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理論 · 附錄三

「朝會」上的講話（選錄八則）　——1933年前後講于山東鄒平鄉建院研究部 朝會的來歷及其意義 講到朝會的來歷，就要談到我的生活。大體上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九歲為一段落。此段落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歲以後重轉回人世的路，一直到現在。二十九歲那年，在濟南教育廳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時已在北大講過），民國十年付印，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說到求友；在結論中又曾說到我的主張和希望——要復興古人講學之風，使講學與社會運動打成一片。近十數年來我就是如此做，從那時（民國十一年）起也就有了許多朋友跟我在一塊。於是我的生活幾乎是成了兩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員，一面是朋友團體之一員。朋友們在一起相處，雖然是一種團體生活，但沒有什麼會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來共相策勵，每日只是讀書，講一講學問。民國十三年，我辭去北大教職，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辦高中，後來又辭職回北平，高中學生即有一些隨著我們到北平的。 在北平師生共約十人，我們在什剎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會自那時就很認真去做，大家共勉互進，講求策勵，極為認真。如在冬季，天將明未明時，大家起來後在月台上團坐，疏星殘月，悠懸空際，山河大地，皆在靜默，惟間聞更雞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興起，特別的感覺心地清明、興奮、靜寂，覺得世人都在睡夢中，我獨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責任之重大。在我們團坐時，都靜默著，一點聲息皆無。靜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這樣靜默有時很長，最後亦不一定要講話，即[使] 講話也講得很少。無論說話與否，都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就是在這時候反省自己，只要能興奮反省，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可寶貴的一剎那。 民國十七年我在廣東接辦省立第一中學，朋友團體也隨著到了廣東，當時我同黃艮庸先生等擬了許多辦法，都是與其他學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緊者有五點，現在鄒平還保存有兩點，即朝會與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創辦河南村治學院，其學則是我擬的，內容大多是從那邊——廣東一中轉來的。現在鄒平則又是從河南轉來的。 在第一屆研究部時，朝會每由我來講話，初時都作靜默，要大家心不旁騖，講話則聲音低微而沉著，話亦簡切。到後來則有些變了，聲音較大，話亦較長。但無論如何，朝會必須要早，要鄭重，才能有朝氣，意念沉著，能達入人心者深，能引入反省之念者亦強。 以出家的精神做鄉村工作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沉淪於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現在我來做鄉村運動，在現在的世 界，在現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離開了朋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裡去般地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的占據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 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人仍占在他的心內。