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經隨喜 · 序

朱天文 上個世紀六○年代中期，流亡日本的胡蘭成老師應邀在名古屋講《心經》，之後，一九六六年從二月到六月，以日文寫成書，這是胡老師的第一本日文書。 一九五○年胡老師離開大陸，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靜岡清水市池田篤紀家暫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裡，開始學日文。因池田的安排，每月給《每日新聞》寫三篇稿，又去各地演講，都是由池田翻譯。 這段期間，流亡如新。就像宋亡有志士東渡日本乞兵，終知難為，削髮入寺。而明末朱舜水，得到德川家族水戶藩第二代藩主禮遇，水戶儒學的尊王思想，兩百年後成為反幕府的精神指導，遂致大政奉還，明治維新。 十五年後，胡老師講經，那圖像，不是講壇華幔，不是五彩旌幡，卻血騎憑陵雜風雨。他講經站在那裡，寂然如水，好似蘇軾遙寄諸葛亮在五丈原揮師北伐，萬騎出漢巴，說是「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是那種寂。此所以胡老師才會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當年這本由「筑波山梅田開拓筵」印行的精裝匣冊，年年再版，我手上這本是三版，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九月印製，裝幀優質得可以傳家，賞心悅目像一件手工逸品。我聽過石刻家山田光造說：「胡先生的日文寫作很特別，常常不合文法，卻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飾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麼似的。」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有人索性在網上徵求譯者，幾年之間，有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的教授欲譯未成，又有佛光藝術研究所的老師嘗試譯了開頭，也不成。結果一位不相干的大陸年輕人小北，竟叫他給譯了出來。 初時，只知小北是胡迷，發願以胡老師的日文著作為讀本來精進日文，而就執筆徑自譯起來，譯完一章寄給網友們一章。我每次輾轉獲得譯文，並不當真，也看也不看，唯對小北這股熱勁傻勁，說是感佩，想想還是咋舌的成份多一些。這樣，一本書譯完了。無人當真的，竟也出版社聞風來接洽了。沒有可能之事，誰知都成了可能。 所以請我母親劉慕沙出山，自五月至六月，將譯文逐字逐句校訂後，寄給杜至偉修正完，再重頭順一次，斟酌確認，定稿時已是七月盛暑。本來大陸簡體字版已付梓在即的，但最終，仍然是，繁體字版先出了。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朱天文 這是志士的胡蘭成，以他流亡的生命體會，為我們講述的心經。 1966年胡蘭成亡命日本，應邀在名古屋講述心經，這段期間，流亡如新，生命亦彷彿在蕭條之境中，才更能體會創造的生機。所以胡蘭成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胡蘭成講《心經》，彷彿是在聊生活、談時局、說歷史、觀賞藝術，但談著聊著，卻又印證了佛法不離人生。 ．般若心經的「心」亦好比是草的「芯」。現在已是春天，草長出了芽。你看那樣柔弱的東西，卻能破土而出，是因其生命之芯無比堅強。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五蘊皆空的修行就是佛教的「戒」、儒家的「節」、道教的「損」（減少），還像日本神道的「祓」，字雖不同，卻是同一件事。 ．若能從因果律中解脫出來，則當下即可以擺脫宿命。人類的智慧與風流的極致，照《易經》所說的，就是要依從和擺脫因果律之事。最後在因果律不可抵達的地方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幸運。 ．色即是造形，空依造形而表現。空是被創造之物，非自然界的空間。書法與篆刻不只是因布白（線與線之間）而生空，線條本身即是空。 ．寂滅是物之始，是尚未發生喜怒哀樂之前的境地，潛伏著創造性。 ．無得亦可說是「大得」。我們文明中的「得」字不同於佔有。無求，則物主動向我而來，因此獲得富貴亦是歡喜之事。我們不是要佔有物，而是與物保持良好關係的共存。 ．不知「無」的境地，不能使用正形正色正音，而費盡心思扭曲使之成為一種趣味，只能說是無明的作為。這本書孕育了胡蘭成之後寫作《禪是一枝花》的思想核心。 保田與重郎 學問的喜樂在於學而時習之。這是我們那個時代以聖賢之言所領受的教誨。