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評論 · 勝利後法國現代戲劇

下面幾齣戲都是法國勝利以後戲劇文學的收穫，營業記錄無從知道，寥寥幾齣，不見得就恰好代表，但是，有一點，從各自的造詣來看，劇作家們的努力、國泰民安所予的鼓勵，正可不言而喻。中國也是勝利了的。然而蕭索的景象，就像置身於嚴寒之中。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一出以抗戰為題材的戲，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歸入嚴肅劇drame一類也許差不了許多。這位劇作家尼茹瓦(Paul Nivoix) 可真算得上一位快手，似乎巴黎掙出納粹的魔掌沒有幾天，他就動手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在聖馬丁門劇院做初次獻演。導演就是劇院的經理昂斯藍 (Robert Ancelin)。封面寫著「獻給抗戰英雄德·高勒 (De Gaulle) 將軍」，在對話之中，劇作者表揚德·高勒將軍，也同情共產黨，誠然是一位法蘭西第一的愛國主義者。戲有四幕，名子叫做《巴黎的勝利》(La Victoire de Paris)。 時間很長，從一九三六年五月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聯合國軍隊收復巴黎為止，但是布景只有一個，壽散 (Chaussin)廠長的客室。他辦了一個機器工廠，是兩個人合夥辦的: 另一個是社會名流，投資; 壽散投的當然是力。故事相當曲折，性格相當刻劃，戲不是以口號開幕，落幕之前雖然有歡呼，不曾以口號迎合觀眾。壽散曾經費了千辛萬苦創建他的工廠，但是第一幕告訴我們，工人在罷工，他愛他的工廠，所以無形之中有了資方的心理，拒絕工人的要求。他的兒子昂代 (André) 學的是法律，然而不是勞工法，對於勞工向來蔑視。他的女兒克萊耳 (Claire) 正好相反，沒有哥哥那些紳土氣派 (壽散自己也沒有，昂代顯然是一個嬌生慣養的獨子)，通情達理，有膽量，也有器識。她和壽散所器重的一個年輕技師勒漏 (Renaud) 相愛。母親答應幫女兒的忙，她拿穩了壽散的同意。來了一位新聞記者，樓朗·怒(Laurent-Loup)，根據一件兇殺案的線索，盤問勒漏的身世，缺欠新聞道德，揭破勒漏是一個私生子的秘密，連勒漏自己也不清楚的秘密。勒漏不愉快不必說了，但是最氣忿的不是他，而是主人壽散: 他掐住樓朗·怒的頸項，一直把他攆到門外。壽散站在勒漏這方面，於是母女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父親同意婚事。人人以為必然。出乎人人意外，壽散拒絕。勒漏辭職，永不來了。是什麼緣故讓壽散在最後成了一個不盡人情的家長: 太簡單了，基於一個更人情的理由: 勒漏是他的私生子。 但是第二幕來了，一九四〇年五月來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昂代是守衛馬吉漏防線的現役軍人，回家來過他的假期。父親壽散也換上了軍裝，是空軍一位隊長。他的合伙人，那位社會名流，外耳鬧 (Verlot) 先生，以為戰爭不會發生，即使發生，對於勝利也有把握。但是總司令部廣播了: 五月十日清晨，希特勒的軍隊已經侵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就在分手的時候，壽散向太太說破他的一度不忠實的行為和後果。太太饒恕了他。壽散表示他如若戰死，工廠希望交給勒漏主持，後者已經訂了婚，因為身上有傷，喪失現役的資格。因為愛丈夫，寬宏大量的太太全允許了。 第三幕把我們帶到巴黎淪陷的末期。工廠已經停工了，勒漏加入游擊隊作戰。壽散從軍沒有信息，人人以為他為國捐軀了。那位社會名流如今轉變論調，跟著那位沒有新聞道德的樓朗·怒提倡擁護德意志的理論。