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 · 第四章　古史年代

歷史之有年代，猶地理之有經緯線也。必有經緯線，然後知其地在何處，必有年月日，然後知其事在何時。舉一事而不知其時，即全不能知其事之關係矣。然歷史年代，有難言者。今設地球之有人類，為五十萬年，而列國史實，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確實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則事之有時可記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況於開化晚者，所記年代，尚不及此；又況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紀年之法者邪？ 吾國史籍，紀年始於共和，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早於西人通用之紀元八百四十一年，不可謂不早。紀年雖可逆計，究以順計為便。國史確實年代，既早於西元近千年，苟無公用更善之法，自以率舊為是。以孔子生年紀元，後於共和二百九十年。若以黃帝紀元，則其年代絕不確實矣。乃近人震於歐、美一時之盛強，欲棄其所固有者而從之，稱彼所用者為世界公曆。夫東西文化，各占世界之半，彼之所記者，亦一隅之事耳，何公之有？近數百年來，西洋文化，固較東洋為發皇，然此乃一時之事，安知數十百年後，我之文化，不更優於彼？況於中西曆法不同，舍舊謀新，舊籍月日，無一不須換算，其煩重為何如？又況舊史有祇記年月而不記日者，並有祇記年而不記月日者，又將何從換算邪？ 《韓非·說難》云：「《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而取國者眾矣。」宣王元年（前827），後於共和紀元十有四年。《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具。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春秋》托始魯隱公元年（前722），實周平王四十九年，後於共和元年（前8430）百十有九年。足征古史紀年，起於西周末造，史公之作，自有所本也。 古史年代，見於《尚書》者：堯在位七十載而咨四岳，四岳舉舜，後二十八載而殂落。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堯典》今本《舜典》。殷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今文以為大甲。三十有三年。其後嗣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無逸》。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穆王享國百年。《呂刑》。蓋所謂「或頗有」者也。案古人言數，多不審諦。《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榮伊之言，固已荒誕，孔子之言，雖稍近理，亦豈得實？又《小戴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如其言，文王死時，武王年已八十七；周公為武王同母弟，極小亦當七十；而猶能誅紂，伐奄，有是理乎？蓋古人好舉成數。此在今人，亦有此習。特今人所舉成數，至十而止，古人則並及於百耳。明乎此，則知《尚書》所舉堯、舜之年，皆適得百歲，亦舉成數之習則然，非事實也。《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注》云：「或雲七十二年。」案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則堯年九十八。若言七十實七十二，則適百歲矣。《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即《堯典》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說。古者三十而有室，四十曰強仕，過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堯亦歷一世，中苞居喪二年，則踐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計，至百歲，在位適三十九年也。舜相堯歷一世，則堯之舉舜，不得不在年七十時矣。然則《尚書》之言堯舜，蓋先億定其年為百歲，然後以其事分隸之耳。《文王世子》之言，亦以文王為本百歲。蓋凡運祚非短促者，皆以百歲言之也。昔人言君主年歲，於其在位之年，及其年壽，似亦不甚分別。《周書·度邑》載武王之言曰：「惟天不享於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此言似自文王時起計，以文王受命稱王也。然則享國五十，乃以年壽言之。文王之生武王，假在既冠之後，則文王死時，武王年三十餘，周公當不滿三十。《無逸》歷舉殷、周賢王，享國長久者，以歆動成王，而不及厥考，明武王年壽不長。《中庸》言武王未受命，蓋以其克殷後未久而殂，非謂其受命在耄耋時也。高宗享國，《漢石經殘碑》作百年，《史記·魯世家》作五十五年。蓋當以《石經》為是。《呂刑》言穆王享國百年，而《史記·周本紀》謂「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事同一律。今之《尚書》，必後人所億改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年數巧合，當無訛謬。劉歆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從之。見《詩·文王疏》。