到得遲暮之年猶能深深感受昔日所受的教誨，可以說是無上的喜樂。尤其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份樂趣，不知是否人人都有過同我一樣的經驗？如若有此經驗，就讓我們銘感於人生的美好與現世的珍貴福分而忘我罷。 保田與重郎是日本浪曼派重要作家，與川端康成、尾崎士郎並稱為昭和三文人。一九六六年胡蘭成在日本筑波山梅田開拓筵講學時，保田與重郎亦同任講師。 為此，結識胡蘭成先生，乃是我此生最具意義的一樁事。先生自青春年少起歷經革命建國動亂，度過顛沛流離的半生。大東亞戰爭結束後，他擺脫國內劇烈的動盪局面，隻身亡命我國。我只聽說先生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後來才親自體會到先生特殊的學問，高貴的思想，和知識之淵博。而我所認得的胡蘭成先生，乃是當代無雙的詩人和文人，於東洋文明了解之廣之深，在現代可說是第一流的存在。 自我國明治維新以後，東洋曾出現過幾位耀眼的思想家，我深信百年戰亂時代的人世道義全靠這些人得以維持；而今，我願將這份信賴寄托在胡蘭成先生身上。先生宣揚東洋文明的真諦，也解說我國古神道的本質，對我國國體之道有一番深刻的說明。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教示了本國人士所未曾覺察，甚至先人亦未曾涉足的見解。 這或許來自先生淵博的知識與大格局的歷史觀，而我認為更該是源自他宏偉的英雄式世界觀。於先生，世界觀並非觀念上的慰藉與遊戲，而是作為一種信念，展現在立足於道義去處理現實世界的歷史、現勢以及未來。孤獨的亡命英雄因以建國氣魄為生命，內心得以常保潔淨豐饒。 無論任何時代，每一中國偉人的觀念里都保有世界一統的思想。我認為應稱作世界主義的這種想法，與我神武天皇開國詔書所提的八紘為宇有一脈相通之處。那並非侵略統治的欲望，而是宏揚文明的一種思維。 胡蘭成先生於其政治論述上，展現了他超越現代政治觀念的廣大無邊的構想。例如過往某立春之日所記述的大東亞構想，即遠遠超越現代的地緣政治學，毫無領土舊觀念，乃至近代的國家主義。蓋先生所論說，聖人政事，王道思想，無不立足於文明與道義，根底上與我天皇示以天下的那種宏謨是相同的。我是驚訝於國際間通認相當大膽的這種論說之前，先就為當今之世居然存在著能夠作此發想的偉人這事而讚嘆良久。關於文明的思考，在本質上東西方可說截然不同，我們勢難被彼方所理解。但我這份悲哀依然燦亮如火焰，絲毫不悽慘。而我這種感慨，前人也曾不止一次的重述過。 胡蘭成先生思考東洋文明，為了用今天的時間地點來解說，遂專心一志於這方面的著述。知悉先生的態度一如史上聖賢對待自己著述的態度，我深受感動。此《心經》 的解說，乃是根據先生以日語講解的筆記而成。先生的日語講解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乃因為先生所講解的，多源自先生淵博的思想和獨自的歷史觀。先生的發想較諸日本人，更加透徹的教示了我們日本歷史的理想與精神。我由衷的高興先生亡命到日本來，我亦對先生的發想倍感親近，不時有心靈相契的神奇感受，且屢屢體會到較諸日本同胞更為貼切的一體感。 在此，我明白了「同文同種」的真義，也領悟到那是對的；它以維護同一文明作為貫徹終身的悲壯宏願，是文明同種的一種共鳴。 領略到胡蘭成先生常時平靜溫和的外貌底下所蘊含的激烈、勇氣與果斷，我感到敬畏。 雖說還無能盡知先生其人之大，但以他的詩文，乃至作為思想家來看，卻屢屢讓我實感到先生乃當今世界最好的。對於認識鄰國的這位人士，且能與他心靈相契、勝似本國同胞的今生這份不可思議的奇緣，我實在無以言說，那就像是想都無法想的一股歡悅。大東亞風雲格外慘烈嚴酷的那個時代，竟然有這樣一個人的存在，便是證明了將來是不容你預測的。我是從先生身上始領悟到一名英雄於歷史定位上的難以預測。至今我仍認為能給人帶來心動冀望的英雄，今日東洋唯先生一人而已。 自序 溫庭筠的詞：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花間集》 印度的佛法與中國的黃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後兩面鏡。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如能因我這本著作，讓印度人將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如果說文明在於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讚嘆再三。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禪師所作的《普安咒》。