在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做鄉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激動，這樣決心，自動發願出家；如果那樣的出家，等於未出家，他雖出了家，不過隨隨便便念念經，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樣的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生活。如果鄉村運動者不是自動出家，在內心並沒起了激動，仍系鬼混度日，這是最冤枉最無味的生活。如果我們真是發願而來，我們應當真的像和尚一樣感到孤獨，常常念著眾生，常常念著一件事，常常像要解決一個很急切的問題似的。（我在二十歲時曾經想出家，後來沒有；可是到現在還常常覺著出家的味道。）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塗，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塗時便恍惚忘記了。這隻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 如果不是真想干，乾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麼應該很深沉的內決於心，雖有時糊塗恍惚，也可覺醒的。 言志 今日早晨想到《論語》上「盍各言爾志」一句話，現在就言我之志。「你的志願何在？」如果有人這樣問我，那我可以回答：我願終身為民族社會盡力；並願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在這混亂的中國社會，無論在思想上，在事業上，都正是彷徨無主的時候。這時候做人最難有把握，有腳跟。常見有許多人，在開頭的時 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後來每每失去了社會的信任，促使社會益發入於混亂。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必須有人一面在言論上為大家指出一個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為上大家都有所信賴於他。然後散漫紛亂的社會才仿佛有所依歸，有所宗信。一個復興民族的力量，要在這個條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會多年來所需要者唯此。 八十年來，中國這老社會為新環境所刺激壓迫，而落於不幸的命運，民族自救運動一起再起，都一次一次地先後失敗了。每一次都曾引動大家的熱心渴望，都曾漲到一時的高潮，但而今這高潮都沒落了，更看不見一個有力量的潮流可以系屬多數的人心，而卻是到處充滿了灰心、喪氣、失望、絕望。除了少數人盲目地干而外，多數人無非消極鬼混，挨磨日子，而其實呢，中國問題並不是這樣一個可悲觀的事。悲觀只為蔽於眼前。若從前後左右通盤觀測，定能於中國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數人蔽於眼前，沒有這眼光罷了！我是對中國前途充滿了希望，絕對樂觀的一個人。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氣，是自信，是興趣，是熱情。這種自信，並不是盲目的、隨便而有的，這裡面有我的眼光，有我的分析與判斷（我講的《鄉村建設理論》便是這個，不復贅）。我是看到了前途應有的轉變與結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為從事實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們所應走的而惟一可能的方針路線（鄉村建設）。我的自信不難成為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氣可以轉移大家的灰頹之氣。大概中國社會不轉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氣之時，則中國將永遠沒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最後潮流畢竟是到了！我們就是要發動這潮流，釀成這潮流！這方向指針我是能以貢獻給社會的——我充分有這自信。單有方向指針還不夠，還須有為社會大眾所信託的人格，為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做一個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 發心與立志 許多人都覺得近來生活不安，我亦時常有此感覺。