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詩詞課 · 詩經
/游國恩/
關於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而「小雅」中的笙詩六篇，有目無辭，不算在內。《詩經》共分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風包括十五「國風」，有詩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詩一百零五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十篇。它們的創作年代很難一一具體指出，但從其形式和內容的特點來看，可以大體確定：「周頌」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國風」的大部分和「魯頌」「商頌」的全部則是東遷以後至春秋中葉的作品。
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學者有采詩的說法。班固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食貨志》）又何休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這些說法的具體情形曾有人懷疑過，但我們認為這並非完全出於後人臆度。《詩經》三百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形式基本上是整齊的四言詩；而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廣，以十五「國風」而言，就占有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不經過有意識、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像《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是不可能的。《詩經》這部書，我們認為當是周王朝經過諸侯各國的協助，進行採集，然後命樂師整理、編纂而成的。但這只是「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歌如此，如《國語》所謂「瞽獻曲」之類。至於雅詩和頌詩的大部分，可能是公卿列士所獻的詩（《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襄公十四年《左傳》師曠語略同）。統治階級採集詩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娛樂外，主要是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漢代的學者也還有人認為《詩經》三百篇是經過孔子刪訂而成的，例如司馬遷就曾說過：「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弦歌詩章可能是事實，刪詩的話是不可信的。《詩經》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不會在孔子出生以後。孔子不止一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看到的是和現存《詩經》篇目大體相同的本子。而更重要的反證是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其時孔子剛剛八歲，顯然是不可能刪訂《詩經》的。《詩經》在先秦典籍中只稱為「詩」，漢代學者奉為經典，這才稱作《詩經》。
《詩經》各篇都是可以合樂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篇》說「弦詩三百，歌詩三百」，司馬遷也說，孔子曾弦歌三百五篇。風、雅、頌的劃分也是由於音樂的不同。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成公九年《左傳》範文子說：「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正好說明了風的含義。它們產生的地區，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外，其餘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當時人們把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看成正聲。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自春秋以來，戰亂頻仍，作為樂章的《詩經》頗為淆亂，公元前484年，孔子周遊列國後，回到了魯國，開始他的著述工作，同時也整理過《詩經》的樂章，使「雅、頌各得其所」。他還利用詩來教育門弟子，並且強調詩的實際用途，這對《詩經》的保存和流傳是有作用的。正因為孔子與《詩經》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漢代人才把他附會成為《詩經》的最後刪訂者。