中國的音樂里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普安咒》異於印度原本的梵音，確實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產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嚮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西遊記》的快活里透著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 《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並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佛教之於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寧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全世界無可追隨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著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於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對自然科學有所幫助，之於情操卻是毫無影響。清初，儘管康熙瓷曾採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號，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並且日新又新的生髮出新的造形。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造的風氣一旦過去，在我們的人生顯然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作為美術造形，我們中國和日本幾乎從不採用印度的建築。寮國和泰國的佛寺保有印度的原貌，日本、朝鮮和中國卻各有自己的建築風格。唯獨佛像雕刻曾經模仿過印度，卻也沒有持續多久。對於佛教教義的深入鑽研，亦沒有長久堅持下去。要說各宗派的分歧在於教義，不如說是各自的風格形成所造成的歧異。 如此看來，原原本本仿效現今西洋的造形，只會造成情操上的空白。制度也是一種造形。我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務必與我們日本的房屋與庭園，與我們中國的天壇和皇城相稱才好。不過，現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倒也透露出毛澤東對皇城的一絲浪漫遐思。 中國自秦漢時代便已與希臘、羅馬交通往來，洛陽酒女還把羅馬的玉珠當耳墜，卻也沒有自彼方引入任何哲學上的東西或其他什麼，其態度是無所禁忌的順其自然。而今我們對於西洋，當然更不該有一味仿效的執著。對於外來之物，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選擇標準亦不甚高明。 其實，只要無心虛懷以對，自然就可以分辨出會留存的或會流逝的。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我曾經發願，中國戰亂平復以後，立即要邀請高僧，於杭州西湖的昭慶寺舉行一場大法事，不分敵友恩仇，無差別的去超度這三十年來民間因戰亂而流離死亡者。也就是說，要對死者的亡靈說明白他們生前做過什麼，為何而死，天道悠悠，是非平等，他們每一個人都當受到祀奉，希望他們能夠無悔無恨，且對我們先人的作為予以肯定。可說如此化解亡者之怨，乃是對生者有益。可惜舉行大法事的夙願至今未遂，只得先以此講經的功德為亡者祈福。 我這本著作是經ジャ─ナル日報社水野氏提議，加上於名古屋市講經時結下的善緣，才執筆開寫的。因有梅田美保女士為我潤筆和謄寫，我才敢於用日文書寫，要說是兩人合作而成，我亦歡喜。再就是寫作此書時，有一股請保田與重郎先生過目的渴望。 自今春丙午年二月開始，至八月的今日，終於寫完這本書，正值作此序文的階段。剛才暫時擱筆，往筑波山神社的參道上散步，只覺山也因暑氣而沉靜。途中，頭上一陣雷鳴，我遂想起道教的一則故事：某名山石窟里藏有一冊秘經，由於天機不可泄露，白雲和雷電乃禁止攜出此經。我笑笑，倒是喜愛這一聲強而有力的雷鳴。 胡蘭成昭和四十一年（1966）八月十四日梅田美保，筑波山梅田開拓筵筵主。梅田開拓筵筵是梅田女士的父親梅田伊和麿創辦的一個古神道系的宗教組織。因其創始之初便有意成為一所學校，故又稱梅田學筵。胡蘭成、保田與重郎，以及岡潔是三位主要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