因此我知道一般人思想之雜亂、心裡之不純淨，真是很難辦的事！人多半都有種種私慾私意，要這個，要那個；本來我們的心量已經十分渺小，這麼一來就更危險，怕更沒有力量來干我們的事業了。古人有言：「知病即藥！」現在讓我指點出來，使大家知道自己心雜無力即病。然後才可望自覺醒警惕！ 我聽說有幾位同學讀佛書。我對於佛學前曾稍作探究。佛家的徹始徹終便是發心——發菩提心。發心是什麼？這味道非常深醇，頗難言說。蓋所謂發心，不但是悲，且是智慧的；他是超過一切，是對眾生機械的生命，能有深厚的了解原諒與悲憫，而要求一個不機械的生命。儒家也是要求一個不機械的生命，但與佛家不同。儒家亦有徹始徹終的一點，在立志。然儒家的立志與佛家的發心其精神意味則不同：佛家是原諒與悲憫，而儒家則是剛正的態度。這二者內里自有彼此相通的地方。所以終極都是一個自由的活潑潑的有大力量的生命。 我們都是力量不夠的人，要去可憐旁人，先須可憐自己。如何可憐自己？就是須培養開發自己的願力（發心與立志都是願力）。怎樣開發？要在當初動念幹這個鄉村運動的地方去找，去反問自己為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為何又在彼時真切？這樣能將原來的真情真願因反求而開大。當痛癢惻隱之情發露時而更深厚之，擴充之，則正念有力，雜念自可減少。唯有願力才有大勇氣，才有真精神，才有真事業。不論佛家儒家皆可，但須認取其能開發我們培養增長我們力量的那一點。我們只有努力自勉，才能完成我們偉大的使命！ 真力量要從鄉村醞釀出來 民族自救運動之對固有文化起反感，是一定的，沒有法子不這樣。開頭大概非起反感不可，慢慢地再折回來。這原因就是我常說的，中國文化到了清代已僵腐，內容很不行，完全失掉了中心信仰——人類精神；因之禮教成了硬殼，硬固的虛假，對於自己的真精神沒用把握，胸中無主，所以才盲從地跟著外來的走。聰明活潑的人，拿了中國與西洋比較看，就一定討厭中國固有的；但如果這個人不墮落，過幾年他總會漸漸明白中國固有文化是深不是淺，是成熟不是幼稚。雖也許有人，對中國固有文化，覺得很有把握，很固執著，但也沒用。因其拒絕新潮流，終是沒法固拒的。非等到社會轉變，轉到大家都有覺悟時，沒有辦法。言覺悟自然要天資高的才能。但我說這覺悟，不是就個人說，是就社會說。這種覺悟恐怕不在大江及沿海地方，大約先在內地發動，要比較心氣從容一點的人才可以見得到。中國問題已十分嚴重，怎能不著急！可是心急的人，決不會發生覺悟。完全頑痹的人自然也不行。我於「一·二八」之後到滬杭去，見上海生活老是匆匆忙忙的；這樣恐終不會發生真的覺悟。因為他老要求一快的辦法，越要求快越沒有辦法。因他對這個「文化病」完全不了解。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內地鄉村社會中慢慢地醞釀，才能發生大的力量，而後再影響於都市。 幫助理性開發的是經濟 社會上許多罪惡，都是從種種條件之下形成的。單去責罰一個人或一部分人，也可說是愚蠢。 殺人是現在的制度，此制度在現在尚屬必要。此必要雖並無道理， 尚無他法可以更換替代。我曾說過，沒有一種可以稱為好的制度，只有一種比較合適可行的制度。我們不能因其是好制度，就用得上他，同時也不能因其不好而可以隨意擯棄他。制度的形成乃出於一種必要。捉到土匪不殺而教育他，感化他，當然比較好。可是為什麼不用一個好的法子，而倒用一個不好的法子呢？這就是人命在現在尚不值這麼些錢——這是一句真的話。所謂殺人是現在制度的必要，沒有旁的，為求社會的安寧，而又要省事合算，在現在沒有比用槍斃的法子能更省事合算的了。省事合算是一個無道理的道理。那麼，現在省事就是道理，就是很有力的道理了！這社會在今日真不知為省事曾抹殺過多少道理！ 殺人是制度，不單指刑法，並包含戰爭。羅素曾說，戰爭在現在可算一個制度。因人類到現在全承認以戰爭解決問題。以戰爭解決問題，頂不合道理，天下簡直沒有比這更不合理的；然戰爭卻成了公認的辦法，為現行制度之一。在我並不相信戰爭在人類為不可少，殺人為不可少；我正是相信戰爭殺人在將來必是可少的。他的存在並不是我願意。但是，在先他並不必因為我願意而存在，今後也並不會因我不願意而不存在。 有人誤會我反對物質文明，反對工業；我安有此意。我對物質生產增加和生產技術改進，原是看得很重要的。我所以看重它的意思，則在於非這樣不能給我們挪出更大的閒空，非這樣不能使文化更日進於高明。大概經濟越發達，社會越進步，對一切問題越可以採用細緻的辦法。亦即是理性的解決辦法細緻的辦法，是從富力增進來的。唯有富力增進，可以用教育代替殺人打人等辦法。到那時人命才值錢。 經濟的進步，我們看得很重；唯有經濟進步，才讓我們的生活能更合理。 