《詩經》雖遭秦火焚毀，但由於學者的諷誦，至漢復得流傳。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之轅固、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萇。或取國名，或取姓氏，而簡稱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武帝時已立學官，毛詩晚出，未得立。毛氏說詩，事實多聯繫《左傳》，訓詁多同於《爾雅》，稱為古文，其餘三家則稱今文。自東漢末年，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作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其後三家詩亡，獨毛詩得大行於世。
雅頌
雅詩和頌詩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場合所用的樂歌。由於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來還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周頌」共三十一篇，全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它們是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具有很濃厚的宗教氣氛，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序》）。它們用板滯的形式和典重的語言，歌頌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像頌揚武王滅商的「大武舞」樂章就在「周頌」中，即《武》《桓》《賚》等篇。從《樂記》的一些記載中，我們還可以了解這一舞蹈的大致情形。「周頌」中還有一部分春夏祈谷、秋冬報賽（答謝神佑）的祭歌，其中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和規模，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是我們了解西周初年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
「魯頌」「商頌」是春秋前期魯國和宋國用於朝廷、宗廟的樂章，其中除「魯頌」的《泮水》和《 宮》是臣下對國君的歌頌外，而其餘的則都是宗廟的祭歌。由於它們的時代較晚，在創作上受雅詩影響，文學技巧較之「周頌」有很大進步，但由於此時社會已不能和周初的繁榮景象相比，詩中所述實近於阿諛，前人說它「褒美失實……開西漢揚馬先聲」（《詩經原始》），是指出了這些廟堂文學的實質的。
雅詩為什麼有大小之分，從前說詩者有許多爭論。清代惠士奇《詩說》謂大小雅當以音樂來區別它們，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其意義並不在「大」「小」上。我們認為風、雅、頌既是根據音樂來分類，雅詩之分大小，當然與音樂有關。
「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少數篇章，和「周頌」一樣，都是在周初社會景象比較繁榮的時期，適應統治階級歌頌太平的需要而產生的。只是由於它們主要是統治階級朝會宴饗時用的，不一定配合舞容歌唱，因此內容由單純對祖先與神的頌揚，開始注意對社會生活，主要是對統治階級生活的描寫。與這種內容相適應，雅詩的篇幅加長了，並且分了章。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初的雅詩中，除極力宣揚神權、君權至上外，還常常含有教訓規諫的意思，《文王》（「大雅」）說：「天命靡常。」又說：「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都是正面教訓統治者不要重蹈殷紂王的覆轍，這與《尚書·無逸》等篇的思想內容是一致的。「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主題與《良耜》等相同，但像《甫田》中「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和《大田》中「彼有不獲稺，此有不斂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等詩句，則較為曲折地反映了當時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懸殊的生活狀況。
更能體現雅詩重視社會生活描寫這一特點的，是「大雅」中《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詩，它們與後世的敘事詩相當接近。這些詩敘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國至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總的說來，它們沒有後世敘事詩那樣動人的情節和鮮明的形象，但有些片段寫得還相當生動，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像《生民》中描寫后稷初生被棄不死的那一章：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詩人用簡樸的語言，描寫那充滿神話色彩的后稷故事，頗為生動。《生民》中還寫后稷小時就試種各種莊稼，而且生長得很好[1]，在描寫穀物成長時，連用了許多不同的形容詞，顯示出詩人掌握異常豐富的詞彙以及對生活細緻的觀察力。后稷相傳是農業的發明者，詩人的這些描寫反映了周人對這一傳奇人物的熱愛。《公劉》《緜》描寫了周人由邰至豳及由豳至岐兩次遷移的情形，其中有一些勞動生活情景的描寫，也有聲有色，如《公劉》中寫移民安居後，詩人連用了幾個疊句：「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就把那歡樂笑語的生活情景呈現在讀者眼前。再如《緜》中把「百堵皆作」的勞動場面寫得十分緊張熱鬧，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鼓勵勞動情緒的巨大的鼓聲都壓下去了。這三首歌頌祖先的樂歌，是周初王朝的史官和樂工利用人民口頭的傳說材料創造的，它把自己的祖先神聖化了，但其中也確實反映了人民的創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勞動熱情，這也正是它動人的所在。《皇矣》寫文王伐密、伐崇兩次戰爭，《大明》寫武王滅商，是緊承前三首的，所不同的是，它們更接近於歷史現實的記敘。
