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散文集 · 附錄

附錄 《跋涉》書後 蕭軍 僅是印行一冊小集子，本不必在這裡再羅索些廢話，起始我們是這般想著的，不過從有了印這冊子的動機始，迄現在止，使我們對於現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層的體驗和認識： 1 一切以經濟作基底的現社會，僅憑感情上結合的友誼是不可靠的。 2 惟有你同一階段的人們，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3 藝術是救不了現實的苦痛。 每當我同我的友人黑人 君由印書局歸家和去印書局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攤睡在水門汀的側路上，——更是那個爛穿了足心的，輾轉在積水窪里的老瞎乞——我便要燒掉了所有的積稿，永久丟開筆桿子，爽利的去走路吧。可是終於還是沒能這樣作，並且這冊集子居然是成型了，——我知道這全不是他們所需的——而那個老乞丐，依然還是自己爛潰著他的腳心。 這個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記黑人弟和幼賓兄的助力——這全是用不著在這裡感謝的。 至於這個小集子本身怎樣，能給與讀眾們一些什麼……雖然我們自己早有了最高格的評價——微薄的意識劃分——但我們是要更努力的進前，進前……同時也切盼有志於文學的朋友們，給與我們一些助力的批評吧。 偶爾跑到這哈爾濱，又偶爾的印了這個小的集子，將來我們也許再偶爾印些什麼，也許一偶爾就離開這裡。 我們謹在這裡感謝排字朋友劉克泌君，和他的夥伴們。 1933，10，1，——三郎—— 《跋涉》第三版序言 蕭軍 這本小說集，是我和蕭紅在哈爾濱開始從事文學寫作時的初集。當時寫作的文章當然還不止此數，這只是從若干篇中自己選出的一部分，認為它們還比較完整些。 由於經費所限，初版時只印了一千冊。即使這點點錢，也還是來路不容易的，多承熱心的朋友們三元、五元……相助，最後不足的部分，「五日畫報社」負責人王歧山君索性慷慨地不要了，這全是我應該感念的事！接著時日不久，它就被當時由日本帝國主義所扶植的「滿洲國」下令禁止發賣了，原因它是「非法」出版的。 時隔了幾十年，在去年由於客觀上需要，才經由黑龍江出版社非正式地印刷了五千本，提供給某些研究機構和個人作為研究資料來使用。只收成本費。為了存真，一切印刷、裝訂式樣全照舊——毛邊平裝——我個人也沒做過任何文字上的修改，就一切以「純真」的形式出現了。——我是不羞恥於自己的「童年之作」的。 如今香港方面既然要再版它，就再版罷，我也不打算修改它，一切還是以存「真」為好。是為序。 《跋涉》第五版前記 蕭軍 這小說和散文集，是我和蕭紅開始從事文學工作後的第一部結集。它初版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間。 也還記得，這書的出版費是承一些熱心的朋友們每人「認股」五元集資的。最後是舒群給了三十元（後來據說這是黨給他的生活費），陳幼賓兄給了十元，剩下的尾數承哈爾濱「五日畫報」社社長王歧山君慷慨地不要了——才算湊足了一百五十元。賣書的一批錢，我們就全做了生活費「吃掉」了，一文錢也沒還給任何人，這就是我們當時的生活情況。對於以上的一些朋友們我永遠懷念他們的深情厚誼！ 也還記得，這書的封面原請金劍嘯代為設計，是圖案式的，有山也有水。山是灰黑色金字塔形，水是幾條銀色的曲線條紋，它們全畫在一條約一寸五分寬的窄帶之上，橫攔在封面三分之二的地方。下邊寫「跋涉」兩個字和二人的署名。