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重於方法 ·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有方法便有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
現在有許多人說：治學問全靠有方法；方法最重要，材料卻不很重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麼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績。糞同溺可以作科學的分析，《西遊記》同《封神演義》可以作科學的研究。
這話固然不錯。同樣的材料，無方法便沒有成績，有方法便有成績，好方法便有好成績。例如我家裡的電話壞了，我箱子裡儘管有大學文憑，架子上儘管有經史百家，也只好束手無法，只好到隔壁人家去借電話，請電話公司派匠人來修理。匠人來了，他並沒有高深學問，從沒有夢見大學講堂是什麼樣子。但他學了修理電話的方法，一動手便知道毛病在何處，再動手便修理好了。我們有博士頭銜的人只好站在旁邊讚嘆感謝。
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道這上面的說法只有片面的真理。同樣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績也就不同。但同樣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績也就有絕大的不同。這個道理本很平常，但現在想做學問的青年人似乎不大了解這個極平常而又十分要緊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鄭重討論的必要。
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敦（newton）a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築在證據之上。戴震、錢大昕的方法，同達爾文（darwin）、柏司德（pasteur）的方法，也是一樣的：他們都能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參看《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頁二〇五——二四六）。
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成立於顧炎武同閻若璩；顧炎武的導師是陳第，閻若璩的先鋒是梅。陳第作《毛詩古音考》（1601-1606），注重證據；每個古音有「本證」，有「旁證」；本證是《毛詩》中的證據，旁證是引別種古書來證《毛詩》。如他考「服」字古音「逼」，共舉了本證十四條，旁證十條。顧炎武的《詩本音》同《唐韻正》都用同樣的方法。《詩本音》於「服」字下舉了三十二條證據，《唐韻證》於「服」字下舉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
梅是明正德癸酉（1513）舉人，著有《古文尚書考異》，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這個方法到了閻若璩的手裡，運用更精熟了，搜羅也更豐富了，遂成為《尚書古文疏證》，遂定了偽古文的鐵案。有人問閻氏的考證學方法的指要，他回答道：
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
他舉孔子適周之年作例。舊說孔子適周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1）昭公七年（《水經注》）
（2）昭公二十年（《史記·孔子世家》）
（3）昭公二十四年（《史記索隱》）
（4）定公九年（《莊子》）
閻氏根據《曾子問》里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恰遇日食一條，用算法推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斷定孔子適周在此年。（《尚書古文疏證》卷八，第一百二十條）
這都是很精密的科學方法。所以「亭林、百詩之風」造成了三百年的樸學。這三百年的成績有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證學，金石學，史學，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稱為「科學的」；其間幾個最有成績的人，如錢大昕、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嚴可均，都可以稱為科學的學者。我們回顧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自然不能不對這班大師表示極大的敬意。
然而從梅的《古文尚書考異》到顧頡剛的《古史辨》，從陳第的《毛詩古音考》到章炳麟a的《文始》，方法雖是科學的，材料卻始終是文字的。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究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只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故紙堆的火焰而已！
我們試回頭看看西洋學術的歷史。
當梅的《古文尚書考異》成書之日，正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革命大著出世（1543）之時。當陳第的《毛詩古音考》成書的第三年（1608），荷蘭國里有三個磨鏡工匠同時發明瞭望遠鏡。再過一年（1609），義大利的葛利略（galileo）也造出了一座望遠鏡，他逐漸改良，一年之中，他的鏡子便成了歐洲最精的望遠鏡。他用這鏡子發現了木星的衛星，太陽的黑子，金星的光態，月球上的山谷。
葛利略的時代，簡單的顯微鏡早已出世了。但望遠鏡發明之後，複合的顯微鏡也跟著出來。葛利略（1642）死後二三十年，荷蘭有一位磨鏡的，名叫李文厚（leeuwenhoek），天天用他自己做的顯微鏡看細微的東西。什麼東西他都拿來看看，於是他在蒸餾水裡發現了微生物，鼻涕里和痰唾里也發現了微生物，陰溝臭水裡也發現了微生物，微菌學從此開始了。這個時候（1675）正是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成書的時候，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還在著作之中。
