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焦灼 · 五十七

在那個八月，動員起來參戰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少數人像我這樣漠不關心，甚至迫不及待地出發上前線去。這點我可以肯定。這倒並不是因為我熱衷於打仗，而是因為這對我是條出路，是個救星。我是逃到戰爭中去，猶如罪犯逃進黑暗。決定出征前的四個星期，我是在一種自我輕蔑、迷惘絕望的狀況中度過的，今天回想起當時的那種處境，比想起戰場上經歷的最可怕的時刻更使我毛骨悚然。因為我當時確信，由於我的軟弱，由於我始而關懷體貼，繼而倉促遁逃的同情心謀殺了一個人，而且謀殺的是世界上唯一熱愛我的那個人。我不敢走上街去，我請了病假，整天躲在屋裡。我給開克斯法爾伐寫了封信，為了向他表示我的一份同情。（唉，的確是因為我的這份同情啊！）他沒有回信，我長篇累牘地向康多爾解釋，以便為我自己辯解，他也沒有回信。我的夥伴們沒有給我一行字，我父親也沒給我一句話——事實上是因為在形勢危急的那幾個星期，他在自己的部里忙得不亦樂乎。而我卻把這不約而同的一致沉默看成是共同商量好了的對我的判決。我越來越深地捲入這種妄想，仿佛他們大家都判我有罪，就像我自己判我有罪一樣，他們大家都把我看成一個兇手，因為我自己也這樣稱呼我自己。整個帝國都因為激動而震顫，在驚慌失措的歐洲各地，所有的電話線都因為傳遞嚇人的消息而熾烈地顫抖不已，交易所搖搖欲墜，各國軍隊紛紛動員，小心謹慎之輩已經在收拾箱子，而我卻只在想我那怯懦的背叛行為，只在想我的罪過。因此讓我擺脫自我、把我調開，對我不啻是解放。戰爭奪走了幾百萬無辜的生命，卻拯救了我這瀕於絕境的罪人（不過我並不因此而頌揚戰爭）。 慷慨激昂的詞句令我作嘔。所以我不說，我當時是去尋找死神。我只是說，我並不害怕死神，至少不像大多數人那樣害怕，因為有些時候，我覺得退回後方比前線的種種恐怖更加可怕，我知道在後方有不少了解我罪過的知情人——再說，叫我回到哪裡去呢？誰需要我，誰還愛我？叫我為誰，為什麼事情活著呢？只要勇敢不表示別的更加崇高的事情，而只是表示不害怕，那麼我可以心安理得、老老實實地宣稱，我在戰場上的確是勇敢的。因為甚至在我的夥伴當中最富男子漢大丈夫氣概的人都認為比死更糟的事情——甚至打成殘廢，缺胳膊少腿這樣的可能性也沒有把我嚇退。我大概會覺得自己無援無助，成了個殘廢，這正是對我的懲罰，對我的公正的報復。我自己的同情心在當時過於怯懦，過於軟弱，所以讓我現在自己成為一切陌生人同情的對象。如果說，我沒有碰上死神，這可並不是由於我的疏忽。我曾經以一個置生死於度外的人的冷漠眼光去看待死神，幾十次向它迎面走去。什麼地方有特別艱苦的戰鬥，什麼地方需要志願兵，我就報名。什麼地方發生硬碰硬的激烈戰鬥我就覺得舒服。第一次負傷以後，我要求調到機槍連，後來又要求調去當飛行員。顯然我在那裡駕駛我們那些簡陋的飛機的確取得了種種成功。可是每次我在一份公告上面看見「勇敢」二字和我的名字印在一起，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騙子。要是有人目光過於尖銳地瞅著我的勳章，我就趕快拐到一邊去。 等到後來，四個漫長無邊的年頭一過去，我發現，我又可以在從前的那個世界裡生活了，這我自己也深感意外。因為我們這些從陰曹地府返回人世的人，衡量一切事物都用一種新的標準。良心上有條人命，對於參加過世界大戰的官兵和對於和平世界的人，分量自然不同。我自己個人的罪過，在這廣袤無垠的血污的沼澤里已經完全溶解在一般性的罪過之中，因為這同一個我，同一雙眼睛，同一雙手也架起機關槍，在利馬諾瓦把第一批衝上來的俄國步兵掃倒在我們戰壕前面。我後來親自用望遠鏡看見了那些被我親手殺死、被我親手打傷的人的可怕的眼睛。這些傷兵還掛在鐵絲網上呻吟達幾個小時，然後才悲慘地死去。我在哥爾茨擊落一架飛機，那架飛機在空中翻了三個筋斗，然後摔在石灰岩上，噴出一股烈焰，炸得粉碎。後來我們又親手根據識別符號[1]搜尋那些燒成黑炭、還可怕地冒著濃煙的屍體。