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文學課 · 第二章 羅庸、蕭滌非講魏晉南北朝文學

曹氏父子的「一家辭賦」 /羅庸/ 東漢末以及三國時代之文風，並不能以曹氏父子為代表，其時隱逸者如管寧，他如吳蜀皆有文士，不必以曹氏父子概括盡之，所以然者，以《文選》之選文上溯建安故，而七子三曹之名特著焉（關於建安時代之文風，可參考《文心雕龍·時序篇》）。 魏武之為人，後世對之毀譽參半，按三國時足稱人傑者凡三人：魏武帝、諸葛亮、司馬懿。而裴松之注《三國志》時，曾多方毀謗魏武。其實魏武為人，乃東漢末一般士人之態度，時天下大亂，諸侯擁兵自雄，各以興復漢室為口號，而成敗各有不同。魏武以政治眼光招納賢士，有三令可供參考：（1）求賢令；（2）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3）取賢勿拘品行令。其中「唯才是舉」乃其取才之標準。又云：「凡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負治國用兵之術者……」一反東漢士風之所趨。《魏志·丁謐傳》注引《魏略》丁斐事，載斐不敦品，常盜取公物，如官牛、官印等，人告於武帝，帝笑而為之婉解，可見其所招致人才之方法，及其人才稱盛之理由。 曹氏之搜羅人才，雖父子間亦有競爭，即當時各州牧亦好羅致人才，此事可見《魏志》廿一《邯鄲淳傳》注引《魏略》：淳原為劉表之門客，建安十三年，荊州內附，淳入魏，文帝求為門客，子建亦求之。武帝乃令淳見植，植初不與言，既歌且舞，又談天地玄黃及其文學諸技，淳出而大讚之。後文帝嗣位，淳不得已而來歸門下，作《投壺賦》獻之，由是可知曹氏父子之所以講究文學，在藉此以招致文學之士。今讀其父子之詩文，斐然可觀，蓋其用心苦矣。 武帝遺令之文而外，猶工五言樂府。其時五言樂府為新體詩，武帝竟敢嘗試之，且每詩皆可播之管弦。迨乎子建之作，已成文人五言詩矣。魏文亦頗工詩，又思成一家之言，與《論衡》《中論》並駕，因成《典論》之制。有學者癖，猶是東漢風氣，唯子建最重文學，為文尚藻飾，雕琢之言十占六七，足與七子比肩。又魏以前以文為遊戲者甚少（如王褒《僮約》），至魏而命題作文之風起，如魏文傷阮瑀寡妻，召七子之徒作《寡妻賦》，又有《宮中槐樹賦》，有競賽意味，使文人用心更深，而遠違個性，由此至唐弗衰。 所謂建安七子 /羅庸/ 七子實不通之名詞，源於《典論·論文》，列孔融等七人為一串，而子建《與楊德祖書》亦遍論當時文人而不及孔融，所見甚是。《文心雕龍·時序篇》之論七子，本自《典論》與子建之書。夫七子者，並非同時相友之人，且當時能文者亦不止七子，故謂之不通。由魏文《與吳季重》[1]二書及吳之《報魏太子書》觀之，皆以七子為侍從之臣，論七子者不可不知。 七子中孔融不能入流，蓋融長魏武二歲，以行輩論，當為文帝世伯，其文尤為文帝所好。建安十三年六月，融被殺時，王粲尚在荊州，二人並未謀面。後魏文下令求融遺文，強列入七子之中，實有不妥之處。說到孔融之文，可知東漢末及三國文學之轉變。桓靈以上， 文人以經學為主。漢末兩大作家，一為蔡邕（伯喈），一為孔融[2]，而文學史家每將此同時代之二作者分為兩期人物，以蔡歸之漢代，誠以其所著重在經學故也，逮至文舉而辭賦之氣加重，蔡猶有黨錮諸賢清流之風，文舉則為狷狂縱誕之士。自曹操由兗州牧興起，朝廷中能評議時政者，唯文舉一人而已，深為曹操所畏忌。後曹次第平袁紹、平陶謙，將伐荊州，過許昌，因藉故誅殺之。 阮瑀為嗣宗之父，字元瑜，影響其子甚大。陳留阮氏在東漢時為舊族，瑀在家時頗有文名，魏武起自兗州，招納賢士，而陳留適在其勢力範圍，世傳瑀初不出，魏武以焚其村舍相挾，故不得已而出焉（此史實尚不能十分可靠）。瑀嘗作《首陽山賦》（王粲及嗣宗皆有此作），作於建安十七年（荀彧死年，為反對魏武篡漢而自殺者），此作就其所作之年月觀之，實有深意。瑀之死，亦在是年，而文帝所稱「書記翩翩，自足樂也」，蓋贊其在征劉表前後所作，而詠懷之制，當推《首陽》一賦，有不得已事魏之隱痛在焉。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為七子中最平凡者，亦魏武門下最不得意之人，除文集外，尚有《毛詩義問》，可知其在家時仍以治經為主。因平視甄后為武帝所怒，罰令磨石，終身不復重用，後死於時疫。文帝稱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七子中最善徐幹，蓋同鄉故也。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七子中生年較久，生年不可考，死時當在六十歲左右，初為何進記室，後為袁紹作討曹之檄。建安八年為 操所執，懼甚，然曹氏竟不問前情，故終身順服，為真正文學侍從之臣，無甚懷抱可言，遺文頗多，亦死於建安二十二年時疫。 應瑒，字德璉，與其弟璩（休璉）為曹氏門下最委屈之人。黃巾亂時，曹嵩位於三公，後遷於琅邪，及操為兗州牧，令應劭為保護之責，後嵩為徐州牧陶謙部下所殺。操怒，乃討伐徐州，屠城廿五萬人，劭懼，乃攜二侄投北海袁紹，著《漢官儀》以試操，操不咎既往。劭未及出，於成書之次年卒。二侄居冀州，及紹死，二子爭鋒，為曹所破，二應俱為所得，故居門下，不敢有所作為，蓋身世使之然也。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魏文最稱其《中論》，以為「議論典雅，足傳於後」。實不應列入七子，而應入於仲長統等子家者流。幹如不為曹操所強征出仕，當如管幼安、龐士元、司馬德操之以隱士終。所作《中論》，乃漢末士人對時局對症下藥之作，無名氏《中論序》，表彰其建安十三年後，居鄴下不食魏祿，茅檐衣結，生活極苦，不與曹氏合作，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卒。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祖四世為三公，為七子中最光彩之人物，故陳壽特為立傳，實際仍為魏文士傳，粲其尤著而已。十二三歲時入長安，見知於蔡邕。建安之亂，南竄荊州（十五歲前）居十二年而賦《登樓》，第十三年勸劉琮降操，最為魏武所重，位列軍謀祭酒，每有征伐，必參佐戎署，未嘗以困頓終其身。建安十七年、二十年伐吳皆從，卒於建安二十二年。地位在徐、陳、應、劉之前，而書記之作，不若陳、阮之多，可想見其致力多在政治方面，只《首陽山賦》一首為同賦，仍有東漢末之文風，抱興復漢室之志，非乘時竊位之徒也。 七子外，值得提及者尚有下列數人。 楊修，字德祖，為子建唯一畏友，文學之氣味也極相投。今存與子建來往之書簡若干首，後為武帝所殺。 丁儀、丁廙，亦子建至友，子建嘗自謙以為弗如。 吳質，字季重，蓋善於自處者也。始終不為內官，常外宦以避禍。風格近於七子。 諸人文學風格，《文心》評之為「慷慨而多氣」，雖辭賦氣重，而不至於冗弱者，以諸子不徒為文士，蓋各有其懷抱故也。 