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新語 · 人物與故事

斜陽古道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此陸放翁《小舟游近村》詩也。說話人，在兩宋已經很流行，放翁所說的瞎子唱新聞風尚，在我們浙東一直流行著。（唱新聞，乃是千百年來沿用的口頭語，並非新名詞。）負鼓乃是一種長約三尺的粗竹管，一頭蒙著牛皮，拍之嘭嘭作響；唱者把這種鼓背在肩上，故稱負鼓。右手拿著竹夾作「皆皆」響，一面唱，一面說，伴著這兩種樂器相應和，作「皆皆……蓬蓬」的節奏。正如放翁所寫的，唱新聞的不僅是唱《琵琶記》的曲文，而是講蔡中郎、趙五娘的故事了。聽趙五娘入京尋夫的悲慘境遇，流不盡辛酸淚，把蔡中郎說成一個負情郎，蔡伯喈地下有知，一定哭笑不得的。 十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我在贛南小住的時期，曾發下了宏願，要登台說書；說的題材，乃是我自己所寫的長篇小說《燈》。朋友們聽了，也就當作新聞來說，見了面就問我。我說：「當然有其事。」那位民眾教育館徐館長是我的熟朋友，他因為說書人所用題材太陳舊，不合時代要求，我這麼一建議，他大為贊成。（其實，說書並不一定要講新題材的，說舊題材更好。《桃花扇》中，寫柳敬亭說書，他對著侯方域、陳定生、吳次尾他們說《論語》，講的是「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風趣橫生，而且富有新義。我那時只是一種新興趣，對此道並未升堂呢！）當時約定每晚講兩小時，二十五分鐘的時事述評，十五分鐘的飯後小品，長篇小說占一時十五分。海報貼出，廣告、說明書都已齊全，可是磨難重重，並未實現。其始電廠修爐停電，擱了半個月；接著日本飛機連續夜襲，又擱了一個月；接上來西南戰事發生，一夕數驚，人心惶亂，我們匆忙流轉到贛東北去，說書的事便這麼流產了。不僅說書流產，連那一長篇小說，也在夜襲流亡、奔避中中斷了。不過，我時常聽聽各電台的說書，依舊覺得登台說書，還是有點道理的。（後來，才知道一位黎東方教授在重慶說新的《三國志》，自有新意義；許多事，正也是人同此理的。） 評話之風，在一千年前，隋唐之季，已經流行了。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見晚唐說話人所說的「三分」，已開下《三國演義》的規模。兩宋京都開封、杭州，說話之風更盛，分科立目，已成為社會流行的風尚。說話人在瓦舍開場，天天演唱，據《夢華錄》《夢粱錄》所記，有講史，有小說，有說經。小說又分煙粉、靈怪、傳奇、公案、說鐵騎兒數派。（可參看孫楷第的《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蘇東坡《志林》稱：「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人物褒貶，顯然取得了社會教育的地位，造成了新的輿論。不管陳壽《三國志》是怎樣一種權威的史書，千百年來的民眾，只知有《三國演義》，不知有《三國志》，只知有拿鵝毛扇唱空城計的孔明，不知有明法嚴刑的諸葛亮。再加上舊劇的扮演，連那位荒唐粗魯的關雲長，都轉換了人格，成為武聖了。 歷代說話人之中，不僅技術高超，代有名手，也有淹通古今明達事理，如我上面所說的柳敬亭。他說古道今，發揮新義，使當時名賢碩儒，擊節讚嘆；且出入公卿之門，成為第一流清客。可是他流寓秣陵，還是說「三分」、說《水滸》，以描寫武松打虎的神情見長。（張宗子《陶庵夢憶》記：「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勃夬聲如巨鍾，說至筋節處，叱吒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聲，閒中著色，細微至此。」