成千上萬個和我一起走在隊伍行列里的人都在干同樣的事情，用卡賓槍、刺刀、噴火器、機關槍，或者赤手空拳，都在干同樣的事情，我們這一代幾十萬、幾百萬的人，在法國、俄國、德國都在干同樣的事情——謀殺了一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在這史無前例、規模空前、比以往任何戰爭慘烈千倍，範圍廣及天上地下的人類大破壞、生靈大屠殺之中，一樁私人的罪過又算得了什麼？ 再說——還有一件新的寬心事——在後方已經再也沒有證人證明我的罪過。誰也不能指控這個因為特別英勇而受到褒獎的人過去曾經膽小怯懦，再也沒有人能責備我這不幸的性格軟弱。開克斯法爾伐只比他女兒多活了幾天，伊羅娜嫁給一個小小的公證人，住在南斯拉夫的一個村子裡，布本切克上校在薩維河畔開槍自殺，我那些夥伴或者已經陣亡，或者早已把這微不足道的插曲忘得一乾二淨。在這《啟示錄》中描繪的四個凶年當中[2]，「從前」的一切不是都和過去的鈔票一樣變得一文不值，毫無用處了嗎？誰也不能控訴我，誰也不能審判我。我的心情猶如一個兇手，在小樹叢里掩埋了他殺害的人的屍體，這時開始紛紛下雪，潔白的雪花又密又沉。他知道，再過幾個月，這厚厚的雪毯就將覆蓋他幹的壞事，使它不會敗露，然後任何痕跡都會永遠消失。所以我鼓起勇氣，又重新開始生活。既然誰也不提醒我，我自己也已經忘記了我的罪過。因為人的心在迫切想要忘卻的時候，是善於深深地、徹底地忘卻的。 只有一次，回憶又從遺忘的彼岸返回。我在維也納歌劇院的正廳里坐在最後一排靠邊的一個座位上，想再聽一次格魯克的歌劇《奧菲歐》，這個歌劇的純潔、含蓄的憂傷比其他任何音樂都更加觸動我的心弦。序曲剛剛結束，休息時間很短，沒有開燈來照亮黑黝黝的觀眾席，可是還讓幾個遲到的觀眾有機會摸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在我這排也影影綽綽地走來兩個遲到的觀眾，一男一女。 「勞駕，過一下。」那位先生彬彬有禮地向我彎下身子。我沒注意，也沒看他就起身讓座。可是他並沒有馬上在我旁邊的那張空位上坐下，而是小心翼翼地用兩隻手溫柔地引著那位太太往前走。他給她指路，簡直像是給她開路，而且還體貼入微地幫她翻下座位，然後扶她坐進靠背椅。這種關心的樣子實在太不尋常，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啊，是個雙目失明的女人，我心裡想道，不由自主地看了她一眼。可是這時候，那位身體有點肥胖的先生在我身邊坐了下來，我心裡像裂了道口子似的一痛，我認出了他：康多爾！這唯一的一個了解一切情況，知道我的為人，深知我的罪過的人就坐在我旁邊，近到可以感到他的呼吸。他的同情不同於我的同情，不是一種殺人致命的軟弱，而是一種犧牲自我的力量，就是他一個人可以審判我，我就在他一個人面前不得不感到羞慚！倘若幕間大吊燈一亮，他肯定會馬上認出我來。 我渾身哆嗦起來，我急忙用手遮著我的臉，至少在黑暗中可以得到保護。我這心愛的音樂，一個和弦我也沒有聽見，我的心實在跳得過於激烈。這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底細的人。他在旁邊，使我感到壓力。我仿佛一絲不掛地在黑暗中坐在衣冠楚楚、端莊文雅的人群之中，此刻正心驚肉跳地害怕燈火齊明的一瞬間，那時候我的醜態就會暴露無遺。所以在第一幕結束，帷幕開始徐徐落下，燈光將明未明的這一短暫的間歇，我趕快低下頭從中間的過道逃了出去，我想，我逃得夠快的，他沒有能夠看見我，認出我來。可是從這時起我又明白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過都不會被人忘卻。 * * * [1] 士兵身上的一個銅牌上有姓名和番號，以此可以鑑別陣亡者身份。 [2] 見《聖經·新約》中最後一卷。四個凶年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