樓朗·怒如今成了占領區的紅人，現代日報社的社長。他們利用壽散夫人的名義，約了勒漏來談判，要他恢復工廠; 他們向他表示同情，他的母親和太太全在英美轟炸之下死了，但是他拒絕他們的建議。同時，昂代拖著一個帶病的身子從德國回來，不是被俘虜去的，也不是被強迫做工去的，而是志願到德國去工作的: 他從東歐帶來加強反赤的信息。但是轟炸開始了，就在人人逃避的時候，壽散回到故鄉。他前一天乘降落傘墜下，在這大轟炸之中，奉行破壞自己的工廠的重要任務。他的兒子攔阻他，但是他的另一個兒子幫他完成了使命。這裡應當是高潮。從前他那樣心疼他的工廠，甚至於反對罷工，如今親自把它毀了，為了祖國，為了不要它被敵人利用。 如今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戲到了最後一幕，法國軍隊收復巴黎，巷戰也在逐漸結束。昂代在巷戰之中為自己贖罪，兩位經濟和言論的淪陷紅人被捕了，彼此互相攻訐，外耳鬧口口聲聲都是「我的朋友壽散」。壽散站在他的兒子中間，最後道: 「戰爭完全結束了以後，我們三個人有一件大事要完成: 重建工廠!」 勒漏的回答是: 「要想完成這個工作，有一個責任: 團結起來!」 這不是一出什麼了不起的好戲，然而作為一個了解法蘭西的復興的幫助，《巴黎的勝利》的確說明了不少。這是一出應景戲，然而，有故事，有人物，主題明顯，語言並不俗套，也就難能可貴了。我這裡比較說的特別詳細，那是因為，大家明白，我們在勝利之初正少這樣一齣好戲: 鼓勵建國和團結。 第二個我要介紹的是一出三幕喜劇，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聯，但是主題另有所在。戲的名字叫《老闆娘》 (La Patronne)，編導是昂代·呂蓋 (AndréLuguet)，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上演。第一幕時間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席冒乃 (Simonet) 先生家鄉的房子。他的職業是時裝，他在巴黎開著一家有名的婦女時裝店，職業給了他一種習染的性格: 雅致、溫柔、斯文，所以雖然是一個獨身男子，「老闆娘」成了他的綽號。屋子外面是大風雨，老闆娘和他的男朋女友在屋子裡面談笑，忽然轟隆一聲，什麼東西從天空墜在他的菜園。一架私人飛機失事了。他們救活了駕駛師，那上面就是他一個人，還有一隻小狗。他沒有受傷，很快他就恢復常態了。席冒乃發見他只是一個年輕女人; 叫做阿涅絲 (Agnès)，從小喜歡弄機械，一身短打，膽子大，活脫脫一個頑皮野孩子。到了第二幕，當然，根據異性相吸的原理，「老闆娘」和這野孩子成了情侶。「老闆娘」知道體貼，也學會了妒忌，甚至於「老闆娘」這個諢稱，他也知道反抗。這是一幕有趣的分析。然而大戰起來了。第三幕把我們帶到巴黎，而且是已經收復的巴黎。戰爭給了我們不少滄桑，也給我們帶來不少驚異。這是席冒乃的時裝店，但是主人一直沒有下落，在這裡主持一切的卻是那男性的阿涅絲。環境的磨練改變了她的性格，她不復是野孩子了，她把才力用在時裝上，為席冒乃的時裝店爭來最大的榮譽。然而她感到寂寞，想念席冒乃，希望他這柔荏的女性似的男子能夠在戰爭中間苟全性命。從店門那邊進來一位空軍將官，開口就說英文: May l come in?不是別人，原來正是「老闆娘」席冒乃!他是最後一批從大陸撤退到英倫的，加入義勇軍，而且因為他的情人阿涅絲曾經是飛機駕駛師，也就入了空軍訓練班。他在加拿大受訓兩年，然後參加作戰。……他成了一位軍人，一句話，這一對男女回到本位了，沾了大時代的光。 戲的主題是很明顯的，阿涅絲自己先說破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我們自己不知道的可能性。」 