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涯回憶 · 上了經館和學堂
回到南昌以後，我父親在新淦縣三湖鎮找到了工作。這裡有一道漳江，兩岸都栽了橘子樹，我的家就像埋在橘子林里。我在家裡學了一些八股文。我作過「起講」，也學了詩，懂了平仄，學作過五絕。我記得在「兩個黃鸝鳴翠柳」一題里，我有這樣十個字：「枝橫長岸北，樹影小橋西。」後來我懂一點兒詩，覺得這根本不合題。但我初學作詩，確是這樣胡亂堆砌的。這作風，維持了兩三年之久。我到了三湖，覺得在這裡住家非常的好，這裡有大河激浪，橘樹常綠，心想如此詩境多麼好，就從這裡學起詩來吧。我就常在橘林邊的白沙堤上散步，堤外有一道義渡，堤上有一座小小的塔，比在城市小巷裡接近大自然得多了。
這時我父親要我在古文上下點功夫，再送我上學堂。正有一位古文很好的蕭先生在附近開設了一座經館，父親就送我去念書了。在從前，父命是不能違抗的。這經館周圍的風景比我家還美，四周全是橘子林，門口有一條石板路，閃開一片大空場，場裡有水井，橘林外便是漳江，經館是姓姚的一個祠堂，院裡有兩棵大樹，若是晴天，太陽穿過大樹，照見屋裡碧油油的。最妙的是蕭先生收了一個姓管的學生，他們家裡買了許多小說，我們在一個房間攻讀，他和我很要好，常把書帶來借給我看。我就這樣讀了不少章回小說，無形中對章回小說的形式和特點有了一些體會。
在經館裡讀了一年書以後，我已十四歲了，父親又把我送入學堂。這時我不只看小說，還看書評。不過，那時候的書評，沒有後來風行的書評那麼尖銳和細緻，但是也可以幫助我懂得哪樣書好哪樣書壞了。譬如白話小說《兒女英雄傳》，我就看著他的言詞句子不錯，但對人物刻畫就差一些了。
那時候，商務印書館出了《小說月報》雜誌，我每月買一本，上面有短篇長篇創作，有翻譯小說，使我受益匪淺，於是我懂得買新書看了，跳出了只看舊小說的圈子，也可以算作一種躍進吧。我仔細研究翻譯小說，吸取人家的長處，取人之有，補我所無，我覺得在寫景方面，舊小說中往往不太注意，其實這和故事發展是很有關的。其次，關於寫人物的外在動作和內在思想過程一方面，舊小說也是寫得太差，有也是粗枝大葉地寫，寥寥幾筆點綴一下就完了，尤其是思想過程寫得更少，以後我自己就盡力之所及寫了一些。
我在學堂里讀了一陣書，父親又把我送到南昌敬賢門外的甲種農業學校去讀書，但是不到一年，父親去世了，母親就帶了我們子女回安徽潛山鄉間老家，我的學校生活也中止了。我很憂愁，但是讀小說的習慣卻依舊。我那年十七歲，寫了一篇四六文章的祭文，大膽地為父親除靈舉行家祭的靈堂上宣讀起來，把稿子也焚化了。我這時有些自負，對鄉間那些秀才、貢生不怎樣看得起，沒有什麼朋友。家中有一間書房，窗外有桂花樹，我常臨窗讀書，同鄉人因而送了我一個外號，叫我「大書箱」，意思是我只知念書。我那時真是終日吟詩，很少過問身外之事。
從墾殖學堂出來，去演話劇
我在鄉間過了半年多，有一個叔伯哥哥叫張東野，筆名張愚公（解放後曾任合肥市副市長，全國人大代表），當時在上海警察局當局長，他覺得我不讀書未免可惜，就叫我到上海去，打算讓我讀書。我到了上海之後，他打聽到蘇州辦了一個蒙藏墾殖學堂，我去考中了，就在蘇州住下來，這也為我日後寫小說寫了一些蘇白進去打了底子。
墾殖學堂就在蘇州留園的隔壁，到寒山寺和虎丘都很近。我那時是個貧寒學生，也不敢亂跑，課堂是樓房，打開窗戶，附近人家，麥地桑田，小橋花巷，都在目前。我在課餘就拿了書本靠在紅欄杆之旁細細地看。這時期我讀了《隨園詩話》《白香詞譜》《全唐詩合解》等。樓底下是花園一角，我也常去玩，高興起來就題幾句詩。