王充《論衡》嘗分人之才為若干類，但未以某人工某體文為評論，至魏文著《典論·論文》及《與吳質書》，皆各於其所長之文體而稱道之，如仲宣嫻於辭，阮、陳長於書，偉長長於論，德璉著《文質論》，但無甚發揮。劉楨，魏文稱其五言，但今所傳者，罔見佳構。自此，「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一語，成空論矣。 左思、劉琨、郭璞 /蕭滌非/ 在形式主義詩風盛行的太康時期，能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的傳統，寫出了有充實內容的作品的作家，是傑出的詩人左思。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附近）人。大約生於魏廢帝時代，卒於西晉末年。左思出身寒微，晉武帝時，妹棻以才名被選入宮，全家遷居京師。思官秘書郎，以《三都賦》顯名當時。惠帝時，預賈謐二十四友之列，並曾為賈謐講《漢書》。永康元年，謐被誅，乃退居宜春里。後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太安中，張方縱暴京師，遂全家去冀州，數歲而死。 左思現存詩十四首。《文心雕龍》說他「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詠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並非一時寫的，它反映了詩人由積極而消極的過程。 晉自武帝即位以來，東南吳國和西北羌胡不斷犯擾邊境，《詠史》第一首說：「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表現他要為國立功的雄偉抱負。在第三首中，詩人歌頌段干木、魯仲連「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實際也是表現他「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的高尚品格。 左思在《雜詩》中寫道：「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左思妹棻為貴嬪，他一生仍不得志，這主要由於出身寒微而得不到門閥社會的重視。正是這樣，詩人把筆鋒轉向了對門閥制度的揭露和抨擊。如《詠史》第二首：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全詩前半以貼切而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門閥社會的不合理。後半更指出這種現象的根深蒂固，連古人的牢騷都給發了。這就擴大了詩歌包含的內容，加強了詩的思想感染力量。 詩人不只揭露了門閥制度的腐朽，而且對門閥士族表現了強烈的反抗精神。第五首寫道：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裡，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歘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表現了他對這個腐朽的門閥社會的決裂態度。在第六首里，他對那些豪門右族表現了極端的輕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第四首則通過對揚雄的歌頌，為寂寞的寒士張目吐氣：「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從東漢班固以來的《詠史》詩大抵是「栝本傳，不加藻飾」，一詩詠一事，在史事的客觀複述中略見作者的意旨。左思的詠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張玉谷《古詩賞析》），又往往錯綜史實，連類引喻，名為詠史，實是詠懷。這是對詠史詩的創造性的發展，對後代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左思志高才雄，胸懷曠邁，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詠史詩筆力矯健，情調高亢，氣勢充沛，具有積極浪漫主義的特色。《詩品》稱之為「左思風力」，這顯然是「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詩品》又說他「文典以怨」，很清楚也是指詠史詩而言。這些詩里多引史事，所以「典」；他用史事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所以「怨」。從他的詩里還可以看到建安以來文學技巧的發展。詩中使用對偶，也講求詞藻，但由於剪裁得當，嚴格地為表現內容服務，使得風力內充，一點沒有冗沓平弱的毛病。他的詩不只豐富了五言詩的風格，藝術表現也更為圓熟了。 此外，他的《嬌女詩》以現實主義的描寫手法，使用俚語，生動地描繪了兩個小女孩的天真情態，後來陶淵明的《責子》詩，杜甫《北征》中的片斷，李商隱的《驕兒詩》都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他的《三都賦》雖是精心覃思之作，並曾名動一時，但基本上是走漢代大賦的老路，只是更求實一些，文學價值不大。 劉琨（270—317）[3]是略後於左思的有成就的作家。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東南部）人。他是貴公子，早年生活浮華放蕩，西晉末年，在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他和祖逖聞雞起舞的故事更經常為後來一些富有事業心的學者、詩人所稱道。關於他前後思想的轉變，他在《答盧諶書》中自敘得很清楚：「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他在外族入侵的情況下，歷任刺史、大將軍等職，在北方輾轉抗敵，後因軍事失利，投幽州刺史段匹，竟為段所害。 劉琨現存詩歌雖只有三首，但都是後期保衛中原的戰鬥生活的產物，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和深厚的愛國感情。永嘉元年九月，詩人赴并州刺史任，這時北方「胡寇塞路」，他「以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寫下了有名的《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太息，淚下如流泉。