一名人，他常借他的老師以增高他自己的身價。他開口「吾師」，閉口「先師」，這種風氣，似乎漸息了。但如果一個人的學校是有名底時候，他亦忘不了向人表示他的學校的「光榮歷史」。 照以上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裡，教育制度是以人為中心；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教育制度是以機關為中心。 以上專把工廠比學校，或有人以為太機械一點，或有人以為有失教育的尊嚴。以下我們再從另一方面，看以家為本位底社會裡底教育制度，與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裡底教育制度之不同。 我們設想，在一個舊式底鐵匠鋪子裡，有一個鐵匠。他是這鋪子的主人，亦是這鋪子的工頭。另外還有幾個「學活底」。這些「學活底」一面跟著這鐵匠「學活」，一面幫助這鐵匠「做活」。他們有些即是這個鐵匠的兒子，有些是這個鐵匠的徒弟。這些徒弟，都是從小「拜師」。在這鋪子裡，「學活」，「做活」，亦同時在這鋪子裡生活。他在這鋪子裡所處底地位，與這個鐵匠的兒子，大致是一樣底。這個鐵匠是他的兒子的父，同時亦是師。這個鐵匠是他的徒弟的師，同時亦如父。所謂「師徒如父子」，並不是一句空話。這個鐵匠的徒弟稱這個鐵匠為師父，稱他的妻為師母，這裡父母二字，並不只是一種客氣底稱呼。 這樣底一個徒弟，在這樣底一個鋪子裡，學了若干年，做了若干年，生活了若干年以後，他「出師」了。他可另外再開一個鋪子了。他可以終身想著：「我的本領，完全是某某人教成底。」他的師父亦可以終身想著：「某某人完全是我教成底。」他們都是這樣想著，他們中間自然有一種感情。所以對於他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亦並不只是一句空話。 或有人說：這不過是一般「手藝人」所有底師徒關係。「師徒如父子」等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底。我們再看所謂「讀書人」的師徒關係。 孔子 是「讀書人」的老祖宗。據說，他有三千學生，其中程度最好底有七十二位。照《 論語 》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來，孔子的學生對於孔子底關係。孔子的學生，替孔子趕車。孔子有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在孔子家中，除了「上學」之外，大概還替他管些雜事。孔子的兒子孔鯉，亦與別底學生一起上學。顏淵死，有棺而無槨。別底學生想把孔子的車賣了，替顏淵買槨。孔子說：「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在孔子家中底地位，與孔子的兒子是大致相同底。孔子的學生亦是不僅跟孔子「學活」，而且跟孔子生活。這些學生，以後「為官做宦」，相當於學手藝底人之「出師」。「出師」以後底學生，還忘不了老師，所以孔子死，還有好些學生回來，廬墓心喪。由此可見，孔子的學生與孔子的關係，亦是「師徒如父子」。 「手藝人」的從師，與「讀書人」的從師，在有些時候，有這一點差別：學手藝底人，大概都是窮人多，所以大概都是到老師家裡學；讀書人則頗有些有錢底，所以很有些有錢底人，替子弟把老師請到自己家裡來。一個教書先生，如果在他自己家裡「設帳」，來底學生大概都是窮底多。有錢的人大概都有家塾。到別人家裡去教書底先生，對於學生在實際上底勢力與影響，自然要比較差一點。但在理論上，還是「師徒如父子」。 無論學生到老師家裡去受教，或是老師到學生家裡去施教，總之這些教育，皆於家中行之。由這一方面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裡，教育制度，以家為中心；而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教育制度，則以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為中心。 或可以說，在以前也有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呀。如 孟子 所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如漢以後之太學、國子監等，都是官學，不過在大多數底時候，這些制度，未能認真實行而已。我們承認在有些人的理想中，在有些時代的政制上，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是有底，不過未認真實行而已。但是為什麼未認真實行呢？僅只罵人的不努力，並不是這問題的答案。照我們的看法，其所以未認真實行者，因在客觀上並非非此不可也。凡客觀上非有不可者，人自然不能不認真實行之。 在生產社會化的社會裡，沒有一個人能在自己家「設帳」。因為一個專家所能教人者，只有一小點，而為教這一小點，學生須先要有許多底準備工作，這些不一定是他所能教底。又要許多圖 書儀 器的設備，這又不是他所能辦底。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也沒有一個人能替他的子弟把老師請到家裡來。這亦是因為，他的子弟的教育，並不是一個「老師宿儒」、一肩行李、一箱破書，即可以解決底。我們看見，以前底皇帝，專為他的皇子皇孫，設什麼「書房」，沒有看見近代底有冕或無冕底皇帝，專為他的皇子皇孫，設什麼大學。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以家為中心底教育制度，自然不能行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自然要行以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為中心底教育制度。