蓋以《周書·文傳》，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鄗，召大子發之文，九年猶在，明其七年未崩。案《史記》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年代與劉歆異，而謂再期在大祥而東伐同。《伯夷列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豈有再期而猶未葬者？《楚辭·天問》曰：「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屍集戰何所急？」《淮南·齊俗》曰：「武王伐紂，載屍而行，海內未一，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然則武王當日，蓋秘喪以伐紂；後周人自諱其事，謂在再期大祥之後；然文王死即東兵，猶為後人所能憶，其事終不可諱；作《周書》者，遂誤將文王之死，移後二年也。此等零星材料亦非無有。然前後不相銜接，無從整齊排比，孔子之所以弗論次也。 然共和以前，年代雖不可具知，其大略，儒家固猶能言之。《孟子·公孫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盡心下》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韓非子·顯學篇》言：「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樂毅《報燕惠王書》，稱昭王之功曰：「收八百歲之畜積。」其說皆略相符會，蓋必有所受之。劉歆作《世經》，推校前世年歲，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二，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後人雖多議其疏，後漢安帝時，尚書令忠，訾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記》，差繆數百。杜預、何承天亦皆譏之。見《續漢書·律曆志》及注。然其大體，相去固不甚遠。由其略以古人之言為據也。若張壽王、李信治黃帝調歷，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前78）漢昭帝年號。六千餘歲；寶長安、單安國、杯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皆見《漢書·律曆志》。則大相徑庭矣。《漢志》言壽王移帝王年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蓋所謂言不雅馴者，固不當騖異而疑習見之說也。 共和以前年歲，亦間有可考者。如《史記·晉世家》雲「靖侯以來，年紀可推」；《漢書·律曆志》言「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為紀」；又《史記·周本紀》，載厲王立三十年而用榮夷公，三十四年，告召公能弭謗，三年而國相與叛襲王是也。然此等必斷續不完具；亦且諸說相校，必有齟齬而不可通者；如《秦本紀》《秦始皇本紀》紀秦諸君在位年數，即有異同。一國如是，眾國可知矣。此史公所以不為之表也。 言上古年代者，至緯候而始侈，蓋漢人據曆法所造也。《廣雅·釋天》云： 「天地辟設，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流訖。」王念孫校改為疏訖。《書序疏》引《廣雅》作流訖。《校勘記》云：「流訖王本改疏訖。」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云：「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當作紀卅二萬七千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二說十紀之名相同，循蜚脩飛，因提回提，流記流訖之不同，當系字誤，惟無由知孰正孰誤耳。而年數互異。案《續漢書·歷志》，載靈帝熹平四年（175）蔡邕議曆法，謂《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詩·文王疏》引《乾鑿度》，謂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文王》以西伯受命；則《廣雅》實據《元命苞》《乾鑿度》以立言。《路史餘論》引《命歷序》，謂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則《三皇本紀》所本也。《漢書·王莽傳》：「莽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三統曆以十九年為章，四章七十六年為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為紀，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與六百十三相因之數；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者，三萬六千與九十一相因之數也。蓋其所本者如此。 漢人言古帝王世數，亦有甚侈者。《禮記·祭法正義》云：「《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二千作一千。惠棟校《宋本》同。」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案《詩·生民疏》引《命歷序》雲「顓頊傳九世」，未知孰是。次是帝嚳，傳十世，四百歲。」又標題下《疏》引《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藝論》云：「遂王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方叔璣《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序命紀。