系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云為我結，歸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 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詩的前半表現了對故國的深沉眷戀。接著描寫赴任途中的困苦情況，從不畏艱難的前進中披露了詩人愛國的至誠。篇末用李陵的典故揭露了抗敵鬥爭中來自統治階級內部的困難，透露了晉政權的腐朽。劉琨於并州失利，投奔段匹，與段相約共輔王室，不料因兒子劉群得罪段匹，遂陷縲紲。這時又寫了《重贈盧諶》一詩。詩的前半列舉史事，一方面表現自己扶助晉室的懷抱，表示如果段能為王室出力，可以不計較私怨，「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是大義感人的詩句；另一方面激勵盧諶為國立功，並援救自己。詩的後半則表現了「英雄失路，萬緒悲涼」的感慨：「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劉琨的詩清剛悲壯。《詩品》說它「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文心雕龍》說它「雅壯而多風」，都很能說明劉詩的特色。 劉琨的愛國行為和愛國詩歌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代愛國詩人陸游在《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中說：「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可以看到詩人對他的讚揚。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把劉琨與曹操相比，感嘆他未能實現雄心壯志。 魏正始時玄學興起，阮籍、嵇康的作品已有濃厚的老莊思想。西晉時期，玄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至西晉末年遂興起了玄言詩。《詩品》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在這種文學風氣里，能夠「變創其體」，而獲得一定成就的，是詩人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絳縣附近）人。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通古文奇字，又善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因反對王敦謀反而被害。 郭璞的《答賈九州愁詩》說：「顧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綱既紊，浮鯢橫騰。」對西晉滅亡，中原淪於外族表示了深沉的感慨。又說：「運首北眷，邈哉華恆。雖欲凌翥，矯翮靡登。……庶晞（希）河清，混焉未澄」，表現出恢復中原和澄清時局的願望。這些說明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愛國的感情。但他處於政治黑暗的亂世，也有懼禍避世的消極思想，所以詩末說：「無貴香明，終自渴。未若遺榮，情丘壑。逍遙永年，抽簪收發。」 郭璞的代表作是《遊仙詩》十四首。遊仙詩的來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詩》，漢樂府中也有這類作品，建安、正始時期更不斷有人繼作。遊仙詩中明顯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所謂正格的遊仙詩，它們「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文選》李善注）；一種是借遊仙以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顯然是繼承了後一種傳統。他的遊仙詩借遊仙以詠懷，有一定的現實內容。如第一首說：「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表示了對朱門的輕蔑與否定。第五首說：「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表現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時的感慨。第四首則表現了求仙的渺茫和傷時嘆逝的感情。郭璞遊仙詩的另一特色是富於形象性，和一般遊仙詩往往寫得過於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說：「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寫想像中的神仙居處的生活情態，形象鮮明而生動。《詩品》說他的詩「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這種特色。不過《遊仙詩》的主旨畢竟在歌詠高蹈遺世，不是積極的人生態度。 陶淵明及其作品（節選） /蕭滌非/ 東晉時期，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盛，對文學的影響也更大，出現了孫綽、許詢等一系列作家，他們「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玄言文學占了文壇的統治地位。這種文學在內容上是「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嚴重地脫離現實。在藝術上則「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失去了藝術的形象性和生動性。直到東晉末的陶淵明，才給文壇帶來了富於現實內容、具有獨特風格的創作。 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 陶淵明（365—427）[4]，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馬，祖父和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 的官，不過到了他，家境已經沒落。 陶淵明少年時代由於家庭和儒經的影響，對統治階級抱著幻想，有「大濟蒼生」的壯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處的時代卻是對他十分不利的。這時，腐朽的門閥制度發展到了頂點，門閥士族壟斷了高官要職，出身於庶族寒門的人則遭到無理的壓抑。