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國學課 · 第六章 蔣夢麟談抗戰中的國學轉折

大學逃難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原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大學紛紛遷往內地，除了我前面[1]提到過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之外，接近戰區以及可能受戰爭影響的高等學府都逐漸向內地遷移。到抗戰快結束時，在內地重建的大學和獨立學院，數目當在二十所左右，學生總數約一萬六千人。 這些學府四散在內地各省。有的借用廟宇祠堂，有的則借用當地學校的一部分校舍上課。公共建築找不到時，有的學校就租用私人宅院，也有些學校臨時搭了茅棚土屋。所有學校都已儘可能帶出來一部分圖書儀器，數量當然很有限，然而就是這一點點簡陋的設備也經常受到敵機故意而無情的轟炸。 許多學生是從淪陷區來的，父母對他們的接濟自然斷絕了；有些學生甚至與戰區裡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淪陷區的家長，雖然明知子弟在內地讀書，遇到敵偽人員查問時，寧願把兒子報成死亡，以免招致無謂的麻煩。後來由政府撥了大筆經費來照顧這些無依無靠的學生。 因為日本侵略是從華北開始的，所以最先受到影響的大學自然是在平津區的學校。平津區陷敵以後，許多教員和學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絕無精神自由的希望，結果紛紛追隨他們的學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轉進。當時政府尚在南京，看到這種情形，便下令在後方成立兩個聯合大學，一個在長沙，另一個在西北的西安。西北聯大包含過去的兩個國立大學和兩個獨立學院。它後來從西安遷到漢中，因為校舍分散，結果多少又恢復了原來各單位的傳統。 戰事蔓延其他各地以後，原來還能留在原地上課的大學也步我們的後塵內遷了。結果國立中央大學從南京搬到戰時首都重慶，浙江大學從杭州搬到貴州，中山大學從廣州搬到雲南。 我想詳細地敘述一下長沙臨時大學的情形，它是怎麼聯合起來的，後來又如何從長沙遷移到昆明。這故事也許可以說明一般大學播遷的情形。 我在前面已談到，長沙臨時大學是原在北平和天津的三所大學奉教育部之命聯合而成的。這三所大學就是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三所大學的校長成立校務委員會，教職員全部轉到臨時大學。1937年11月1日在長沙複課，註冊學生有從原來三個大學來的約一千二百五十人，以及從其他大學轉來的二百二十名借讀生。雖然設備簡陋，學校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圖書雖然有限，閱覽室卻經常座無虛席。但是民國二十七年[2]初，也就是南京失陷以後，情形可不同了。日本飛機把長沙作為轟炸目標之一，在長沙久留是很危險的，結果臨時大學在第一學期結束後，經政府核准於二十七年二月底向西南遷往昆明。 從長沙西遷昆明是分為兩批進行的，一批包括三百左右男生和少數教授，他們組織了一個徒步旅行團，從湖南長沙穿越多山的貴州省一直步行到雲南的昆明。全程三千五百公里，約合一千一百六十哩[3]，耗時兩月零十天；另外一批約有八百人，從長沙搭被炸得瘡痍滿目的粵漢路火車到廣州，由廣州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轉到海防[4]，然後又從海防搭滇越鐵路到達昆明。他們由火車轉輪船，再由輪船轉火車，全程約耗十至十四天，視候車候船的時日長短而有不同。另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學生則留在長沙，參加了各種戰時機構。 搬到昆明以後，「長沙臨時大學」即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因為在昆明不能立即找到合適的房子容納這許多新客，聯大當局決定把文學院和法商學院設在雲南第二大城蒙自。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聯大開課時，四個學院的學生總數在一千三百人左右。同年九月間，文學院和法商學院由蒙自遷回昆明，因為當地各中學均已遷往鄉間，原有校舍可以出租，房間問題已不如過去那麼嚴重。這時適值聯大奉教育部之令成立師範學院，真是「雙喜臨門」。五院二十六系的學生人數也增至兩千人。 二十八年[5]九月間，聯大規模再度擴充，學生人數已達三千人。聯大過去十個月來新建造的百幢茅屋剛好容納新增的學生。抗戰結束時，我們共有五百左右的教授、助教和職員以及三千學生。多數學生是從淪陷區來的。他們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線才能到達自由區，途中受盡艱難險阻，有的甚至在到達大後方以前就喪失了性命。 我的兒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戰事發生後他也趕到昆明來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幾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條小船，企圖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敵人把守的橋樑，結果被敵人發現而遭射擊。另一次，一群走在他們前頭的學生被敵人發現，其中一人被捕，日人還砍了他的頭懸掛樹上示眾。 我有一位朋友的兒子從北平逃到昆明，在華北曾數度穿越敵人火線，好幾次都受到敵人射擊。他常常一整天吃不到一點東西，晚上還得在夜色掩護下趕好幾里路。他和他的兄弟一道離開北平，但是他的兄弟卻被車站上的日本衛兵抓走送到集中營去了，因為他身上被搜出了學生身份的證件。他們是化裝商店學徒出走的，但是真正的身份被查出以後，就會遭遇嚴重的處罰。 據說北大文學院的地下室已經變為恐怖的地牢。我無法證實這些傳說，不過後來我碰到一位老學生，他在設法逃出北平到達大後方以前，曾經被捕坐了兩年牢。據他說，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裡，終至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日本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日本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上村怒不可遏地說：「沒有什麼客氣的，犯什麼罪就該受什麼懲罰！」他曾經連續三天受到這種「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來。他在那個地牢里還看到過其他的酷刑，殘酷的程度簡直不忍形諸筆墨。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國歷史最久的學府變為撒旦統治的地獄了。 留在北平的學生在敵人的酷刑下呻吟呼號，在昆明上課的聯大則受到敵機的無情轟炸。轟炸行為顯然是故意的，因為聯大的校址在城外，而且附近根本沒有軍事目標。校內許多建築都被炸毀了，其中包括總圖書館的書庫和若干科學實驗室。聯大的校舍約有三分之一被炸毀，必須儘快再建。但是敵機的轟炸並沒有影響學生的求學精神，他們都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刻苦用功，雖然食物粗劣，生活環境也簡陋不堪。 學術機構從沿海遷到內地，對中國內地的未來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大群知識分子來到內地各城市以後，對內地人民的觀念思想自然發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員和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原來只限於居住的地域，現在也有機會親自接觸內地的實際情況，使他們對幅員遼闊的整個國家的情形有了較真切的了解。 大學遷移內地，加上公私營工業和熟練工人、工程師、專家和經理人員的內移，的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戰後的一段時期里，西方影響一向無法到達的內地省份，經過這一次民族的大遷徙，未來開發的機會已遠較以前為佳。 戰時之昆明 北大等校內遷以後，我也隨著遷居滇緬路的終點昆明。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前，我曾一度去過緬甸，並曾數度赴法屬印度支那[6]及香港。當時以上數地與昆明之間均有飛機可通。法國對德投降以後，日本不戰而下法屬印度支那，因此我們就築了滇緬路與仰光銜接。珍珠港事變以後，緬甸亦陷敵手，我國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海防以及緬甸的仰光，陸上交通均告斷絕，昆明亦陷於孤立狀態。租借法案下運華的軍火，只好由空運飛越隔絕中印兩國的喜馬拉雅山的「駝峰」，才免於中斷。 抗戰期間，我曾數度坐飛機去重慶，也曾一度去過四川省會成都。重慶是戰時的首都，位於嘉陵江與長江匯合之處。嘉陵江在北，長江在南，重慶就建在兩江合抱的狹長山地上，看起來很像一個半島。房子多半是依山勢高下而建的，同時利用屋後或屋基下的花崗岩山地挖出防空洞，躲避空襲。日本飛機經年累月、日以繼夜地濫炸這個毫無抵抗力的山城，但是重慶卻始終屹立無恙。成千累萬的房屋被燒毀又重建起來，但是生命損失卻不算太大。敵人企圖以轟炸壓迫戰時政府遷出重慶，但是「陪都」卻像金字塔樣始終雄踞揚子江頭，它曾經受過千百年的磨鍊考驗，自然也能再經千百年的考驗。重慶可以充分代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堅忍卓絕的精神。 重慶之西約半小時航程處是平坦的成都市。成都和北平差不多一樣廣大，街道寬闊，整個氣氛也和故都北平相似。成都西北的灌縣[7]有兩千年前建設的水利系統，至今灌溉著成都平原百萬畝以上的肥沃土地。嚴重的水災或旱災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塊廣大豐饒的平原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使重慶人民以及駐防省境和附近地區的軍隊，糧食得以供應無缺。 學校初遷昆明之時，我們原以為可經法屬印度支那從歐美輸入書籍和科學儀器，但是廣州失陷以後，軍火供應的幹線被切斷，軍火都改經滇越線運入。滇越鐵路軍運頻繁，非軍用品根本無法擠上火車。我們運到越南的圖書儀器，只有極少一部分獲准載運入滇。 這時候，長江沿岸城市已相繼陷入敵手，日軍溯江直達宜昌，離長江三峽只是咫尺之遙。最後三峽天險也無法阻遏敵人的侵略狂潮而遭到鐵騎的蹂躪。 每當戰局逆轉，昆明也必同時受到災殃。影響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過於物價的不斷上漲。抗戰第二年我們初到昆明時，米才賣法幣六塊錢一擔（約八十公斤），後來一擔米慢慢漲到四十元。當時我們的一位經濟學教授預言幾個月之內必定會漲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說八道，但是後來一擔米卻真的漲到七十元。法屬安南投降和緬甸失陷都嚴重地影響了物價。 物價初次顯著上漲，發生在敵機首次轟炸昆明以後，鄉下人不敢進城，菜場中的蔬菜和魚肉隨之減少。店家擔心存貨的安全，於是提高價格以圖彌補可能的損失。若干洋貨的禁止進口，也影響了同類貨物以及有連帶關係的土貨的價格。