我在蘇州讀書，當然很好，可是我沒有錢用，於是想起投稿來。我試寫了兩篇短篇小說，一篇叫《舊新娘》，是白話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這時大概是一九一二年或一九一三年。我當時沒有一點兒社會經驗，並不十分懂得什麼叫「劫」，什麼叫新舊，姑且一寫就是了。稿子寫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郵，寄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輯部。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並沒有任何被選的幻想。可是事有出於意外，四五天後，一封發自商務印書館的信，放在我寢室的桌上。我料著是退稿，悄悄地將它拆開。奇怪，裡面沒有稿子，是編者惲鐵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選載。我這一喜，幾乎發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雜誌上寫稿，我的學問一定是很不錯呀！我終於忍不住這陣歡喜，告訴了要好的同學，而且和惲先生通過兩封信。但是我那兩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惲先生交出《小說月報》給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有十個年頭，也沒有露面。換句話說，是丟下字紙簍了。這封信雖然是編輯部對一般作者的覆信，但是對我的鼓勵卻很大，後來我當了五十年的小說匠，他的這封信是對我起了作用的。
我在墾殖學堂讀了一年書，正值二次革命起來了，我們這學校是國民黨辦的，所以也成了討袁軍的一支力量，把寫了「討袁軍」字樣的旗子掛起，可是沒有幾天就垮台了，學校也就解散。
這樣一來，我又失學了，可是我還沒有死心，帶了四五元錢去到南昌，找了一個補習學校補習英文、算術。想考大學，但是家中沒錢，父親過去在南昌置了點房產，所收房租只夠我付補習學校學費的，借債不是個長局。後來母親把房子賣了八九百元錢，由她收管度日，我不便拿。為了找出路，我就帶了一包讀書筆記和小說到漢口去了，因為有個本家叔祖張犀草在小報館裡當編輯。他雖然大我兩輩，年齡卻比我大得有限，他認為我的詩還不錯，就叫我投給幾家報館，但是並不給稿費，當時的小報館都窮得很，於是我的詩開始問世，卻還沒發表小說。
這時，我的堂兄張東野已到長沙改行演話劇，取了個藝名叫張顛顛，而且演得很紅。不久他也到漢口來，在漢口沒演成，又要到常德去，我於是也隨他到湖南去了。
我堂兄在常德參加的那個話劇社裡有兩位知名的話劇家，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陳大悲。我去了也參加演出，頭一場演《落花夢》，派我一個生角，是個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認為我演得還不錯，就是說話太快了一點兒，派戲人說，演演就好了，我聽了也很高興。初步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陳大悲也不過百多元。不過薪金是有名無實的，我從沒拿過三十元，十元也沒拿過，但是伙食很好。我的另一件工作是編說明書，一張說明書不過三五百字，沒有什麼為難，我的工作不忙，有時就約朋友出城去玩。
混到陰曆年邊，劇社就派了一個分班到津市去演出，我也去了，在這個小碼頭上演，生意卻很好。兩個月後又到澧縣，在這裡演了兩個月，好消息來了：袁世凱死了，我們全班人馬要到上海去演戲，我分了三十多元薪金，夠我到上海去的路費了。
到了上海，有個蕪湖《皖江報》的編輯郝耕仁和我堂兄住在一起，他大我十歲，是前清一個秀才，寫得一筆好字，能詩能文，他看我一點點年紀，和我堂兄一路瞎跑瞎混，認為究竟不是路子，他勸我，既有這番筆墨，可以到內地去找個編輯做做。這番話給我相當影響，但是一時沒有辦法。我隨了李君磐的戲班到了蘇州，可是因為我蘇州話說不太好，只得又隨另一批人到南昌去演戲，仍舊窮得混不下去，我就借了路費回了安徽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