陶淵明的曾祖陶侃雖以軍功取得晉朝的高官，但本身並非門閥士族，在當時就已被譏罵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淵明時代，連這樣的家世也沒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會的重視。這時東晉政治又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以陶淵明生活的主要時期來說，便經歷了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終於奪取了晉政權的劉裕勢力的興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軍閥所熱衷的是爭權奪利，他們既不想整頓政治，也無意收復失地。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想實現進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這種客觀現實對陶淵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變化有著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才出仕，以後十多年裡，他幾次做官，都不過是祭酒、參軍等職，不僅濟世的抱負無由施展，而且必須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和「違己交病」。在老莊思想和隱逸風氣盛行的影響下，陶淵明早年便有愛慕自然、企羨隱逸的思想，所謂「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當他仕途不得志時，就更懷戀這種生活，「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所以，這十多年裡他一直「一心處兩端」，行動上也是仕隱無常。三十九歲時，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變化，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就是說本應該是憂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給了。就在這一年他親自參加了勞動。此後，他又做過鎮軍、建威參軍，因為「耕植不足以自給」，又一度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逢郡督郵來縣，屬吏告訴他應束帶接見，他嘆道：「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仕隱不定的生活，堅決走上了歸田的道路。 在陶淵明歸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以鎮壓孫恩起義和桓玄叛亂而起家的劉裕獨攬了東晉的軍政大權，又在北伐南燕後秦中壯大了聲勢，終於代晉稱帝。但是門閥世族的勢力依然存在，黑暗腐敗的社會並未改變。看慣了戰亂、篡奪、陰謀、危機的陶淵明，為了避禍，就決心不再出仕。晉末征他為著作佐郎，辭不就。宋元嘉時，他「偃臥瘠餒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也拒絕了。道濟贈給他粱肉，他「麾而去之」，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 「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絕望之後，採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這時儒家的「獨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導的地位。從他放棄了實現濟蒼生的理想來說，具有一定的消極性，但從他堅持高尚的志趣，決不和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來說，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因為他把壯志埋藏在心裡，所以一直沒有忘卻現實，常常流露對腐朽的現實的不滿和壯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憤。同時，道家思想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樸素唯物論成分，認為萬物都是按照自然規律而生滅變化，否定道教的長生永視之說和佛教的神不滅的思想，這是他進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發而採取的「委運乘化」的人生態度，卻是具有消極作用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說明他處在極端不合理的現實中，想用這種態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脫於現實之外。 陶淵明的後期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親自參加了勞動。這就當時文人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會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視勞動的，兩晉南北朝士族尤甚。顏之推《顏氏家訓》說：「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務。」《南史·到溉傳》載：到溉先祖曾擔糞自給，別人罵他「尚有餘臭」。陶淵明卻衝破了這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堅決地走上了躬耕自給的道路。這樣他的思想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變化。他改變了剝削階級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共同勞動、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對農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培植了傾向於平等的思想。