煤油禁止進口以後，菜油的價格也隨之提高。菜油漲價，豬油也跟著上漲。豬油一漲，豬肉就急起直追。一樣東西漲了，別的東西也跟著漲。物價不斷上漲，自然而然就出現了許多囤積居奇的商人。囤積的結果，物價問題也變得愈加嚴重。鐘擺的一邊盪得愈高，運動量使另一邊也擺得更高。 控制物價本來應該從戰事剛開始時做起，等到物價已成脫韁野馬之後，再來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國朋友告訴我，英國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大發其財，但是第二次大戰一開始，農產品就馬上受到管制了。這次戰爭在中國還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現代戰爭，所以她對這類問題尚無經驗足資借鑑。 昆明的氣候非常理想，它位於半熱帶，海拔約六千呎[8]，整個城有點像避暑勝地。但是因為它的面積大，居民並不認為它是避暑勝地。昆明四季如春，夏季多雨，陣雨剛好衝散夏日的炎暑；其他季節多半有溫煦的陽光照耀著農作密茂的田野。 在這樣的氣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滿園。甜瓜、茄子和香櫞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麼辛勤工作，就可以謀生餬口，因此他們的生活非常悠閒自得。初從沿海省份來的人，常常會為當地居民慢吞吞的樣子而生氣，但是這些生客不久之後也就被悠閒的風氣同化了。 昆明人對於從沿海省份涌到的千萬難民感到相當頭痛。許多人帶了大筆錢來，而且揮霍無度，本地人都說物價就是這批人抬高的，昆明城內到處是從沿海來的摩登小姐和衣飾入時的仕女。入夜以後他們在昆明街頭與本地人一齊熙來攘往，相互摩肩接踵而過。房租迅速上漲，旅館到處客滿，新建築像雨後春筍一樣出現。被飛機炸毀的舊房子，迅速修復，但是新建的房子究竟還是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 八年抗戰[9]，昆明已變得面目全非。昔日寧靜的昆明城，現已滿街是卡車司機，發國難財的商人，以及營造商、工程師和製造廠商。軍火卡車在城郊穿梭往返。 自然環境和名勝古蹟卻依然如昔。昆明湖的湖水仍像過去一樣平滑如鏡，依舊靜靜地流入長江，隨著江水奔騰兩千哩而入黃海。魚兒和鵝鴨仍像往昔一樣遨遊在湖中。古木圍繞的古寺雄踞山頭，俯瞰著微波蕩漾的遼闊湖面。和尚還是像幾百年前的僧人一樣念經誦佛。 遙望天邊水際，我常常會想入非非：如果把一封信封在瓶子裡投入湖中，它會不會隨湖水流入長江，順流經過重慶、宜昌、漢口、九江、安慶、南京而漂到吳淞江口呢？說不定還會有漁人撿起藏著信件的瓶子而轉到浙江我的故鄉呢！自然，這只是遠適異地的思鄉客的一種夢想而已。 縱橫的溝渠把湖水引導到附近田野，灌溉了千萬畝肥沃的土地。溝渠兩旁是平行的堤岸，寬可縱馬騁馳；我們可以悠閒地放馬暢遊，沿著漫長的堤防跑進松香撲鼻的樹林，穿越蒼翠欲滴的田野。 城裡有一座石碑，立碑處據說是明朝最後的一位流亡皇帝被縊身死的故址。石碑立在山坡上，似乎無限哀怨地凝視著路過的行人。這可憐的皇帝曾經逃到緬甸，結果卻被叛將吳三桂劫持押回中國。吳三桂原來奉命防守長城抗禦清兵，據傳說他是為了從闖王李自成手中援救陳圓圓，終於倒戈降清。他為了鎮壓西南的反抗被派到雲南，已經成為階下囚的永曆帝被帶到他的面前受審。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沒有？」據說吳三桂這樣問。 「沒有，」明代的末朝皇帝回答說，「唯一我想知道的事是你為什麼背叛我的祖上？你受明室的恩澤不能不算深厚吧？」 吳三桂聞言之下，真是心驚膽戰，他馬上下令絞死這位皇帝。後人在那裡立了紀念碑，上刻：「明永曆帝殉國處」。 離城約十公里處有個黑龍潭。春天裡，澄澈的潭水從潭底徐徐滲出，流入小溪淺澗。黑龍潭周圍還有許多古寺和長滿青苔的大樹。明朝末年曾有一位學者和他的家人住在這裡。崇禎帝殉國和明朝滅亡的消息傳來以後，他就投身潭中自殺了。他的家屬和僕人也都跟著跳入潭中，全家人都以身殉國，後來一齊葬在黑龍潭岸旁。西洋人是很難理解這件事的，但是根據中國的哲學，如果你別無辦法拯救國家，那麼避免良心譴責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國。抗戰期間，中國軍人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彈雨火海，視死如歸；他們的精神武裝就是這種人生哲學。 這個多少依年份先後記述的故事到此暫告段落。後面將討論中國文化上的若干問題，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同時我們將討論若干始終未能解決的全國性問題，這些問題在未來的年月里也將繼續存在。 從1842年香港割讓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恰恰是一世紀。《西潮》所講的故事，主要就是這一段時期內的事情。英國人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南方的門戶，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和洋貨，但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學的種子，終於轉變了中國人對人生和宇宙的看法。中國曾經抵抗、掙扎，但是最後還是吸收了西方文化，與一千幾百年前吸收印度文化的過程如出一轍。……[10] 中國所走的路途相當迂迴，正像曲折的長江，但是她前進的方向卻始終未變，正像向東奔流的長江，雖然中途迂迴曲折，但是終於經歷兩千多哩流入黃海。它日以繼夜，經年累月地向東奔流，在未來的無窮歲月中也將同樣地奔騰前進。不屈不撓的長江就是中國生活和文化的象徵。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節選） 東方與西方不同，因為它們的文化不同。但是你仍舊可以找出東西文化之間的相似之點。無論兩種文化如何相似，不可能完全相同，每一文化的特點也必有異於他種文化。就西方而論，不同的文化特徵使德國人異於英國人，同時也使法國人不同於荷蘭人。但是他們之間仍有共通的特徵，這些特徵使西方國家在文化上結為一體，泛稱「西方文化」。這些特徵又使他們與東方各國顯出不同。因此，文化上的異同，不應該由表面上的類似之點來判斷，而應該由個別的基本特徵來論定。 在這一篇里，我們將從三方面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特徵：（一）中國文化之吸收力。（二）道德與理智。（三）中國人的人情。 （一）中國文化之吸收力 大約五十年前，當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外國人和前進的中國人都常常說，中國很像一塊絕少吸收能力，甚至毫無吸收能力的岩石，那也就是說中國文化已經停滯不前，而且成為化石，因此中國已經變得無可救藥地保守。她一直我行我素，誰也不能使這位「支那人」改變分毫。 這種說法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是結果卻證明完全錯誤。從五口通商開始，至1894年中日戰爭為止，中國似乎一直在抗拒西方影響。但是在以前的幾百年內，她曾經吸收了許多先後侵入她生活之中的外來東西。 在音樂方面，現在所謂的「國樂」，實際上多半是用起源於外國的樂器來彈奏的。胡琴、笛和七弦琴，都是幾百年前從土耳其斯坦[11]傳入的。我們現在仍舊保留著中國的古琴，但是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欣賞，至於能彈古琴的人就更少了。 從外國介紹到中國的食品更不計其數：西瓜、黃瓜、葡萄和胡椒是好幾百年前傳入中國的；甘薯、落花生、玉蜀黍則是最近幾百年傳入的；在最近的幾十年中，洋山芋、番茄、花菜、白菜和堇菜也傳入中國了。[12]切成小塊，用醬油紅燒的西方牛排，也已經變為一道中國菜。鍋巴蝦仁加番茄汁更是一種新花樣。中菜筵席有時也要加上冰淇淋、咖啡和金山橙子。柑橘原是中國的土產，後來出洋赴美，在加利福尼亞經過園藝試驗家褒朋克改良後，帶著新的頭銜又回到了本鄉，與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大學帶著碩士、博士的頭銜學成歸國的情形差不多。中國柑橘還在很久很久以前傳到德國，想不到柑橘到了德國卻變成了蘋果，因為德國人把柑橘叫作「中國蘋果」。 凡是值得吸收的精神食糧或知識養分，不論來自何方，中國總是隨時準備歡迎的。明朝時，耶穌會教士把天文、數學和聖經傳到中國。大學士徐光啟，不但從他們學習天算，而且還信仰了天主，把他在上海徐家匯的住宅作為天主教活動中心。我們從耶穌會教士學到西方的天文學，有些人因此而成為天主教徒。五口通商以後，徐家匯天文台一直是沿海航行的指針。 明末清初有位學者黃梨洲，他非常佩服耶穌會教士傳入的天文學。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有許多學問因自己沒有好好地保存，所以有不少已經流到外國去了。他有一次告訴一位朋友說：「就天文學而論，我們與西方學者比起來，實在幼稚得很。」可見中國學者是如何虛懷若谷！ 事實上正因為她有偉大的吸收能力，中國才能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歷經滄桑而屹立不墜。世界上沒有任何文化能夠不隨時吸收外國因素而可維繫不墜。我想這是不必歷史家來證明的。西方各國文化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和相互影響，彰彰在人耳目，無庸爭辯。但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間的相互作用卻比較不太明顯。劍橋大學的尼鄧教授曾經告訴我，火藥的膨脹性導致蒸汽機的發明，而儒家的性善學說則影響了法國大光明時代學派的思想。許多東西曾經悄無聲息地從東方流傳到西方。至於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我想還是讓西洋人自己來告訴我們吧。 但是我們除了音樂、食物之類以外，並沒有經由西面和北面陸上邊界吸收其他的東西。這些區域裡的民族，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糧事實上很少，因此我們轉而求諸印度。在藝術方面，我國的繪畫和建築都有佛教的影響，佛教思想在中國哲學方面更占著重要的地位，佛教經典甚至影響了中國文學的風格和辭藻。 在耶穌會教士到達中國之前好幾百年，中國人已經吸收了佛教的道德觀念，但是對佛教的超世哲學卻未加理睬。佛教傳入中國雖已有千百年的歷史，而且千千萬萬的佛教寺廟也占據著城市和山區的最好位置，但是佛教的基本哲學和宗教在中國人的思想里仍然是陌生的。學者們對佛教保持友善或容忍的態度，一般老百姓把它當作中國的諸多宗教之一來崇拜。但是它始終還是外國的東西。在重實用的中國人看起來，佛教的超知識主義並無可用。超知識主義所以能在中國存在，是因為它含有道德教訓，同時遇到苦難的時候，可以作精神上的避風港。中國人只想把外國因素吸收進來充實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他們絕不肯放棄自己的思想體系而完全向外國投降。 中國人憑藉容忍的美德，對於無法吸收的任何思想體系都有巧妙的應付辦法。他們先吸收一部分，讓餘留的部分與本國產物和平共存。因此億萬人口中的一部分就接納了外國的思想文化，成為佛教徒、回教[13]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處，互不干擾。 中國歷史上最有趣味的兩件事，一件是關於道家思想的。我們把它劈成兩半。