隨著周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王朝統治地位的鞏固，統治階級的生活也日趨腐朽。《湛露》（「小雅」）中說他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魚麗》（「小雅」）一詩更描寫了他們筵席的豐富和講究。在《賓之初筵》（「小雅」）里，還具體描寫了貴族宴飲的場面：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這裡寫了宴會開始時貴族們的彼此禮讓，顯得那麼彬彬有禮，而酒醉後就狂態畢露。不管作者創作意圖如何，客觀上正好暴露了他們的放肆和虛偽。
「小雅」絕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數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東遷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深刻地反映了奴隸制向封建制變革的社會現實。這些雅詩的作者大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人物，由於他們在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中社會地位的變化，使他們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並對本階級的當權者的昏庸腐朽持有批判的態度，不同程度地表現了詩人對國家前途和人民命運的關心，因而使他們的創作具有較深刻的社會內容。《北山》的作者可能是一個下層的官吏，在詩中他把自己奔走四方的勞苦和朝廷顯貴的悠閒生活做對比，表示了自己的憤慨。《十月之交》中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在當時人們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正告那些當權人物說「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是由於「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的緣故。他更大膽地把那些執政的小人名字都寫了出來，指出他們和君王寵妃相勾結是天時不正、政治昏暗的根本原因。《正月》也是從天時示警寫起，抒發了詩人傷時憂國的心情，而篇中「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等詩句，更十分深刻地概括了那個時代人民是處在怎樣殘酷的環境下生活的。《小弁》《巷伯》表達了正直無辜的人遭受迫害的愁思和憤慨。「大雅」中《盪》《抑》《瞻卬》《召旻》等篇的作者的社會地位可能較高，但面對著「今也日蹙國百里」的現實和「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召旻》）的自身遭遇，也不能不感到憂心殷殷，因此他們向最高統治者敲起了警鐘，「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盪》），並要求他「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瞻卬》）。這裡詩人儘管是從維護其統治地位出發，但他們對昏君佞臣的斥責，對社會問題的揭露，仍有一定意義。
這時期的雅詩較周初的頌詩和雅詩在藝術上有很大進步，它們的篇幅都比較大，句法相當整齊，而語氣通暢，沒有頌詩那種板滯沉重的毛病。特別是由於受了民歌的影響，有些詩有很好的起興，有些詩比喻生動鮮明。這時期的雅詩也沒有周初頌詩和雅詩那種祀神的宗教氣氛和單純敘事的特點，而偏重於抒情，即使在敘事中也帶有較多的抒情成分，有較強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採薇》（「小雅」）最後一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人把抒情融化到景物的描繪中，把征夫久役將歸的又悲又喜的思想感情表現得那麼生動真切。再如《大東》（「小雅」）更把東方諸侯各國人民困於沉重賦役的滿腔憤怒借天上星宿的形象很好地抒發出來，詩人抱怨它們的有名無實，不僅無助於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好像在幫助統治階級對人民進行掠奪。在西周后期的雅詩中，還有少數勞動人民的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均見「小雅」），它們揭露了統治階級奴役人民、剝削人民的罪惡，表達了人民的憤慨，都具有強烈的人民性，更值得重視。
國風