他本來認為勞動可以自養，所謂「力耕不吾欺」的，但是他的生活，卻和一般農民一樣，不斷地走著下坡路，經常受到饑寒的威脅，有時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這也促使他不能不從別的方面去尋求貧困的原因了。上述這些思想的發展，推動詩人提出了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桃花源的社會理想，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表示了抗議。 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 陶淵明的作品，現存詩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辭賦三篇，還有《讀史述九章》和《扇上畫贊》兩篇接近四言詩的韻文。 詩歌是詩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詩，具有豐富的內容。 詩人生活在極端黑暗的社會裡，卻堅持高遠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現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簿》詩說：「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飲酒》第八首說：「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霜威下盛開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詩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徵。詩人在《詠貧士七首》和《扇上畫贊》中還歌頌了不少固窮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於有著這樣的品格，詩人一方面對腐朽的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度。《詠貧士》第一首說：「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這朵晴空飄浮的孤雲，象徵詩人的處境和命運，它孤獨無依，會無聲無息地消滅，但也表現了詩人的態度，它要遠去塵埃，永遠保持自由和高潔。另一方面，也對污濁的現實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在《飲酒》二十首里，他借著「醉人」的語言，或是指責社會上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機（第十七首），或是鄙棄世俗的虛偽和欺詐（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里，他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雖然是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對馳逐名利的頹敗士風感到無比的憤激和沉痛。 陶淵明的志趣與性格，終於使他同統治階級上層社會完全決裂，回到田園中來。他寫下了大量的田園詩。他的田園詩充滿對污濁的社會的憎惡和對純潔的田園的熱愛。如《歸園田居》第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詩人把統治階級的上層社會斥為「塵網」，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羈鳥」「池魚」，把退處田園說成是衝出「樊籠」、重返「自然」，表現了他對醜惡的社會的鄙視。詩人著重地細緻地描寫了純潔、幽美的田園風光，字裡行間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愛。在這裡，淳樸、寧靜的田園生活與虛偽、欺詐、互相傾軋的上層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當詩人尚未離開宦途時，總有一種「暫為人所羈」的感覺，心情無法平靜下來，他「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但當他遠離了污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飲酒》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詩人避開了達官貴人的車馬的喧擾，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獲得了自由而恬靜的心境。 詩人的田園生活雖然是遠離統治階級，卻更接近了下層文人和農民。這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談心賞文：「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有樸實的農民共話桑麻：「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有鄰里的相與宴飲：「漉我新熟酒，只雞邀近局」；也有天倫之樂：「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所以，他的田園詩是有著豐富的現實生活內容的，這也是他的田園詩動人的原因之一。 尤其可貴的是他的田園詩還反映了勞動生活的內容。如《歸園田居》第三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帶著月色，從草木叢生的小徑上荷鋤歸來的勞動者的形象。《懷古田舍》詩說：「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風景和農事活動的描寫中洋溢著一種喜悅之情。由於詩人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並由衷地喜愛它，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頌。他的一些田園詩還表現了只有一個勞動者才可能體會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二首說：「桑麻日已長，我土日以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現了他對農作物收成的密切關懷。