一半為老莊哲學，以此立身，為任自然而無為；以此治國為無為而治。另一半成為道教，起於東漢張道陵之五斗米道。流入特殊社會而成幫會，兩千年來，揭竿而起，改朝換代，都是與幫會有關係的。流入通俗社會則成道教。既拜神也拜佛，台灣之「拜拜」即此。通俗所迷信之閻羅王，本為印度婆羅門教冥府之司獄吏，由佛教於無意中傳來中國而入了道教。至輪迴之說，入了道教而亦忘其來源矣。 第二件是把佛教也劈成兩半。宗教部分入了道教，哲學部分則合道家而入了儒家。老子之無為主義，湊合了佛家之無為主義，使佛學在中國思想系統里生了根。故宋儒常把老佛並稱。 自宋以來之儒家，可以說沒有不涉獵道家哲學與佛學的。儒家之灑脫思想，實因受其影響而來。 中國之學人，以儒立身，以道處世，近年以來加上了一項以科學處事。美國本年6月份《幸福》雜誌，以幽默的口氣，謂台灣有人對美國人說，台灣的建設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問什麼叫鬼子，則笑謂洋鬼。 現在讓我們再回頭看一看過去五十年間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情形。在衣著方面過去三十年間西化的趨勢最為顯著。呢帽和草帽已經取代舊式的帽子和頭巾。昔日電影中所看到的辮子已失去了蹤跡。女人都已燙了頭髮，短裙、絲襪和尼龍襪已使中國婦女有機會顯示她們的玉腿。女人的足更已經歷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們放棄了幾千年來的纏足惡習，結果使她們的健康大為改善。健康的母親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運動對於下一代的影響至為明顯。現代的兒童不但比從前的兒童健康，而且遠較活潑，不但行動比較迅速，心智也遠較敏銳。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際，與過去授受不親的習俗適成強烈的對照。民法中規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後，有權自行選擇對象。男女同校已經成為通例，男女分校倒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選擇的風水迷信已經漸為現代的建築理論所替代。在若干實例中，古代的藝術風格固然因其華麗或雄偉而保留了下來，但是大家首先考慮的還是陽光、空氣、便利、舒適、衛生等要件。現代房屋已經裝置抽水馬桶、洋瓷浴盆和暖氣設備。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經漸為沙發及彈簧床墊所取代。 中國菜餚花樣繁多，因為我們隨時願意吸收外國成分。西菜比較簡單，我想主要是因為不大願意採用外國材料的緣故。不錯，茶是好幾世紀以前從中國傳入歐洲的。香料也是由東方傳去。哥倫布就是為了找尋到印度的通商捷徑而無意中發現新大陸的。有人告訴我，渥斯特郡辣醬油[14]也是從中國醬油發展而來的。但是除此以外，西菜始終很少受東方的影響。美國的「雜碎」店固然數以萬計，而且美國人也很喜歡「雜碎」，但是除此以外，他們就很少知道別的中國菜了。 中國卻一直不斷地在吸收外國東西，有時候經過審慎選擇，有時候則不分皂白，亂學一氣——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著、建築、思想、風俗習慣等等也是如此。吸收的過程多半是不自覺的，很像一棵樹通過樹根從土壤吸收養分。吸收養分是成長中樹木的本能，否則它就不會再長大。 中國由新疆輸入外國文化並加吸收的過程很緩慢，千餘年來只點點滴滴地傳入了少許外國東西。因此她是逐步接受這些東西的，有時間慢慢加以消化，大體上這是一種不自覺的過程，因此並未改變中國文化的主流，很像磁石吸收鐵屑。鐵屑聚集在磁石上，但是磁石的位置並未改變。 由華東沿海輸入的西方文化，卻是如潮湧至，奔騰澎湃，聲勢懾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內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後正是盛極一時，要想吸收這種文化，真像一頓飯要吃下好幾天的食物。如果說中國還不至於脹得胃痛難熬，至少已有點感覺不舒服。因此中國一度非常討厭西方文化，她懼怕它，詛咒它，甚至踢翻飯桌，懊喪萬分地離席而去，結果發現飯菜仍從四面八方向她塞過來。中國對西方文化的反感，正像一個人吃得過飽而鬧胃痛以後對食物的反感。1898年的康梁維新運動，只是吃得過量的毛病；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則是一次嚴重而複雜的消化不良症，結果中國硬被拖上手術台，由西醫來開刀，這些西醫就是八國聯軍。這次醫藥費相當可觀，共計四億五千萬兩銀子，而且她幾乎在這次手術中喪命。 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事實上也不過是說：健全的胃比它所接受的食物對健康更重要。因此中國很想穩步前進，不敢放步飛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卻不肯等她。西潮衝激著她的東海岸，泛濫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並且很快瀰漫到黃河流域。雖然她最近鬧了一場嚴重的胃病，她也不得不再吃一點比較重要的食物。 到了1902年，胃口最佳的學生已為時代精神所沾染，革命成為新生的一代的口頭禪。他們革命的對象包括教育上的、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識上的各種傳統觀念和制度，過去遺留下來的一切，在這班青年人看起來不過是舊日文化的骸骨，毫無值得迷戀之處。他們如飢如渴地追求西方觀念，想藉此抵消傳統的各種影響。 五口通商後不久，中國即已建立兵工廠、碼頭、機器廠和外語學校，翻譯了基本科學的書籍，而且派學生留學美國。因為她在抵抗西方列強的保衛戰中屢遭敗北，於是決定先行建立一支海軍。一支小型的海軍倒是真的建立起來了，結果卻在1894年被日本所毀滅。日本是無法容忍中國有海軍的。 海軍既然建不成，中國就進一步進行政治、陸軍和教育上的改革。北京的清朝政府開始準備採取西方的立憲政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組織了現代化的軍隊和警察，並且派遣了大批學生出洋留學。這可算是中國文化有史以來首次自覺地大規模吸收外國文明，其結果對往後國民生活發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教育上的改革，因為這些改革的計劃最完善，眼光最遠大，而且是針對新興一代而發的，傳統觀念對這班年輕人的影響最小。後來這班年齡相若的學生逐漸成長而在政府中掌握大權，他們又採取了更多的西洋方法，使較年輕的一代有更佳的機會吸收新的觀念思想。這年輕的一代接著握權以後，他們又進一步從事西化工作，更多的新措施也隨之介紹到政府、軍隊和學校等部門。因此新興的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現代化。 1919年北京的學生運動，北大教授所強調的科學和現代民主觀念，以及胡適教授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自覺地致力吸收西方思想的開端，這種努力在過去只限於工業和政治方面。這次自覺的努力比較更接近中國文化的中心，同時中國文化史也隨之轉入新頁。因為中國正想藉此追上世界潮流。中國文化把羅盤指向西方以後，逐漸調整航線，以期適應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今後五十年內，它在保持本身特點的同時，亦必將駛進世界未來文化共同的航道而前進。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從西化運動中獲得很多好處。婦女與男子享受同等的社會地位，享受結婚和再嫁的自由，並且解放纏足，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婦女的影響而來的。西方醫藥也已阻遏了猖獗的時疫，麻醉藥的應用已使千萬病人在施行手術時免除痛苦。機器和發明已經改進了生產技術，對於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的貢獻。現代作戰武器增加了殺傷的能力，因而也招致了更大的生命損失。現代科學已經拓寬了知識範圍；中國的歷史、哲學和文學的研究工作已採用了科學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學真理的啟示而漸漸失勢。我們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強，我國的文化亦將愈見豐富。中國的現代化工作愈廣泛徹底，則與中國國民生活結著不解緣的貧窮和疾病兩大禍患亦將隨之逐漸消滅。在這一方面，我認為現代化運動和西化運動，即使並非完全相同，也是不可分的，因為現代化運動肇始於西化，而且已經毫無間斷地向前邁進。中國無法取此而舍彼。 西方被迫現代化，多少有點像中國之被迫西化。現代發明浪潮所經之處，隨即改變了生產的方式，招致分配和控制的問題，並進而引起其他新的問題。人類必須適應日新月異的環境，進步就是由環境的不斷改變和人類適應新的環境產生的。你不妨看一看法國革命以後的歐洲情形，你或許會發現自從羅馬帝國以來，歐洲大陸在表面上幾無多大改變。但是你如果再仔細看看工業革命以後五十年來的歐洲情形，你一定會發現許多顯著的變化。再隔五十年之後，你又會發現整個歐洲大陸和美洲都已經遍布了鐵路網，一列列的火車則像千萬條蜈蚣爬行在鐵路上。煙囪高聳入雲的工廠像蜂房一樣集中在工業大城裡。裝載工業成品的輪船在港口穿梭進出，準備把工廠產品運送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半世紀以前，這些輪船曾經把自來火[15]、時辰鍾、洋油燈[16]、玩具，以及其他實用和巧妙的外國貨帶到中國。我童年時代在安寧的鄉村里就曾經玩過這些洋貨。我們天真而不自覺地吸收這些新鮮的玩意兒，實際上正是一次大轉變的開端，這次轉變結果使中國步上現代化之途，同時也經歷了相伴而生的苦難、擾攘、危險，以及舊中國恬靜生活的迅速消逝。 中國在此以前所吸收的外國東西，不論是自覺的或是不自覺的，都曾使人民生活更見充實豐富，而且並未導致任何紛擾。但是自從西方工業製品和思想制度傳入以後，麻煩就來了。正像現代的磺胺藥品[17]，它們固然可以治病，但是有時候也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甚至致人於死。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嚴重的副作用。此項工作有賴於實驗與科學研究，因為實驗和科學研究是推動心理、社會、工業各項建設的基本工具。不過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產物。 （二）道德與理智 我在加州大學倫理學班上初次讀到希臘哲學家的著作時，我開始覺得中國古代思想家始終囿於道德範圍之內，希臘哲學家則有敏銳深刻的理智。後來我讀了更多有關希臘生活和文化的書籍以後，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國思想和古希臘思想之間，的確存在著這種鮮明的對照，同時我相信就是東西文化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也許過於武斷，但是據我後來的經驗來說，我並未發現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 我從美國留學回來以後，曾不斷努力使國人了解發展理智的重要，無論是上課或寫作，我總是經常提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報譏諷我是「滿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人」。