人類雖是理性動物，但理性之在人類，不論其在個體生命或社會生命中，其開發都是漸次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制度，也是要漸次的才能入於一種合理的安排，即漸次的把理性開發出來。而能幫助理性開發 的，則是經濟。 制度與經濟 本來一個社會的制度，就是為事實而想的辦法，故必事實到了那一步之後，才能產生那新的制度 。中國現在卻是不幸得很，因為他的制度，並不是依事實才想出的辦法，反都是忘記了自己的事實，僅看見他國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備之設施等——便想全盤採用，希望能突然湧現出新制度來，那怎能成功呢？要想一個新制度成功，非先從造成新的事實上著手不可 。例如經濟是事實的主要部分，是事實的骨幹，想有公共組織，必先使其經濟生活的關係能達到公共聯合的地位而後可。若各自謀生，沒有什麼關係，則公共組織便不會成功。因為經濟進步，能使人的物質生活，越來越相關聯而不能分開；並且因生活上的連帶關係，遂相隨而發生政治上的公共組織。總之，經濟上越分業越進步，分業越多，則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離者亦愈甚，亦即是社會關係密切的程度相隨而加高，有如密織之網。既集眾人於一塊，故須有公共組織以解決公共問題，而後公共組織於焉以成。反過來說，中國以前社會之所以散漫，雖有文化上其他因素，亦是經濟上未進步到需要公共組織。還有經濟進步然後人民才有餘裕來參加政治。如此，新的行為習慣才能漸漸養成，而新的制度亦隨之成立。由此可知，今日應注意者，端在新經濟如何形成之一點上。 鄉村建設的辦法，較之歐洲則更進一步。歐洲經濟之發展，是從個人本位，自由競爭來的，以至鬧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政治經濟兩面不相應。我們今想從合作主義入手來謀經濟上團結自衛；從合作組織來引發地方自治。這便是從經濟組織引入政治組織。一則由於農民與工商 業者不同；農民需要合作，工商業容易走入競爭。二則我們在國際經濟侵略壓迫下，不得不聯合自衛。且不如此，則人民對於政治不感覺需要，所謂組織，便將無從組織起。由生計問題將農民牽引到一塊，由新經濟之促進，使人民感覺新生活之需要，則此後對於一切行政教育建設諸問題，自會去找；不用催迫，自然會要求參與實行，或比別人替他想得更為周到。孫中山先生遺教所說的「地方自治體不止為一政治組織，且亦為一經濟組織」，要由此才得實現。如此之進步是自己真進一步。所謂因下層需要而發動的建設，事權將始終是握在下層，可以免卻近代國家的一切危險毛病。 農民運動與合作 現在世界完全不能再走從前普通的路子，非給大多數人解決問題不行了！中國的大多數人是農民，誰要解決中國問題，誰都得做農民運動；不做農民運動是糊塗的。什麼是農民運動呢？從他的目的一面說，就是謀農民的利益；從方法上說，就是要組織訓練農民，啟發農民自己的力量，使農民自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單是對他同情是不夠的；我們替他們來做是不夠的；以多數人的利益為心也是不夠的。要緊的不是心，而是手的問題。不應僅是經過我們的手，來達到農民的要求，必須用農民自己的手來達到農民自己的要求。 有的人做農民運動，所見稍偏。他們把農民利益過分看重在物質上，如租金、工資、土地等，於是他們的辦法，總是在謀減租、加工資而少做工等等。除將來土地問題解決，根本消除佃農、僱農外，在眼前專門唆使農民爭減租金一類舉動，是不相宜的。農民問題要放在中國問題內來解決，而中國問題天然不是鬥爭可以解決的。因此，做中國農民 運動，須另具眼光，與在其他社會不同。我們即為農民打算，他的利益，亦不單在那些物質上，物質只是與利益有關而已，非物質即利益。利益是什麼？利益就是好處，能增進人生趣味者，便是好處。人生缺乏物質，當然不行；然就以錢多，不做事，為人生樂趣，則是錯誤。——這或者適足以減殺人生樂趣。人生樂趣何在？人生樂趣有兩點： 一、和氣彼此感情好，彼此能敬愛，大家都忘了自己，融成一體之情。 二、創造，說得平常些就是努力，用我們的身體或心思向前去干一些事情，於工作上有自得之樂。 若通俗點向農民說，就是和氣與勤勉；說創造恐怕他不懂。試且看有錢的人家，骨肉不和，四體不勤，到底有什麼樂趣呢！反之，如果「家貧出孝子」，雖無錢而家庭和睦，人人勤勉，則人生趣味正在其中。社會亦同家庭略相仿，不要關係惡化。尤其中國北方之一鄉一村，真仿佛一個大家庭一樣；分化鄉村而鬥爭於其間，與鬥爭於家庭差不多的。減租原是應該的，但若只見租金多少，不顧人情，太傷和氣，恐其得不償失。大約在中國農民運動中，應以合作運動為主。我們想從增進他的和氣，以做到生活上種種合作。好多事情都可以合作；合作不應單屬於經濟的範圍。合就是和氣，作就是創造。由此合作，以謀進一步的人生樂趣。