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歷史通識課 · 第二十八章：新宗教之醞釀與成熟

一、新宗教之醞釀 南北朝二百餘年間是佛教漸漸醞釀成為中國的新宗教的時期。西僧開始有系統地介紹佛經，中國僧人也開始遠去印度研究佛理，並大批地運回佛經。 來自西域的鳩摩羅什是當時聞名遐邇的高僧，影響很大。他譯出約三百卷佛經，「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魏書·釋老志》）。法顯是中國僧人西行的代表。後秦時，法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渡流沙，逾蔥嶺，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天竺。他克服種種困難，學習梵語梵文，抄寫佛教經律，又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求經。歷時十五年，他才從海路回到祖國，譯出所獲經典百餘萬言，並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佛國記》一書。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除佛教之外，各種所謂外道也間或流傳到中國。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時常與政治勢力發生衝突。 二、辯教 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個鬼影緊緊隨著它，這就是道教。道教對佛教一方面模仿，一方面攻擊，它自己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靈魂。 這個怪現象可說是中國對外來文化勢力所起的一種自然反應。佛教當初勢力微弱，中國的態度幾乎完全是放任的。但到南北朝時佛教已發展到一個不可侮的程度，至此傳統文化方才感到威脅，因而開始反攻。反攻最厲的就是道家，同時自王充以後大盛的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也加入排外的陣營。 生活在魏晉時期的楊泉用他的元氣說解釋人的形神關係，他說：「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餘魂矣。」劉宋時，范曄也認為死者神滅，天下絕無佛鬼。數學家何承天針對宗炳所寫的，指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 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在江南較大，因而這種衝突也比較熱烈，但在北朝也有相當的接觸。 佛教對一切的攻擊都針鋒相對的抗戰，並且到南北朝末年可說已得了最後的勝利。 三、佛教之成熟 南北朝時中國對佛教已超越模仿盲從的階段，少數人已能自悟新理，創造中國本位的佛教。如慧遠傳布佛教宣揚佛法，他的思想就和玄學家「以無為本」的思想是接近的。慧遠早年曾研究過儒學和老莊玄學。他在廬山講過儒家的經典。他講《喪服經》，也講《詩經》。他在講《般若經》時，為了使聽眾容易聽懂並接受，常引用《莊子》的話來做說明，使聽眾曉然。慧遠講儒家經典，用玄學比附佛經，解釋佛教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知識界得以廣泛傳布。南北朝末年天台宗的成立與《大乘起信論》的產生可以象徵這種新宗教的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