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四十三章：傳統政治文化之總崩潰

（1839—1912） 一、背景 中國雖自宋以下日趨沒落，但漢武帝征服四夷後所建起的天朝觀念仍然未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為打開同中國的貿易，派特使馬戛爾尼，以補祝乾隆帝八十壽辰為名，率七百餘人的龐大使團訪華。清廷仍以天朝大國接見四夷貢使的習慣思維待之。覲見乾隆前，清朝的接待官員發現英國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頭，這讓他們非常頭疼。要知道，其他國家的貢使和傳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馬戛爾尼堅決不肯，他說即使在英國國王面前，他也只是行單膝下跪禮，他聲稱絕不對別國君主施高過自己國君的禮節。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會雙膝下跪。一番爭執之後，乾隆帝恩准馬戛爾尼只單膝下跪的要求。 接見完畢，乾隆賜英吉利王一道敕書，大意是：「回去告訴你們的國王！鑒於你們傾心於中華文化，不遠萬里地派遣使節前來叩祝我的萬壽，我見你詞意懇切恭順，深為嘉許。但你們表奏上說要派你國人常駐天朝，照管你國買賣，這和天朝的體制不相符合，萬萬不行。西洋國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國，如果大家都請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國的請求，破壞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異寶早已司空見慣，看在你們誠心誠意、遠道而來的分兒上，我已下令讓有關部門收納你們的貢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貴重的物品，應有盡有，所以不需要你國貨物，特此告知。」（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四夷考·英吉利》） 清廷自恃「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因循保守，閉關鎖國，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扼殺了中國人的進取精神，使中國貽誤了走向世界的機遇，拉大了同西方的差距。 晚清時，自秦漢以下所建起的中國文化獨尊觀念仍為士大夫階層所深信，同時一般國人甚至多數的士大夫實際卻非常幼稚，對外人不能了解，專會捏造輕信種種的妖語浮言。例如，當時的民眾將西方傳教士妖魔化，認為教堂是一個吃人的地方，傳教士挖人眼睛，用來做煉銀的原料；又說教堂里男女共宿一室，行淫亂之事；洋人懂巫術，以物制裸體婦人，吹氣得活，柔軟溫暖如美人（夏燮《中西紀事》）。 這樣一個既傲慢又幼稚的民族絕不能對付一個政治與文化都正旺盛的西洋，各種既滑稽又悲慘的衝突很自然地繼續發生。當時經常發生教案，傳教士被不明真相的民眾殺死。 中國政治上的無作為由宋以下的屢次失敗與亡國早可看出，文化上的弱點從此也日益明顯。明末清初的葡萄牙人、荷蘭人與傳教士不過是西洋勢力的前哨，到清末西洋各國大規模向中國沖入的時候，中國無論朝廷或士大夫或一般人民都忙得手足無措，兩千年來所種下的業緣至此要收穫必然的苦果。 二、鴉片戰爭前後 清代承襲明代舊制，乾隆以下將一切通商事宜都歸併於廣東一地，對外人通商又有種種合乎情理與不合情理的限制，官僚的貪污與地方人民的欺詐更加重這些規例的苦痛。西洋各國在英國率領之下屢與中國交涉，要求廢除苛例，並准許使臣與領事常駐中國。西洋最後的目的是要將廣大的中國市場全部開放。中國方面卻大半採用虛張聲勢與苟且拖延的政策，最後引起嚴重的衝突是很自然的。 在西洋人或認通商為主要的問題，但中國方面自道光初年以下感到最成問題的是鴉片毒藥的大批輸入與白銀寶貨的大量輸出。所以中國與英國第一次的兵戎相見，無論西洋人或後代的歷史家如何看法，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確是一個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大敗，所以在和約中中國所認為重要的鴉片問題並未解決，只解決了西洋人所注意的通商問題。 但和約簽字後，中國仍想以不了了之的方法去拖延條約的施行，因而引起第二次中西的大衝突，一直等外兵攻到京師，中國才知道這件事不是拖延政策所能解決的，只得加設政治機關，專門應付外交通商事務。這可說是天朝觀念開始動搖的徵象。 三、傳教問題與太平天國 在中西的衝突中，除通商問題外，還有基督教的傳教問題。晚明、盛清的傳教士大半都以輸入西洋科學與在天朝當差為傳教的工具，這當然是不得已的辦法。鴉片戰爭之後，西洋在天主教的法國的策動之下，強迫中國承認傳教與信教的完全自由。1844年冬，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黃埔條約》。這個條約規定，允許法國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清朝地方政府負責保護教堂的安全。從此為基督教大開方便之門。 1843年，洪秀全與表親馮雲山、族弟洪仁玕從《勸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內容，後來在廣東花縣首創「拜上帝教」，經過兩年多的發展，信眾達兩千多人。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誓師，宣布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經過兩年余奮戰，自廣西入湖南、進湖北，順長江而下，經江西、安徽、江蘇，於咸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下江寧府城，隨即將它定為國都，改名天京。太平天國聲勢浩大，致使大清半壁的天下臨時喪失，最後還靠漢族中出來幾個人把太平天國打倒。 這時清皇朝的八旗兵、綠營兵也日趨衰敗。清廷先後調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壓，結果紛紛敗潰，只好尋求地方武裝力量進行阻擋。當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清廷便命令兩湖督撫等地方官員勸諭士紳，舉辦團練。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在原籍守制。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轉來軍機大臣傳達咸豐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曾國藩接旨後四天即前往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鑒於清朝原有軍隊已不足以維護帝國統治秩序的實際狀況，曾國藩認為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與培訓起一支有嚴密組織並有頑強戰鬥意識和實戰能力的新軍。為此，他擬定了他的建軍原則，竭盡全力組織起一支新的地主階級武裝——湘軍。 曾國藩利用宗法關係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使全軍上下歸他一人調度指揮，湘軍成為以曾國藩為首領的私人武裝。這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軍閥集團。