我們於上文所說底工廠化底教育制度，即是以社會所設底教育機關為中心底教育制度。 中國原來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所以原來底教育制度，亦是以人以家為中心者。現在我們要變成生產社會化底社會，所以我們的新教育制度，亦是以社會所設教育機關為中心者。看慣了舊日底教育制度底人，看見現在底新教育制度，不免有許多地方不順眼。他們不知，兩種制度，本來有許多差異。他們只見現在師生的關係，太疏遠了。從前是「師徒如父子」，現在是「師徒如路人」。他們覺得，這亦是「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的一端。他們又常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在這種工廠化底學校里，傳授知識固然還沒有什麼困難，但關於道德修養方面底事，這些工廠化底學校，既不能有一個「人師」為中心，則學生在這一方面，完全得不了什麼益處。他們因此認為，這種學校僅是一種知識販賣處，其中的教員都是知識販子。因此從這種學校畢業出來底學生，只知道要做事，不知道要「做人」。他們看見現在底青年，便覺頭痛，以為青年都完全不知道怎樣「做人」。他們以為這都完全因為工廠化底學校，只販賣知識，不講「做人」之故。 在以社會所設教育機關為中心底教育制度中，學生與先生底關係不能如以家為中心底教育制度中那樣密切，這是事實。我們於上文中正是要說明，何以這個事實是不可免底。不過這個事實，並沒有什麼特別可令人注意之處。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父子的關係，兄弟的關係，以至夫婦的關係，都不如以家為本位底社會中那樣密切。這不是說，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人對於任何人皆沒有極密切底關係，不過其密切底關係，不必限於父子兄弟等關係而已。 說到「做人」，我們可以說，「做人」並不是可以教底，至少並不是可以專靠教底。一個人所處底社會，對於他的品格，有決定底影響。這種影響我們稱之為「化」。一個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說，不大靠「教」而大靠「化」。 家亦是小社會，一家有一家的風尚，即所謂家風是也。一個人可為其家風所化。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中，人在「家」里生活，所以其家風對之有很大底影響。但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人離開了他的家，所以所謂家風者，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對於人的影響，是小得多了。學校亦是一小社會，所以一個學校，亦有其風尚，即所謂校風是也。一個學生的動作言談，都是受他的學校的校風影響。往往我們不必看一個學生所帶底徽章，而即知其是哪一個學校的學生，或哪一類學校的學生。他的校徽，實在已印在他的臉上了。就這一方面說，工廠化底學校對於學生的「做人」，並非無所幫助，至少可以說，並非不能有所幫助。不過我們要特別提明者，即一個人的「做人」，並不是他的學校所能完全負責底。因為學校不過是一小社會，在它之外，而又超乎它之上，還有社會。社會對於人底影響，是更大底。 什麼叫「做人」，現在好用這個名詞底人，並未說清楚。照這個名詞的最高底意義說，做人是說人必須有一種道德底品格，可以使他能夠「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可以使他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可以使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可以使他「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孟子所謂「大丈夫」者。我們可以說，能這樣「做人」底人，並不是工廠化底學校所能養成底。因為這種道德底品格，並不是可以「教」成底。這種性格的養成，不靠「教」，而靠「化」。 或者說，這正是底呀，所以「人師」是重要底呀。所謂人師者，即自己有這種品格，可以以之感化學生者。工廠化底學校，既不以這種人師為中心，當然學生亦不能「做人」，不知「做人」了。 我們可以說：如果有一種「人師」，這種人師，決不只是「師」。專在工廠化底學校里教功課底人，固然不能「教」出這樣「做人」底人，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專門當教書匠底人，亦不能「教」出這樣「做人」底人。 人的品格是不可見底，只於其人的行為中見之。若一個人壓根沒有遇見過了不得底富貴，了不得底貧賤，了不得底威武，我們不能知其必是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固然一個人如真已遇見威武而不屈，我們可以推知其亦必見富貴而不淫，見貧賤而不移，但若他壓根什麼都沒有遇到，我們即不能知其是否有此種道德品格。若一人沒有機會使其品格現於行為，即不能「化」人，即不能成為「人師」。所以「人師」決不只是師，因為是師者，只坐在書房裡，坐在講堂上，能令其表現其品格之機會，絕無僅有也。 孔子為魯司寇；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及以後，程朱陸王等都是一時底政治底社會底領袖。