「國風」保存了不少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們在最後寫定時，雖可能有所潤色，有的甚至還被竄改，但依然具有濃厚的民歌特色。這些周代民歌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同時也顯示了勞動人民的藝術創造才能。它們是《詩經》中的精華，是我國古代文藝寶庫中晶瑩的珠寶。
「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鮮明的畫面，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處境，表達了他們對剝削、壓迫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國最早的現實主義詩篇。像《七月》（「豳風」）在不很長的篇幅里反映了當時奴隸充滿血淚的生活，是那個時代社會的一個縮影。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勞動人民無冬無夏地勞動，而仍舊過著衣食不得溫飽、房屋不能抵禦風寒的悲慘生活。從「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的描寫中，更使人想像到當時的勞動婦女不僅以自己緊張的勞動為奴隸主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而且連身體也為奴隸主所占有，任憑他們踐踏和糟蹋。《七月》的作者還有意識地對照勞動人民與奴隸主的生活，從而顯示了階級社會的不合理。《伐檀》（「魏風」）的作者更以鮮明的事實啟發了被剝削者的階級意識的覺醒，點燃了他們的階級仇恨的火焰：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貆[2]？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是一群在河邊砍伐木材的奴隸唱的歌，他們向剝削者提出了正義的責問：為什麼那些整天都在勞動的人反而無衣無食，而你們這些「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人，反而坐享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對現實的清醒認識以及對於壓迫和剝削的憤激情緒，不能不導致人民的反抗。雖然「國風」中沒有保存反映人民與統治階級直接鬥爭的詩篇，但《碩鼠》（「魏風」）中描寫了人民由於不堪忍受沉重的剝削而想到逃亡，這在當時社會裡是帶有反抗意義的。詩中把剝削者比作「貪而畏人」的大老鼠，它表達了人民對他們的蔑視和仇視。詩中所再三詠嘆的沒有人為饑寒而悲號的樂土，儘管在當時是無法實現的，但依然強烈地表達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且在它流傳過程中一直成為鼓舞勞動人民為反抗剝削和壓迫，爭取美好生活而鬥爭的精神力量。
「國風」中如《式微》《擊鼓》（均見「邶風」）、《陟岵》（「魏風」）、《揚之水》（「王風」）等詩篇，還反映了勞動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負擔下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兵役和徭役不僅給被役者本身帶來重大的痛苦，還破壞了正常的生產和家庭生活，使他們的父母無人奉養，而陷於難以存活的境地。《鴇羽》（「唐風」）為此提出了沉痛的控訴：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國風」中還有一些思婦的詩，它們同樣反映了兵役、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如《殷其雷》（「召南」）、《伯兮》（「衛風」）、《君子於役》（「王風」）等都是這一類的詩篇。《伯兮》中「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一章，更十分形象地表現了女主人公對行人的懷念和對愛情的忠貞，其詞意頗為漢魏以後的思婦詩所汲取。《東山》（「豳風」）寫行人久役將歸的心情，詩中主人公對家鄉、親人的懷念和嚮往，表達了在長期的服役中，人民要求過正常勞動生活的願望，是這類詩中最著名的一篇。但應該指出，勞動人民並不貪圖苟安，當強敵壓境、外族入侵時，人民所表現的是「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秦風」《無衣》），鬥志是昂揚的。這種共同禦侮的要求和戰鬥的熱情，是人民爭取和平生活和愛國精神的進一步表現。
以婚姻戀愛為主題的民歌在「國風」中占有較大的數量。在階級社會中，婚姻制度是社會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國風」中這類詩歌對此有強烈的反映。由於婦女的特定社會地位，不合理的婚姻帶給她們的痛苦更深，所以這類詩歌多從女子方面來抒寫，《氓》（「衛風」）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棄婦詩。詩中的女主人[3]以純潔誠摯的心追求愛情和幸福，但她沒有得到，負心的男子騙取了她的財物，也騙取了她的愛情，結婚才只三年，她就被遺棄了：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現實是這樣的殘酷，一個無辜的被遺棄的婦女竟在自己兄弟那裡都不能得到同情，因此，她對於自己的過去，不僅是悔，而且有著無比的恨。在她那「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的熱情呼喊中，包含著自己血淚的教訓。反映婦女這種悲慘遭遇的還有《谷風》（「邶風」）、《中谷有蓷》（「王風」）、《遵大路》（「鄭風」）等。《柏舟》（「鄘風」）更是具有強烈反抗意識的詩篇，詩中的女主人自己選擇了配偶，當父母逼迫她放棄時，她表示了至死不變的態度：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為追求幸福而頑強鬥爭的精神在後來的許多婦女形象，如劉蘭芝、祝英台、白娘子等身上得到更完善的發展。