我發現並沒有多少人聽我這一套，結果只好自認失敗而放棄了這項工作，同時改變策略轉而鼓吹自然科學的研究。事實上這是一種先後倒置的辦法，我不再堅持讓大家先去看看源頭，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他們看到水流以後，自然而然會探本窮源。 有人曾經請教一位著名的中國科學家，為什麼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他提出四個理由：第一，中國學者相信陰陽是宇宙中相輔相成的兩大原則。第二，他們相信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構成宇宙的五大要素，並把這種對物質世界的分析應用到人類生活以及醫藥方面。第三，中國人的粗枝大葉，不求甚解。這是精確計算的大敵。第四，中國學者不肯用手，鄙夷體力勞動。 這些很可能都是自然科學發展的障礙，但是即使沒有這些障礙，我也不相信自然科學就能發展起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是實用東西。我在美國時常常發現，如果有人拿東西給美國人看，他們多半會說：「這很有趣呀！」碰到同樣情形時，中國人的反應卻多半是：「這有什麼用處？」這真是中國俗語所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心理狀態的不同，所表現的興趣也就不同了。我們中國對一種東西的用途，比對這種東西的本身更感興趣。 中國思想對一切事物的觀察都以這些事物對人的關係為基礎，看它們有無道德上的應用價值，有無藝術價值，是否富於詩意，是否切合實用。古希臘的科學思想源於埃及與巴比倫。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埃及的幾何學，和中國天文數學一樣，都以實際應用為目的。但是希臘學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們概括並簡化各種科學原則，希望由此求出這些科學的通理。這種追求通理的過程為天然律的發現鋪平了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一共有兩個世界，即官覺世界與理性世界。官覺有時會弄玄虛；所以哲學家不能信賴他的官覺的印象，而必須發展他的理性。柏拉圖堅主研究幾何學，並不是為了幾何學的實際用途，而是想發展思想的抽象力，並訓練心智使之能正確而活潑地思考。柏拉圖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確的思考能力應用在倫理與政治上，結果奠定了西方社會哲學的基礎；亞里士多德把它們應用在研究具體事物的真實性上，結果奠定了物質科學的基礎。 亞里士多德相信由官覺所得知識的真實性。他並有驚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這種理智力幾乎在任何學問上都留有痕跡。他認為正確的知識不但需要正確地運用理性，同時也牽涉官覺的正確運用；科學的進步則同時仰賴推理能力和觀察能力的發展。亞里士多德從應用數學演繹出若干通則，研究與探討這些原則是一種心智的鍛煉，他便由此訓練出一種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憑著這種訓練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覺的正確運用，他創造了一套成為現代化科學基礎的知識系統。使西方思想系統化的邏輯和知識理論，也同是這種理智鍛煉的產物。 中國思想集中於倫理關係的發展上。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只是因為它們有時可以作為行為的準則。「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著手，然後才能致知。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於知識方面的。討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從格物致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因為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離開此目標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在這種學問態度之下，查問地球究竟繞日而行，抑或太陽繞地球而運行，原是無關痛癢的事。 再說，我們何苦為沸水的膨脹而傷腦筋？瓦特實在太傻了！我們中國人倒是對沸水的嘶嘶聲更感興趣，因為這種聲音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調。那該多麼富於詩意！ 蘋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國人可以在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義。他們會說，一樣東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來。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會得到應有的結果，為此多傷腦筋毫無好處。如果你家花園裡的蘋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飛，那倒可能使中國人惴惴不安，認為老百姓即將遭逢劫難。彗星出現，或者其他習見情形失常，中國人就是如此解釋的。只有牛頓這種人才會從蘋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髮展理智，結果徒勞無功，原因不言而喻。這些古希臘人物和他們的學說對中國有什麼用？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學的價值只是因為它們能夠產生實際的用途。希臘哲學家離現代自然科學太遠了，他們還有些什麼實際用途呢？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用途是欣賞的，但是對為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卻不願領教。中國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學以致用」。 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為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產物。我們曾經建造長城和運河，也曾建設偉大的水利工程；我國建築式樣的宏麗，我們的宮殿和廟宇，都曾獲得舉世人士的激賞。這些工程足與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成就相提並論。但是它們並不是純粹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它們無論如何偉大，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直到現代工程技術輸入以後，才見轉機。如果沒有純粹科學，現代工程科學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巔峰狀態。中國人所發明的指南針和火藥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發現火藥爆炸的膨脹原理，把這原理應用於沸水，並進而發明蒸汽機的，結果還是西洋人。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於直接的實際用途。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討；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別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不過較諸希臘時代更進步而已。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為導向的明燈。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滯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 我並不是說中國人不根據邏輯思考，而是說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精密的系統的訓練。這缺點已經反映在中國哲學、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以及日常生活之中。世界其餘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現代科學的光明和工業社會的福利以後，這種缺點在中國已經更見顯著。 除了重實際之外，我們中國人還充滿著強烈的道德觀念。也可以說正因為我們注重道德，我們才重實際。因為道德系指行為而言，行為則必然要憑實際結果來判斷。希臘人在物理學和形上學方面曾有離奇的幻想和推測，但是我們對行為卻不可能有同樣的幻想和推測。 有時候我們也可能闖出重實際重道德的思想常規，但是我們一旦發覺離開倫理範圍太遠時，我們馬上就會收回心靈的觸角。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範圍。他從山頂上發現的貝殼而推斷到山脈的成因。他認為山勢的起伏顯示千萬年以前的山脈一定是一種流體，山頂上的貝殼正可以證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淵之底。至於這種流體何時凝結為山脈，如何凝結為山脈，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問題，他卻無法解答了。他的推斷也就到此為止，深恐冒險前進要栽筋斗。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後都曾有過同樣的觀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國思想家在理論方面的探討一向是謹慎的，唯恐遠離倫理關係的範圍。 中國人當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們的理智活動卻局限於道德與實用的範圍。他們像蠶一樣作繭自縛，自立智識活動的界限。他們深愛他們的道德之繭，而且安居不出。中國人的生活就是一種樂天知命的生活。中國哲學的目標是安定。求進步？算了吧——進步勢將招致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做深入的探討。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只是因為她根本無意於此。 希臘人卻大不相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無遠弗屆。整個宇宙都是希臘理智活動的範圍。