另外一出也是三幕喜劇，叫做《春天》(Printemps)，劇作者是亨利·胡塞葉 (Henri Houssaye)，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曾經在巴黎上演。做為處女作看，寫得這樣規矩，也就不易了。看名字，可以想到這齣小戲的主題是關於初戀的。十六歲的塞耳吉 (Serge)讓我們想到《費嘉洛的結婚》(Le Mariage de Figaro) 裡面的小表弟謝呂班 (Chérubin)，看見所有的女人都發生好感，尤其是他的表嫂伯爵夫人。當然，我們還會聯想到《雷雨》裡面的周。把三個春情發動的年輕人放在一起，塞耳吉最真實，也最怪誕。他先吃那個無名女人的醋，聽說她從巴黎來，要和義父住在一間房，把自己攆到樓底下，他氣跑了。但是當著這位溫存的女友，他不知不覺進了另一個世界，他的妒忌換了方向，如今是他吃義父(他不知道那就是他的親父) 的醋了。他成天和狗在一起，結果他把氣泄在狗身上，結果了狗的性命。 讓我們好笑的不是這個又瘋又傻的年輕人，倒是那位潔身自好的義父。他的自私，一種文明人獨有的品德，我們明白，獨身，然而需要女人，等女人提出結婚問題，立即找藉口把她回掉。他自然是一位作家，如許多法國大作家，要情婦，不要賢妻。法朗士，福樓拜，多少文豪不是這樣! 他自私到這種程度: 他在別墅計劃一部小說，拿春情發動的童子做對象，為了獲得正確的材料，他邀請他的情婦里絲 (Anne-Lise) 來和他一同消夏。這裡有兩種用意，一方面滿足他的肉慾的要求，一方面他要她報告他的義子對她的愛慕的情況。里絲全依從了他，希望結婚是她的溫順的酬勞。他的確妒忌了，甚至於決定打發他的義子回到母親 (他的舊日的情婦，老早就不愛她了) 身邊去，然而結婚兩個字把他嚇回去了。 同時里絲說得也對，在這種社會，一個女人必須為自己找到保障，於是雖說彼此相愛，她立即回到巴黎和一個富商結婚去了，她不敢錯過另一個機會。 法國劇作家正如法國小說家，對於愛情一直牢牢抓在手心，觀察、推敲、揉搓，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嘆一口氣，無能為力，等到跳出這個陷阱時候，已經把單調和細緻變成了病根。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巴黎上演了另一出現代戲，主題是在錯綜的人世永遠找不到理想的愛情。劇作者是拉斯派耳 (Pierr Jean Lasepyres)，戲的名字叫做《西方牧歌》 ( Western Idylle)。這種戲，不悲也不喜，劇作者的用心是在表現本人的一個觀點，一個看法，風物只是觀念的襯托，哲理的味道濃了，作為戲看，假如安排稍稍偏於矯情，有意，劇作者容易喪失觀眾的普遍的感受。《西方牧歌》便有這種現代感覺。兩個女人為自己尋找理想的男子，她愛的男子不管她，卻愛另一個不愛他的女人。這後一個女人給自己夢想了一個男子，他來了，不相愛，又岔開了。天下沒有美滿的因緣。不知足正是人生的美麗——或者憂鬱的根源。 現代文學往往呈有一種奇異的迷人的憂鬱。我們不想否認憂鬱接近人生的本質，否則也不會有那樣多的宗教和哲學，如閒花野草一般長滿了大地。然而宇宙的隱秘對於古人是那樣深厚，人類的未來似乎具有無盡的可能留給人生，即使是在最悲最慘的悲劇，劇作家也把春天的信息醞釀在他們所提供的窒息的氣氛之中。活到二十世紀，文化的歷史似乎太長了，經驗在一方面成為一種知識，在另一方面成為一種壓抑，過去長而且重，未來顯得分外短淺，詩人馬拉耳麥 (Mallarmé) 曾經有一行名詩說破知識分子的悲哀: 肉是憂鬱的，唉! 我念了所有的書， 逃開! 逃開人世! 《西方牧歌》便有這種追求理想的失敗的憂鬱，但是在最後，還把勇氣留給我們。這不是一出什麼好戲，然而臨到阿拜耳陶·薩維尼奧 (Alberto Savinio) 的《雨力斯隊長》 (Le Capitaine Ulysse)，驚於他的手法的新奇，我們真還一時難於說出它的價值。它讓我思維了許久，能夠使我思維了許久，我相信自有它的不平凡者在。 劇作者一開始就告訴我們，故事發生在「現時」。