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雒三，連通六，序命四。」《疏》云：「譙周《古史考》，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其文不同。」《曲禮疏》引譙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亦緯候既興後之說也。 《書疏》引《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惠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云：「本惟雲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遍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案《乾鑿度》謂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而文王受命，今益三百六十歲，更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年，較二百七十六萬年，尚少十八，則《乾鑿度》與《雒師謀》不同。依《乾鑿度》，文王受命，當在春秋前四百七十有八歲。若依《世經》，則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為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於魯；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文王受命，在春秋前四百十三年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徐廣曰：「自共和元年（前841），歲在庚申，訖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凡三百六十五年。」又《周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自周乙巳至元鼎四年（前113）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封周后也。」案《六國表》：起周元王，訖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前475），至赧王五十九年（前256）乙巳，凡二百二十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凡五百八十六年；至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則七百四十五年也。《正義·論史例》云：「大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前97），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張氏此言，自共和以後，當以《史記》本書為據。共和以前，除舜三十九年，見於本書外，《集解》引皇甫謐：黃帝百，顓頊七十八，嚳七十，《御覽·皇王部》引作七十五。摯九，堯九十八；《世紀》古帝王年數，伏犧百，神農百二十，少昊百，亦皆成數。惟顓頊、帝嚳不然，未知何故。然《御覽》又引陶弘景，謂帝嚳在位六十三年，《路史》同。六十三加七十八，加九，幾百五十，則亦成數矣。此等亦必有其由，惜無可考也。又引《竹書紀年》，謂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湯滅夏以至於受，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正義》引《竹書》曰：「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七百之七，當系誤字。周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正義》皆無異說，亦未嘗別有徵引，似當同之。依此計算，自黃帝至周幽王，合一千六百十八年。東周以下，依《史記》本書計，至天漢四年（前97），合六百七十四年。兩數合計，凡二千二百九十二年。較二千四百一十三，尚少百二十一。未知張氏何所依據也。又《水經·瓠子河注》，謂成陽堯妃祠，有漢建寧五年（172）成陽令管遵所立碑，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309），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北史·張彝傳》，言彝上《列帝圖》，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一年。亦未知其何據。 《路史》引《易緯稽覽圖》云：「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此造《竹書》者所據也。造《竹書》者，蓋以為羿、浞之亂，歷四十年，故益四百三十一為四百七十一。此書真本，蓋亦未嘗有傳於後，唐人所據，其偽亦與明人所造等耳。夫魏史必出於晉，晉史于靖侯以上，已不能具其年數，安能詳夏、殷以前？況晉又何所受之歟？受之周歟？周何為秘之，雖魯號秉周禮者，亦不得聞，而獨畀之唐叔？且韓亦三晉之一，何以韓非言唐、虞以來年數，其不審諦，亦與孟子同？即魏人亦未有能詳言古代年數者。豈又悶之生人，而獨藏諸王之冢中歟？於情於理，無一可通。31故《竹書》而有共和以前之紀年，即知其不足信，更不必問其所紀者如何也。 