書的原名叫《青杏》，最後才改為《跋涉》這名字。 由於這封面製作起來太複雜，放棄了，最後找到一塊木板，由我在排字房裡用校對用的紅色蘸水鋼筆，簡單地寫成了上述幾個字，就算為它的封面了。 也還記得，這本集子快要開始裝訂成冊時，正趕上當年中秋節，工人們放假三天，因為我們好不容易盼到成書的日子，因此只好請教了排字師傅，自己動手來裝訂成冊。也還記得，整個印刷所那陰沉沉，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只有我和蕭紅兩個人，一面錘鐵絲釘，一面數頁子，一面抹漿糊……居然一百本被我們裝訂起來。雇了一輛「斗兒車」，載著我們這兩顆火熱的、勝利的、青春的心轉回了家。當夜就儘可能地分送給了一些朋友們…… 這是當時的情景，當時的心境！它們是近乎五十年過去了。蕭紅在她所著的《商市街》里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段描寫： 第二天我也跟著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別高興，折得很整齊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冊子，比兒時母親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覺歡喜。……我又到排鉛字的工人旁邊，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個題目，很大的鉛字，方的，帶來無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風》。 那天預先吃了一頓外國包子，郎華說他為著冊子來敬祝我，所以到櫃檯前叫那人倒了兩小杯「哦特克」酒，我說這是為著冊子敬祝他。 ……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來，滿頭流著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碼頭夫們在一起喝茶了。在那個傘樣的布棚下吹著江風。他第一句和我說的話想來是：「你熱吧？」 但他不是問我，他先問魚：「你把魚放在那裡啦？用涼水泡上沒有？」 「五分錢給我！」我要買醋，煎魚要用醋的。 「一個銅板也沒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歡喜追逐著的兩個人把所有的錢用掉，把襯衣丟到大江，換得一條死魚。 等到吃魚的時候郎華又說：「為著冊子我請你吃魚。」 這是我們創作的一個階段，最前的一個階段，冊子就是劃分這個階段的東西。 八月十四日，家家準備著過節的那天。我們到印刷局去，自己開始裝訂，裝訂了一整天。郎華用拳頭打著背，我也感到背痛。 於是郎華跑出去叫來一部斗車，一百本冊子提上車去，就在夕陽中馬脖子上顛動著很響的鈴子走在回家的道上。 家裡，地板上擺著冊子，朋友們手裡拿著冊子，談論也是冊子。同時關於冊子出了謠言：沒收啦！日本憲兵隊要逮捕啦！ 逮捕可沒有逮捕，沒收是真的。送到書店去的書，沒有幾天就被禁止發賣。 …… 這就是這本冊子當時給與我們的激動和快樂！接著也就是它所遭受的命運！ 關於魚和襯衫的故事，是一次我和蕭紅租了一隻小船到江心一處淺洲邊去洗澡，竟忘了把洗好的晾在船邊的襯衣不知什麼時候被風吹到江水裡漂走了。我在尋找襯衫時，忽然發現從上流飄來一件白色的東西，我以為那是襯衫，忙著迎頭跑過去，卻原來是一條有兩斤多重的大魚，於是我把襯衫的事情也忘記了！