《於西田獲早稻》詩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不僅表現了與剝削階級寄生觀點鮮明對立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頑強態度。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使他的田園詩閃爍著進步的思想光輝。 陶淵明還有一些田園詩描寫了他的田園生活的貧困狀況。《示龐主簿鄧治中》說：「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有會而作》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這些詩雖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災不免屢受饑寒的境遇，但是我們也可以從中想見當時農民們的更加悲慘的生活情景。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是極其複雜的。《讀史述·屈賈》中說：「進修德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他也是希望能做稷、契一類的人物的。當他壯志不得伸展而轉託田園之後，雖然努力使自己滿足於田園生活的樂趣，有時甚至企圖以醉酒忘世，「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或者用道家順應自然的態度對待人生，「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但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壯志未遂的苦悶。《雜詩》第二首說：「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可以看到詩人在光陰虛擲中極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詩人也一直沒有丟掉疾惡與除暴之心。在《讀山海經》第十一首中，詩人大呼「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用《山海經》中所記載的神話傳說指出「肆威暴」的人，必然會遭到悲慘的結局。在《詠荊軻》一詩中，詩人熱情地歌頌不惜犧牲生命而勇於除暴的壯士荊軻說：「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讀山海經》第十首還歌頌了精衛和刑天雖死不屈的精神：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這無疑是詩人不屈的意志的表現。「猛志故常在」，說明詩人心中永遠燃燒著一股不熄的火。上述這「金剛怒目式」（魯迅《「題未定」草六》）的一面是詩人性格和創作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部分。除此以外，從《擬古》的「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雲行游近？張掖至幽州」和他聽見關中收復以後在《贈羊長史》詩中寫的「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等詩句，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關懷收復中原的愛國熱情。 詩人較晚時期所寫的《桃花源記並詩》標誌了詩人思想發展的高度。詩人在這裡提出了「桃花源」的社會思想。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這裡的生活是富裕、和樂而安寧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這裡人人參加勞動：「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勞動所得也全歸自己所有，沒有封建的剝削：「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詩人指出這是一個「與外人間隔」的「絕境」，是桃花源中人們的先世為逃避嬴秦暴政而開闢起來的一個新世界。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這實際表明是一個與秦漢魏晉等封建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理想世界。 陶淵明不滿黑暗的現實，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會。但由於生活經歷的限制，那時他還只能從傳說中的古代尋求理想社會的圖案，他在詩中流露「黃唐莫逮」的慨嘆。這樣，他的社會理想不能不是朦朧抽象而又具有濃厚的復古主義傾向。可是經過田園生活實踐之後所提出的桃花源理想便大大不同了。隨著他的思想的發展，對勞動認識的提高，對封建社會認識的加深，提出了上述一些具體的生活原則。這是詩人田園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產者對造成戰亂和貧困的封建社會所提出的抗議，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希望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強烈的願望。它雖然仍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卻啟發人們認識封建社會的黑暗，鼓舞人們反抗不合理現實的鬥爭。 陶淵明的消極思想在他的詩歌中也不時流露。「窮通靡所慮，憔悴由化遷」，表現了他的委運乘化、樂天知命的消極的人生觀。「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顯然是一種及時行樂和虛無幻滅的思想。「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也流露了頹唐情緒。 陶淵明的詩在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極高的造詣。他的詩給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這是和他的詩歌內容以及表現上的特點分不開的。他的詩的主要內容是平淡的田園風光，農村的日常生活，以及處於這種生活中的恬靜心境；而又是通過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寫出來，使人感到真好像是從「胸中自然流出」，沒有一點斧鑿痕跡。