「國風」中還有不少戀歌。由於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和勞動生活，決定了這些戀歌的健康、樂觀的基調。《溱洧》（「鄭風」）表現了在河水渙渙的春天裡，青年男女群游嬉戲的歡樂。《靜女》（「邶風」）、《木瓜》（「衛風」）、《蘀兮》（「鄭風」）等小詩則表現了愛情生活的和諧與喜悅。從這裡，人們看到了勞動人民的純潔的內心和開朗的胸懷，即使那些表現愛情生活曲折的也是如此，像《狡童》《褰裳》（「鄭風」），它們或表現內心的苦悶，或表現歡樂的嘲戲，也都顯得那麼直率大膽，而絕不忸怩作態。而在「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的相思中，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昏夜會見中，可以想見勞動人民愛情的真摯。《出其東門》（「鄭風」）、《大車》（「王風」）更表現了他們對愛情的嚴肅態度，那「谷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的誓言，顯示了詩中主人公任何力量也摧毀不了的相愛的決心。
「國風」中還有不少民歌是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的，如《新台》（「邶風」）、《南山》（「齊風」）、《株林》（「陳風」）等都是。人民在這些詩里揭露了統治者的穢行，鞭撻了他們醜惡的靈魂，而且表示了極大的蔑視，像《相鼠》（「鄘風」）一詩就把統治者看成了連老鼠都不如的東西：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在這些咄咄逼人的語氣中，表現了人民的巨大憤慨和對統治階級清醒的認識；同時也表現了人民的勝利、自豪的情緒，因為他們確信在精神品格上他們是高高凌駕在統治者的頭上的。
上面是對「國風」思想內容的分析，下面再談談它的藝術特點。
古代勞動人民雖然還處在生產力發展較低的歷史階段，但由於他們長期參加生產勞動和社會鬥爭，就逐漸養成了敏銳的觀察力，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他們善於區別事物的善惡，發現事物的特徵，並且通過口頭語言和歌舞場景表現出來。因而在詩歌創作中，不僅表現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愛憎，而且還表現了他們善於以簡樸的語言描摹事物，以樸素的生活畫面反映社會現實的才能。這種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國風」中有較好的體現，並且成為它顯著的藝術特點，給予後世詩歌創作以極大的影響。《七月》以素描的手法寫農奴們一年緊張的勞動生活，像一幅幅風俗畫一樣，那麼真實、那麼生動地把他們被壓迫被剝削的處境呈現在讀者面前。可是自漢以來的儒者都認為它是周公所作，連駁小序最力的朱熹也看作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這都是封建學者為掩蓋它的真實面目所施放的煙幕彈。其實，這首詩真正的意義就在於它是勞動人民自己的創作，以及它所表現的現實主義精神。方玉潤說得好：「《七月》所言皆農桑稼穡之事，非躬親隴畝，久於其道，不能言之親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長世胄，位居冢宰，豈暇為此？」（《詩經原始》）「國風」中更多的詩篇則是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寫，突出生活的一個側面或人物特徵來表現作者對社會的認識和批判。像《黃鳥》（「秦風」）作者選擇了用活人殉葬的題材，通過人們對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來抗議這種暴行。《陟岵》（「魏風」）通過征夫想像中的親人對自己的囑咐來表現當時徭役、兵役帶給人民的痛苦。《氓》（「衛風」）則通過女主人被遺棄的不幸遭遇、無限悔恨的傾訴和決絕的態度，使人們看出那個社會制度的罪惡，具有更深刻的批判力量。而《將仲子》（「鄭風」）女主人公自述的矛盾心情，令人感到那黑暗現實令人窒息的空氣和階級社會加於女子的桎梏。「國風」中那些揭露統治者醜行的民歌，或再三指斥，或辛辣嘲笑，或狠狠詛咒，都深刻地表達了人民對階級敵人的痛恨，也是對黑暗現實的有力衝擊。
在形象塑造上「國風」也表現了現實主義藝術的特色。儘管「國風」中大都是抒情詩，但它們的作者仍能通過抒情主人公內心的直接傾訴，表現了他們的歡樂和悲哀，激起讀者的同情，而且也讓讀者看到主人公的行動和他們性格的特徵，以及他們的不同面貌。《褰裳》（「鄭風」）是很短的一首詩，但那少女的聲音笑貌是如此生動地浮現出來。《野有死麕》（「召南」）的末章是一個少女的獨白，它生動地表現了她在等待與愛人相會時內心的激動。《谷風》（「邶風」）和《氓》都是描寫婦女被遺棄的詩，二詩的主人公都有相同的不幸遭遇，但在主人公的傾訴中卻表現了完全不同的性格：前者性格是柔婉而溫順的，她那如泣如訴的敘述和徘徊遲疑的行動，以及「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的結尾，表現了她思想的軟弱和糊塗；後者性格則是剛強而果斷的，她能比較冷靜地陳述事理，並嚴厲譴責了男子的負心，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結尾，更表現了她在訣別時的怨憤情緒和堅決態度。