…… 一九四六年秋季間，我又回到了哈爾濱，從一九三四年算起，已經是十二個年頭過去，當時我曾寫下一首詩： 金風急故壘，遊子賦還鄉； 景物依稀是；親朋半死亡！ 白雲紅葉暮；秋水遠山蒼， 十二年如昨，杯酒熱衷腸。 在這十二年中，中國抗戰勝利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所扶植的「滿洲國」滅亡了，千千萬萬為國而傷殘、而戰死的烈士們犧牲了！我的朋友們也一個一個地離我而逝了！蕭紅、金劍嘯、北楊、侯小古、黃田……諸人就是。 一次在舊書攤上竟發現了《跋涉》這本書，我買下了它。後來還在扉頁上寫下了如下幾句話： 此書於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哈爾濱時，偶於故書市中購得。珠分釵折，人間地下，一幀苑在，傷何如之？ 蕭軍 記 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七日於京都 「銀錠橋西海北樓」 一九七九年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為了需要，他們翻印了五千本，一切格式依舊。後來日本有位佐野里花女士，她是蕭紅的作品喜愛者，來信要這書，我寄了她一冊翻印本。後來她說要翻幾百本問我有什麼「條件」？我回信說，什麼條件也沒有，只是我在日本的朋友或對蕭紅作品有興趣的人，他們如需要，就請她「無償」的送一本吧。後來又得知「咿啞書店」也印了它，詳細情況我不知道了。不過佐野里花翻印的書式，也是和原樣本一模一樣的，毛裝淡黃色加紅字的封皮……，幾乎可以「亂真」。 後來又經過美國葛浩文先生介紹給「香港文學研究社」，他說：「你還是讓這家出版社出版吧，他們還可以給你一些稿費，否則即使你不允許他們也要印出的，……。」我認為他這話是對的，因為《八月的鄉村》和其他的書在香港出版而且再版了，他們並沒得到我的「允許」。不獨無一角錢的稿費，甚至連一本書也沒寄來，雖然也曾去過信，結果是「石沉大海」，這可能是香港某些出版社或書店的「經營方法」吧！…… 我考量一下，就決心和這家出版社建立了一個出版手續，他們還給了我三百元人民幣算為稿費。 昨天「香港文學研究社」竟把十本樣書寄來了，裝潢得很鮮艷，這使我感到很愉快。雖然按照他們原來計劃的出版期晚了半年，但總算印出來了。 這是這本書初版、再版……的過程以及它所遭受的曲折命運。 如今，花城出版社還願意承印它。為了對讀者負責，我本應該再從頭把它稍事修整一下，把錯、訛的字改正過來，也把當時避諱的字眼改正過來，但不知為什麼我竟失掉這「勇氣」，只好請我的老伴王德芬同志代校改一下。她這人是很負責認真的，也有耐性……同時又根據了香港本核對一番，發覺香港本也替我校正了很多明顯的錯誤，應該感謝！ 最後，我希望花城出版社編輯同志們，也再校訂一下吧，俾使這書的錯誤少些，再少些。 一九八一，十二，三。 於北京團結湖居民區 《商市街》讀後記 蕭軍 因為這書里有我，於是就覺得自己也應該有權利寫兩句話似的？讀者如認為多餘，那麼我覺得這部書的印出，根本就是多餘。 怎麼說呢？這僅僅是一點不折不扣的生活紀錄。但我愛它，正因為它不折不扣，有我們自己一些什麼在裡面……所以我們愛它。也許讀者從這裡面會尋出點別的，這又是我們願望以外的事了。 「愛自己比別人總要親切些；愛自己每個生活的腳印，也更甚些！」我是這樣感覺著的。 一九三五，五，十日，上午二時十分 在上海一個暗屋子裡 大家讀·蕭紅的「女性身份」 陳潔儀 《商市街》大部分篇章寫於一九三五年的上海，在書里的追憶有將「昔」比「今」之意，不過如果把此書與蕭紅髮表於哈爾濱的作品比較，可見《商市街》所表現的「自我迷茫」，與哈爾濱時期的作品一脈相承，同樣充滿無所依傍的情緒。 