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學術史 · 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

（一） 譬如說，「《管子》書是假的」，這句話和說「《管子》書是真的」同樣的有毛病。假如在後來歷史觀念作者觀念大明之時，出了一部《管子》書；裡面並不顯然出來些管子的諡，桓公的諡，管子死後事，而題曰，「春秋時齊相潁川人管仲撰」以問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來是一部做了售世的書，這然後說，「這部書是假的」。若《管子》書中，引《老子》，引戰國末年事，稱桓公的諡法，稱管仲的死後事，本是齊人託管子之功名而著之書，只是當時的一種文體，他自己先不曾說是真的，戰國時也不會有題「齊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勞我們答他曰「是假的」。既有一個梁任公先生，硬說管子那個人做了《管子》那些書，便應該有人回答他說，管子不曾做了這些篇的一個字。說到這樣好到這樣。若進一步去說，《管子》書是假的，則先須假定戰國時人已有精嚴的著者觀念，先須假定戰國時這些篇出來的時候上邊寫著「齊桓公相管仲撰」。這樣假定當然是不可以的。《管子》這部書現在所見的集合，乃是劉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齊學之會集，書中直接稱道管仲的篇章，在戰國托於人而出來，也不過是自屍為管仲之學之後世，別人敘論他，也不過可說「慎輕重，貴權衡，因禍為福，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齊人聞管仲之傳說而悅之，作為……」。果然我們充管仲晏子是假書一類話，則《國語》、《論語》、《孟子》、《墨子》、《莊子》等等無不是假書，因為《國語》當然不是孔子所稱之左丘明寫的，《論語》當然沒有一個字是孔子寫的，《孟子》書稱梁惠王、襄王之諡當然也是他的弟子記的。《墨子》中最墨子者，也譬頭就說「子墨子言曰」，中間又說「是以子墨子言曰」，《莊子》更是漢朝人所集合，魏晉人所編印的。那麼，真書只剩了《呂覽》，還要減去《月令》了。若說這些書里有些真話，真材料，則我們又焉能保管晏書中沒有一點真話，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別罷了。我們這樣ad absurdum一看，可以確知我們切不可以後來人著書之觀念論戰國文籍。總而言之： （1）戰國時「著作者」之觀念不明了。 （2）戰國時記言書多不是說者自寫，所託只是有遠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罷了。 （3）戰國書除《呂覽》外，都只是些篇，沒有成部的書，戰國書之成部，是漢朝人集合的。 這層意思，我們反覆說來好像不厭其詳者，實因為了解戰國文籍之成書性，是分析戰國文籍的一個前提。 （二）記言——著論——成書 著述脫離了官書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們現在可見之最早者，是《論語》。《論語》是記言的。《論語》的體裁現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幾段記得較豐充以外，每一段話，只記幾句，前無因，後無果。在我們現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猶可說，乃漢儒對於《論語》上的話，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為而發的樣子。且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一類的話，若不附帶著「本事」，不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發生同樣的誤會嗎（見《檀弓》）？記言記到沒頭沒尾，不附帶口說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經輾轉，便生誤會，決然不是一種妥當的記言法。再試看《論語》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時顯出語長而所記者短的樣子。且《論語》成書大約在曾子弟子時去孟子時已不遠，孟子便是那樣汪洋大論，雖說孟子是個「戰國辯士」，談言微中與信口開河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說話而做東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說的話都像《論語》所記那樣子，恐怕他所專要見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這樣看來，《論語》成書時代，文書之物質尚難得，一段話只能寫下個綱目，以備忘記，而詳細處則憑口說，到了戰國中年，文書的工具大便宜了，於是乎記長篇大論如《孟子》、《莊子》書那樣子的可能了，遂由簡約的記言進而為鋪排的記言，更可成就設寓的記言。記言是戰國文體的初步。《論語》、《孟子》、《莊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書中的演說體，以及兼記事記言的《國語》都屬於這一類。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機會言之而出，而假設的記言有時不信人，有時又大費事，於是乎捨去記言之體而據題抒論。《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現在看荀卿的書，好些不是記言，而是據題為論者，這樣著篇，實是記言之一變，由對語（diglogue）進而為單語（monologue）這樣體裁，恐怕戰國中期才有。現存戰國末年書，如《商君書》、《荀子》、《韓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體上屬於這一類。這是戰國諸子文體演進之第二步。 著論雖已不是記言，但獨立的論，仍然只有篇的觀念，沒有書的觀念。戰國晚年五德六數之義盛行，人們著書當趨於系統化。慎到著十二論（見《史記》），這個數目是很整齊的，而又以《齊物》為首（見《莊子·天下篇》），或者這是做全部書的開始。但我們現在不見《慎子》全書，不能作決定。而呂不韋之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終的書，不是些散篇了。八覽六論十二紀，六為秦之聖數，八則卦數，十二則記天之數，這三個數八、六、十二，也都是在當時有意義的整數。這部《呂氏》真是中國第一部整書，以前只是些散篇而已。這個體裁雖始於戰國末，然這樣的系統著作尚非依傍大財力不可，故漢朝人之繼續者，始有劉安，在體裁上《淮南子》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的《呂氏春秋》。太史公未必富，但有異常的精力。也許武帝時文書的物質更廉了，於是百三十篇又要一部要去貫天地人的通書。十表像天干，十二本紀像地支，書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轂之語，七十列傳之數亦取一個豐長的整數。從此以後，系統的著書乃更多，《周禮》之成書，一往整齊，卜筮如《太玄》，續子長者如《漢書》，乃至字書之《說文解字》，都在那裡有始有終，托於系統哲學啦。 更把上文寫成一表如下： 蘇格拉底有語無文，猶之孔子時。柏拉圖依師說散為無窮無盡之對語，對語亦記言。亞里士多德乃真著書。在中國一二百年中之變遷，在希臘則師生三代各代表之，這頗是一個文體進化的平行現象。 問曰：因文體之演進，文詞之內容會不會受影響的？答曰：這是不免的。文辭之由記言而著論，由著論而成書，是由自然的話語到了較不自然的斫飾辭句。說話固可以抽象，然總不能忘了聽的人之直接了解，說話固可以鋪排，然總不能忘了聽的人之捉摸得住，一經離了純粹記言的地位，文法可以代語法，泛詞可以代切詞。戰國子書中頗有不少白話，而《荀子》已是很簡約的文言，《呂氏春秋》已有些無話說話的油腔滑調，入漢而著作者，更都是文言了（此處用文言，乃如所謂Kunstsprache，與古文不同）。 十八年二月 （原載1930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