可說神乎其技了。）他們都不想從舊的窠臼中脫出的，對於上一代的人作如此想法，也可說是我的時代錯誤。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上海聽劉寶全說大鼓，從技巧上看，那是不必再說了，使人有三日繞樑不絕之感；他也說曹操、關羽，《三國演義》上的人物故事。他們的議論免不了夜航船中的淺陋，目光如豆，懂不得治亂興亡之道的。照他們看來，三國的局面，都在諸葛先生的鵝毛扇中的。一方面，也因為從前的士大夫，只知道在學舍中講求孔孟之道，十分看輕社會教育的力量，所以對他們的荒謬說法付之一笑，不予辨正；等到他們的傳說，在民眾心理上鑄成了定型，甚且附會承認，如清帝在陳壽《三國志》關羽傳中加一道追封諭旨，正如放翁所說的「身後是非誰管得」了。 那一回，我發下了宏願，也可說是傻想，要在民眾教育館試一回「實驗評話」；那時畢竟年輕有勇氣，不但要和茶館說話人爭一日之長，我還想，說得有點成績的話，我就開始說「新三分」，和傳統的觀點挑戰，打碎他們在民眾心理上所已鑄成的定型。我當時認為《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介紹的傳統觀念，是一種思想上的頑瘤，麻木了聽眾，以至於不能接受現代化的軍事知識。（我是說，大刀、飛劍的觀念，妨害了對現代機械化作戰的科學理解。）我有勇氣站在「傳統」面前，明明白白地，要殺掉那些傳說人物，如諸葛孔明、關雲長以及武松、李逵之流。而今想來，也不必這麼認真去想去做的。至於要糾正傳統的觀念，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我們可以說「新三分」，但要民眾拋掉「舊三分」，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說書這件事，也並非是我們中國所獨有的。那位著名英國小說家狄更斯，他曾到美國各城市遊行說書，所說的，也都是他自己的小說。（在外國，還有靠旅行講演為生的，廣播電台上，也有著說故事的節目；至於新聞評論，更是各道所長；我那回所安排的，也就和電台廣播差不多的。）而十八世紀末期，那位愛爾蘭說書人瑪克兒摩郎，尤為著稱。他外貌不揚，穿一身粗布外套，嵌上小坎肩，一件破舊的粗棉褲，一雙笨大的皮鞋，提一根粗壯的棍棒，棒頭安著好讓手心握緊的皮條。他是一個道地的說書人，合詩人、笑話家和民眾的報人為一體。早上，他吃過早飯，他的老婆或是鄰家就念報紙給他聽，直念到他叫打住說：「夠了，讓我想一想。」想了一陣，那一天的笑話和書詞就都有了。此外，整部中世紀故事，他記得爛熟，好像都在那粗布外套裡面，一呼就應。（見夏芝《最後的說書人》）張宗子也說：「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西方的說書人，和我們的說書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所說的書，和他那樣用新的活題材，取材於當日的報紙，用意也是差不多的。 有人問我：「《三國演義》《岳傳》《東周列國志》以及《隋唐五代》，不也是歷史小說嗎？你們要寫歷史小說、歷史小品，又要重新來說『新三分』《新隋唐五代》，是什麼道理呢？」我說：歷史雖不能做到絕對的「真實」，我們總要盡其可能求其最高限度的「真實」。《三國演義》，看起來是從《三國志》中敷衍出來的，那些人物，好像都是《三國志》所有過的，但人物性格，及當時的大事件，都給說話人說得走大樣了。（魯迅曾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至如赤壁之戰，主角原是周瑜，打勝那一仗，是「吳」的力量；說書的一定把這一筆賬轉到諸葛亮身上去，好似打勝這一仗，非是那位剛剛從豫南敗下來的劉玄德不可，一定把歷史事實歪曲，這就非重新說過不可了。