希臘人覺得運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種快樂。他們不管它是否切合實際，也不管它與道德倫理有沒有關係。據說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一位學生曾經這樣問過老師：「我學這些東西能得到些什麼呢？」歐幾里得吩咐他的僕人說：「既然他一定要從所學的裡面得到些東西，你就給他六個銅板讓他走吧。」希臘人甚至對道德也發展了一套倫理學，以理智的研究來檢討道德的正確性。蘇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煩，被控以危險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靈。 自然科學之能發展到目前的階段，首先歸功於希臘人對大自然的觀念以及對有系統的智力訓練的愛好，中間經過文藝復興、宗教革命、法國革命，後來又受到工業革命的大刺激。工業革命使工具和技術逐漸改進。西歐在自然科學的後期發展中，從未忽視科學的實際用途。不斷的發明和發現更進一步刺激了科學研究。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齊頭並進，而相輔相成。 五口通商以後，現代科學開始涓涓滴滴地流傳到中國時，引起中國學者注意的還是科學的實用價值。他們建立了兵工廠和輪船碼頭。他們附帶翻譯了基本科學的書籍。究竟是太陽繞地球運行或者是地球繞太陽運行，他們仍未感覺興趣。在他們看起來，那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無論誰繞誰轉，對人都沒有實際的影響。三百多年前耶穌會教士把天文數學傳到中國時，學者們馬上發生興趣，因為這些科學可以糾正當時中國日曆上的許多錯誤。不但計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曆，就是播種收穫，日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紀初葉，進化論傳入中國。我國學者馬上發現它的實用的道德價值。應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項天然律，他們得到一項結論，知道世界各國正在互相競爭以求生存，而且經過天擇之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中國會不會是適者？她會不會生存呢？她必須競爭，為生存而競爭！進化論如需證據，只要看街頭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會被大狗咬死，小蟲碰到大蟲，小蟲會被大蟲吃掉的事實。俗語說：「大蟲吃小蟲，小蟲吃眯眯蟲。」這已經足夠證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正確性了，又何必向達爾文討證據呢？他們就這樣輕易地為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們道德化的結果，他們說：「弱肉強食。」中國既然是弱國，那就得當心被虎視眈眈的列強吃掉才行。 進化論的另一面則被應用於歷史上，照中國過去學者的歷史觀，世運是循環的。受了達爾文學說影響以後，他們相信世運是依直線進行的，不進則退，或者停住不動。這種歷史觀的轉變，對中國學者對進步這一觀念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陰陽和五行等觀念顯然是從直接觀察大自然得來，拿這些觀念來理性化宇宙的變幻和人類的行為已經綽有餘裕。我們不必做精密的計算，更不必動手。我猜想，中國學者如果有興趣從事體力勞動，他們寧願去製作實用的東西，或者美麗的藝術品，而不願在科學實驗室里從事試驗。大家仍舊只根據自己的興趣去思想，去行動。磁針永遠是指向磁極的。 這樣的心理狀態自然不是純粹科學的園地。不過中國已在慢慢地、不斷地改變她的態度，她已經從運用科學進而研究純粹科學，從純粹科學進而接觸到新的思想方法，最後終於切實修正了她的心理狀態。我們已經在道德宇宙的牆上開了一扇窗子，憑窗可以眺望長滿科學與發明果實的理智的宇宙。 這種心理狀態的改變已經使大自然有了新的價值，從此以後，大自然不再僅僅是道德家或詩人心目中的大自然，而且是純粹科學家心目中的大自然。對現代中國人而言，宇宙不僅是我國先賢聖哲心目中的道德宇宙，而且是古希臘人心目中的理智宇宙。 道德家觀察大自然的目的在於發現有利倫理道德的自然法則。科學家觀察大自然則是為了發現自然法則，滿足知識上的興趣，也就是為知識而求知識。中國所吸收的現代科學已經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籬，近代中國學人正深入各處探求真理。他們的思想愈來愈大膽，像一隻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揚帆前進搜尋秘密的寶藏。這種知識上的解放已經使年輕的一代對某些傳統觀念採取了批評的態度，對道德、政治和社會習俗予以嚴厲的檢討，其影響至為深遠。年紀較大的一代憂慮寧靜的道德樂園將被毀滅，惋嘆太平盛世漸成過去，年輕的一代則為建築新的知識之宮而竟日忙碌。 我想這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最大貢獻。 在相反的一方面，把中國的學問加以整理研究，也可能對現代科學世界提供重大的貢獻，希臘人研究巴比倫和埃及科學的結果就是如此。近年來對中國建築、醫學和實用植物學的初步科學研究已經有了可喜的成績。 世界各國的文化奠基於不同的宇宙觀。中國人所想的是一個道德的宇宙，並以此為基礎而發展了他們的文化。希臘人所想的是一個理智的宇宙，也以此為基礎發展了他們的文化。今日歐洲人的道德觀念導源於基督教教義——一個上帝所啟示的道德的宇宙。但中國人的道德宇宙是自然法則所啟示的。基督徒努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天國，中國人卻只想建立一個和平安定的王國。 中國道德觀念本諸自然，基督的道德觀念則本諸神權；在中國人看起來，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來，大自然卻是上帝所創造的。由此可見基督教教條與科學之間的矛盾必然是很嚴重的，西方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如此；科學與中國的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卻比較緩和，因為二者的出發點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發展的方向。 有人說過，基督教思想是天國的或神國的，中國思想是為人世的，希臘思想是不為人世的，換言之，即越出人世以外的。引導人類發現自然法則的就是這種超越人世的思想。自然法則是現代科學的基礎。有了現代科學，然後才有現代發明。這種不為人世的思想在科學上應用的結果，如果說未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定，至少也已為世界帶來繁榮。 據我個人的看法，歐洲文化的發展過程就是基督教的道德宇宙與希臘的理智宇宙之間的一部鬥爭史。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和法國革命，都不過是長久淹沒在道德宇宙下的理智宇宙的重現而已，這些運動事實上只是同一潮流中的不同階段。最後工業革命爆發，理智宇宙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發展，終於湧出水面，奔騰澎湃，橫掃全球。工業革命狂潮的前鋒，在我童年時代前後已經突然衝到中國；它衝破了我們的道德宇宙，破壞了我們的安定生活；《西潮》所講的正是這些故事。 道德宇宙不可能產生理智宇宙的果實，理智宇宙也不可能產生道德宇宙的果實。科學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園成長，在基督教教條或中國的道德觀念之下，不可能產生任何科學。 不錯，我們發現古時的墨子也有過科學思想，但是那只是他哲學體系中無關緊要的一部分，這些科學思想只是行星的衛星，墨子的哲學體系基本上仍舊是屬於道德方面的。 科學的發展有賴於人們全力以赴，需要對超越人世以外的真理持有夢寐以求的熱忱；並且有賴於不屈不撓無休無止的思維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去探索真理；無論身心，均須不辭勞瘁，愈挫愈奮。換一句話說，科學是人的整個靈魂從事知識活動的結果。僅憑玩票的態度，或者偶爾探討大自然的奧秘，或者意態闌珊，不求甚解，絕不可能使人類榮獲科學的桂冠。 在現代科學影響之下，中國正在建立起一個新的道德體系。揚棄了迷信和那些對大自然似是而非的推斷，經過理智探究的考驗，並受到社會科學結論的支持，這些結論是根據對社會的實地調查而獲得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絕不可忘記中國舊的道德體系，這箇舊體系是經過千百年長期的經驗和歷代不斷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建立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或工具包括四書五經、一般文學、雕刻、音樂、家庭、戲劇、神佛、廟宇，甚至玩具，這個道德體系曾使中國人誠實可靠，使中國社會安定平靜，並使中國文化歷久不衰。道德觀念如忠、孝、仁、義、誠、信、中庸、謙沖、誠實等等，都曾對中國人的心情個性有過重大貢獻。現代科學所導致的知識上的忠實態度，自將使幾千年來道德教訓所產生的這些美德更為發揚光大。 一片新的知識園地將與新的道德觀念同時建立起來，以供新中國富於創造能力天才的發展。我們將在儒家知識系統的本幹上移接西方的科學知識。儒家的知識系統從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發，而以人與人的關係為歸趨；西方的科學知識系統也同樣從探究事物或大自然出發，但以事物本身之間的相互關係為歸趨，發展的方向稍有不同。 道德宇宙與理智宇宙將和在西方一樣在中國平行並存，一個保持安定，一個促成進步。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覓得中庸之道。 （三）中國人的人情 我們說，學以致用，那麼所謂「用」又是什麼呢？這裡有兩大原則：第一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於國計民生。這是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傳》里所說的「正德利用厚生」。這兩大原則是先賢聖哲幾千年來訓誨的總結，他們所說所論最後總是歸結到這兩點。學者們從先賢學到這些原則，然後又把所學傳播給老百姓。老百姓在這種影響之下已逐漸而不自覺地形成一種重常識與重人情的心理。他們根據上述兩大原則，隨時要問這樣東西有什麼用，那樣東西有什麼用。 輪船火車傳到中國時，大家都很願意搭乘，因為它們走得比較快。他們採用洋油燈，因為洋油燈比較亮。電話電報使消息傳遞更為便利，而且不像郵寄或者專差送遞那樣遲緩。有了鐘錶以後，可以不必看太陽就知道正確的時刻。大家購買西方貨品，因為它們能夠滿足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需要。 傳教士到了中國以後，到處設立學校和醫院。中國人異口同聲地說：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們為患病者診療，又使貧窮的子弟受教育。當中國人上禮拜堂聽福音時，許多人的眼睛卻瞅在醫院和學校上面。