蕭紅作品中與哈爾濱時期有關的，可分為兩個層面來討論：第一是發表於哈爾濱或之前的作品，另一類是日後追憶哈爾濱時期的生活片段，其中包括已分析過的《商市街》及部分散文，兩類作品合計二十四篇。這些作品，雖然在內容、風格、氣氛情調上或有別，但從「身份」追尋的角度來說，都有共通之處。尤其對於個人命運或自我定位的不確定感、對於未來表現無可依恃的悲觀看法，都瀰漫在哈爾濱時期的作品裡。 除《商市街》外，一共有八篇作品記述哈爾濱的生活。這些作品無論是寫於哈爾濱的《廣告的副手》、《破落之街》、《煩擾的一日》等，還是像《商市街》一樣於一九三六年追述當年生活如《索非亞的愁苦》和《初冬》等，其內容、情調及人物的自我定位（低下層的窮苦人），都跟《商市街》很相似。其中最不同的是，這些作品與「三郎」的關係較疏，或記載「我」認識「三郎」前在哈爾濱的流浪生活、或與親人、朋友的見面情景。或許這也是作者沒將這類作品收錄在《商市街》的原因。八篇作品中的人物，與《商市街》中所表現的自我迷茫和失落，皆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包括「我」的聲音很突出，方便直接呈現自我的內心世界。「我」通常處於低下層的位置，前景未明，無可憑依，老人、乞丐以及相類似的窮人，反覆出現（八篇中至少有五篇），有時候還要加上各類殘疾人的描寫，例如乞丐中的「聾啞人」、「多腿人」等，讀之深感作者把人物位置推向社會上的最底層，並把自我投射的悲苦心情推向極致。在《商市街》里，蕭紅面對中央大街的都市繁華，只能做個站於街外的局外人。在另一篇作品中，蕭紅同樣站在一條不屬自己的「破落之街」上，住在這條街上的貧民，「豬玀」，如「污濁的群」，活得毫無尊嚴。面對低下層人物的悲苦命運，蕭紅或身處其中，或感到無能為力，作品所表現的，只是失落和孤獨，認為完全沒有可供憑依的出路，剩下的只有不確定、不可知、聽天由命的此刻和未來：「然而讓我怎樣做呢？他向天跪著，他向天祈禱。……」 在「我」與哈爾濱的社會關係上，以《訪問》和《索非亞的愁苦》兩篇為代表，同樣表現了「我」與社會（尤其是「俄化社會」）的隔閡，其中與《商市街》不同的是，人物並非通過如歐羅巴旅館等象徵事物，被動地受到「俄化社會」的排斥和欺壓，而是通過與俄國人的接觸，直接表達自己對「俄化社會」的觀感。在《訪問》中，「我」從女房東的談話里，帶出舊俄末落貴族種種自以為是的驕傲。由俄國女房東所象徵的文化和態度，「我」顯然無法接受。跟對女房東的反感不同，在《索非亞的愁苦》里，「我」對於俄文教師索非亞充滿同情，原因是「我」與索非亞都有共同的傷痛——離鄉背井的漂泊之苦——在索非亞身上正投射了「我」的鄉愁。然而，即使願意理解、溝通，即使同階級、同感受，但兩種國族之間的文化差異，猶如隔山，「我」始終無法融入其中：「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最後，八篇作品中的人物總得不到的安穩、確定的結局，反而無所著落、不知何去何從，其中以《煩擾的一日》、《過夜》和《初冬》，最能表示人物無家可歸的失落處境。作品雖然流露出無家可歸的迷茫，然而哈爾濱時期的蕭紅，仍不認為另建幸福家庭就是取得新認同歸屬的捷徑。換言之，作為妻子的女性身份，仍未算是蕭紅在哈爾濱時期所確認的歸屬，在《煩擾的一日》里，她甚至認為家庭是女性的包袱和負累。 以上將蕭紅描述哈爾濱時期的生活與《商市街》對讀，不難看到人物在「自我身份」追尋上的一致性。一九三六年她在《初冬》里，追憶哈爾濱的生活，事隔雖久，但回溯起來仍然回歸原處，無法忘記當初女浪人的漂泊心情。《初冬》反覆在「回家」與「漂泊」的答問中堅持自己不回家的信念，反而突顯「家族認同」對她的誘惑。