人物的語言往往攙有濃重的現時的情調，說英文，吸雪茄，吸紙菸，但是故事和人物完全屬於過去，屬於傳說: 雨力斯隊長正是古希臘的雨力斯，伊薩克 (Ithaque) 的國王，出征十年，最後又在海上漂流十年，故事也正是荷馬的史詩，但是集中了，變化了，變化到了一種兩不相熟的境地。技巧在這裡起了奇怪的作用。它不復是表現的工具，不復屬於正常的生活，而是技巧本身即是觀念的說明，我們明白劇作者的用意不是在說一個故事，而是在拿一個故事來說明他本人對於人生的看法。戲的形式已經屬於一種新奇味道，當然，我們全知道，把觀眾拉上舞台自古有之，然而像薩維尼奧使用的方式，可能為演出增加不少困難。同時人物的支配，強烈地加深新奇而又加深哲理的成分: 一個演員飾演三個不同的女子，一個演員飾演雅典女神和家庭教師。把女神和教師做為一個化身，我們立即明白這指理性而言，鼓勵人類勇往前進，然而明白凡百皆空。至於三個不同的愛的對象由一個演員飾演，劇作者要我們明白理想的本質只是重複，所不同者僅僅是環境和感情的迷離，也是顯而易見， 停在雨力斯的記憶的，是他的老妻白乃勞浦 (Penelope) 的「完美」意象。席耳絲 (Circe) 女妖曾經迷惑了他一時，最後他在雅典女神庇護之下還是走了。雨力斯曾經告訴我們: 十年以來，我在海上地上漂泊，追尋那命運拒絕我看見的妻子和祖國。我這個欲望從來沒有熄滅。我在路上遇見的障礙越多，我心裡越是焦切。最大的幸福，最意外的幸福——你知道，席耳絲，一個生人所能夢想到的最大的幸福，你全給了我——就是這種最大的幸福，也沒有一層薄雲可以掩住這唯一的希望，這最高的鵠的，然而我向這最高的鵠的伸手過去，得到的只是看見它永遠往更遠處逃去，席耳絲，不要相信我以外還有我。我求你放我走，也就是為了這唯一的理由。我的全部生命就在這欲望之中，這唯一的欲望之中。 全戲的進行拿這一段話作為根據。雨力斯拋棄了席耳絲，也拋棄了喀里浦掃 (Crlypso)，另一個過路的情人，他發見她和席耳絲並不兩樣。他最後回到家，會見他念念不忘的白乃勞浦，然而，天! 這仍是席耳絲。白乃勞浦妨害他尋到白乃勞浦。現實的單調阻礙理想的高渺。 這齣悲劇在一九四六年成書問世。 同樣用傳說來寫戲，我還看到了兩齣，一出是布艾里耶(Saint-Georges de Bouhélier) 的《自由之歌》 (Le Chant de la Liberté)，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奧代翁劇院公演。那就是席勒 (Schiller) 的《威廉退爾》。布艾里耶減去席勒的浪漫氣氛，繁瑣場面，用現實和心理充實英雄的內在生命。另一齣戲是法布耳(Lucien Fabre) 的《屯斯當和伊色》(Tristan et Yseult)。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巴黎上演。這和前者同屬改編，這裡拿愛情作主題。 一出著名的改編是阿魯伊 (Jean Anouilh) 的《安娣高妮》(Antigone)，一九四三年在巴黎上演，由於反抗暴君的統治，在淪陷期間獲得特殊成功，如今是法國在外國最流行的劇本，曾經在前線慰勞士兵，去年曾經在紐約，今年甚至於也在上海演過。這是古希臘給後人留下的最高的悲劇成就之一，如今由阿魯伊重新理過，留下純潔的成分，卻也加強了不少成分，有時候我們感到稍稍過分，例如安娣高妮，似乎只是一個原則的化身，對立加強鬥爭，但是越在人情之中越有分量。合唱隊在這裡變成一個人，他穿著一身黑禮服，介紹人物，說明背景，到了最後，有時又是心理的反映，提醒而且安慰，當然始終還保持一個演出者兼旁觀者的身份。線條在這裡單純化了，戲劇性更濃了，但是抒情成分少了，同時形式新奇，是一種演變，然而不見得就是一種進步，原因在這裡是簡單的，劇作者的用意遠過於環境的決定，改編劇本喪失古希臘的渾厚。人物採用現代裝束，顏色注重黑，深沉而嚴肅。劇作者喚起我們的錯覺，然而缺乏圓適的歷史的襯托，我們的錯覺得不到自然的適應。