他們的手裡雖然拿著《聖經》，眼睛卻偷偷地瞅著牧師從西方故鄉帶來的實用貨品。我父親與當地的一位牧師交了朋友，因為這位牧師替我們修好了抽水機，並且還送給我們咳嗽糖和金雞納霜。他非常誠實，而且對鄰居很客氣。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人不但實際，而且最重道德。那麼，他們所宣揚的宗教怎麼樣？哦，那是一個好宗教，它是勸人為善的。那麼，他們的上帝呢？哦，當然，當然。你說他們的上帝嗎？他是個好上帝呀。我們要把它與其他好神佛一齊供奉在廟宇里。我們應崇拜它，在它的面前點起香燭。但是它不肯與你們的偶像並供在廟宇里又怎麼辦呢？那麼，我們就給它也塑個偶像吧！不行，那怎麼可以？它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過它不在我身上時，也許喜歡託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嗎？不過，他也許願意到下界來玩玩，拿廟宇作旅館暫住，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在廟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獨一無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這可使中國人頗費躊躇了。最後他們說，好吧，你們崇拜你們的上帝，我們還是崇拜我們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無。」中國對宗教的包容並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現代法律觀念在中國尚未充分發展。中國人以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訴諸法律就能解決糾紛不是很好嗎？還是妥協算了！讓我們喝杯茶，請朋友評個理，事情不就完了？這樣可以不必費那麼多錢，不必那麼麻煩，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麼用？你常常可以在縣城附近的大路旁邊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著「莫打官司」四個大字。 這或許就是中國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現代工商業發達以後，社會也跟著變得複雜了，處理複雜的社會關係的法律也成為必需的東西，法律成為必需時，通達人情的中國人自將設法發展法律觀念。但是，如果能憑飲杯茶，評個理就解決事端，法院的負擔不是可以減輕了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批評家說這是消極的，「己之所欲，施之於人」才算積極。不錯，這說法很正確。但是中國人基於實際的考慮，還是寧願採取消極的作風。你也許喜歡大蒜，於是你就想強迫別人也吃大蒜，那是積極的做法。我也許覺得大蒜味道好，別人卻未必有同樣的感覺；他們也許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樣怕大蒜。如果你不愛好臭味沖天的大蒜，難道你會高興別人硬塞給你吃嗎？不，當然不。那麼，你又何必硬塞給別人呢？這是消極的，可是很聰明。因為堅持積極的辦法很可能惹出麻煩，消極的作風則可避免麻煩。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自然，更高的理想應該是愛敵如己。但是歷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愛敵如己呢？這似乎要把你的馬車趕上天邊的一顆星星，事實上，那是達不到的。以直報怨則是比較實際的想法。所以中國人寧舍理想而求實際。 音樂有沒有用處？當然很有用。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移風易俗。 藝術有沒有用處？當然很有用。藝術可以培養人民的高尚情操，有益於世道人心。花卉草木、宮殿廟宇、山水名畫、詩詞歌賦、陶瓷鐘鼎、雕塑篆刻等等都足以啟發人的高尚情操。 一個人為什麼必須誠實呢？因為你如果不誠實，不可靠，人們就不會相信你，你在事業上和社交上也會因此失敗，不誠實是不合算的。誠實不但是美德，它的實際效果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有很大的價值。 中國人愛好幽默。為什麼？因為幽默的話不會得罪人；而且你可從幽默中覓得無限的樂趣。你如果常常提些無傷大雅而有趣的建議，你一定可以與大家處得更好。幽默使朋友聚晤更覺融洽，使人生更富樂趣。 有恆為成功之本。只要有恆心，鐵杵磨成針。 有一個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適之先生和我三個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隻屎蜣螂正在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泥團忽然滾回原地，屎蜣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但結果仍舊遭遇同樣的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適之先生和我都說，它的恆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教授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卻實在可憐。這真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同一東西卻有不同的兩面。這位傑出的哲學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兩位學生卻是道地的東方子弟。西方惋嘆屎蜣螂之缺乏智慧，東方則讚賞它之富於毅力。 中國人多半樂天知命。中國人如有粗茶淡飯足以果腹，有簡陋的房屋足以安身，有足夠的衣服可以禦寒，他就心滿意足了。這種安於儉樸生活的態度使中國億萬人民滿足而快樂，但是阻滯了中國的進步。除非中國能夠工業化，否則她無法使人民達到高度的物質繁榮。或許在今後的一段長時間內，她的億萬人民仍須安貧樂道。 中國人深愛大自然，這不是指探求自然法則方面的努力，而是指培養自然愛好者的詩意、美感或道德意識。月下徘徊，松下閒坐，靜聽溪水細語低吟，可以使人心神舒坦。觀春花之怒放感覺宇宙充滿了蓬勃的精神；見落葉之飄零則感覺衰景的淒涼。 中國人從大自然領悟到了人性的崇高。北京有一個天壇，是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這個天壇就是昔日皇帝祭天之所。一個秋天的夜晚，萬里無雲，皓月當空，銀色的月光傾瀉在大理石的台階上，同時也瀰漫了我四周的廣大空間。我站在天壇的中央，忽然之間我覺得自己已與天地融而為一。 這次突然升華的經驗使我了解中國人為什麼把天、地、人視為不可分的一體。他們因相信天、地、人三位一體，使日常生活中藐不足道的人升入莊嚴崇高的精神境界。茫無邊際的空間、燦爛的太陽、澄明的月亮、浩繁的星辰、蔥翠的樹木、時序的代謝、滋潤五穀的甘霖時雨、灌溉田地的江河溪澗、奔騰澎湃的海浪江潮、高接雲霄的重巒疊嶂，這一切的一切，都培養了人的崇高精神。人生於自然，亦養於自然；他從大自然學到好好做人的道德。大自然與人是二而為一的。 大自然這樣善良、仁慈、誠摯，而且慷慨，人既然是大自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的本性必然也是善良、仁慈、誠摯，而且慷慨的。中國人的性善的信念就是由此而來。邪惡只是善良的本性墮落的結果。中國偉大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始終信賴人的善良本性，就是這個緣故。偉大政治家如孫中山先生，偉大教育家如蔡孑民[18]先生，把任何人都看成好人，不管他是張三、李四，除非張三或李四確實證明是邪惡的。他們隨時準備饒恕別人的過錯，忘記別人的罪愆。他們的偉大和開明就在這裡。所以我國俗語說「宰相腹內可撐船」，又用「虛懷若谷」來形容學者的氣度。 大自然是中國的國師。她的道德觀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築於大自然之上。中國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隨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詩人的責任是追隨自然，科學家的責任則是控制自然。中國年輕一代在西方文明影響之下，已經開始轉變——從詩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賞轉變到科學的自然研究。中國此後將不單憑感覺和常識的觀察來了解自然，而且要憑理智的與科學的探討來了解自然。中國將會更真切地認識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國家臻於富強，使人民改善生活。 有人以為科學會破壞自然的美感，其實未必如此。我現在一面握筆屬稿，一面抬頭眺望窗外，欣賞著花園中在雨後顯得特別清新的松樹和竹叢。在竹叢的外邊，我還可以看到長江平靜徐緩地在重慶山城旁邊流過。大自然的美感使我心曠神怡。但是我如果以植物學觀點來觀察樹木，我會想到它們細胞的生長、樹液的循環，但是這種想法並不至於破壞我的美感。如果我以地理學的觀點來看長江，我可能想到挾帶污泥的江水之下的河床，億萬年之前，這河床或許只是一塊乾燥的陸地，也可能是深海之底。這些思想雖然在我腦海掠過，但是長江優美的印象卻始終保留在我心裡，甚至使我產生更豐富的聯想。如果說對於細胞作用的知識足以破壞一個人對松樹或竹叢的美感，那是不可想像的。我覺得科學的了解只有使大自然顯得更奇妙更美麗。 中國人因為熱愛大自然的美麗，同時感覺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裡慢慢就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宿命論。無論人類如何努力，大自然不會改變它的途徑。因此，洪水和旱災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們不得不聽任命運的擺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們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輕鬆點。天命不可違，何必庸人自擾？我們發現中國的許多苦力也笑容滿面，原因在此。苦難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來順受？ 抗戰期間，中國人民表現了無比的忍受艱難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盡力而為之，其餘的聽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樂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風、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賞，不論你是貧是富。 二次大戰期間看現代文化（節選） 現代文化肇始於歐洲，美國文化不過是歐洲文化的一支而已。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自己發展出來的，歷史悠久，而且品級很高。