我們看了這一段比較年表，便可以知道中國近世學術和西洋近世學術的劃分都在這幾十年中定局了。在中國方面，除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一部奇書之外，都只是一些紙上的學問；從八股到古音的考證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終究還是紙上的工夫。西洋學術在這幾十年中便已走上了自然科學的大路了。顧炎武、閻若璩規定了中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耳、牛敦規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學術的局面。
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的材料完全不同。顧氏、閻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實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鑽來鑽去，總不出這故紙堆的範圍；故三百年的中國學術的最大成績不過是兩大部《皇清經解》而已。實物的材料無窮，故用望遠鏡觀天象，而至今還有無窮的天體不曾窺見；用顯微鏡看微菌，而至今還有無數的微菌不曾尋出。但大行星已添了兩座，恆星之數已添到十萬萬以外了！前幾天報上說，有人正在積極實驗同火星通信了。我們已知道許多病菌，並且已知道預防的方法了。宇宙之大，三百年中已增加了幾十萬萬倍了；平均的人壽也延長了二十年了。
然而我們的學術界還在爛紙堆里翻我們的斤斗。
不但材料規定了學術的範圍，材料並且可以大大地影響方法的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證學只能跟著材料走，雖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卻不能捏造材料。從文字的校勘以至歷史的考據，都只能尊重證據，卻不能創造證據。
自然科學的材料便不限於搜求現成的材料，還可以創造新的證據。實驗的方法便是創造證據的方法。平常的水不會分解成輕氣養氣a；但我們用人工把水分解成輕氣和養氣，以證實水是輕氣和養氣合成的。這便是創造不常有的情境，這便是創造新證據。
紙上的材料只能產生考據的方法；考據的方法只是被動的運動材料。自然科學的材料卻可以產生實驗的方法；實驗便不受現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隨意創造平常不可得見的情境，逼拶出新結果來。考證家若沒有證據，便無從做考證；史家若沒有史料，便沒有歷史。自然科學家便不然。肉眼看不見的，他可以用望遠鏡，可以用顯微鏡。生長在野外的，他可以叫他生長在花房裡；生長在夏天的，他可以叫他生在冬天。原來在人身上的，他可以移種在兔身上，狗身上。畢生難遇的，他可以叫他天天出現在眼前；太大了的，他可以縮小；整個的，他可以細細分析；複雜的，他可以化為簡單；太少了的，他可以用人工培植增加。
故材料的不同可以使方法本身發生很重要的變化。實驗的方法也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然而因為材料的性質，實驗的科學家便不用坐待證據的出現，也不僅僅尋求證據，他可以根據假設的理論，造出種種條件，把證據逼出來。故實驗的方法只是可以自由產生材料的考證方法。
葛利略二十多歲時，在本地的高塔上拋下幾種重量不同的物件，看他們同時落地，證明了物體下墜的速率並不依重量為比例，打倒了幾千年的謬說。這便是用實驗的方法去求證據。他又做了一塊板，長十二個愛兒（每個愛兒長約四英尺），板上挖一條闊一寸的槽。他把板的一頭墊高，用一個銅球在槽里滾下去，他先記球滾到底的時間，次記球滾到全板四分之一的時間。他證明第一個四分之一的速度最慢，需要全板時間的一半。越滾下去，速度越大。距離的相比等於時間的平方的相比。葛利略這個試驗總做了幾百次，他試過種種不同的距離，種種不同的斜度，然後斷定物體下墜的定律。這便是創造材料，創造證據。平常我們所見物體下墜，一瞬便過了，既沒有測量的機會，更沒有比較種種距離和種種斜度的機會。葛氏的試驗便是用人力造出種種可以測量，可以比較的機會。這便是新力學的基礎。
哈維研究血的循環，也是用實驗的方法。哈維曾說：
我學解剖學同教授解剖學，都不是從書本子來的，是從實際解剖來的；不是從哲學家的學說上來的，是從自然界的條理上來的。（他的《血液運行》自序）
哈維用下等活動物來做實驗，觀察心房的跳動和血的流行。古人只解剖死動物的動脈，不知死動物的動脈管是空的。哈維試驗活動物，故能發現古人所不見的真理。他死後四年（1661），馬必吉（malpighi）用顯微鏡看見血液運行的真狀，哈維的學說遂更無可疑了。
此外如佗里傑利的試驗空氣的壓力，如牛敦的試驗白光的七色，都是實驗的方法。牛敦在暗室中放進一點日光，使他通過三稜鏡，把光放射在牆上。那一圓點的白光忽然變成了五倍大的帶子，白光變成了七色：紅，橘紅，黃，綠，藍，靛青，紫。他再用一塊三稜鏡把第一塊三稜鏡的光收回去，便仍成圓點的白光。他試驗了許多回，又想出一個法子，把七色的光射在一塊板上，板上有小孔，只許一種顏色的光通過。板後面再用三稜鏡把每一色的光線通過，然後測量每一色光的曲折角度。他這樣試驗的結果始知白光是曲折力不同的七種光複合成的。他的實驗遂發明了光的性質，建立了分光學的基礎。
以上隨手舉的幾條例子，都是顧炎武、閻若璩同時人的事，已可以表見材料同方法的關係了。考證的方法好有一比，比現今的法官判案，他坐在堂上靜聽兩造的律師把證據都呈上來了，他提起筆來，宣判道：某一造的證據不充足，敗訴了；某一造的證據充足，勝訴了。他的職務只在評判現成的證據，他不能跳出現成的證據之外。實驗的方法也有一比，比那偵探小說里的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罪人不能不呈獻真憑實據。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逼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結果呢？我們的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只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驗的大路上去，所以我們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於人生有何益處？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這三百年的考證學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價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絕大的部分卻完全是枉費心思。如講《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漢人的「方士《易》」；講《詩經》而推翻鄭樵、朱熹，回到漢人的荒謬詩說；講《春秋》而回到兩漢陋儒的微言大義，——這都是開倒車的學術。