湘軍的骨幹多是以各種宗法關係糾集在一起的中下層知識分子。他們出身於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諸生、文童，也沒有顯赫的政治地位。但這些人都浸透了帝制正統思想，都以堅決維護名教綱常和統治秩序為己任。這些人比腐朽的帝國官僚有才幹，他們兢兢業業，有一股拚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祿的頑強精神和野心。曾國藩正是帶領這樣一批儒生，結成「誓不相棄之死黨」，而成為太平軍的死敵。 四、甲午戊戌與庚子辛丑 英法聯軍以後，中國對外沒有再受嚴重的挫折，以為大勢已無問題。一直到甲午戰爭，被素來所輕視的日本打敗，在羞憤之下才知道自己實在衰弱不堪，非設法振作不可。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對清政府觸動不大，卻轟動了全國。「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築鐵路，開採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軍事上，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帝制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託詞抗命。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被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七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變法失敗後，一切舊制隨之復辟。反動政府，不只廢除新政，並且想借義和團的神力殲滅洋人，以為將中國的洋人全部殺掉，天下就可太平無事！ 當初，義和團在直隸、京津地區的迅速發展，引起清廷的不安。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清廷內部多次發生激烈的爭吵，有人主「剿」，有人主「撫」。最終，慈禧太后「決計不將義和團剿除」，認為「以之抵禦洋人，頗為有用」。主撫派占了上風。從此，義和團在清廷的默許下大批進入北京和天津。同時適逢八國聯軍攻破大沽炮台，中國於是揭開假面具，正式向全世界宣戰。這是歷來既傲慢又幼稚的民族特徵所演出的滑稽慘劇，最後為自己製造了政治上與經濟上無窮的負擔，清朝的命運也隨著到了末路。 五、科舉廢除與帝制推翻 傳統的中國，在制度方面可以帝制為象徵，在文化方面可以科舉為象徵。經過西洋七十年的打擊之後，自宋以下勉強支持的中國不能再繼續掙扎，傳統中國的兩個古老象徵也就隨著清朝一併消滅。 義和團之亂平定以後，清廷就明令廢除八股文。1901年後，隨著清廷「新政」的推行，政治、軍事、工商、法律、教育文化等方面發生一系列變革，對新式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廢科舉幾乎成了全國上下的一致呼聲。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高等學校章程》，鼓勵高等學堂開設算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動植物和外文。終於，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等一批實權大臣聯合上奏，要求廢除科舉制，大力興辦學堂，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批准，下詔從1906年停止所有科舉考試，科舉制遂壽終正寢。 科舉既被廢除，從此專靠新式學校培養人才。國內遍立學校之外，又派學生往東西各國留學。 早在19世紀70年代，清廷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倡導發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挽救垂死的清王朝。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後選派了一百二十名十歲至十六歲的幼童赴美留學。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學生。 第一批留學生雖然派出得很早，但最大規模的官費留學還是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以後的事。 義和團亂後，清廷在政治上仍不肯真正改革，直到日俄戰爭後，俄國的失敗觸動了他們，當時輿論大都認為這與俄國未行憲政而日本實行了憲政有著密切關係。迫於形勢和輿論的壓力，1905年10月，清廷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歐美各國「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們陸續回國，建議朝廷詔定國是，仿行憲政，以便安撫人心，穩定大局。慈禧太后經過反覆考慮，採納了他們的意見。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但是，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而是企圖借立憲之名，實行中央集權、滿族貴族集權。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的統治「萬世一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大權，議院根本不得干預。清廷此舉進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 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在內閣大臣十三人中，滿族貴族占了九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被稱為「皇族內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皇族親貴手中。這就暴露了「預備立憲」的騙局，引起了地方軍閥、官員和立憲派的普遍不滿，清廷變得更為孤立。立憲派認為清廷此舉「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要求另外組閣。清廷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苦地承認「希望絕矣」。立憲運動徹底破產。 庚子以後不能說清廷一事未做。但所做的事都嫌太晚，並且缺乏誠意，終致大清的政權被推翻；戰國諸子所預想、秦始皇所創立、西漢所完成、曾支持中國兩千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千五百年來曾籠罩中國的天子理想，也都由清帝退位時輕描淡寫的一紙公文宣告結束。 帝制先取消了科舉，象徵傳統文化大崩潰的開始；然後帝制自己也被取消，象徵傳統制度大崩潰的開始。所余的是一個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失去重心的中國，只有一個外表上全新的面孔聊以自慰自娛。積弱不堪的民族文化從此要在新舊的指針一併缺乏之下盲目地改換方向，亂尋方向；前途茫茫，一切都在不可知的定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