現代思潮從歐美涌到後，中國才開始現代化。在過去五十年內，她已經逐漸蛻變而追上時代潮流，在蛻變過程中曾經遭受許多無可避免的苦難。中國已經身不由主地被西潮衝到現代世界之中了。 「現代文化」是個籠統的名詞。它可以給人許多不同的印象。它可以指更多更優良的作戰武器，使人類互相殘殺，直至大家死光為止。它也可以指更優越的生產方法，使更多的人能夠享受安適和奢華，達到更高的生活水準。現代文化也可以指同時促成現代戰爭和高級生活水準的科學和發明。它可以代表人類追求客觀真理，控制自然的欲望，也可以指動員資源和財富的交通建設和組織制度。對民主國家而言，它可以代表民主政治；對極權國家而言，它又可以代表極權政治。 這一切的一切，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項，都可以叫現代文化——至於究竟什麼最重要，或者什麼最標準，似乎沒有任何兩個人的意見會完全相同。那麼，在過去多災多難的五十年中，中國究竟在做些什麼呢？她可以說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有時候，她似乎已掉進陷阱，正像一隻蒼蠅被蜜糖引誘到滅亡之路。有時候，她又似乎是被一群武裝強盜所包圍，非逼她屈服不可。她自然不甘屈服，於是就設法弄到武器來自衛。總而言之，她一直在掙扎，在暗中摸索，最後發現了「西方文化」的亮光，這亮光里有善也有惡，有禍也有福。 哪些是她應該努力吸收的善因，哪些又是她必須拒斥的禍根呢？這問題似乎沒有一致的結論，個人之間與團體之間都是如此。她所遭遇的禍患，也可能在後來證明竟是福祉。……[19]在另一方面，她接納的福祉在後來卻又可能夾帶著意想不到的禍患。例如我們因為過分相信制度和組織，竟然忘記了人格和責任感的重要。因缺乏對這些品德的強調而使新制度新組織無法收效的例子已經屢見不鮮。 少數以剝削他人為生的人，生活水準確是提高了。汽車進口了，但是他們從來不設法自己製造。事實上要靠成千的農夫，每人生產幾百擔穀子，才能夠賺換一輛進口汽車的外匯。現代都市裡的電燈、無線電、抽水馬桶等等現代物質享受，也必須千千萬萬農夫的血汗來償付。我們以入超[20]來提高生活水準，結果使國家愈來愈貧困。 但是生活水準是必須提高的，因此而產生的禍害只有靠增加生產來補救。為了增加生產，我們必須利用科學耕種、農業機械和水利系統。 這種工作勢將引起其他新的問題。我們吃足了現代文化的苦頭，然而我們又必須接受更多的現代文化。我們如果一次吃得太多，結果就會完全吐出來。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吃得太少，卻又不夠營養。現代文化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就是這樣。無論如何，中國還是不得不跟著世界各國摸索前進。 西方在過去一百年中，每一發明總是導致另一發明，一種思想必定引發另一種思想，一次進步之後接著必有另一次進步，一次繁榮必定導致另一次繁榮，一次戰爭之後必有另一次戰爭。唯有和平不會導致和平，繼和平而來的必是戰爭。這就是這個世界在現代文化下前進的情形。中國是否必須追隨世界其餘各國亦步亦趨呢？ 大家都在擔憂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另一次大戰爭真的發生的話，很可能仍像第一次大戰一樣爆發於東歐和中歐，也可能像第二次大戰一樣爆發於中國的東三省。中歐的人民想在別處找個生存空間，至於中國的東北，則是別國人民想在那裡找生存空間。中歐是個人口稠密的區域，境內的紛擾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區域；東三省則是遼闊的真空地帶，很容易招惹外來的紛擾。二者都可能是戰爭的導火線，戰爭如果真的發生，勢將再度牽涉整個世界，未來浩劫實不堪設想。 確保東方導火線不著火的責任，自然要落在中國的肩膀上。因此今後二三十年間，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工業各方面的發展，對於世界和平自將發生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強盛興旺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合作之下，即使不能完全消弭戰爭的危機，至少也可以使戰爭危機大為減低。西方列強如能與中國合作，不但同盟國家均蒙其利，即對整個世界的和平亦大有裨益。西方國家在今後五六十年內至少應該協助中國發展天然資源，在今後二十年內尤其需要協助中國進行經濟復員和社會重建的工作。 在西方潮流侵入中國以前，幾百年來的禍患可說完全導源於滿洲和蒙古。甲午中日戰爭之後，日本一躍而為世界強國，遂即與帝俄搶奪滿洲的控制權，終至觸發日俄之戰。日本處心積慮，想利用東三省作為征服全中國的跳板，結果發生九一八事變。如果唐朝滅亡以後的歷史發展能夠給我們一點教訓的話，我們就很有理由相信，東三省今後仍系中國的亂源，除非中國成為強大富足的國家，並且填補好滿洲的真空狀態。 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和工業的工作上，中國需要時間和有利的條件從事試驗。這些條件就是和平和安全。國內和平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國家安全則有賴於國際間的了解。只有在東北成為和平中心時，中國才有安全可言。 我們必須從頭做起，設法把廣大的東北領土從戰亂之源轉化為和平的重鎮。在這件艱巨的工作上，我希望全世界——尤其是美國、英國和蘇俄——能夠與中國合作。如果它們肯合作，這件工作自然會成功，那不但是中國之福，也是全世界之福。 1921年，我承上海市商會及各教育團體的推選，並受廣州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曾以非官方觀察員身份列席華盛頓會議。翌年我又到歐洲訪問現代文化的發祥地。那時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歐洲各國正忙於戰後復員，主要的戰勝國則忙於確保永久和平。但是當時似乎沒有一個國家意識到，實際上他們正在幫著散布下一次大戰的種子。 法國已經精疲力竭，渴望能有永久和平。它目不轉睛地監視著萊茵河彼岸，因為威脅它國家生存的危機就是從那裡來的。法國的防禦心理後來表現在馬其諾防線上，它認為有了這道防線，就可以高枕無憂，不至於再受德國攻擊了。秦始皇（前259—前210）築長城以御韃靼，法國則築馬其諾防線以抵禦德國的侵略。但是中國的禍患結果並非來自長城以外，而是發於長城之內，法國及其「固若金湯」的防線，命運亦復如是。 英國忙於歐洲的經濟復興，並在設法維持歐陸的均勢。戰敗的德國正在休養將息。帝俄已經覆亡。一種新的政治實驗正在地廣人眾的蘇俄進行。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政治情勢。 美國因為不願捲入歐洲紛擾的旋渦，已經從多事的歐陸撤退而召開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就是在這次會議中簽訂的。此項公約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謂山東問題，經過會外磋商後，亦告解決，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終於靜悄悄地被放進墳墓。巴黎和會中曾決定把青島贈送給日本，所謂山東問題就是因此而起的。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的憤慨終於觸發了學生運動，在中日關係上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在此後二十年間，對中國政治和文化上的發展也有莫大的影響。巴黎和會的決定使同情中國的美國政界人士也大傷腦筋，終至演化為棘手的政治問題。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諾為中國伸雪因凡爾賽和約而遭受的冤抑。因此，美國固然從歐洲脫身，卻又捲入了太平洋的旋渦。二十年後的珍珠港事變即種因於此。 美國雖然是國際聯盟的倡導者，結果卻並未參加國聯的實際活動；法國唯一的願望是避免糾紛，防禦心理瀰漫全國；英國的注意力集中在維持歐陸均勢上面；結果國際聯盟形同虛設。它只會唁唁狂吠卻從來不會咬人。但是會員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還是一股腦兒往國際聯盟推，結果國聯就成了國際難題的垃圾堆。中國無法應付東北問題的困難時，也把這些難題推到國聯身上，因為日本是國聯的會員國。法國對瀋陽事變漠不關心，英國所關切的只是歐洲大陸的均勢，唯恐捲入遠東糾紛，因此國聯連向日本吠幾聲的膽量都沒有，結果只懶洋洋地打了幾個呵欠，如果說那是默認既成事實，未始不可。 國聯雖然一事無成，卻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教訓。世界人士可以從它的失敗中學習如何策劃未來的和平。國聯誕生於美國之理想，結果因會員國間利益之衝突，以及列強間的野心而夭折。 凡爾賽和約訂立後約二十年間，世局演變大致如此。由凡爾賽和約播下的戰爭種子在世界每一角落裡像野草一樣蔓生滋長，這些野草終於著火燃燒，火勢遍及全球。 但是政治究竟只是過眼雲煙，轉瞬即成歷史陳跡。恆久存在的根本問題是文化。我們無法否認歐洲已經發展了現代科學和民主制度，為人類帶來了許多幸福。 在我看起來，德國是個遍地是望遠鏡、顯微鏡和試驗管的國家。它的發明日新月異，突飛猛進。上海人甚至把高級舶來品統稱為「茄門貨」（德國貨）。德國人在物質發明上的確稱得起能手，但是在人事關係上卻碌碌無能。我想，這或許就是他們無法與其他國家和睦相處的原因。他們透過望遠鏡或顯微鏡看人，目光焦點不是太遠就是太近，因而無法了解人類的行為和情感。他們不可能把國際關係或人類情緒放到試管里去觀察它們的反應。在人類活動的廣大領域裡，德國人常常抓不到人性的要點或缺點。他們已經發展了其他民族望塵莫及的特殊才智，但是欠缺常識。他們的特長使他們在科學上窮根究底，對世界提供了許多特殊的貢獻；但是他們在常識方面的欠缺，卻使德國和其他國家同受其害。 英國人剛剛與德國人相反。他們是個常識豐富的民族，也是應付人事關係的能手。他們對國際事務的看法以及有關的政策富於彈性和適應性。他們從來不讓繩子拉緊到要斷的程度。如果拉著繩子另一端的力量比較強，英國人就會放鬆一點免得繩子拉斷。如果拉著另一端的力量比較弱，英國人就會得寸進尺地把繩子拉過來，直至人家脫手為止。但是他們絕不會放棄自己拿著的這一端——他們會堅持到底，不顧後果。在國際關係和殖民政策上，英國人的這種特性隨處可見。 英國人的特性中，除了彈性和適應性之外，同時還有容忍、中庸、體諒、公平以及妥協的精神。他們的見解從來不走極端，而且始終在努力了解別人的觀點，希望自己能因此遷就別人，或者使別人來接受他們自己的觀點。他們愛好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憎惡無法適應不同情況的刻板規律。 英國的拘謹矜持幾乎到了冷酷的程度，這是英國人最受其他民族討厭的一種特性，而且常常因此引起猜疑誤會。這種特性使英國人喪失了許多朋友。但是當你對他們有較深的認識時，或者說當他們對你了解較深時，你就會願意與他們交朋友了。 這許多特性湊合在一起時，英國的民主政治才成為可能。因為民主不是抽象的東西，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民主政治包含著民主先進國家的所有特長。翻開英國的憲政史，你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偏執、迫害、腐敗和殘忍的史實。許多生命，包括一位君主，曾經為民主犧牲。