如《讀山海經》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語言十分平淡，使人讀來毫不吃力，只覺得接觸到一片生活情景，而這些情景、生活，以及詩人的志趣和心情，無一不是詩人真實的感受，所以寫來十分親切。 陶淵明的詩歌雖然平淡，卻不淺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詩歌語言雖然只是極普通的「田家語」，卻是經過高度藝術提煉的。而在這十分精粹的語言中又都含有豐富的形象，這些形象無論是自然風光，或是社會生活，都有著深厚的現實生活基礎。如「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蔭」，這是寫詩人的生活環境。「貯」字雖只是一個平常的字眼，但用到這裡卻很形象很新鮮，中夏清幽涼爽的林蔭好像是可以貯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一個普通的「翼」字，同樣使我們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風溫存撫愛著欣欣向榮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這是只有經過親身體驗與深切感受之後才能寫出的詩句。又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則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平常無奇的八句詩卻寫出一片生動的田園生活氣氛。蘇軾說陶詩「似癯實腴」[5]，正好說明了這個特點。 陶淵明的一些詩歌還富有意境。這在他的田園詩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他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很不相同。謝詩往往只給人一幅幅客觀的山水畫面，陶詩卻在使人接觸到田園生活畫面的同時，而引入到一種境界中去。如前引的《歸園田居》第一首，我們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幾間草房、村落中的幾縷炊煙，聽見深巷的犬吠、樹頭的雞啼：所有這一切還構成一種境界，它寧靜安謐、淳樸自然。這種特點的形成與詩人的創作方法密切相關。詩人寫作田園詩，目的並不在於客觀地描摹田園生活，而是要強調和表現這種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創作時並不是隨意攝取田園生活的影像，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鳴的東西攝取到詩中來，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極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潛移默化，使人們感到親切，又感到崇高。蘇軾說：「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所謂「奇趣」正是從意境中產生的。由於他的詩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渾然一體。這在藝術上又與漢魏詩的「氣象混沌，難以句摘」不謀而合。 陶淵明的詩歌由於內容不同，風格也不完全一樣。比如他的田園詩多半蕭散沖澹，而《詠荊軻》等詩卻豪放有力。但後者雖然豪放，卻又「豪放得來不覺」（朱熹語），和他的田園詩的平淡自然仍有相通之處。 他的詩歌雖然在晉宋之間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飾，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詩、曹植、阮籍、左思對他的潛在影響。像《擬古》的「日暮天無雲」等「風華綺靡」的詩中，顯然融合了曹植的辭采。「語時事則指而可想」的《飲酒》詩，精神面目和阮籍《詠懷》非常接近，而他的《詠貧士》《詠荊軻》等詩，又顯然是受了左思《詠史》的啟發。鍾嶸《詩品》說他的詩「又協左思風力」，是十分正確的。 陶淵明的辭賦和散文，雖然篇數不多，但也都寫得很好。他的散文都是用樸素簡潔的文筆描寫真實的思想感情，真切而且傳神。《五柳先生傳》是詩人自撰的小傳。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中，以精粹的筆墨描寫他的愛好、生活態度以及思想性情等各個方面，把詩人的性格形象地勾畫了出來。《桃花源記》也不過三百多字，卻生動地展現了理想社會的生活圖景，令人悠然神往。此外，《與子儼等疏》追敘生平的思想與經歷，筆端飽含感情；《自祭文》對自己一生的大事，毫無悔恨之意，表現了詩人的骨氣；《祭程氏妹文》也寫得悽惻感人。 陶淵明的辭賦繼承了抒情小賦的傳統，但能洗淨鉛華，與他的詩、散文在風格上有其一致之處。《歸去來兮辭》是歷來為人稱頌的名篇。這是詩人歸田時的作品。文中有力描寫了他由迷途折回的喜悅以及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從中表現了他的高潔志趣。篇中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一段，那詩人從遠道歸來時的愉快心情，好像讓我們親眼看到了一般。又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托意深遠，表現又極自然。他的《感士不遇賦》抒發了詩人對士不遇的感慨，也揭露了士不遇的原因。賦中說：「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現了他的耿介不阿的品格。他的《閒情賦》則用鋪排的寫法表現了男女之間深摯的感情，從序文來看，它也是有寄託的。 山水文學之肇始 /羅庸/ 此題主旨在說明謝靈運詩風格之來源，蓋其影響隋唐文學至大。試讀《詩經》，北方文士對客觀風景之描寫使獨立成一單元者實不多見，乃附於事中雜言之，故《詩經》終不能發展成賦。而「楚辭」則重大量描寫，此是南方文學之特點，因變而為漢賦，形成字典式的賦體，而客觀描寫又絕。唯地誌書記山川，迄西晉而無正式山川文學產生，即此之故。 在謝靈運以前完全寫山川之詩極少，文章更少，欲求此類材料，東晉之前唯二路可循，其一觀記述山川之書，其二觀描寫山川之文體。《隋書·經籍志》記地理之書凡百三十餘種，可分為十類：（1）記山水雖加入故事，然少描寫風景，如《水經注》。