弟弟的逼問既是真實的情景，亦可視為蕭紅內心另一聲音的召喚，在「出走」和「復歸」之間出現的內心掙扎。無家可歸的身份迷茫的確令人疲憊。然而，蕭紅最後還是選擇繼續流浪，這個結局——不約而同地與《商市街》的結尾互相呼應——當然，同樣也預示了蕭紅日後「永遠在他方」的現實人生道路： 太陽在我的臉面上閃閃耀耀，仍和未遇見弟弟以前一樣，我穿著街頭，我無目的的走。寒風，刺著喉頭，時時要發作小小的咳嗽。 除了描述哈爾濱生活的作品外，蕭紅寫於哈爾濱時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六月）的作品，其內容雖或與哈爾濱無關，人物命運卻可折射蕭紅當時無所依傍的心境。從內容而言，這些作品大約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有關農村生活與革命者的故事，例如《王阿嫂的死》、《看風箏》、《夜風》和《清晨的馬路上》等；其二是追憶少年或童年的往事，例如《蹲在洋車上》和《夏夜》等。 比起蕭紅的代表作，第一類的故事在藝術上無疑遜色得多，然而卻能折射蕭紅當時特殊的心境。這類小說雖然不少都表現了鮮明的階級意識，但是最特別的是，蕭紅筆下的無產階級或革命者故事，卻沒有光明的結局。尤其在革命者的故事中，焦點通常不是在革命者的英勇抗爭或無私犧牲上，反而回落他身邊受苦的親人。例如《看風箏》描述老人因為有一個不肯歸家的革命兒子，只能孤獨終老；《清晨的馬路上》革命者沒有死去，他的父母卻因而失蹤，剩下一對孤兒。在階級壓迫的故事裡，《啞老人》略去女工受管工虐打至死的挑釁場面，卻筆致感人地集中筆力描寫老人茫無所依的悲慘。在農村故事中，眾多作品裡只有《夜風》一篇，佃農得到最後醒覺，起來反抗，其餘人物不是以死亡、失蹤、出走告終，就是孤獨告老。有些甚至不理情節推展過快，總之要在匆匆收筆之前，刻意「處死」或「處掉」所有人物才肯罷休，當中以《王阿嫂的死》最具代表性。王阿嫂不但死去三個孩子，自己也死了，連新生下來的小孩子不到五分鐘也死了，只剩下一個領養的孤兒小環。除了悲慘結局外，在這些篇章中也出現不少小孩或兒孫角色，象徵「未來」或「前景」。這類角色，若不是死去（例如《啞老人》的兒子和孫女、《看風箏》中的女兒等），就是成為無所依歸的孤兒（例如《清晨的馬路上》中的小林等），暗示「未來」的絕望與「前景」的茫然不可知。灰色、陰暗的調子，瀰漫在階級鬥爭的作品裡。《王阿嫂的死》一篇，哭聲更成為故事的背景音樂，其中以王阿嫂近乎失控的歇斯底里的哭聲和全體女性的「哭祭」，最具震撼力。 在這類具有階級意識、立意鮮明而且發表在進步刊物的作品中不但沒有一顯鬥爭的力量，反而突出死亡的威力，間或不惜罔顧情節發展的合理性，也要營造悲慘的氣氛。這是種違反故事類型願望的干預和操縱。蕭紅在《王阿嫂的死》等作品中對於「女性人物」和「小孩角色」的處理，似乎跟她受到始亂終棄的感情打擊有關，亦反映她對親生孩子的思念。不過，從一系列的作品可見，蕭紅對於悲慘結局的留戀，並不是特殊的例子，亦不是只受個別遭遇所影響，而是散見於不同作品裡，延續在整個哈爾濱時期。在本應可以表現「抗爭意識」的故事類型中，作者仍無法壓抑內心的鬱結，最後終於逆其道而行，從側面可見蕭紅對於處境、前景不明下的悲觀情緒。 就第二類有關少年或童年往事回憶的作品可見，蕭紅在回憶里流露出較愉快的情緒，反抗意識反而比革命者等故事為強。例如《蹲在洋車上》的「我」回憶兒時頑皮嬌縱和家裡的熱鬧情景、《夏夜》中追憶自己和菱姑對祖母的反抗情緒、《出嫁》強調知識女性有出走抗爭的可能等。不過，在這類看似愉快、正面的回憶中，仍抹不掉隱藏其中的憂傷情緒——《蹲在洋車上》結尾以「現在變成個沒有錢的孩子了」一句收束，不單強調「沒有錢」的社會地位改變，更重要的是失去「孩子」的身份——再沒保護自己的愛與溫暖了。