以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從事於此者，其術多未甚精；古曆法亦多疏舛；史籍記載，又有訛誤；故其所推，卒不盡可據也。劉歆而後，宋邵雍又有《皇極經世書》，推堯元年為甲辰，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亦未知其何據。金履祥作《通鑑綱目前綸》用之，元、明以降，《綱目》盛行，流俗言古史者遂多沿焉。 先史之世，無年可紀，史家乃以時代代紀年。年代愈古，則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時代愈長。看似粗略，然愈古則演進愈遲，變異亦愈少，據其器物，固亦可想見其大略也。分畫先史時期，大別為舊石器（palaeolithic age）、新石器（neolithic age）、青銅器（bronze age）、鐵器（iron age）四期。舊石器中，又分前後。前期三：曰芝良期（Chellean），其所用器，只有石斧，略別於未經製造者而已。曰曷朱良期（Acheulean），則兼有石刀。芝良期及曷朱良期，皆僅能以石擊石，去其碎片，用其中心而已。其時代，約距今七萬年至四十五萬年。曰墨斯梯靈期（Mousterian），始能用石片，故其鋒較銳。初有骨器，而為數甚少。其時代，約距今二萬五千年至七萬年。後期亦三：曰阿里諾新期（Aurignacian），骨器稍多。始知雕塑，其藝頗為後人所稱道。曰蘇魯脫靈期（Solutrean），石器兩面有鋒。骨器益多，制亦益善。曰馬特蘭寧期（Magdalenian），此期之用石器，非復以石擊石，而有似鑽之物，介於其間，故其大小可以自如。此三期，約距今二萬五千年至五萬年。六期之後，別有所謂阿奇林期者（Azilian），骨器既衰，石器亦小，考古者名之曰小石器（microlith）。考古者億32想其時，或為用土器之萌芽焉。然陶器之跡無存，故稱之曰尾舊石器時期（Epipalaeolithic）。新舊石器之別，非僅以其精粗，亦視其有無弓矢等物以為斷，而陶器之有無，尤為考古家所重。有陶器，則視為新石器之始；無陶器，則視為舊石器之終。舊石器時代，大抵恃搜集為生。新石器時代，始知漁獵，多能用火。其末期，且有進於農牧，知用銅者。然紫銅之器，不堅而易壞，故仍列石器期中，至能合銅錫為青銅，乃別為銅器時代也。銅器時代，人以農牧為生。有氏族，新石器時代行圖騰制。宗教亦有統系，前此行雜亂之拜物教。人群之規制稍備矣。文字之興，實在新石器時代之後。故石器時代，適為先史時代，銅器鐵器時代，適為有史時代也。以上所論，皆據歐洲考古學家之說，吾國發掘之業，方在權輿，自不能不藉助他山，以資推論。然人群進化，異地同符，銖銖而較之，一若不勝其異。苟略其細而觀其大，自有一致百慮，同歸殊塗者。觀其會通，與曲說附會，相似而實不同，固不可以不辨也。 吾國發掘所獲遺蹟，當列舊石器時代者有五：曰周口店，略視墨斯靈梯期。曰河套，民國十二年（1923），德日進（PèreTeilharddeChardin）、桑志華（PèreE.Licent）所發掘。一為無定河。一為寧夏南之水洞溝。案此外甘肅東境，山西、陝西北境，亦有零星舊石器。曰周口店之上洞，皆在舊石器後期。河套遺蹟較古，蓋在後期之始。上洞骨器製作頗精，飾物技藝亦優，當在後期之終，於黑龍江呼倫之達賴湖為近。亦德日進、桑志華所掘。達賴湖及廣西桂林武鳴遺蹟民國二十四年（1935），楊鍾健、裴文中與德日進同掘。皆在尾舊石器時期。然武鳴有一石器步日耶（H.Breuil）以為系屬重製，則其前，尚當有更古之舊石器時期也。新石器時代，甘、青及河南遺蹟，安特生分為六期：曰齊家期，約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曰仰韶期，自三千二百年至二千九百年。曰馬廠期，自二千九百年至二千六百年。 為新石器及石銅過渡時期。曰新店期，自二千六百年至二千三百年。曰寺窪期，自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年。曰沙井期，自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則入銅器時期矣。銅器時期，南方似較北方為早。良渚錢山漾，皆有粗製石器。錢山漾尤多。而古盪有孔石斧，似用鐵器旋轉而入。又多石英器，其質甚堅，非金屬不能穿鑿，則已在石銅兼用之期。可見南方文化，歷時甚長。惜乎發掘不多，時代尚難推斷。然北方之知用銅，系由南方傳授，則似無可疑者。殷人起子東南，已如上章所述。殷墟銅器，據地質調查所所化驗，含錫逾百分之五；中央研究院所化驗，含錫逾百分之十；其為青銅器無疑。日本道野松鶴，分析其若干種，以其中不含錫，指為純銅器時期（copperage）。梅原末治則云：其中雖不含錫，而含鉛、鐵、砒素頗多，兵器則仍含錫。然則他器之不含錫，蓋由中原錫少而然。抑銅錫器之始，必用為兵，久之乃以為他器。殷墟之兵，文理悉類鼎彝，蓋非以資實用，則其進於銅器時代久矣。見所著《中國青銅器時代考》。胡厚宣譯，商務印書館本。予案《越絕書》載風鬍子之言，謂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又載薛燭之言，稱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見《外傳·寶劍篇》。則石銅二器之遞嬗，昔人早已知之。33南方所用者，確係鉻合銅錫，亦無疑義。《史記·李斯列傳》，斯上書諫逐客，雲「江南金錫不為用」，亦可見南方制器，兼用銅錫。古書皆言蚩尤制兵，雖不審諦，要非絕無根據。然則南方之知用銅，尚在黃帝之先。夏以後，其技乃稍傳於北，故有鑄鼎象物之說。《左氏》宣公三年。黃帝與禹，年代皆略有可考，則南方之知用銅，其年代亦可微窺也。今安陽之小屯村，十七年（1928）後，中央研究院陸續發掘。地質凡分三層：下層為石器，中層為石銅過渡之期，上層為銅器。歷城之城子崖，地質亦分二層：下層為新石器，上層為銅器。小屯殷墟，城子崖為譚國故址，則銅器之傳布於河域，年代又略可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