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底出入進退，以及辭受取予，都是可以表現他們的道德品格底行為。他們所以能「化」人者，是他們的這些行為，並不是他們的「語錄」。不然，何以於他們死後，流風餘韻完了，語錄即只成空文了呢？要如果他們只是師，他們又何能有機會，有這些行為，又何能以這些行為化人呢？ 一個三家村的教書先生，若自以為是富貴不能淫，別人或以為他不淫是因為他沒有見過什麼富貴。他若自以為是貧賤不能移，別人或以為他不移是雖欲移而不可少得。但在舊日一個三家村的教書先生，還可以「趕科應舉」。他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於是乎「平地一聲雷」，飛黃騰達，成為政治上社會上底領袖，尚有機會表現他的品格。但在生產社會化底社會裡，因細密分工的結果，在學校當「師」底，恐怕以終身為師者居多。威爾遜以教授而被選為美國總統，乃係不常有底事。大多數底教員，所能表現底道德行為，不過是按時上課，不請假；按時領薪，不預支等類而已。他不能有什麼奇節異行，使人可泣可歌。他不能有機會以行為表現他的道德品格。他對學生固然可以講些聖經賢傳上底格言，講些古聖先賢的行為，但這些都是「教」；而人的道德底品格，並不是可以教成底，所以說，「聲色之化民末也」。 孔子是一個抱負很大底人，在「畏於匡」的時候，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很大底口氣。但「季康子問盜」，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子並不說：「等我的教育辦好了，盜賊自然就沒有了。」孔子所以不如此說，大概亦是以為「移易風俗」，並不是專靠「教」所能成功底。 賈誼 《鳥賦》說：「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我們可以套他的這幾句，說：社會是爐；社會上底領袖們是工；他們的行為是炭，而群眾是銅。個人進了社會，大概都為社會所熔化。歷史上固然亦有許多反抗社會底活動，但這些活動，確切地說，實則是社會裡一種社會反對另一種社會底活動。因此在反對一方面底人，亦是被一種社會所熔化，一種社會所鼓動。如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及我們親眼所見底許多革命黨，它們自身亦是一種社會，它們的領袖，領導它們的群眾，它們的群眾，擁護它們的領袖，如是互相激勵，所以能有一種行動。至於一兩個人特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悔底人，大概是絕無僅有底。伯夷、叔齊，可以說是特立獨行底，然而他們也得了太公的一句話，說：「此義士也。」這一句話自然也予了他們以很大底鼓勵。 或可說：上邊所說底情形，在近代社會中，恐怕是少有底了。因為在近代底社會中，人已發現了「自我」，他有他的自己，他有他的判斷，恐怕不是容易受社會上底偶像所影響底。關於這一點，我們說：所謂人的「自我」，即是其所處底社會所造成底。所謂他自己的判斷，亦是他所處底社會所形成底。民初人的見解，以為人可以離開社會而憑空地有了個獨立底「自己」，正如孫悟空自以為跳出如來佛的手掌，而實在是還在他的掌心裡。一時代有一時代精神。所謂時代精神，即是一時代在精神方面底風尚，人不知不覺地隨著它走者。就其不知不覺說，這所謂精神及風尚，即是偶像；領導這些精神底人，即是偶像中底偶像。 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人更易受所謂風尚的支配。因為交通的方便，所謂「宣傳」，更容易達到人人的心中，使人互相刺激。此人見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見此人若何而更若何。如在街上，此人見彼人跑而亦跑，彼人見此人跑而跑得更快。一時之間，可以使滿街人都跑。此即是互相刺激，所謂群眾心理，即是如此構成底。這些都不是「教」，這些都是「化」。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中大得多。所以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中，群眾運動可以很多，而且規模也可以很大。 照以上所說，所謂「人師」者，只有政治上社會上底領袖可以當之，而這些領袖實際上亦是各時代各地方的社會的「人師」。或可說，我們正需要一種學校，能教育出來這種領袖。我們可以說，只有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說過仿佛這一類底學校；在實際上這一類學校是不能有底。如果有這一類底學校，則須先有這一類底教員，而這一類底教員上哪裡去找呢？如果一個學校，可以教育出來一個 孫中山 ，則先須有一個孫中山當他的「師」；這是不可能底。 這些領袖哪裡來底？我們可以說，領袖亦是社會一時底風尚所養成底。一個社會在某一時候，為適應某種環境，有某種運動。參加這種運動底人，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即是領袖。其餘即是群眾。群眾固不能離開領袖，領袖亦不能離開群眾。群眾見領袖如此行，而受鼓勵；領袖見群眾隨之而行，亦受鼓勵。我們於上文所說，領袖群眾，互相激勵，正是此意。 舊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英雄是時勢造出來底，不是學校造出來底。世界上沒有造英雄底學校，也沒有造詩人、發明家底學校。這些人可以是學校出身，但他們的成就，卻不是靠學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