《夏夜》以「城市工廠女工遭受剝削」的現實，打破少年菱姑對於逃出家庭的天真幻想。《出嫁》中「我」雖然是唯一具反抗能力的人，但在姊妹妯娌中受到排斥的局外人處境，仍然令蕭紅感受很深。在故鄉、同性中竟然成為局外人，蕭紅對於自己的反抗，感慨不少。身處哈爾濱的蕭紅，在第二類貌似樂觀的作品裡，仍然不無隱憂，失落的心情仍未能減退。 以上可見，在蕭紅整體的創作脈絡里，有兩類作品可與《商市街》對讀。第一類是記錄哈爾濱生活的作品，第二類是寫於哈爾濱時期、卻與當時生活無關的作品。前者無論是寫於哈爾濱的、還是到上海的追憶，在內容、形式和氣氛情調等各方面，都與《商市街》相似，一方面人物常將自我投射在低下層人物身上，另一方面卻又與社會格格不入，不時流露出無家可歸、迷惘不安的心境。後者的內容雖或與哈爾濱無關，但人物命運或故事結局，卻可折射蕭紅無所依傍的處境。當然「無家可歸」差不多是她大部分作品的基調。 不過，蕭紅其他作品所涉及的家或故鄉，對象都較明確具體。至於可以對思鄉之情避而不談，人物卻又始終未能安頓，表現出自我無法定位的不安，則仍以《商市街》及哈爾濱時期的作品為代表。 大家談·時間秤 魯敏 一 藝術的高下優劣，其實只有一個衡量標準：時間。時間這桿秤是天地間最宏闊且又是最精準的。以它來度量蒼莽長河或是當下一瞬，度量古人、前輩或是此際的你我他，一切莫不瞭然，莫不心平氣和，頓去驕躁二字。 誠然，以蕭紅在世上停留的長度，不過只能算是顆流星，可她在宇宙間劃下的軌跡，卻是又深又狠又特別，其筆下，有最小的小與最大的大，有血肉與濁淚，卻又天真、大方，看得人心慌。 三十一歲的她，加一部《呼蘭河傳》，放在時間秤的那一邊，是壓得住的，倏忽百年，她或將可以一直壓下去，不論時間累加了多少，甚或宇宙都成為一個黑洞。 二 每次想要寫她，卻基本上都難以成文，因為寫之前，都想著，翻一翻再寫吧，可真正一翻，三分鐘過去，三十分鐘過去，越看就越不想寫了。她都已經寫成這樣了，還再寫什麼呢？除非你大段大段引用她，照抄她，摘錄她，甚或就是搬上她的原文。 這裡面，似乎有一個很捉弄人、很為難人的悖論：一個好的東西，它是那麼的好，讓我們想要由衷地去讚美、傳播；但如果這個好的程度，超過了我們、覆蓋了我們——我們再去讚美它，則又是有風險的，也是難以把握的。 但是，一百年了已經，她來到這個世上，照我們文藝界的風氣，這是大日子，必須大操辦。紀念她、回顧她、放大她，是責任與義務，亦是時令之需，而現代人的智慧都是特別識時務的。於是，在一種不確定的挾裹感中，試著寫她…… 三 可是，唉，她真的還是個十分十分年輕的人，比我們所有這些老著臉皮在寫東西的人都年輕許多！就跟我們的八零後差不多呢。 可是她二十三歲寫成《生死場》（正式出版為次年），二十八歲上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二十九歲寫的《呼蘭河傳》與《小城三月》。 這麼算一算、比一比，我們就好像全都沒有活過，或者說，迄今為止，我們還是在寫標點符號，字都還沒寫出來呢。 最近碰到一個前輩，他問了問我的創作，然後半開玩筆地說，嗯，四十歲以前還沒有寫出成名作的，恐怕也就沒什麼成名作了。當時好像還不以為然的，面上無所謂地笑笑。可回家來一想，即刻渾身是汗，幾天都難以釋懷，感到時間的殘酷，感到為靈感所奴役的悲劇性。 從這個角度而言，對蕭紅，我的感受是複雜的。說羨慕或妒忌都不合適、也不準確，不如勉強說是拍案稱奇：她的生世，她的文學，她的情愛，她的生死，這是絕對不可複製、不可模擬的宿命！ 尤其是她的死，恐怕所有的人都為之難以釋懷吧，何以，竟在三十一歲上就死了？