英國實行民主的經驗的確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不過，我們必須記住一項事實：英國的民主政治在聯合王國達成統一之後才迅速發展，美國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南北戰爭之後才突飛猛進。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統一與安全同時並進時，有組織的民主政治才能實現。英國幸而是小島組成的王國，四圍有海洋保護著。在古代，外國侵入英國是不容易的，因此英國人得以永久安全，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民主實驗。在民主的孕育和實驗期間，英國的生存始終未受外來侵略的威脅。 美國的情形也很相似。北美大陸本身就是一個大島，周圍的海洋使它不受外來的侵略。從英國來的早期殖民者帶來愛好自由的種子，這些種子遂即滋長為自由大樹，海洋則保護了這些大樹，免受外來侵略者的斧斤之擾。經過約一百年的發榮滋長，美國的民主已經根深蒂固，不但人事方面普遍進行實驗，即在物質方面也是如此，換一句話說，科學研究之風已吹遍美洲的每一角落。美國的民主固然由英國模型發展而來，美國的科學卻受德國之惠不淺。 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英國學院和德國大學的混合體。打個比喻，美國的學術服裝是由一件英國袍子和一頂德國帽子湊合而成的。美國大學裡男女學生的友好相處與交際自由，建立了自由研究的基礎。知識不受嚴格的管制，人與人的關係是經由學生團體的自由接觸而學到的，年輕一代的目光並未受到望遠鏡、顯微鏡或試驗管的局限，凡是有興趣的人都可以接受一種普遍文化的陶冶。 在大學部和研究院裡，美國學生普遍接受研究方法的訓練。德國學者的徹底精神普受讚許與提倡，但是這種徹底精神直到我進大學的時代才充分發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舊國旗中的紅黃藍白黑五色一度只剩下黑白兩色。理由是德國顏料因戰事關係已經無法再輸入中國。紐約一位美國化學家告訴我，在德國，通常是好幾位專家共同研究一種顏料，在美國卻是一位化學家同時研究好幾種顏料。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目前的情況已經有了改變，因為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美國人民已經深獲德國徹底精神的訣竅。 英國民主和德國精神在美國攜手並進，相得益彰。美國以其豐富的天然資源，強大的組織能力，以及對大規模建設的熱誠，已經一躍而登民主國家的首座。有一天，重慶的美國大使館舉行酒會，會中一位英國外交官對我說：「英國美國化了，俄國美國化了，中國也美國化了。」 「英國在哪一方面美國化了呢？」我問道。 「好萊塢電影就是一個例子。」他回答說。 「那麼俄國呢——你是不是指大工業？」 「是的。」 這使我聯想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社會改革和工業發展，這一切都帶著濃厚的美國色彩。但是我並沒有忘記：中國也已使衝激著她海岸的汪洋染上了她自己的色彩。 這位英國外交官用手指著綴有四十八顆星星[21]的美國國旗，帶點幽默地轉身問站在他身邊的一位美國高級將領說：「這上面是六行星星，每行八顆。如果你們增加一個新的州時，你們預備怎麼安排？」 「呃，我想它們排成七行，每行七顆星就成了。但是你問這個幹什麼？你心裡所想的是哪一個新的州？」 「英格蘭。」這位外交官回答說。我們大家都笑了。這當然只是一個笑話，但是從笑話里，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潮流。 ……[22]全世界雖然歷經戰爭慘禍，國際烏雲之中已經透露出一線曙光了。希望這一線曙光，在大戰勝利之後，能夠漸漸擴大而成為光芒萬丈的霽日。 美國已經決意參加未來的國際和平組織，它已經英勇地參加戰鬥，為永久和平而戰鬥。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正在形成中。中、美、英、蘇俄如能合力謀求和平，再由一個有效的世界組織來維護和平，永久和平並非不可能的。 就中國而論，在未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里，她尤須加倍努力，從事建設和復興。今後二三十年將是中國的興衰關頭。我們的努力能否成功，要看我們有無遠大眼光，有無領導人才，以及盟國與我們合作的程度而定。盟國與我們合作的程度，又要看我們國內的政治發展以及我們對國際投資所採取的政策而定。戰爭的破壞，敵騎的蹂躪，更使我們的復興工作倍形困難。 在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完成雙重的任務：第一是使她自己富強。第二是協力確保世界和平。在儒家的政治哲學裡，世界和平是最終的目的。中山先生根據儒家哲學，也把世界和平定為他的三民主義的目標。 我們如果能夠渡過這二三十年的難關，自然就可以駕輕就熟，繼續進行更遠大的改革和建設，為中國創造輝煌的將來，到那時候，中國自然就有資格協助世界確保永久的和平了。 ……[23] 現在我們中國人一提到唐朝文化，不禁眉飛色舞，心嚮往之，滿望能恢復舊日的光榮。唐朝的文化比起後來宋朝禁欲主義的文化要近人情得多。如果我們能從唐朝文化得到些靈感與鼓舞，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從唐人的繪畫裡，我們深深讚嘆唐人體格的強健。唐朝的音樂、舞蹈、詩歌、繪畫和書法都有登峰造極的成就，後代少能望其項背。 但是中國要想回到歷史上的這個輝煌時代是不可能的。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恢復過去的光榮，但是我們的文化卻始終在走下坡。因為環境已經改變了。唐代文化賴以滋長的肥沃土壤，已經被歷代禍亂的浪潮沖刷殆盡，但是我們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滅亡的覆轍，轉向在藝術、科學、軍事、政治、衛生、財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現代文明國家如美國等學習，我們或許會發現唐代的光榮將有重臨的一日。在維護和平的工作上，中國的職責將是相當重大的。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不少次的戰爭，但是這些戰爭多半屬於國內革命的性質。對外的比較少，國內戰爭多半是被壓迫的農民和苦難人民反抗腐敗的政府所引起。至於對外戰爭，性質上也是防禦多於攻擊。……[24] 孔子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教訓和孟子的民主觀念，都使中國適於做一個不願欺凌其他民族的現代民主國家。中國在戰後必須強調的是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科學方面應注重生產方法的應用，民主方面應強調國家的統一。科學和民主是現代進步國家的孿生工具，也是達成強盛、繁榮和持久和平的關鍵。 中國人民深通人情，特別注重待人接物的修養，生活思想習於民主，這一切都使中國具備現代民主國家的堅強基礎。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中國的民主社會組織相當松泛。中國人對於個人自由的強烈愛好，並未能與現代社會意識齊頭並進。強烈的家族觀念已經阻滯了使個人結合為廣大團體的過程。不過這種褊狹的觀念正在迅速衰退；現代社團已經在大城市裡相繼出現；進一步工業化之後，家族關係自將愈來愈鬆弛，個人社會化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 在知識方面，中國人看待事物的態度使她深通人情，但是也使她忽視概括與抽象的重要。她以詩人、藝術家和道德家的心情熱愛自然，因而胸懷寬大，心平氣和。但是這種對自然的愛好尚未推展到對自然法則的研究，人類要控制自然，必須靠這些法則作武器。以中國文化同化能力之強，她必定能慢慢地吸收西方在科學上的貢獻；以中國天然資源之富，人民智慧之高，科學的發展將使她前途呈現無限光明。物質文明發展之後，她的道德和藝術更將發揚光大；她的文學和哲學也將在現代邏輯方法和科學思想影響下更見突出而有系統。 在這個初步的和平與繁榮的新基礎上，中國將可建立新的防衛力量來維護和平。只有戰鬥中的夥伴才有資格成為和平時期的夥伴。中國八年抗戰[25]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已使舉世人士刮目相看。 現代科學，特別是發明和工業上的成就，將與中國的藝術寶藏和完美道德交織交融。一種新的文化正在形成，這種新文化對世界進步一定會提供重大的貢獻。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西南聯大進行曲（部分） 羅庸、馮友蘭 作 注釋 [1]本章節選自蔣夢麟先生的《西潮》，感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查閱。——編者注 [2]即公元1938年。——編者注 [3]哩，舊指英里，1英里≈1.609公里。查相關資料，湘黔滇旅行團總行程3500公里，其中步行距離約1160英里，約1866公里。其他出版物有採用約1300公里之說。——編者注 [4]海防，越南北部沿海城市。——編者注 [5]即公元1939年。——編者注 [6]指越南。——編者注 [7]灌縣，即今都江堰市。——編者注 [8]呎，舊指英尺。——編者注 [9]指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至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止的八年全國性抗日戰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年七七事變的抗日戰爭階段為中國局部抗戰。——編者注 [10]此處有刪減。——編者注 [11]此指中亞原土厥人活動地帶。此處陳述與史不符，笛和七弦琴為中原傳統樂器、歷史久遠，非外部傳入。胡琴則源自西北遊牧民族。——編者注 [12]以上各種事物傳入中國記載多有誤。除笛、七弦琴非外來之物外，傳入時間也多有誤。如西瓜、黃瓜、葡萄等很早就在新疆等地種植，傳入中原也遠在千年以前。胡椒至少在唐時已傳入中國。花生近年有說法認為中國也是起源地之一。馬鈴薯（洋山芋）、番茄在中國已有數百年歷史，白菜宋人已有記載，等等。——編者注 [13]回教是伊斯蘭教在我國的舊稱，1956年以後統稱伊斯蘭教。——編者注 [14]渥斯特郡辣醬油，今通譯為伍斯特郡醬，是一種英國調味料。——編者注 [15]自來火，指火柴，當時也叫「洋火」或「洋取燈」。——編者注 [16]洋油燈，指煤油燈。——編者注 [17]磺胺藥品，一類用於預防和治療細菌感染性疾病的藥物，應用廣泛，但可能引起過敏或腎臟損傷等。——編者注 [18]蔡孑民，即蔡元培，號孑民。——編者注 [19]此處有刪減。——編者注 [20]貿易逆差的舊式說法。——編者注 [21]1958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正式成為美國第49個州和第50個州，美國國旗上的星星也改為50顆。——編者注 [22]此處有刪減。——編者注 [23]此處有刪減。——編者注 [24]此處有刪減。——編者注 [25]這裡指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5年日軍戰敗投降之間的全國性抗日戰爭。——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