「國風」中的景物描寫對人物也起了烘托的作用，例如《君子於役》：
君子於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於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於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於役，苟無饑渴？
詩人以家畜、家禽傍晚歸來的生動景象襯託了女主人公倚門佇望歸人的悲傷心情，寫得那麼樸素簡淨而又感人深至。《蒹葭》（「秦風」）則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清秋蕭瑟的景象，襯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見的空虛和悵惘。有些詩的起興也同樣對人物形象起襯托作用，如《桃夭》（「周南」）以鮮艷盛開的桃花起興，它正好是行將出嫁的少女們光彩煥發的姿容。而《谷風》以「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起興，則暗示了將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
「國風」在形式上多數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韻，但並不拘泥，富於變化，許多詩常常衝破四言的定格，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雜言詩，但並不拗口，反而覺得錯落有致，讀起來有自然的節奏。章節的復疊是「國風」在形式上的另一特點。這當與「國風」全部都可以歌唱有關，但它同時也增加了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不少詩篇就是在反覆吟唱中，傳達了詩人的感情和詩的韻味。像《芣苢》（「周南」）一詩，是婦女採集野菜時唱的，全詩三章十二句，中間只換了六個動詞，但它卻寫出了採集所得由少到多的情況，而且正如方玉潤所說：「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詩經原始》）《漢廣》（「周南」）一詩只每章的末四句疊唱，但詩人那種求偶失望的心情和那可望不可即的漢上游女的形象似乎就隱現在這長歌浩嘆的疊唱中。《采葛》（「王風」）也在反覆疊唱中表達了戀人們深摯的思念，「一日不見如三秋」，直到今天還活在人民的語言中。
「國風」的語言，準確、優美，富於形象性，特別是由於它們的作者根據漢語音韻配合的特點，運用了雙聲（如「參差」「玄黃」「踟躕」）、疊韻（如「崔嵬」「窈窕」）、疊字（如「夭夭」「趯趯」「忡忡」）的語詞來描摹細緻曲折的感情和自然景象的特徵，因而收到了較大的藝術效果。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有很好的說明，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但應該指出，民歌語言這一特點，並不是像後世文人那樣苦心經營出來的，它決定於勞動人民對事物的細緻觀察和口語的自然，因而才那樣樸素、鮮明，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跡。
在前人研究《詩經》的著作中，對賦、比、興有種種解釋，但今天看來它們只是前人歸納的三種表現手法。賦、比、興最早見於《周禮》，它們與風、雅、頌合稱「六義」。它的基本含義據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雅詩、頌詩中多用這種方法。「國風」中則較少使用，但亦有以此見長者，如《溱洧》《七月》等。比就是譬喻，它「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文心雕龍·比興》），從而使形象更加鮮明，如《相鼠》《碩鼠》用老鼠來比喻統治階級的可憎可鄙，《氓》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夫婦愛情的變化。《終風》（「邶風」）以既風且暴的惡劣天氣比喻丈夫的驕橫暴虐和喜怒無常。興的基本含義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像《晨風》（「秦風」）首章：
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開頭兩句是起興，它與下四句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聯繫。它的作用只是為了引起下文，使詩歌曲折委婉，而不給人以突兀的感覺。但也有起興和下文有聯繫，大抵同樣起著比喻的作用。詩歌作為藝術創作活動，它必然有著選擇和加工，因此「國風」有不少起興，不僅表現了詩人狀物的工巧，而且也有助於詩人對形象的刻畫，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如前面所舉的《桃夭》《谷風》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代民歌比興手法的運用，大大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它可以在極短的篇章里造成極動人的境界和形象。比興手法在我國詩歌創作中一直繼承著、發展著，這是周代民歌對後代文學有重大影響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