以一個在當時並不算是大惡疾的肺結核，在醫療還算先進的香港，並有史沫特萊、柳亞子、端木蕻良、駱賓基等人的關照或張羅，卻偏偏遭遇庸醫誤診、醫院冷淡、轉院不力、戰爭紛亂等殊情，像是不同方向收緊的繩索，最終將她合力致死！ 可是，甘冒冷酷心腸的名聲，我要說一句：甚或她這樣悽慘的離世，也讓我稱奇、並以為這是最恰當的——似乎，老天爺也暗中考量過了，都已經寫出了《呼蘭河傳》與《回憶魯迅先生》了！比起那許多耄耋之年的寫字人，她的生命好像竟已經是夠了的！ 不免想到藝術生命與俗世生命間的乖張敵意。 美滿平靜、壽終正寢的人生，與靈感奇崛、撼動心靈的藝術，似乎是不兼容、不調和的。想到海明威、舒爾茨、梵谷、奧康納……他們殘敗慘烈的人生具有那樣高的審美性，似乎正是便於大眾在閱讀與景仰時施以深長的嘆息和感慨…… 這樣一想，簡直就不能正視現今這肥白的、室內的生活，我們所謂的苦楚，只是頭腦里的杯水風波。算了，不談這個，太可笑！一個人，怎麼敢去責備命運所配給的苦難份額？並以此為藉口去開脫靈感的欠豐？ 四 還是說蕭紅，說她藝術時間之長與俗世時間之瞬。 ……然而，我們能不能做一種假設。 假設蕭紅竟沒有死，她竟從那家紅十字會臨時醫院裡給搶救過來，她健康起來，在戰爭中倖存，並一直活下去，活到了抗戰勝利，繼而又活過了國內戰爭，隨後又歷經著種種的政治變幻，並僥倖地奇蹟般地九死一生，並且，像許多少時苦但老來壽的人一樣，她頑強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 就那麼的，她一直活著，還在寫她的東北，寫那片土地上綿延不絕的難與黑。也許不了，她寫香港，寫上海。也許她寫她自己，寫她曾有的愛與將至的愛，寫她死去的孩子或新生的孩子。寫她不認識的其他的中國人，寫中國人後來這六十年的新「生死場」。又說不定，她去了他國異域，在更遙遠的地方，寫著她隨便想寫的什麼，她會像是杜拉斯或是萊辛，就算到了晚年，仍用著她最自由最天性最神奇的筆觸，追蹤世情的蒼茫與酷烈——要知道，蕭紅是個有文學野心的人，她自己在絕筆時甚至寫下這麼一句：「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這當是虛指，但也可視作她的自我期許！ 這麼一想，馬上又要推翻剛才的「拍案稱奇」了，忽然感到巨大的丟失感，丟了貴重東西的心悸感——要是她還在，以她二十八、二十九歲時的才情，做一個線性的邏輯類推，想想看，我們的小說史、我們的閱讀史、我們中國的文學箱子，乃至世界的文學箱子，丟了多大多貴重的一份好東西啊！ 五 當然，也不是沒有可能，她後來沒有再寫了。歷史，總是最為喜怒無常、不講道理的，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許她忽然就索然了、想撂筆了，可能她不得不過起另一種生活了，也可能她竟是完全地寫不出來了。我們知道沈從文的，知道丁玲的，知道曹禺的。也或者，她選擇完全地成為一個家庭里的母親了。也或者，隨便她怎麼樣、寫了什麼或不寫什麼，到後面，她將被供起來、抬上去了，「被」做起了世紀老人、文學祖母等等，也未可知。 這能夠接受，能夠想像嗎？ 故而，從審美上看，從人性與世情上看，她那樣的戛然而止，於蕭紅，於文學，於觀者，於評者，於歷史，可能倒算是好的。 六 查了查以前的日記，發現我是在八年前才看的蕭紅，在個人的閱讀中，其所占比重實在是小，受她多少影響，或也談不上。 但好東西就是這樣，隨時可以看，隨時看都不遲。在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年紀上看它，它自有它不同的意思。 話題就又回到了時間。在時間這裡，蕭紅的紅，是不褪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