（2）記都邑，如陸機《洛陽記》、盛洪《荊州記》[6]。（3）述行，為後 世遊記之始，如戴延之《西征記》。（4）記風土，如周處《風土記》。（5）記域外，如法顯《佛國記》。（6）神異記，如《十洲記》（托為東方朔撰）。（7）總集，如陸澄《地理書》，乃集他人關於地理之記載而成之抄本。（8）記寺塔，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9）圖經，如無名氏《周地圖記》。（10）記物產，如許善心《方物志》。由以上十類可得一結論，即其著書目的在於實用而不在欣賞景物，近於歷史者多。再自三國迄西晉之末，觀其文人單篇之山川描寫多用賦體，用散文描寫者絕少，唯用賦之弊在觀察不深，喜疊用前人舊句，其欣賞風物之程度實甚膚淺。至東晉而散文之記以出，如王羲之《游四郡記》、慧遠《廬山記》，但仍自地理書蛻化而來。再有一種不是單獨成篇，而是在詩序中夾入描寫，將詩可能之情韻移入文章，而終未能獨立，如王羲之《蘭亭集序》是也。 南方山川遠勝朔方，故自晉室南遷，北人乍見此景，不知不覺自口頭加以描寫，後移入文字，然用韻文良多拘束，不足以容其新創之詞彙，故有散文記之產生。至謝靈運乃回頭將山川之描寫入於韻文，故能卓然成家，然猶時見其笨重處。迄惠連、玄暉而日有進步，工而彌巧矣。其後有鮑照《蕪城賦》、江淹《江上之山賦》《哀千里賦》，又將山川情趣移之於賦，然已非西晉之舊格。其始山川之散文描寫多夾入當時文人之書簡中，始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吳均《與朱元思書》，至齊梁而山川之描寫文大備，《文心雕龍》有《物色篇》，即論此問題者。唯極盛之後，終以衰落，蓋文人專事物色之描寫，徒託空言，毫無情韻，深為簡文帝所嗟嘆。故就發展大勢而觀，有情有韻、文質相稱者，唯靈運一人而已，其勢迨唐世而不衰。 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蕭滌非/ 鍾嶸《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產物。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做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準的無依」。所以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藉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里，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里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鍾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鍾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鍾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里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於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里他已經說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范雲、丘遲詩說：「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里對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著重敘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著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為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風氣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風氣。 鍾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為最早。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並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里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只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儘管他立的標準並不符合我們的關於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於他選文的標準著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並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別的。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范曄《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他分析文體過於煩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只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為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游《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雖然所收的詩只限於「艷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注釋 [1]即《與吳質書》。——編者注 [2]孔融字文舉，後文多用「文舉」二字。——編者注 [3]劉琨在世時間應為公元271—318年。——編者注 [4]陶淵明生年除公元365年，尚有公元372年、公元376年兩種說法。——編者注 [5]應為「癯而實腴」。——編者注 [6]另有古籍中稱《荊州記》作者為盛弘之、盛宏之。今以盛弘之為作者。——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