為什麼三百年的第一流聰明才智專心致力的結果仍不過是枉費心思的開倒車呢？只因為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一個「古」字底下罩著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鑽故紙的朋友自己沒有學問眼力，卻只想尋那「去古未遠」的東西，日日「與古為鄰」，卻不知不覺地成了與鬼為鄰，而不自知其淺陋愚妄幼稚了！
那班崇拜兩漢陋儒方士的漢學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學精神的大師——顧炎武、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的科學成績也就有限的很。他們最精的是校勘訓詁兩種學問，至於他們最用心的聲韻之學簡直是沒有多大成績可說。如他們費了無數心力去證明古時有「支」、「脂」、「之」三部的區別，但他們到如今不能告訴我們這三部究竟有怎樣的分別。如顧炎武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到底還不值得一個廣東鄉下人的一笑，因為顧炎武始終不知道「逼」字怎樣讀法。又如三百年的古音學不能決定古代究竟有無入聲；段玉裁說古有入聲而去聲為後起，孔廣森說入聲是江左後起之音。二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定論。卻不知這個問題不解決，則一切古韻的分部都是將錯就錯。況且依二百年來「對轉」、「通轉」之說，幾乎古韻無一部不可通他部。如果部部本都可通，那還有什麼韻部可說！
三百年的紙上工夫，成績不過如此，豈不可嘆！紙上的材料本只適宜於校勘訓話一類的紙上工作；稍稍逾越這個範圍，便要鬧笑話了。
西洋的學者先從自然界的實物下手，造成了科學文明，工業世界，然後用他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文字的材料。科學方法是用慣的了。實驗的習慣也養成了。所以他們的餘力便可以有驚人的成績。在音韻學的方面，一個格林姆（grimm）a便抵得許多錢大昕、孔廣森的成績。他們研究音韻的轉變，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官。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為有系統的科學。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bernhard karlgren）a費了幾年的工夫研究《切韻》，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的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
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廿七期）
珂先生的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三百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工夫。
我們不可以從這裡得一點教訓嗎？
紙上的學問也不是單靠紙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單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夠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幫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韻學抵不得一個外國學者運用活方言的實驗。幾千年的古史傳說禁不起三兩個學者的批評指摘。然而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j。g。anderson）b發現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几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p re licent）c發現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几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現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a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几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
所以我們要希望一班有志做學問的青年人及早回頭想想。單學得一個方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關頭是你用什麼材料。現在一班少年人跟著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嘆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消磨在這故紙堆里，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里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