（關羽，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才，《三國演義》所說的種種，都是附會而成，不足信的。） 有人又說：「若說《三國演義》描寫的人物不真實，記敘的故事不正確，則小說原系幻設之局，寶玉、黛玉何嘗有其人？馬二先生、嚴貢生、監生……所做的，何曾有其事？《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周瑜，至少確有其人，即算說話人及演義作者加以歪曲，總比虛偽好得多，何以要這麼苛求呢？」這就觸及文藝寫作的一個根本問題，即所謂寫實小說，是否必須有其人有其事而後可以寫入小說呢？這且讓我來一層一層地辯解下去。我們應該承認歷史必須真實，小說不妨幻設；歷史小說必須在真實史事基礎上來發揮想像力，不可歪曲事實來發揮自己的成見。我們所謂「寫實」，並非要真有其人，確有其事，而後可以染筆。有些人說到《玉堂春》，總把確有王金龍、蘇三這一對人，洪洞縣確有這一件風流公案，說在前頭，那都是小孩子的想法、說法。世上並未有過花和尚魯智深其人，醉鬧五台山其事；其人其事，又何嘗不活生生地躍動在我們的眼前呢？賈寶玉、林黛玉並無其人，大觀園也未必有此園，可是X或Y其名的賈寶玉、林黛玉，只有石獅子乾淨的別一賈府，又何嘗不活在我們的眼前呢？施耐庵幻設了西門慶那一群人，這一型人物，就在我們眼前這個社會中隨地可以找到，這便是「真實」了。魯迅筆下的阿Q，原是幻設的，但每一個中國人，你、我，連魯迅也在內，都可以從阿Q的鏡子中照見自己的靈魂的。阿Q那種種乏相，以及精神勝利的方式，也正在我們言動中活躍著，這才是真實。 另外一面，我們再來看，三國時代確有諸葛亮、周瑜、曹操其人，也確有赤壁之戰那一回事。我們且仔細想一想，世間會有羽扇綸巾，手指一輪，能知過去未來的孔明先生嗎？那是神仙家的幻影，江湖道士的懸談，過去不曾有過，現在也沒有，將來絕不會有，那便不是寫實。至於赤壁之戰，若要靠借東風來取得勝利，不僅是抹殺了周瑜的人格和功績，軍事成敗，付之於玄妙奇蹟，也就沒有軌轍可尋了。沒有血，沒有肉，不在土地生根的人物，不合邏輯的故事線索，都不容在文藝作品中出現的。我也並不主張寫實的小說，有如照相似的，什麼都照原樣保存下來。但云端里的呂洞賓，即使被攝入照片，也只是一套魔法，並不真實的。 有些朋友，一提到我的小說《燈》，即是我準備登壇說書的故事，就問：「是不是夫子自道，把自己的面影和故事寫進去？」他們以為第一個出場的馬中汀便是作者自己，等到我的故事發展開去，他們的推測就豁了邊了，無以自圓其說了。我所安排的人物中，很多是我所熟知的友好，借他們的輪廓、性格勾畫出來，但把張三的性格裝在李四的軀體中，把王二的故事，套在孔大的頭上，我沒有絕對依照真實的必要。其中原有我自己的靈魂，可能分別裝在幾個人的身上，又何必附會解釋呢？其中有一女性，章蘋蘭，有人以為這是唯美、個人、享樂主義的人物，並不在中國存在。我卻說確有這一型的女性，從前上海、香港這兩個大都市，便是產生這一型女性的搖籃。在動亂時代中，正足顯她們的身手。在我這部長篇小說中，男女關係很少是正常的；我們知道「戰爭」給道德以假期，不正常的男女關係，卻是十分真實的。經過了這一回長期戰爭，性道德和男女關係，不也值得重新檢討了嗎？ 說到歷史小說，法國大小說家福樓拜（Flaubert）所寫的《薩朗波》，要算是最典型的作品。他忠實於羅馬時代的風俗、人物、故事，正如他對於波娃荔夫人的忠實。他這樣就成為寫實主義的大師。若說這樣的忠實，便是他的作品最成功之點，那又估計錯誤了。他筆下的人物，還是他自己時代的人，至少是透過了他那時代的三稜鏡找來的人物。我們批評《三國演義》，說它不是歷史小說，也是從時代意義來否定它的。 我的小說，原是師法左拉，屬於寫實的一型，我卻要鄭重地說一句：寫實的作品，必須寫時代的真實，離開了自己的時代，就不會有客觀的真實存在的。我們要忠實於自己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