我相信演出的經濟易舉或許更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阿魯伊是法國現代劇作家中比較最年輕也最有前途的一位，一九一〇年生於包爾斗 (Bordeaux)，如今也不過三十七歲。他有兩本戲劇集出版，一本是《黑戲》(Pieces Noires)，一本是《紅戲》(Pieces Rose)，前者屬於嚴肅劇，後者屬於趣劇，每本都有幾齣戲，成就全很高，有時候讓人想起易卜生。有時候讓人想到蕭伯納，卻又處處全是法國人獨有的機智和明淨。假如可能，希望另有一個機會專談他，如今我這裡暫且從簡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出似乎胡鬧而又充滿人性的喜劇，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在巴黎上演，戲的名字是《流氓上天》(Les Gueux au Paradis)，由馬當 (G.M.Martens) 和奧拜 (AndréObey) 兩個人合作。這裡是幻想，是現實，是人性，是遊戲，是諷笑，是感情。兩個壞蛋，一個是好吃肉的布勒 (Boule)，一個是好喝酒的芮皆(Rietje)，決定冒雪朝山，扮成兩位聖者，芮皆扮做聖尼高拉，戴了一掛大鬍子，布勒扮做黑人聖尼高代穆，臉上塗了黑。布勒掛了一身香腸，芮皆自然也掛了一身酒瓶，他們還騎了一匹驢去。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和鄉間的巡警吵鬧，踢了他一腳，跨上驢，跑出店門，但是過來一輛汽車，把兩個人全撞傷了。四鄰把兩個不省人事的荒唐鬼抬到酒店裡頭。 但是第二幕把意想不到的變化給了我們。這一對壞蛋如今死了，仍是聖者裝束，在路上相遇，發現各自只是鬼魂。路在幕外。於是幕起了，來到一所美國酒館似的陰陽怪氣的房子，原來他們到了地獄的關口。魔鬼尊敬他們，把他們當做真正的聖者，然而貪吃好喝害了他們，就在魔鬼圍著他們吵鬧之際，上帝的太陽升起，他們脫出重圍，來到天門外邊。執掌天門的聖彼得最初也几几乎讓他們混進天堂。真正的聖尼高拉和聖尼高代穆來了，經過雙重的考驗，揭破他們的虛假，聖彼得端出一本功過簿，讀著他們在人間的罪惡，要把他們重新打入地獄，但是聖母來了，做了他們的義務辯護。 第三幕發見他們身靠身躺在床上。他們慢慢甦醒了，然而他們各自的親人正在忙亂他們的後事。陽世的溫暖，人情的忠厚，給了他們活著的勇氣。人人把他們當做殭屍。最後一個小孩子把他們當做聖者，說了一篇天真爛漫的話。小孩子的信心喚醒他們良善的本性，也只是小孩子而已。兩家人團聚了，兩個假冒為善的聖者開始上路進香。 劇作者的手法，假如我們回憶一下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戲劇，就知道這裡並沒有什麼創造，但是自然主義的陰沉和象徵主義的嚴事，例如司春德拜格 (Strindberg) 的《鬼舞曲》(The Ghost Sonata)，或者例如霍普曼 (Hauptmann) 的傑作《小哈乃》(Hannele)，或許因為不是喜劇，不像《流氓上天》這樣溫暖。也許正為了這種溫暖，我們反而嫌它軟弱。 感謝毛芮 (Jean Morit) 先生，讓我最先也最久讀到這些同代的劇作。 六月二十八日 (載1947年8月15日《文藝春秋》第5卷第2期) 《大路上》附記 《大路上》可能是柴霍甫[1]最早的劇作 (一八八四年) 直到柴氏去世已久，一九一四年左右，才在官方的審查處發現。一八八五年，柴氏用了一個筆名柴孔特 (A.Chekonte) 把稿本送進官廳審查，便被扣下了。檢查者在上面批了一句: 「一出敗壞心志的齷齪戲——不得上演。」但是，謝天謝地，這齣獨幕傑作總算從虎口奪了出來。有了《大路上》我們就恍然於《櫻桃園》的成功並非偶然了。 (載1947年11月15日《文訊》第7卷第5期) * * * [1] 即契訶夫。——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