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 ·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

一 愛米麗·格里爾生小姐過世了，全鎮的人都去送喪：男子們是出於敬慕之情，因為一座紀念碑倒下了。婦女們呢，則大多數出於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內部。除了一個花匠兼廚師的老僕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誰也沒進去看看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過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當年一條最考究的街道上，還裝點著有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風格的圓形屋頂、尖塔和渦形花紋的陽台，帶有濃厚的輕盈氣息。可是汽車間和軋棉機之類的東西侵犯了這一帶莊嚴的名字，把它們塗抹得一乾二淨。只有愛米麗小姐的屋子巋然獨存，四周簇擁著棉花車和汽油泵。房子雖已破敗，卻還是桀驁不馴，裝模作樣，真是丑中之丑。現在愛米麗小姐已經加入了那些名字莊嚴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們沉睡在雪松環繞的墓園之中，那裡儘是一排排在南北戰爭時期傑弗生戰役中陣亡的南方和北方的無名軍人墓。 愛米麗小姐在世時，始終是一個傳統的化身，是義務的象徵，也是人們關注的對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鎮長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婦女不系圍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應納的稅款起，期限從她父親去世之日開始，一直到她去世為止，這是全鎮沿襲下來對她的一種義務。這也並非說愛米麗甘願接受施捨，原來是沙多里斯上校編造了一大套無中生有的話，說是愛米麗的父親曾經貸款給鎮政府，因此，鎮政府作為一種交易，寧願以這種方式償還。這一套話，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樣頭腦的人才能編得出來，也只有婦道人家才會相信。 等到思想更為開明的第二代人當了鎮長和參議員時，這項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滿。那年元旦，他們便給她寄去了一張納稅通知單。二月份到了，還是杳無音信。他們發去一封公函，要她方便時到司法長官辦公處去一趟。一周之後，鎮長親自寫信給愛米麗，表示願意登門訪問，或派車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卻是一張便條，寫在古色古香的信箋上，書法流利，字跡細小，但墨水已不鮮艷，信的大意是說她已根本不外出。納稅通知單附還，沒有表示意見。 參議員們開了個特別會議，派出一個代表團對她進行了訪問。他們敲敲門，自從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開授瓷器彩繪課以來，誰也沒有從這大門出入過。那個上了年紀的黑人男僕把他們接進陰暗的門廳，從那裡再由樓梯上去，光線就更暗了。一股塵封的氣味撲鼻而來，空氣陰濕而又沉悶，這屋子長久沒有人住了。黑人領他們到客廳里，裡面擺設的笨重家具全都包著皮套子。黑人打開了一扇百葉窗，這時，便可看出皮套子已經坼裂；等他們坐了下來，大腿兩邊就有一陣灰塵冉冉上升，塵粒在那一縷陽光中緩緩旋轉。壁爐前已經失去金色光澤的畫架上面放著愛米麗父親的炭筆畫像。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我們眼看著那黑人的頭髮變白了，背也駝了，還照舊提著購貨籃進進出出。每年十二月我們都寄給她一張納稅通知單，但一星期後又由郵局退還了，無人收信。不時我們在樓底下的一個窗口——她顯然是把樓上封閉起來了——見到她的身影，像神龕中的一個偶像的雕塑軀幹，我們說不上她是不是在看著我們。她就這樣度過了一代又一代——高貴、寧靜，無法逃避，無法接近，怪僻乖張。 她就這樣與世長辭了。在一棟塵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裡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個老態龍鐘的黑人。我們甚至連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從黑人那裡去打聽什麼消息。他跟誰也不說話，恐怕對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於長久不用變得嘶啞了。 她死在樓下一間屋子裡，笨重的胡桃木床上還掛著床帷，她那長滿鐵灰頭髮的頭枕著的枕頭由於用了多年而又不見陽光，已經黃得發霉了。 五 黑人在前門口迎接第一批婦女，把她們請進來，她們話音低沉，發出噝噝聲響，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掃視著一切。黑人隨即不見了，他穿過屋子，走出後門，從此就不見蹤影了。 兩位堂姐妹也隨即趕到，他們第二天就舉行了喪禮，全鎮的人都跑來看看覆蓋著鮮花的愛米麗小姐的屍體。停屍架上方懸掛著她父親的炭筆畫像，一臉深刻沉思的表情，婦女們唧唧喳喳地談論著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還穿上了刷得很乾淨的南方同盟軍制服——則在走廊上、草坪上紛紛談論著愛米麗小姐的一生，仿佛她是他們的同時代人，而且還相信和她跳過舞，甚至向她求過愛，他們把按數學級數向前推進的時間給攪混了。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們看來，過去的歲月不是一條越來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廣袤的連冬天也對它無所影響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來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樣，把他們同過去隔斷了。 我們已經知道，樓上那塊地方有一個房間，四十年來從沒有人見到過，要進去得把門撬開。他們等到愛米麗小姐安葬之後，才設法去開門。 後來我們才注意到旁邊那隻枕頭上有人頭壓過的痕跡。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上面拿起了什麼東西，大家湊近一看——這時一股淡淡的乾燥發臭的氣味鑽進了鼻孔——原來是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髮。 （楊豈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